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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經济“硬着陆”风险增
今年内地經济运行前三季度逐季下行，尽管仍有9％之多，但发展速度已經放缓，且有加速下滑迹象。近日外电再发文章指未来中国經济有五成可能“硬着陆”，果真如此，将伤害本已十分脆弱的全球經济。
中国国情特殊，国际性“硬着陆”指标并非完全适用。經济学界有意见认为，中国若年均GDP增长低于8％，通胀率持续高于5％，则算是“硬着陆”。
尽管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硬着陆”出现的可能，不过时下經济界学者却多持不同观点。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中国經济“硬着陆”的风险“愈来愈大”，而且未获官方足够重视。她表示目前中国的經济内在实力并不强，后续发展能量不足，政府决策效率低，很多經济改革悬而不决。而很多中国企业，例如温州民企空心化情况严重，多数热衷投机。这加大了中国經济的风险。
中央财經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认为“硬着陆”的风险“不能排除”。中国以往的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及房地产，创新性产业投资少，贫富差距又非常大，这样无论是产业还是消费，都不具备可持续性。
国家开发银行邹鸣鸣则称，“硬着陆”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比“软着陆”的长痛要好。中国經济若“硬着陆”，就此能解决一些长期制约中国經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世界經济衰退的表现通常都是“硬着陆”，“软着陆”比较少。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则抱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經济有“硬着陆”风险，但很小。且这种风险主要来自国际，如原材料进口的不安全以及进口性通胀等。
他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以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經济发展，这种以投资带动发展的手段，中国政府运用得相当娴熟。而目前的调控是针对房地产的调整。若需要，中国仍能启动投资，推动經济继续向好。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也认为，“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强的，一旦有‘硬着陆’的苗头，扩大投资就是了，要知道地方政府的投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但现在还不能放松，控制通胀还是目前的关键”。
(作者：钟鸣九)
大陆货币政策紧转松
中国人民银行11月16日公布第三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未来将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以巩固經济平稳发展。此一说法已被视为货币政策，尤其是存款准备率有可能下调的风向球。
此外，人行对于物价调控的语气亦有所软化。在中央經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专家认为，此举是人行为放松货币政策预做准备，而可能率先实施的将是调降存准率，以此调整去年第四季以来的紧缩政策。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政策有效地令物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得到初步抑制，但未来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因此物价调控不能松懈，宏观政策将继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并根据經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华尔街日报》认为，该报告显示出人行对物价问题的语气开始出现软化，是中国政府转向更为宽松的政策立场以支持經济的最新迹象。
据了解，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0月底时就曾經表示，“将进行政策微调以支持經济成长”，被视为是中央有意放松货币政策的重要信号。而人行也随后在11月开始连续两周调降一年期央票利率，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更明文提及微调预调，显示中国政府的确有意放松对于市场资金的控制力度。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将合理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调节资金需求与投资储蓄行为，管理通胀预期，并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
分析师普遍认为，人行在今年不太可能降息，但可能调整存准率，人行现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主要是针对居高不下的物价，一旦物价明显回稳，货币政策放松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
人行抑制市场过于宽松的流动性，自去年以来已调升12次存准率，其中今年调升6次，使目前存准率达到21.5％的历史新高。若是人行选择以存准率进行货币“微调”，也形同宣告此波升息周期的结束。
中国10月份的CPI达到5.5％，连续3个月呈现下滑，被视为是經济“软着陆”的象征，国家发改委也认为后期物价涨幅将持续回落，使得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心理大幅增强。市场预估，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經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具体货币政策走向就会进一步明朗化。
胡锦涛承诺政府减少干预微观經济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中国政府将减少对微观經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胡锦涛11月12日在出席亚太經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对工商界领袖发表演讲时作出上述表示。当前中国国内许多中小企业正面临资金困难，这些企业越来越感到无法与不断壮大的国营企业展开竞争。
