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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受市場瞩目的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高层人事变动终于尘埃落定。
10月29日，官方新华社发布国务院任免消息：任命尚福林为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郭树清为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项俊波为中国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免去刘明康的中国银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尚福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吴定富的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
其中，最为公众所关心的莫过于证监会之变。现时郭树清要接管的中国证券市場，自去年以来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上证综指去年下跌了14％，今年以来继续下挫12％，而2010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10.3％，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幅亦达到9.4％，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随着郭树清新官上任，各路人马纷纷撰写“公开信”建言献策，“十大期待”、“五大建议”接踵而至，直陈中国证券市場发行、退市制度等诸多弊病。背后无不折射出对这位第六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寄予的厚望。在素有“火山口”之称的证监会主席位置上，郭树清将面临巨大挑战。
金融高层大换血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领导集中更迭，这是中国金融市場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换岗。金融高层大换血也拉开了中共十八大前人事变动的序幕。
根据中国政府的换届安排，新一届政府班底将于2012年10月召开的十八大初步搭成，而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时，所有新一届政府官员将敲定。
从上届政府到这届政府的情况看，金融领域的高级领导的更换规律一般是三分之一退居二线，超过三分之一留任至下一届，补充的新鲜血液不到三分之一。此番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均因已达官方规定的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而卸任。
“一行三会”中，目前只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保持不动。据外媒猜测，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有望赴任央行，此前早有传闻，在金融危机期间，工行在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受到高层的一致认可，亦为姜建清未来掌管央行加分。
不过，鉴于欧美债务危机正处于关键时期，63岁的周小川仍可能留任至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之时。在8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高调亮相香港，明确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并正式放行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推出沪港交易所可相互挂牌ETF基金等重要政策时，在“一行三会”统帅人物中，也仅有周小川随行赴港。
不同于“封疆大吏”——地方官员选拔的“海选制”，中国金融领域的高官选拔更注重专业性，强调财经背景和金融工作经验。像郭树清就曾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等职。
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无疑给履新的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高层带来了新的探索和考验。欧美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和深化，造成国际金融和经济前景不明、动荡剧烈。同时，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已进人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对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場体系、深化金融业市場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了新的任务。
分析称，三位新主席面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地方债务危机、新股发行改革等诸多挑战。
学者型官员
郭树清被媒体经常提及的是他“学者型官员”的特点，其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
出生于1956年8月的郭树清，内蒙古人，1974年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插队，4年之后，进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1982年大学毕业，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此后，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家于光远，专门研究比较社会主义体制。1986年7月至1987年8月，还曾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郭树清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历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组副组长(副司级)、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与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1996年2月，年届40的他被提拔为国家体改委秘书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现任中投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现任中金公司董事长)、郭树清等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1988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完成，在该课题研究中，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
公开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郭树清在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包括合著、主编)10余部。曾两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1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7月，他出任贵州省副省长。2001年调回北京，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后兼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论是作为青年经济学者，到后来的官员，再到建行董事长，其实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底子一直没有变。学者气质是他的底色，也是郭和其他领导的不同之处。”一位接近郭树清的人士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亦认为，一大批活跃在经济改革一线、具有良好理论素养的学者中，郭树清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建行IPO操盘手
2005年年初，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由于个人经济问题东窗事发，3月郭树清被任命为建行党委书记，很多人用“临危受命”来形容他的履新。
7个月后，建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IPO的国有商业银行。
此次国有银行改革被国务院领导称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当时，郭树清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认为它已经“技术性破产”，这对建行引进外资形成了不利的舆论环境。
建行当初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首选对象是花旗银行，并且在建行股改的时候花旗银行就已提前介入。郭树清接任后，在谈判桌上表现得非常强硬，由于花旗出价过低，谈判破裂，当年6月，建行宣布与花旗分手。6月17日，郭树清与美国银行董事长刘易斯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据此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首期投资为25亿美元；第二阶段将在建行海外IPO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这30亿美元总共购买建行9％的股份。而且，美国银行还保留一项特殊的期权：未来数年内可增持建行股份至19.9％。
事后的实践证明，建行引进的美国银行是中国最成功的战略投资者，它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落井下石大量抛售建行股票，并且按照协议还帮助建行完成了很多项目和培训。
