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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让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加快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同时加强民主监督，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让权力和职责各归其位
SARS突然降临，整个社会系统就像突然被切开了一个横断面，暴露无遗。刚刚走马上任的新政府来不及喘息，就不得不在世界的注目下，紧张迎考。随着危机的逐渐消除，我们又如何评价SARS危机中新一届政府的作为？SARS之后，新一届政府下一步要如何走？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为新政府迎考打分
《经济》：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SARS危机中的表现？
杜钢建：SARS危机中，政府的应对过程以4月20日为界限，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管理过程中反应迟缓，无论是采取措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还是政府内部的协调，都表现得迟缓，这反映出初期政府经验不足，也暴露出行政管理体制很多弊端。
我国行政体制的弊端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这“四化”弊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全部暴露出来了。SARS危机前期的问题，首先是要不要全面准确公布疫情的问题。这一时期，国内外对政府的应对都不满意，也造成了社会恐慌，包括广东的抢购乃至北京的抢购，都与管理有关。从社会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政府管理中最大的问题是对公众的知情权没有保障，没有充分对外发布信息。
第二阶段，政府管理做了很多调整。4月20 日下决心处理了两位正部级干部，接着各方面行动起来，应急机制在20天内连升三级，先是疾控中心负责，然后卫生部负责，直到中央政府成立指挥部，这样促使整个应急系统迅速建立。
SARS危机的转折点就是4月20日的罢官，效果空前，紧接着不到20天内，全国各级政府又处理了120多名失职干部，最近这几天对干部的检查又加速，湖南一省就处理了两百多个。对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的干部进行大规模的处理以后，各方面情况就好多了，可以说是措施有力。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很多措施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抓紧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条例出台，危机处理机制就确定了下来，权限明确，各级领导法律责任明确，震动很大。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一点，一方面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但是另一方面各地措施又五花八门，过滥、过重，过度。没有行政权力的单位也开始滥用政府权力，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了影响。
《经济》：一些国外媒体评价说新政府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思路，您怎么看？
杜钢建：的确是这样。过去渤海沉船事件、大兴安岭大火等很多事件都在事后追究领导责任，但是这次不同，政府坚决果断，迅速派出几十个督察组，发现问题立刻处理干部，湖南一下子就处理200多名干部，这样大的力度，中外都震惊，这反映了新领导班子的风格——务实、干练、果断，严肃吏治让大家感到有信心。
其次，令中外都感到兴奋的是信息披露，政府学会了如何披露信息，政府开始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第三，政府行动迅速。4月20日以后，各个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调整非常快，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SARS危机是否还暴露出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一些其他问题？
杜钢建：很多问题。例如，我们的社会空间太小了。政府的很多职能本来应该由社会承担，现在政府很多工作都停下来来应付SARS，这是不正常的。其实，例如数据搜集这些工作应该依靠中介组织，国外卫生系统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目前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团不到3000个，法治国家都是几百万，那样社会管理才不会出现真空。
再如社会保障系统，问题也非常大，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13亿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系统，而且城乡分割严重，以户口为标志造成城乡割据，农民工在城市里做贡献，却不能享受城市的保障，所以危机发生后，出现了外来人口盲目流动的状况
SARS敦促政府改革
《经济》：SARS危机中处理了大批的干部，保证了政令畅通，但是靠大规模处理干部来保证政府效率总是令人担心，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管理系统有隐疾，SARS之后会不会又回到从前的状态？
杜钢建：政府之所以能有效控制SARS危机，有几个因素，一是整肃吏治，二是取得社会的理解支持，三是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四是国际的合作。这其中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必须加强开放的速度，要用开放来促进改革。SARS事件中也是以开放促改革，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危机的处理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入世也是以开放促改革，所以中国要发展，一定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内的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结合来促进改革。
《经济》：SARS危机留给中国政府哪些启示？
杜钢建：一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处理这么多干部，为什么这么多问题暴露出来，如果没有蒋大夫，SARS不知还要拖到什么时候，这是体制的问题。
第二，加强民主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要到位，外部的监督也要加强，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没有声音？有没有提出罢免案，有没有提出要进行调查？此外，社会监督哪里去了，社会公民群体的监督也没有到位，媒体的监督也没有到位，甚至很多媒体前一段时间扮演了民族主义者的角色，和外国舆论打仗，说人家存心不良。这四方面的监督没有发挥到位，根本原因是什么，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革。
第三，要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理顺政府职能，抓紧修改政府组织法，健全政府组织法体系。目前只有《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远远不够，各个部委都应该有组织法，职能职责都应该从法律上明确。现在中央和地方没有明确的界限，地方政府除了没有国防外交的职能，其他都具备，辖区内经济文化什么都能管，所以实际上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中央大量侵占地方的权力，地方也大量侵占中央的权力。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必须按照十六大的规划，二十年后中国建成法制国家，建成法制政府，法制政府的标志是县市乡镇应该自治，地方事务在地方政府辖区内应有自主权，这样可以迅速决策，地方决策权靠什么约束--地方民主。
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
《经济》：现在有猜测说，SARS之后，中国有可能要成立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
杜钢建：这个问题以前就考虑过。在制定食品药品监管局的三定方案时，就考虑到要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应急机构，而且应该是常设机构，SARS发生后，大家开始感觉到应急问题国务院要常备不懈。要有一套系统，包括危机信息、危机资源、危机协调的系统，不论发生什么危机，都应该能够回应。所以很多人倡议成立国家危急管理委员会，但是还没有确定，要等到全国人大《危机处理法》出台后。
《经济》：按照设想应该是什么样的架构？
杜钢建：国家成立危机管理委员会，各省也要有机构，二级管理体制，规模不用很大，精简高效。危机管理委员会级别要比各部委级别高，至少高半个格，甚至委员会主任要由总理、副总理来兼，这样才便于协调。这是下一步机构改革应该考虑的问题。国家这么大，不知道有多少危机。美国科学家又在断言，SARS之后还会有其他疾病爆发，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从人口、环境等因素来考虑，已经到了疾病高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