胡锦涛在演讲中称，中国将深化經济体制改革，改善商业投资环境。他表示，中国将按照优化结构、提高能效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經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他没有进一步详述。
当前中国正在寻求新的經济发展驱动力，在确保国内經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同时，推动經济增长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和出口驱动型逐渐转向内需拉动型。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果有限。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贸易现在仍是国内經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曾經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却成为人民币升值和货币政策收紧的牺牲品。
在进一步放开經济问题上，中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压力依然很大。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抱怨称，中国的商业环境对外资企业越来越不利。
加拿大皇家银行經济学家Brian Jackson称，胡锦涛的承诺与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經济这一总体长期目标一致。Jackson指出，胡锦涛作出这些承诺很重要，但真正落实才是困难之处。履行这类承诺将牵扯到中国政府减少对經济的控制。在大环境好的时候，中国政府也许乐于这样做，但如果全球經济形势真的恶化，他们不会愿意减少控制。他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步伐势必将取决于全球經济的强劲程度。
渣打银行經济学家李炜表示，他预计短期内中国不会推行重大改革，因为明年中国领导人将换届，新的政府班子至少在2014年之前不会提出任何改革计划。
(作者：Jean Yung、Shen Hong)
给城市贫民一个安居之所
如果有一件事令北京的领导层烦心，那就是城市的房价。根据非官方的估计，北京的住房平均价格在过去10年间上涨了5-10倍。因此，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试图解决该问题以增加其政治资本。在他的领导下，各地方政府开始为城市贫困人口建造数量空前的保障房。官员们不断声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真正能让人民得到实惠却是另一回事。
表面上看，李克强承担的压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最近几周，地方 政府争先恐后地达到今年的指标。2011年10月10日，中央政府宣布今年开工建造10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已經完成98％。仅9月份就有120万套保障房开始动工建设——超过美国去年动工建设的私人住宅数量的两倍。
中央政府此举并不只是在向穷人示好。在世界經济不景气之际，保障房项目是提振經济的有效方式。与2010年相比，今年保障房的目标增加了70％。今年3月，政府宣布要在2015年前建造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如果平均3人住在一套保障房，那所建设的新住房可以容纳英国和波兰的人口总和。
然而，一些官方报纸已对此提出怀疑。一些评论员甚至把保障房数量的激增与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提并论，那时地方政府争先恐后虚报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这种闹剧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番禺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有消息指出，仅9月份，广东报告的保障房指标的完成率从66％(国家最低水平)提升到96％，而这多亏了该省新开工的29.1万套保障房项目。新浪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许多分析家们想知道广东是否美化了数据。
明年的目标是，再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大致是去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总量)。但清华大学的郑思琪(音译)担心这轮保障房热潮是否可持续。她估计，中央政府仅支付约10％-20％的建造成本，官方消息是，建造1000万套保障房的全部成本约1.3万亿元。很明显，中央政府需要提供更多资金，郑思琪说。
9月份，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令，如果它们未能完成保障房指标，就不允许为自己建造新的办公楼。这可能会有效果，因为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打造豪华的行政中心。在十八大前夕，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加大。但长期维持这样的建设速度将不会是件轻松的任务。地方政府对中央指示經常阳奉阴违。
批评者还指出，保障房计划将主要惠及具有城镇居民户籍的本市居民。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通常很难获得其所在城市的户籍——即使他们在该城市生活多年。多数地方政府不愿放宽入户的门槛，因为如果这样做，它们就需要为这些新增户口提供全面的福利。
中央希望新的保障房计划能降低公众对房价的不满，但是即使是城市户籍人口中，许多人也对政府的努力抱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官员们发现，评估谁有资格享受保障房很难，因为许多家庭都掩盖自己的真实收入。有些质量更好的住房显然落到了不该得到它的人手中。在北京东部的一个保障房小区里，可以看到一些公寓楼周围停放的豪华汽车。附近的房产中介还挂牌出租其中的一套住房：这表明业主有一套以上的房产，而社会保障房被他(她)非法地当作自己的摇钱树。
李克强强调要确保保障房公平分配，并且还呼吁分配过程要被“被媒体和人民”监督。但他手下的官员似乎不愿意就地方政府遵守的细节提供多少有说服力的信息。正如麦格里证券报告所感叹的，“可靠的事实仍然难求”。
