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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与中国分别处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在历史上犹如月球与地球一般遥远，除了13世纪蒙古军团在东欧大平原的“狂飙突进”和17世纪波兰传教士赞助明朝藩王抗清外，两国并没有多少交集。但历史老人却有无比强大的魔力，让这两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到一起，而契机却来自一段痛苦的记忆，那就是沙皇俄国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征服运动，最终导致大量波兰人流落中国。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曾有几万波兰人参与建设中国东北，如今闻名中国的哈尔滨啤酒和香肠，最早还是经波兰人带到中国的。
移民中国从烧酒作坊开始
波兰一度是16-17世纪最强大的中欧主宰者，可是好景不长，18世纪波兰国势日渐衰落，最终在周边列强并起的环境中难以生存。1795年，波兰主体部分被沙俄统治，超过120万波兰人成了亡国奴。19世纪开始，历代沙皇都有意识地将波兰人流放到荒凉的乌拉尔以东至西伯利亚地区。而前往远东的大量波蘭人中，有相当部分是犹太人。
1856-1860年，沙俄陆续和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约100万中国领土，当时俄国媒体兴奋地将这片区域称为“外满洲”，期待着未来能吞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满洲（中国东北），成为沙皇治下的“黄俄罗斯”。中日甲午战争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又诱使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得以将联系俄国欧洲部分与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东北，进而形成后来著名的“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俄国虽然占有所谓“外满洲”地区，但由此给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多。相反，为维持这些新领地驻军，补贴俄国移民，俄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即便如此，俄远东地区的开发仍不见效果，尤其是移民数量总不见增加。这些状况让沙俄政府感到“不安”，开始着手开发这一地区并进行移民。
沙俄政府首先想到了铁路。1896年9月8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政府主导的华俄道胜银行代表签署《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清政府以500万两库平银的资本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一道参与铁路的修建，这标志着沙俄势力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腹地。迫不及待的俄国政府迅速成立“中东铁路”建设局，集合全俄最优秀的基建、机械和通信方面的人才进行施工，其中80%的成员都有波兰血统。
1898年4月23日早晨，“中东铁路”波兰裔工程师希德洛夫斯基博士带领技术人员、气象站主任和几十名工人、哥萨克士兵来到松花江畔一个叫“田家烧锅”小村子。尽管这里只有几家大车店可供居住，却是松花江平原的心脏位置，因此颇有远见的希德洛夫斯基决定把“中东铁路”施工总部就安在这里，于是他用8000两银子买下当地名为“香坊”的一座烧锅（即烧酒作坊，这里就是因烧锅散发出的烧酒香气而得名）的32间房屋，然后动工修建建设工程局和气象站。随后，俄国轮船运来大批建筑材料，“中东铁路”大本营成立了。
大桥、哈啤、红肠
波兰工程师看上的香坊在中国金朝被称作“阿勒锦”，而清朝的满语名称则是“哈尔滨”。1898年，俄国政府正式决定在此处建立一座大型城市，充当经营“中东铁路”的基地。哈尔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建筑，就是“中东铁路”咽喉工程——松噶里河大桥（今松花江铁路桥），由于该桥是当时远东罕见的特大铁路桥，波兰裔的“中东铁路”桥梁总工程师连多夫斯基不得不求助华沙铁路局，后者曾兴建了宽度比松噶里河大桥还要大的华沙维斯瓦河铁路桥，并为松噶里河大桥生产了超大型桥桁梁预置件。松噶里河大桥与维斯瓦河铁路桥犹如“孪生姐妹”，屹立在世界两端，不过遗憾的是，维斯瓦河铁路桥后来被纳粹炸断。
然而“中东铁路”直到1917年沙俄政权崩溃都处于巨额亏损状态。一部分俄国官员意识到，铁路经营好坏，与沿途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发展哈尔滨等沿途经济中心城市也是维持“中东铁路”事业的重要内容。随着许多工程师、承包人在哈尔滨定居，俄国企业家等商业居民也纷纷来这里寻找发展契机。“中东铁路”管理层以及俄国财政部积极鼓励沙俄的少数民族向那里移民，像“中东铁路”附属地不执行沙俄本土对犹太人歧视政策，犹太人居住地点不受限制，在学校读书也不受名额限制等等，因此犹太人和波兰人纷纷涌向中国。
