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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湖南省委官员和三一集团高层分别证实，中共中央组织部门日前已经完成了对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人事考察，如无意外，梁将在明年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就在9月份，这位民营企业家刚刚以700亿元财富首次成为“2011年中国首富”。
首富从政，尤其是“一步登天”进入中国最高决策权力层，引发了外界的各种解读与争议——作为将是首位担任该职的民营企业家，梁稳根的华丽跨越是否预示着这一群体的地位之变?这会否成为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新模式，令权贵经济愈演愈烈?
商而优则仕
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党龄，其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共选出了中央委员204名，中央候补委员167名。
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共行使执政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国防、外交、军事等重大事务制定方针政策，决定人事安排。中央委员会通常由政府部长、各省党政首脑、大军区司令以及极少数超级国企一把手和省委副书记组成，这些委员被视为中国最有权势的高级官员群体。
现年57岁的梁稳根2004年入党，2007年成为中共十七大代表，此前还曾担任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中委或候补中委的条件视之，完全合乎条件。
在外界看来，梁稳根成为候选人，与其个人的优秀特质是分不开的。梁在中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南矿业学院(现中南大学)，并进入兵器工业部下属的洪源机械厂工作，后辞职下海创办三一重工，现时，其掌舵的三一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他低调而少争议，形象相较一些身陷早期违法积累资本的“原罪”民营企业主正面。
不过，就在梁稳根被证实即将从政之后，10月18日，有媒体质疑，三一重工全资子公司三一重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三一重机投资”)涉嫌海外避税。
根据三一重工2010年报显示，三一重机投资当年实现净利润10.26亿元。这是一家注册在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既不生产，也无实质销售，只是通过一个壳公司低进高出，把利润转移出去，然后再汇回国内，逃避国内企业所得税。据测算，如以国内高新技术企业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仅此—项将给国家税收造成1.539亿元的税款流失。此外，有人士质疑，三一重工及其高管存在将挖掘机资产“低买高卖”的嫌疑。
此前，还有网友在炒股论坛里发帖称，发现三一重工在2007年曾多次公布预增信息，而后进行大幅减持，涉嫌误导投资者操纵股价、趁机高位出货。
“红顶商人”情结自古中国的商人从政，“红顶商人”这个身份一直被津津乐道，其中以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为典型代表，政商两栖的耀眼身份，被认为是商人的成功典范。此番梁稳根也正是被如此热议。
而在梁之前，由商及政的也大有人在。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进人中共中央委员会此前并不鲜见，比如中石化前董事长李毅中、苏树林等企业家就先后出任中央部委或地方高层。但一直以来还没有人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
就民营企业家来看，在今年胡润富豪榜上的1000名企业家中，有占到总比重15％的152人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前50名中，有15人拥有国家政治身份。据统计，在所有的1000人中，有71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大连万达的王健林、泛海建设的卢志强、河北新奥的王玉锁和四川通威的刘汉元位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与此同时，包括梁稳根、沈文荣、李登海等7人则为十七大代表。此外，王健林、张近东、许荣茂等12人还兼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此外，部分企业家在地方政坛则更接近“实权”。比如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曾在1993年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随后还担任过市委副书记。重庆力帆集团的尹明善曾在2003年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而拥有65亿身家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至今仍担任浙江省政扔副主席。
权贵经济之忧
“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既表明执政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所在阶层的利益表达。”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专家认为。而有媒体则评价道，梁稳根此次华丽跨越，代表了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地位之变。
观察家分析，目前，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太多限制，在现阶段对于执政党而言，如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是关键，而此次梁稳根从政将凸显一个导向性的信号。这表明，中央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高度关注，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参政议政上，这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意义。
“梁稳根从政一事一定不能上纲上线看待”，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则认为，很多人在不了解情况时随意评论，以炒作的心态看待此事。事实上，对民营企业家做中央候补委员的动议“十七大就有了”，当时考察的是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
保育钧认为，梁稳根从政之于社会“并非新闻”。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也不会因为一两个民营企业家从政就得以改变。
而当前，很多企业家拥有公司负责人和政府行政角色的双重身份，诸多民营企业家纷纷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让外界倍感质疑。这种运作背后的实质，不仅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是为了利用身份资源进行各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权力寻租”。事实上，这种政企不分家的行为在国企与央企中尤甚。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如果梁稳根真如预期那样身份转换，他应退出企业，退出企业家的身份，梁稳根既不能是原来企业的高管，也不能再持有三一的股票，否则，就无法保证这个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市场公平。
不过，对于外界揣测梁稳根会离去，在三一重工内部并不这般认为。有三一重工工作人员对媒体称，作为三一的灵魂人物，说梁稳根会放弃三一是很不可思议的，
“媒体的有些猜测实在是离谱”。
此间，湖南省委一位官员还曾透露，不排除梁稳根转变身份后将按照组织安排在长沙市或湖南省任职从政。他表示，现在政府里最缺乏这种有大企业管理经验的领导人，梁稳根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则撰文表示，中委的头衔更多表明的是一种党内政治荣誉，虽然这种荣誉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带来实在利益，但与成为一个正式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相比，政治荣誉“虚”的成分更多一些。而政府官员则不一样，尤其是主管经济的实权高官，考虑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了。
意味深长的政治之棋?