中国电影“软实力”建设遇挫
大家都知道奥斯卡奖。从北京到巴黎、纽约还有圣保罗，用来表彰世界最优秀电影的小金人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
尽管中国政府为在世界文化舞台占得一席之地做了很大努力，中国的金鸡奖却没有太多的影响力，提醒人们要和好莱坞抗衡仍是任重道远。
在北京力促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中，中国共产党号召提振文化产业包括电影业，以推广中国在世界的形象。
但北京试图操纵艺术发展却令很多电影制片人和专家不高兴。他们说，审查和意识形态宣传阻碍了电影界与好莱坞大片抗衡的能力。文化评论家周黎明对法新社记者说：“你不能给艺术家套上紧身衣，让他们像运动员一样去竞赛，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多样的”。
主流中国电影都需要政府批准发布，现今的电影都明显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难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最近翻拍好莱坞浪漫喜剧《女人心》的导演陈大明说，审查制度使得电影人很难去拍题材广泛的当代电影。他告诉法新社：“电影制作根本上是所有流派的大集结。没有坏人，好人也失去存在的意义，但拍一部当代电影很难，因为以犯罪为题材的电影将无法通过审查”。
即使是那些在中国成绩斐然的电影——这些电影在去年创下15亿美元的国内票房纪录，却在进军美国市场中碰壁。他们要面对字幕的障碍，但經常在此之前就被市场否决了，连一次简单的曝光机会都没有。
自从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荣获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来，华语片还未能再次讨得美国市场的欢心。2003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国大陆迄今最成功的电影出口产品，倒是再次被提名最佳外语片，但未能最终获奖。
同时，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胃口却大涨，《阿凡达》在华票房达到2亿美元以上，而2011年春季上映的《功夫熊猫2》则获得了9300万美元的票房。
为期6天的纽约中国电影节上的开幕电影是功夫偶像李连杰主演的《白蛇传说》。在中国，该电影1个月内取得票房收入2.03亿元，被戏称为中国版的“小美人鱼传说”。
但中国媒体分析家班志远(DavidBandurski)警告说：“中国电影中传统故事的题材泛滥”，并称政府部门的引导对此负有责任。2011年10月份，北京方面出台政策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而摈弃粗俗娱乐。“这么多中国电影都在说封建王朝的故事并非偶然，因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仍然强大的时候，中国恐怕会成为一个民族文物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文化丰富的国家。”
尽管如此，一些中国电影人仍自信可以在制度限制下有所作为。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钟丽芳对法新社记者说：“政府利用文化来引导民众的善恶是非观。电影是非常强大的文化工具，所以我们拍的电影必须要能做出好的示范。”
(作者：Jonathan Landreth)
今年内地經济运行前三季度逐季下行，尽管仍有9％之多，但发展速度已經放缓，且有加速下滑迹象。近日外电再发文章指未来中国經济有五成可能“硬着陆”，果真如此，将伤害本已十分脆弱的全球經济。
中国国情特殊，国际性“硬着陆”指标并非完全适用。經济学界有意见认为，中国若年均GDP增长低于8％，通胀率持续高于5％，则算是“硬着陆”。
尽管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硬着陆”出现的可能，不过时下經济界学者却多持不同观点。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中国經济“硬着陆”的风险“愈来愈大”，而且未获官方足够重视。她表示目前中国的經济内在实力并不强，后续发展能量不足，政府决策效率低，很多經济改革悬而不决。而很多中国企业，例如温州民企空心化情况严重，多数热衷投机。这加大了中国經济的风险。
中央财經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认为“硬着陆”的风险“不能排除”。中国以往的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及房地产，创新性产业投资少，贫富差距又非常大，这样无论是产业还是消费，都不具备可持续性。
国家开发银行邹鸣鸣则称，“硬着陆”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比“软着陆”的长痛要好。中国經济若“硬着陆”，就此能解决一些长期制约中国經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世界經济衰退的表现通常都是“硬着陆”，“软着陆”比较少。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则抱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經济有“硬着陆”风险，但很小。且这种风险主要来自国际，如原材料进口的不安全以及进口性通胀等。
他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以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經济发展，这种以投资带动发展的手段，中国政府运用得相当娴熟。而目前的调控是针对房地产的调整。若需要，中国仍能启动投资，推动經济继续向好。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也认为，“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强的，一旦有‘硬着陆’的苗头，扩大投资就是了，要知道地方政府的投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但现在还不能放松，控制通胀还是目前的关键”。
(作者：钟鸣九)
大陆货币政策紧转松
中国人民银行11月16日公布第三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未来将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以巩固經济平稳发展。此一说法已被视为货币政策，尤其是存款准备率有可能下调的风向球。