业内人士指出，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和其后回归A股市場，为其他三大银行改制、上市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并为其他行改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掌舵建行的6年里，郭树清为客户和投资人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2005年准备上市时，他在建行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转型。金融危机爆发后，在2009年至2010年的巨额放贷潮中，建行的贷款增速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最低的。建行上市后的股价表现也在四大行中颇为靓丽，目前，其总市值已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球第二。
回归投资者利益保护
有过上世纪70年代插队劳动的经历，曾参与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工作，又在中国经济较落后的贵州省做过3年的副省长，让郭树清深谙中国国情；而外管局局长及之后建行董事长的经历，又让郭树清具有国际视野。分析人士表示，丰富的经验、能力及智慧，将有助于他去面对并解决中国证券市場的种种问题，推动市場健康发展。
郭树清的前任尚福林，自2002年底担任证监会主席到卸任，时长将近9年，是历任主席中任期最长的。其在职期间启动并推进了股权分置改革，此后推出创业板、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这些新业务为资本市場扩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改变中国股市“单边市”的状况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其问题也不容忽视，即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力。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就在其致新任证监会主席的信中提到，股权分置改革虽极大地保护了大股东的利益，但由于对价不足，对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明显不够，这也导致了如今限售股解禁上市对股市的冲击。又如，市場化定价发行由于不符合中国国情，导致沦为了伪市場化发行，使新股发行沦为“三高”(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发行，沦为发行人赤裸裸的“圈钱”行为。而且由于片面强调市場化发行，而不考虑市場承受能力，导致中国股市近年来的一蹶不振，使中国股市的走势不仅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基础面，甚至比金融危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中的美国股市与欧洲主要国家股市都疲软。
财经评论员侯宁也在致郭树清的公开信中称，中国股市依然存在诸如重融资、轻退市，重体系、轻监管等体制性问题。侯宁建议，要明确股市定位、提高流通股比例、完善退市制度、建立强行分红制度和解决证券市場的诚信问题等。
而正如外界所料，不到一个月时间，郭树清这位新任证监会主席三板斧砍向创业板高价发行、退市制度难产、上市公司分红意愿低三大顽疾，同时还将开启一项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银行间和交易所两大债券市場的融合。尤其是11月9日，证监会透露，将通过四项举措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包括要求上市公司树立牢固的分红意识，上市公司采取措施完善分红政策及其决策机制，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的监管，以及要求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细化回报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这一动作被市場视为郭树清走马上任后的“第一把火”。
11月18日，证监会召开媒体通气会，透露了六大组合拳。一是将推进债券市場制度规范统一和监管审核统一；二是多管齐下逐步改变高市盈率发行股票的局面；三是完善退市制度，坚决遏制恶炒绩差公司的投机行为，先在创业板探索试行退市制度改革；四是将启动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工作；五是坚定不移地打击内幕交易行为；六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协调有关方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場所。
分析指出，证监会如此高密度地针对证券市場由来已久各种主要的老大难问题表态，显然与证监会高层换届有关。在市場人士看来，新一届证监会如此高密度地释放监管信号绝非偶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上述所列的八大方向很可能将是新一届证监会未来工作优先倾斜的重点。
有评论称，归根到底，还要看郭树清能否抵挡住权贵压力和政府强权惯性，恢复证监会作为一个市場监管者的本份，市場的监管者应以市場的需要为出发点辅助市場成长，而不是以强权姿态去干预市場为其他利益服务。
10月29日，官方新华社发布国务院任免消息：任命尚福林为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郭树清为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项俊波为中国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免去刘明康的中国银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尚福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吴定富的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
其中，最为公众所关心的莫过于证监会之变。现时郭树清要接管的中国证券市場，自去年以来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上证综指去年下跌了14％，今年以来继续下挫12％，而2010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10.3％，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幅亦达到9.4％，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随着郭树清新官上任，各路人马纷纷撰写“公开信”建言献策，“十大期待”、“五大建议”接踵而至，直陈中国证券市場发行、退市制度等诸多弊病。背后无不折射出对这位第六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寄予的厚望。在素有“火山口”之称的证监会主席位置上，郭树清将面临巨大挑战。
金融高层大换血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领导集中更迭，这是中国金融市場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换岗。金融高层大换血也拉开了中共十八大前人事变动的序幕。
根据中国政府的换届安排，新一届政府班底将于2012年10月召开的十八大初步搭成，而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时，所有新一届政府官员将敲定。
从上届政府到这届政府的情况看，金融领域的高级领导的更换规律一般是三分之一退居二线，超过三分之一留任至下一届，补充的新鲜血液不到三分之一。此番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均因已达官方规定的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而卸任。
“一行三会”中，目前只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保持不动。据外媒猜测，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有望赴任央行，此前早有传闻，在金融危机期间，工行在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受到高层的一致认可，亦为姜建清未来掌管央行加分。
不过，鉴于欧美债务危机正处于关键时期，63岁的周小川仍可能留任至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之时。在8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高调亮相香港，明确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并正式放行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推出沪港交易所可相互挂牌ETF基金等重要政策时，在“一行三会”统帅人物中，也仅有周小川随行赴港。
不同于“封疆大吏”——地方官员选拔的“海选制”，中国金融领域的高官选拔更注重专业性，强调财经背景和金融工作经验。像郭树清就曾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等职。
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无疑给履新的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高层带来了新的探索和考验。欧美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和深化，造成国际金融和经济前景不明、动荡剧烈。同时，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已进人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对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場体系、深化金融业市場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了新的任务。
分析称，三位新主席面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地方债务危机、新股发行改革等诸多挑战。
