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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危机重重、风云迭起，难道“狼”真的来了?
在国际经济环境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前10个月进出口额近3万亿美元，超去年全年。其中7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达314.8亿美元，为自2009年2月以来的新高。
基于此，业内人士相继发出了预警信号：当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远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干预，逐步降低该差额。原因很简单，大量的外汇盈余通常会导致国内市场上的货币投放量增加，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面，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推倒了”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四个欧元区国家，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摇摇欲坠”，成为了欧盟新的“忧患”，它目前的债务总额是爱尔兰和希腊债务总和的两倍，与意大利一样都是欧盟“大到救不起”的国家。
情况真的很严重吗?其实不然。“这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机遇。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应趁机迅速转型，改变原有的以房地产投资等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转为以实业为主，大练内功的时刻到了。”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费一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表示，实业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机”，绝不是房地产。
外贸订单大幅减少
今年以来，在上海一家外贸企业工作的王小姐明显感觉到：外贸订单骤然减少了。不仅如此，中国今年整体贸易订单额都不尽如意，这不免令人担忧。
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顾春芳了如指掌，最近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她一针见血地说，“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中国出口订单大幅减少，产品出口受阻。”
同时，她进一步分析，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钢铁、纺织、轻工等行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汽车、船舶等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部分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部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相对软弱，需要加快赶上。现阶段，中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面临较大的挑战，出口订单量的减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摩擦也增多。
按照惯性思维来理解，中国贸易订单量的减少，是否意味着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答案恰恰与想象相反。“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到欧洲等国家的贸易额减少，这仅局限欧洲和日本地区，并非全球范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国经济正在从次贷危机中逐渐恢复过来、正处于复苏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额几乎已经反弹到危机前的水平。”为此，费一文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目前东南亚、南非、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进口量迅猛增加，外贸企业应该乘势调整经营策略，抓住这块朝阳市场的新机遇。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这正是转型发展的最佳时机。“趁着欧债危机将持续低迷、美国经济也还未完全恢复，中国企业应该及时进行结构转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费一文举例说，2007年底，他和同事们曾预测美国金融危机将在3年内影响世界贸易经济，并将此形成书面报告上交至中国商务部。但没有想到，实际结果比预测的更糟糕。直至如今，欧洲市场长时间都无法吸引外来资金、日本经济也持续低迷，种种迹象都表明，世界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费一文继续分析，如果经济政策不出现大的错误的话，仅从数量上来说，预计中国只需花费8-9年的时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但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GDP仍很低，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中国的企业产品仍以低端为主、质量良莠不齐，实体经济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大批资金都集中在房地产业，而流入实业的资金实在太少，造成房产泡沫较大，成为中国经济中畸形组成部分，这肯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他建议，目前国家应该积极引导企业资金注入实体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譬如，温商出逃事件就折射出了中国企业显著的劣势：投机性强、“游击队式”经营模式，急待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结构，而不是仅通过“输血”方式救市，结果治标不治本。当然，经济结构调整并不会一帆风顺，长痛不如短痛，调结构的目的是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对企业有利无弊。“输血”式的救助只能提高转型成本，不利于长期发展。多位专家预测：
全球经济将长期低迷
当然，外贸订单的大幅减少，与欧洲债务危机不无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个“拐点”，经济持续发展的风光不再、步入动荡、低迷的阶段。有专家预测，欧洲债务危机将会持续10年，甚至更久。
“欧洲债务危机与上个世纪90年代欧盟疯狂扩张相关。欧盟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加至15个，然后再迅速扩张至27个，前后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如此的加速度，势必难以均衡控制。”对此，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沈大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说，欧盟扩张的速度太快，还不断向未来透支，再加上欧元区与欧盟两者既交叉又重叠，彼此利益很难统一协调，欧债危机很可能越陷越深，至少将是一场拉锯战。
沈大勇进一步解释说，政府调控经济无非采取两种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目前欧盟并没有统一的政府主体，所以根本无法对欧元进行宏观调控，再加上目前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部各自为政，大肆发行政府债券，极度透支未来，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欧盟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作为流通货币，这是欧盟实现一体化的第二步，当然还包括先前取消各国关税、统一大市场等种种举措；而第三步则是将实现政治一体化，也就是说要拥有统一的政府，显然这暂时还无法实现。