还有海外中文媒体援引评论人士表示，简单将梁稳根从政看成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新模式，是一种误解。
分析称，中国既有的权力资本结合之路，完全表现出政治权力与体制内资本的模式，包括了国有企业资本和其他体制内人士所严格掌控的资本。权贵资本的实质，是权力依赖资本变现、资本借助权力增值，两者相互呼应，形成对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统治。认清这一点就会理解到，民营资本本身就是权贵资本最重要的统治和压制对象。因此，权力和民营资本断无从宏观政治层面结亲的理由。
如果是权力寻求同民营资本的联姻，不会以突破中央权力层面这一具有宏观意义的实权领域作为实验品，而是会从非实权部门或者层级较低的权力主体进行设计。历史上如荣毅仁家族，哪怕被中共视为最正宗的红色民营资本，其最终也只是在国家副主席的虚职上“供奉”。此番梁稳根被执政党直接拉进最高决策层，显然另有深意。
上述观点认为，这是中共一步意味深长的政治之棋，它释放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政治信号。
多年来成功的经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共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地位，但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秩序重构，进入了深水区并遭遇重重困难，中国日益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仅需要国企的贡献，更需要发挥广大民企的积极性。将梁稳根选拔进最高权力层，似有一石三鸟之功：一是可以借助梁的企业发展与管理经验，为决策层有关民企管理注人新的思想元素；二是可以安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广大民营企业层和自由职业层人士：三是将梁作为中共在民众中和世界上的形象大使，推广中共的
升明、亲民形象。
更重要的是，中共选中梁稳根，意味着中国执政党对未来的权力分享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的基本点，就是中共开始以实际行动，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予以政治认同，并赋予各阶层以政治机会，以此证明这个执政党的开放性、亲民性。
今年7月1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将民间人士梁稳根选拔进决策层，正是中共用一种新的方法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尝试。
首富从政，尤其是“一步登天”进入中国最高决策权力层，引发了外界的各种解读与争议——作为将是首位担任该职的民营企业家，梁稳根的华丽跨越是否预示着这一群体的地位之变?这会否成为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新模式，令权贵经济愈演愈烈?
商而优则仕
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党龄，其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共选出了中央委员204名，中央候补委员167名。
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共行使执政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国防、外交、军事等重大事务制定方针政策，决定人事安排。中央委员会通常由政府部长、各省党政首脑、大军区司令以及极少数超级国企一把手和省委副书记组成，这些委员被视为中国最有权势的高级官员群体。
现年57岁的梁稳根2004年入党，2007年成为中共十七大代表，此前还曾担任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中委或候补中委的条件视之，完全合乎条件。
在外界看来，梁稳根成为候选人，与其个人的优秀特质是分不开的。梁在中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南矿业学院(现中南大学)，并进入兵器工业部下属的洪源机械厂工作，后辞职下海创办三一重工，现时，其掌舵的三一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他低调而少争议，形象相较一些身陷早期违法积累资本的“原罪”民营企业主正面。
不过，就在梁稳根被证实即将从政之后，10月18日，有媒体质疑，三一重工全资子公司三一重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三一重机投资”)涉嫌海外避税。
根据三一重工2010年报显示，三一重机投资当年实现净利润10.26亿元。这是一家注册在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既不生产，也无实质销售，只是通过一个壳公司低进高出，把利润转移出去，然后再汇回国内，逃避国内企业所得税。据测算，如以国内高新技术企业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仅此—项将给国家税收造成1.539亿元的税款流失。此外，有人士质疑，三一重工及其高管存在将挖掘机资产“低买高卖”的嫌疑。
此前，还有网友在炒股论坛里发帖称，发现三一重工在2007年曾多次公布预增信息，而后进行大幅减持，涉嫌误导投资者操纵股价、趁机高位出货。
“红顶商人”情结自古中国的商人从政，“红顶商人”这个身份一直被津津乐道，其中以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为典型代表，政商两栖的耀眼身份，被认为是商人的成功典范。此番梁稳根也正是被如此热议。
而在梁之前，由商及政的也大有人在。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进人中共中央委员会此前并不鲜见，比如中石化前董事长李毅中、苏树林等企业家就先后出任中央部委或地方高层。但一直以来还没有人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
就民营企业家来看，在今年胡润富豪榜上的1000名企业家中，有占到总比重15％的152人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前50名中，有15人拥有国家政治身份。据统计，在所有的1000人中，有71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大连万达的王健林、泛海建设的卢志强、河北新奥的王玉锁和四川通威的刘汉元位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与此同时，包括梁稳根、沈文荣、李登海等7人则为十七大代表。此外，王健林、张近东、许荣茂等12人还兼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此外，部分企业家在地方政坛则更接近“实权”。比如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曾在1993年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随后还担任过市委副书记。重庆力帆集团的尹明善曾在2003年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而拥有65亿身家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至今仍担任浙江省政扔副主席。