学者型官员
郭树清被媒体经常提及的是他“学者型官员”的特点，其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
出生于1956年8月的郭树清，内蒙古人，1974年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插队，4年之后，进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1982年大学毕业，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此后，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家于光远，专门研究比较社会主义体制。1986年7月至1987年8月，还曾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郭树清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历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组副组长(副司级)、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与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1996年2月，年届40的他被提拔为国家体改委秘书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现任中投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现任中金公司董事长)、郭树清等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1988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完成，在该课题研究中，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
公开资料显示，自1980年以来，郭树清在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包括合著、主编)10余部。曾两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1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7月，他出任贵州省副省长。2001年调回北京，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后兼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无论是作为青年经济学者，到后来的官员，再到建行董事长，其实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底子一直没有变。学者气质是他的底色，也是郭和其他领导的不同之处。”一位接近郭树清的人士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亦认为，一大批活跃在经济改革一线、具有良好理论素养的学者中，郭树清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建行IPO操盘手
2005年年初，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由于个人经济问题东窗事发，3月郭树清被任命为建行党委书记，很多人用“临危受命”来形容他的履新。
7个月后，建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IPO的国有商业银行。
此次国有银行改革被国务院领导称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当时，郭树清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认为它已经“技术性破产”，这对建行引进外资形成了不利的舆论环境。
建行当初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首选对象是花旗银行，并且在建行股改的时候花旗银行就已提前介入。郭树清接任后，在谈判桌上表现得非常强硬，由于花旗出价过低，谈判破裂，当年6月，建行宣布与花旗分手。6月17日，郭树清与美国银行董事长刘易斯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据此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首期投资为25亿美元；第二阶段将在建行海外IPO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这30亿美元总共购买建行9％的股份。而且，美国银行还保留一项特殊的期权：未来数年内可增持建行股份至19.9％。
事后的实践证明，建行引进的美国银行是中国最成功的战略投资者，它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落井下石大量抛售建行股票，并且按照协议还帮助建行完成了很多项目和培训。
业内人士指出，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和其后回归A股市場，为其他三大银行改制、上市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并为其他行改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掌舵建行的6年里，郭树清为客户和投资人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2005年准备上市时，他在建行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转型。金融危机爆发后，在2009年至2010年的巨额放贷潮中，建行的贷款增速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最低的。建行上市后的股价表现也在四大行中颇为靓丽，目前，其总市值已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球第二。
回归投资者利益保护
有过上世纪70年代插队劳动的经历，曾参与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工作，又在中国经济较落后的贵州省做过3年的副省长，让郭树清深谙中国国情；而外管局局长及之后建行董事长的经历，又让郭树清具有国际视野。分析人士表示，丰富的经验、能力及智慧，将有助于他去面对并解决中国证券市場的种种问题，推动市場健康发展。
郭树清的前任尚福林，自2002年底担任证监会主席到卸任，时长将近9年，是历任主席中任期最长的。其在职期间启动并推进了股权分置改革，此后推出创业板、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这些新业务为资本市場扩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改变中国股市“单边市”的状况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其问题也不容忽视，即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力。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就在其致新任证监会主席的信中提到，股权分置改革虽极大地保护了大股东的利益，但由于对价不足，对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明显不够，这也导致了如今限售股解禁上市对股市的冲击。又如，市場化定价发行由于不符合中国国情，导致沦为了伪市場化发行，使新股发行沦为“三高”(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发行，沦为发行人赤裸裸的“圈钱”行为。而且由于片面强调市場化发行，而不考虑市場承受能力，导致中国股市近年来的一蹶不振，使中国股市的走势不仅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基础面，甚至比金融危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中的美国股市与欧洲主要国家股市都疲软。
财经评论员侯宁也在致郭树清的公开信中称，中国股市依然存在诸如重融资、轻退市，重体系、轻监管等体制性问题。侯宁建议，要明确股市定位、提高流通股比例、完善退市制度、建立强行分红制度和解决证券市場的诚信问题等。
而正如外界所料，不到一个月时间，郭树清这位新任证监会主席三板斧砍向创业板高价发行、退市制度难产、上市公司分红意愿低三大顽疾，同时还将开启一项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银行间和交易所两大债券市場的融合。尤其是11月9日，证监会透露，将通过四项举措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包括要求上市公司树立牢固的分红意识，上市公司采取措施完善分红政策及其决策机制，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的监管，以及要求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细化回报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这一动作被市場视为郭树清走马上任后的“第一把火”。
11月18日，证监会召开媒体通气会，透露了六大组合拳。一是将推进债券市場制度规范统一和监管审核统一；二是多管齐下逐步改变高市盈率发行股票的局面；三是完善退市制度，坚决遏制恶炒绩差公司的投机行为，先在创业板探索试行退市制度改革；四是将启动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工作；五是坚定不移地打击内幕交易行为；六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协调有关方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場所。
分析指出，证监会如此高密度地针对证券市場由来已久各种主要的老大难问题表态，显然与证监会高层换届有关。在市場人士看来，新一届证监会如此高密度地释放监管信号绝非偶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上述所列的八大方向很可能将是新一届证监会未来工作优先倾斜的重点。
有评论称，归根到底，还要看郭树清能否抵挡住权贵压力和政府强权惯性，恢复证监会作为一个市場监管者的本份，市場的监管者应以市場的需要为出发点辅助市場成长，而不是以强权姿态去干预市場为其他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