一般而言，如果政府缺钱了，都会采取两个办法，其一是发放债券，透支未来；其二是发放货币，刺激消费，这两手必须配合好。但从目前来说，货币发行权在欧洲央行，欧盟并没有自己的政府，两者各自为政，很难谈得上互相配合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欧洲债务危机的症结较深，这也是一种实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它将是一场持久战。
对于全球未来经济的趋势，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不太乐观。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研究员薛鹤翔表示，根据权威统计数据，今年10月中国贸易顺差为170亿美元。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所面临的增长烦恼，中国出口增速在10月下滑至15.8％正是反映这一事实，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对欧盟出口增速下滑至10％以下，年内中国出口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10％水平。这与欧债危机存在一定的关系。
然而，欧债危机相比美国次贷危机，无论规模还是剧烈程度都似乎较弱，并具有某种局部性，其对全球经济的伤害不能小觑，亦不应过度 放大。全球经济增长再次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发生全球性的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则比较小。
现状分析：人民币升值或有助缓解通胀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
日前(10月11日)，美参议院通过了对一项法案投票，这项法案旨在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不禁令人好奇，人民币汇率与通胀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两者是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没有量化的证明。”费一文分析说，实际上，美国该汇率法案的政治因素更多一些。目前中国经济对汇率与通胀之间关系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前者升值、造成进口便宜；二是前者升值，造成大量的货币进入流通市场，三是两者没有太大关系。从目前来说，两者的确存有一定的关系，并不明显。
而有趣的是，费一文在调查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经济现象：中国的通胀与世界物价指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世界商品价格指数与中国的CPI指数相接近，前者影响后者。乐观地说，这说明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逐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也认为，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金融全球化环境中，国际影响有时更大。当前，外汇占款增加，成为货币扩张的重要来源。2011年上半年，央行6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达21.5％)，3次上调利率(累计0.75％)。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认为，约有1.4万亿人民币以上的法定准备金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而不是紧缩银根。
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导致成本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商品进口价格平均上涨了14.7％，其中铁矿石进口均价160.9美元一吨，原油进口均价753.8美元一吨，分别上涨了42.5％和33.5％，谷物、大豆、食用植物油的进口价格分别同比上升了43.9％、30.4％、40.3％。
值得一提人民币升值与通胀的关系，始终存有争议。薛鹤翔认为，人民币升值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因为本币升值对国内而言是紧缩性政策。短期内，中国通胀已经在10月掉头向下，预测11月通胀将回落到5％以下水平。
另外，他强调的一点是，美国给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多是出于政治诉求而非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人民币升值只会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部分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上。
未来中国：将出现结构性用工荒
放眼全球经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出口总量虽处于上升趋势，但增速将放缓。业内人士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但急需自身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其中，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会逐渐消退，不可避免地将出现结构性用工荒现象，短期内或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尤其深受一些制造型企业的青睐，这是中国传统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沈大勇向《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举例说，以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为例，大学毕业的女儿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50多岁的老母亲则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月薪4000多元的钟点工岗位，如此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而且，如今在上海有很多家庭都因找不到合适的保姆而烦恼，雇主不惜出高薪、却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家庭保姆，这就证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除了保姆、钟点工之外，在中国未来更多的中小企业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事实：结构性的用工荒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中国的用工荒现象将从数量转为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将步入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这是大势所需。”沈大勇进一步解释，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明显不够，尤其是金融机构仍缺乏合适的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需要政策给予充分的支持和调整。因结构性用工荒的出现，将会加剧就业市场的调整，出现市场“拐点”。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如何利用好这个“拐点”带来的机遇，进行体制转型或者产业升级，这将是一场智慧和资本的博弈。沈大勇呼吁，在对市场资源重新配置的同时，中国急需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的利益格局，逐步取消行政性垄断，并允许民间资本流入，由市场供求规律进行合理调节，最终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与循环。