此外，人行对于物价调控的语气亦有所软化。在中央經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专家认为，此举是人行为放松货币政策预做准备，而可能率先实施的将是调降存准率，以此调整去年第四季以来的紧缩政策。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政策有效地令物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得到初步抑制，但未来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因此物价调控不能松懈，宏观政策将继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并根据經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华尔街日报》认为，该报告显示出人行对物价问题的语气开始出现软化，是中国政府转向更为宽松的政策立场以支持經济的最新迹象。
据了解，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0月底时就曾經表示，“将进行政策微调以支持經济成长”，被视为是中央有意放松货币政策的重要信号。而人行也随后在11月开始连续两周调降一年期央票利率，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更明文提及微调预调，显示中国政府的确有意放松对于市场资金的控制力度。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将合理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调节资金需求与投资储蓄行为，管理通胀预期，并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
分析师普遍认为，人行在今年不太可能降息，但可能调整存准率，人行现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主要是针对居高不下的物价，一旦物价明显回稳，货币政策放松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
人行抑制市场过于宽松的流动性，自去年以来已调升12次存准率，其中今年调升6次，使目前存准率达到21.5％的历史新高。若是人行选择以存准率进行货币“微调”，也形同宣告此波升息周期的结束。
中国10月份的CPI达到5.5％，连续3个月呈现下滑，被视为是經济“软着陆”的象征，国家发改委也认为后期物价涨幅将持续回落，使得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心理大幅增强。市场预估，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經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具体货币政策走向就会进一步明朗化。
胡锦涛承诺政府减少干预微观經济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中国政府将减少对微观經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胡锦涛11月12日在出席亚太經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对工商界领袖发表演讲时作出上述表示。当前中国国内许多中小企业正面临资金困难，这些企业越来越感到无法与不断壮大的国营企业展开竞争。
胡锦涛在演讲中称，中国将深化經济体制改革，改善商业投资环境。他表示，中国将按照优化结构、提高能效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經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他没有进一步详述。
当前中国正在寻求新的經济发展驱动力，在确保国内經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同时，推动經济增长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和出口驱动型逐渐转向内需拉动型。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果有限。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贸易现在仍是国内經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曾經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却成为人民币升值和货币政策收紧的牺牲品。
在进一步放开經济问题上，中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压力依然很大。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抱怨称，中国的商业环境对外资企业越来越不利。
加拿大皇家银行經济学家Brian Jackson称，胡锦涛的承诺与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經济这一总体长期目标一致。Jackson指出，胡锦涛作出这些承诺很重要，但真正落实才是困难之处。履行这类承诺将牵扯到中国政府减少对經济的控制。在大环境好的时候，中国政府也许乐于这样做，但如果全球經济形势真的恶化，他们不会愿意减少控制。他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步伐势必将取决于全球經济的强劲程度。
渣打银行經济学家李炜表示，他预计短期内中国不会推行重大改革，因为明年中国领导人将换届，新的政府班子至少在2014年之前不会提出任何改革计划。
(作者：Jean Yung、Shen Hong)
给城市贫民一个安居之所
如果有一件事令北京的领导层烦心，那就是城市的房价。根据非官方的估计，北京的住房平均价格在过去10年间上涨了5-10倍。因此，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试图解决该问题以增加其政治资本。在他的领导下，各地方政府开始为城市贫困人口建造数量空前的保障房。官员们不断声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真正能让人民得到实惠却是另一回事。
表面上看，李克强承担的压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最近几周，地方 政府争先恐后地达到今年的指标。2011年10月10日，中央政府宣布今年开工建造10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已經完成98％。仅9月份就有120万套保障房开始动工建设——超过美国去年动工建设的私人住宅数量的两倍。