权贵经济之忧
“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既表明执政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所在阶层的利益表达。”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专家认为。而有媒体则评价道，梁稳根此次华丽跨越，代表了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地位之变。
观察家分析，目前，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太多限制，在现阶段对于执政党而言，如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是关键，而此次梁稳根从政将凸显一个导向性的信号。这表明，中央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高度关注，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参政议政上，这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意义。
“梁稳根从政一事一定不能上纲上线看待”，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则认为，很多人在不了解情况时随意评论，以炒作的心态看待此事。事实上，对民营企业家做中央候补委员的动议“十七大就有了”，当时考察的是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
保育钧认为，梁稳根从政之于社会“并非新闻”。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也不会因为一两个民营企业家从政就得以改变。
而当前，很多企业家拥有公司负责人和政府行政角色的双重身份，诸多民营企业家纷纷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让外界倍感质疑。这种运作背后的实质，不仅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是为了利用身份资源进行各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权力寻租”。事实上，这种政企不分家的行为在国企与央企中尤甚。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如果梁稳根真如预期那样身份转换，他应退出企业，退出企业家的身份，梁稳根既不能是原来企业的高管，也不能再持有三一的股票，否则，就无法保证这个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市场公平。
不过，对于外界揣测梁稳根会离去，在三一重工内部并不这般认为。有三一重工工作人员对媒体称，作为三一的灵魂人物，说梁稳根会放弃三一是很不可思议的，
“媒体的有些猜测实在是离谱”。
此间，湖南省委一位官员还曾透露，不排除梁稳根转变身份后将按照组织安排在长沙市或湖南省任职从政。他表示，现在政府里最缺乏这种有大企业管理经验的领导人，梁稳根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则撰文表示，中委的头衔更多表明的是一种党内政治荣誉，虽然这种荣誉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带来实在利益，但与成为一个正式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相比，政治荣誉“虚”的成分更多一些。而政府官员则不一样，尤其是主管经济的实权高官，考虑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了。
意味深长的政治之棋?
还有海外中文媒体援引评论人士表示，简单将梁稳根从政看成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新模式，是一种误解。
分析称，中国既有的权力资本结合之路，完全表现出政治权力与体制内资本的模式，包括了国有企业资本和其他体制内人士所严格掌控的资本。权贵资本的实质，是权力依赖资本变现、资本借助权力增值，两者相互呼应，形成对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统治。认清这一点就会理解到，民营资本本身就是权贵资本最重要的统治和压制对象。因此，权力和民营资本断无从宏观政治层面结亲的理由。
如果是权力寻求同民营资本的联姻，不会以突破中央权力层面这一具有宏观意义的实权领域作为实验品，而是会从非实权部门或者层级较低的权力主体进行设计。历史上如荣毅仁家族，哪怕被中共视为最正宗的红色民营资本，其最终也只是在国家副主席的虚职上“供奉”。此番梁稳根被执政党直接拉进最高决策层，显然另有深意。
上述观点认为，这是中共一步意味深长的政治之棋，它释放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政治信号。
多年来成功的经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共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地位，但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秩序重构，进入了深水区并遭遇重重困难，中国日益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仅需要国企的贡献，更需要发挥广大民企的积极性。将梁稳根选拔进最高权力层，似有一石三鸟之功：一是可以借助梁的企业发展与管理经验，为决策层有关民企管理注人新的思想元素；二是可以安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广大民营企业层和自由职业层人士：三是将梁作为中共在民众中和世界上的形象大使，推广中共的
升明、亲民形象。
更重要的是，中共选中梁稳根，意味着中国执政党对未来的权力分享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的基本点，就是中共开始以实际行动，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予以政治认同，并赋予各阶层以政治机会，以此证明这个执政党的开放性、亲民性。
今年7月1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将民间人士梁稳根选拔进决策层，正是中共用一种新的方法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