在国际经济环境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前10个月进出口额近3万亿美元，超去年全年。其中7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达314.8亿美元，为自2009年2月以来的新高。
基于此，业内人士相继发出了预警信号：当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远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干预，逐步降低该差额。原因很简单，大量的外汇盈余通常会导致国内市场上的货币投放量增加，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面，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推倒了”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四个欧元区国家，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摇摇欲坠”，成为了欧盟新的“忧患”，它目前的债务总额是爱尔兰和希腊债务总和的两倍，与意大利一样都是欧盟“大到救不起”的国家。
情况真的很严重吗?其实不然。“这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机遇。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应趁机迅速转型，改变原有的以房地产投资等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转为以实业为主，大练内功的时刻到了。”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费一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表示，实业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机”，绝不是房地产。
外贸订单大幅减少
今年以来，在上海一家外贸企业工作的王小姐明显感觉到：外贸订单骤然减少了。不仅如此，中国今年整体贸易订单额都不尽如意，这不免令人担忧。
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顾春芳了如指掌，最近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她一针见血地说，“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中国出口订单大幅减少，产品出口受阻。”
同时，她进一步分析，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钢铁、纺织、轻工等行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汽车、船舶等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部分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部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相对软弱，需要加快赶上。现阶段，中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面临较大的挑战，出口订单量的减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摩擦也增多。
按照惯性思维来理解，中国贸易订单量的减少，是否意味着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答案恰恰与想象相反。“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到欧洲等国家的贸易额减少，这仅局限欧洲和日本地区，并非全球范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国经济正在从次贷危机中逐渐恢复过来、正处于复苏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额几乎已经反弹到危机前的水平。”为此，费一文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目前东南亚、南非、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进口量迅猛增加，外贸企业应该乘势调整经营策略，抓住这块朝阳市场的新机遇。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这正是转型发展的最佳时机。“趁着欧债危机将持续低迷、美国经济也还未完全恢复，中国企业应该及时进行结构转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费一文举例说，2007年底，他和同事们曾预测美国金融危机将在3年内影响世界贸易经济，并将此形成书面报告上交至中国商务部。但没有想到，实际结果比预测的更糟糕。直至如今，欧洲市场长时间都无法吸引外来资金、日本经济也持续低迷，种种迹象都表明，世界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费一文继续分析，如果经济政策不出现大的错误的话，仅从数量上来说，预计中国只需花费8-9年的时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但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GDP仍很低，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中国的企业产品仍以低端为主、质量良莠不齐，实体经济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大批资金都集中在房地产业，而流入实业的资金实在太少，造成房产泡沫较大，成为中国经济中畸形组成部分，这肯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他建议，目前国家应该积极引导企业资金注入实体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譬如，温商出逃事件就折射出了中国企业显著的劣势：投机性强、“游击队式”经营模式，急待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结构，而不是仅通过“输血”方式救市，结果治标不治本。当然，经济结构调整并不会一帆风顺，长痛不如短痛，调结构的目的是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对企业有利无弊。“输血”式的救助只能提高转型成本，不利于长期发展。多位专家预测：
全球经济将长期低迷
当然，外贸订单的大幅减少，与欧洲债务危机不无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个“拐点”，经济持续发展的风光不再、步入动荡、低迷的阶段。有专家预测，欧洲债务危机将会持续10年，甚至更久。
“欧洲债务危机与上个世纪90年代欧盟疯狂扩张相关。欧盟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加至15个，然后再迅速扩张至27个，前后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如此的加速度，势必难以均衡控制。”对此，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沈大勇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说，欧盟扩张的速度太快，还不断向未来透支，再加上欧元区与欧盟两者既交叉又重叠，彼此利益很难统一协调，欧债危机很可能越陷越深，至少将是一场拉锯战。
沈大勇进一步解释说，政府调控经济无非采取两种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目前欧盟并没有统一的政府主体，所以根本无法对欧元进行宏观调控，再加上目前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部各自为政，大肆发行政府债券，极度透支未来，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欧盟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作为流通货币，这是欧盟实现一体化的第二步，当然还包括先前取消各国关税、统一大市场等种种举措；而第三步则是将实现政治一体化，也就是说要拥有统一的政府，显然这暂时还无法实现。