中央政府此举并不只是在向穷人示好。在世界經济不景气之际，保障房项目是提振經济的有效方式。与2010年相比，今年保障房的目标增加了70％。今年3月，政府宣布要在2015年前建造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如果平均3人住在一套保障房，那所建设的新住房可以容纳英国和波兰的人口总和。
然而，一些官方报纸已对此提出怀疑。一些评论员甚至把保障房数量的激增与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提并论，那时地方政府争先恐后虚报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这种闹剧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番禺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有消息指出，仅9月份，广东报告的保障房指标的完成率从66％(国家最低水平)提升到96％，而这多亏了该省新开工的29.1万套保障房项目。新浪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许多分析家们想知道广东是否美化了数据。
明年的目标是，再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大致是去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总量)。但清华大学的郑思琪(音译)担心这轮保障房热潮是否可持续。她估计，中央政府仅支付约10％-20％的建造成本，官方消息是，建造1000万套保障房的全部成本约1.3万亿元。很明显，中央政府需要提供更多资金，郑思琪说。
9月份，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令，如果它们未能完成保障房指标，就不允许为自己建造新的办公楼。这可能会有效果，因为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打造豪华的行政中心。在十八大前夕，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加大。但长期维持这样的建设速度将不会是件轻松的任务。地方政府对中央指示經常阳奉阴违。
批评者还指出，保障房计划将主要惠及具有城镇居民户籍的本市居民。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通常很难获得其所在城市的户籍——即使他们在该城市生活多年。多数地方政府不愿放宽入户的门槛，因为如果这样做，它们就需要为这些新增户口提供全面的福利。
中央希望新的保障房计划能降低公众对房价的不满，但是即使是城市户籍人口中，许多人也对政府的努力抱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官员们发现，评估谁有资格享受保障房很难，因为许多家庭都掩盖自己的真实收入。有些质量更好的住房显然落到了不该得到它的人手中。在北京东部的一个保障房小区里，可以看到一些公寓楼周围停放的豪华汽车。附近的房产中介还挂牌出租其中的一套住房：这表明业主有一套以上的房产，而社会保障房被他(她)非法地当作自己的摇钱树。
李克强强调要确保保障房公平分配，并且还呼吁分配过程要被“被媒体和人民”监督。但他手下的官员似乎不愿意就地方政府遵守的细节提供多少有说服力的信息。正如麦格里证券报告所感叹的，“可靠的事实仍然难求”。
中国电影“软实力”建设遇挫
大家都知道奥斯卡奖。从北京到巴黎、纽约还有圣保罗，用来表彰世界最优秀电影的小金人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
尽管中国政府为在世界文化舞台占得一席之地做了很大努力，中国的金鸡奖却没有太多的影响力，提醒人们要和好莱坞抗衡仍是任重道远。
在北京力促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中，中国共产党号召提振文化产业包括电影业，以推广中国在世界的形象。
但北京试图操纵艺术发展却令很多电影制片人和专家不高兴。他们说，审查和意识形态宣传阻碍了电影界与好莱坞大片抗衡的能力。文化评论家周黎明对法新社记者说：“你不能给艺术家套上紧身衣，让他们像运动员一样去竞赛，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多样的”。
主流中国电影都需要政府批准发布，现今的电影都明显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难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最近翻拍好莱坞浪漫喜剧《女人心》的导演陈大明说，审查制度使得电影人很难去拍题材广泛的当代电影。他告诉法新社：“电影制作根本上是所有流派的大集结。没有坏人，好人也失去存在的意义，但拍一部当代电影很难，因为以犯罪为题材的电影将无法通过审查”。
即使是那些在中国成绩斐然的电影——这些电影在去年创下15亿美元的国内票房纪录，却在进军美国市场中碰壁。他们要面对字幕的障碍，但經常在此之前就被市场否决了，连一次简单的曝光机会都没有。
自从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荣获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来，华语片还未能再次讨得美国市场的欢心。2003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国大陆迄今最成功的电影出口产品，倒是再次被提名最佳外语片，但未能最终获奖。
同时，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胃口却大涨，《阿凡达》在华票房达到2亿美元以上，而2011年春季上映的《功夫熊猫2》则获得了9300万美元的票房。
为期6天的纽约中国电影节上的开幕电影是功夫偶像李连杰主演的《白蛇传说》。在中国，该电影1个月内取得票房收入2.03亿元，被戏称为中国版的“小美人鱼传说”。
但中国媒体分析家班志远(DavidBandurski)警告说：“中国电影中传统故事的题材泛滥”，并称政府部门的引导对此负有责任。2011年10月份，北京方面出台政策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而摈弃粗俗娱乐。“这么多中国电影都在说封建王朝的故事并非偶然，因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仍然强大的时候，中国恐怕会成为一个民族文物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文化丰富的国家。”
尽管如此，一些中国电影人仍自信可以在制度限制下有所作为。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钟丽芳对法新社记者说：“政府利用文化来引导民众的善恶是非观。电影是非常强大的文化工具，所以我们拍的电影必须要能做出好的示范。”
(作者：Jonathan Landre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