一般而言，如果政府缺钱了，都会采取两个办法，其一是发放债券，透支未来；其二是发放货币，刺激消费，这两手必须配合好。但从目前来说，货币发行权在欧洲央行，欧盟并没有自己的政府，两者各自为政，很难谈得上互相配合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欧洲债务危机的症结较深，这也是一种实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它将是一场持久战。
对于全球未来经济的趋势，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不太乐观。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研究员薛鹤翔表示，根据权威统计数据，今年10月中国贸易顺差为170亿美元。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所面临的增长烦恼，中国出口增速在10月下滑至15.8％正是反映这一事实，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对欧盟出口增速下滑至10％以下，年内中国出口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10％水平。这与欧债危机存在一定的关系。
然而，欧债危机相比美国次贷危机，无论规模还是剧烈程度都似乎较弱，并具有某种局部性，其对全球经济的伤害不能小觑，亦不应过度 放大。全球经济增长再次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发生全球性的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则比较小。
现状分析：人民币升值或有助缓解通胀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
日前(10月11日)，美参议院通过了对一项法案投票，这项法案旨在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不禁令人好奇，人民币汇率与通胀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两者是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没有量化的证明。”费一文分析说，实际上，美国该汇率法案的政治因素更多一些。目前中国经济对汇率与通胀之间关系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前者升值、造成进口便宜；二是前者升值，造成大量的货币进入流通市场，三是两者没有太大关系。从目前来说，两者的确存有一定的关系，并不明显。
而有趣的是，费一文在调查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经济现象：中国的通胀与世界物价指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世界商品价格指数与中国的CPI指数相接近，前者影响后者。乐观地说，这说明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逐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也认为，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金融全球化环境中，国际影响有时更大。当前，外汇占款增加，成为货币扩张的重要来源。2011年上半年，央行6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达21.5％)，3次上调利率(累计0.75％)。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认为，约有1.4万亿人民币以上的法定准备金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而不是紧缩银根。
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导致成本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商品进口价格平均上涨了14.7％，其中铁矿石进口均价160.9美元一吨，原油进口均价753.8美元一吨，分别上涨了42.5％和33.5％，谷物、大豆、食用植物油的进口价格分别同比上升了43.9％、30.4％、40.3％。
值得一提人民币升值与通胀的关系，始终存有争议。薛鹤翔认为，人民币升值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因为本币升值对国内而言是紧缩性政策。短期内，中国通胀已经在10月掉头向下，预测11月通胀将回落到5％以下水平。
另外，他强调的一点是，美国给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多是出于政治诉求而非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人民币升值只会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部分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上。
未来中国：将出现结构性用工荒
放眼全球经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出口总量虽处于上升趋势，但增速将放缓。业内人士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但急需自身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其中，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会逐渐消退，不可避免地将出现结构性用工荒现象，短期内或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尤其深受一些制造型企业的青睐，这是中国传统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沈大勇向《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举例说，以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为例，大学毕业的女儿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50多岁的老母亲则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月薪4000多元的钟点工岗位，如此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而且，如今在上海有很多家庭都因找不到合适的保姆而烦恼，雇主不惜出高薪、却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家庭保姆，这就证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除了保姆、钟点工之外，在中国未来更多的中小企业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事实：结构性的用工荒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中国的用工荒现象将从数量转为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将步入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这是大势所需。”沈大勇进一步解释，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明显不够，尤其是金融机构仍缺乏合适的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需要政策给予充分的支持和调整。因结构性用工荒的出现，将会加剧就业市场的调整，出现市场“拐点”。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如何利用好这个“拐点”带来的机遇，进行体制转型或者产业升级，这将是一场智慧和资本的博弈。沈大勇呼吁，在对市场资源重新配置的同时，中国急需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的利益格局，逐步取消行政性垄断，并允许民间资本流入，由市场供求规律进行合理调节，最终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