哈尔滨成为包括波兰人在内的俄国臣民的“乐土”。移民纷纷在哈尔滨开办旅馆、饭店、咖啡馆等等，其中商业头脑最灵活的莫过于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1900年，波兰裔俄商乌卢布列夫斯基发现哈尔滨的欧洲人口急剧增加，过去他从俄国用船运啤酒的销售办法俨然跟不上形势，索性在哈尔滨的花园街买地开办酿酒厂，这就是中国第一家啤酒生产厂“哈啤”。乌卢布列夫斯基还从俄国本土和波兰聘请技师，从德国进口啤酒花，接着又在“中东铁路”沿线建起第一个啤酒花种植基地，使啤酒厂很快发展到年产300吨桶装生啤规模。本来乌卢布列夫斯基供应的对象是欧洲人，但哈尔滨当地中国人很快也迷上了“哈啤”。
有了酒，没有肉怎么成。同样在1900年，俄国商人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秋林在哈尔滨开办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洋行，很快成为哈尔滨乃至整个中国东北最大的百货公司。尽管这家公司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却为哈尔滨当地带来一道不可磨灭的美味——波兰-立陶宛风味灌肠，其首创者就是得到秋林洋行赞助的俄籍波兰人特洛姆·伊西耶尼科夫。这种灌肠是以猪肉和牛肉混合，味道独特，成为下酒的佳品，后来中国人接管了灌肠的生产，名称也换成今天大江南北熟知的“红肠”。
波兰后裔再回中国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帝国崩溃，而那些生活在境外的俄国臣民一下变成没有国家的难民，被统称为“白俄”。据统计，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20万-22万俄国臣民居住在中国东北，其中至少有6万波兰人和犹太人，到1920年11月，白俄数量更是激增到28.8万，其中波兰人占了相当数量。1920年，随着中国北洋政府剥夺原沙俄“治外法权”，这些人在中国日子更加难熬，特别是苏俄在1921年废除所有政治流亡者公民身份，全体白俄沦为无国籍人士。在此情形下，呆在中国的波兰人开始寻求回国，因为灭亡123年的波兰宣布复国。据统计，约有1.5万名原俄籍波兰人经中国返回母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波兰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首批国家。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中国政府积极探寻与社会主义国家合办远洋运输公司，利用外部力量支援国内经济建设。1950年6月，波兰驻华大使主动向中国政府建议成立两国合股的轮船公司。次年，中波公司成立，该公司不断创造出“海运奇迹”，公司在成立仅一年里就为中国大陆运回26座工厂的设备，有力支持了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值得一提的是，中波轮船公司的波方人员有不少曾生活在哈尔滨或者出生在中国，这层“历史的纽带”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转自 环球时报 本文略有改动）
移民中国从烧酒作坊开始
波兰一度是16-17世纪最强大的中欧主宰者，可是好景不长，18世纪波兰国势日渐衰落，最终在周边列强并起的环境中难以生存。1795年，波兰主体部分被沙俄统治，超过120万波兰人成了亡国奴。19世纪开始，历代沙皇都有意识地将波兰人流放到荒凉的乌拉尔以东至西伯利亚地区。而前往远东的大量波蘭人中，有相当部分是犹太人。
1856-1860年，沙俄陆续和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约100万中国领土，当时俄国媒体兴奋地将这片区域称为“外满洲”，期待着未来能吞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满洲（中国东北），成为沙皇治下的“黄俄罗斯”。中日甲午战争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又诱使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得以将联系俄国欧洲部分与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东北，进而形成后来著名的“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俄国虽然占有所谓“外满洲”地区，但由此给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多。相反，为维持这些新领地驻军，补贴俄国移民，俄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即便如此，俄远东地区的开发仍不见效果，尤其是移民数量总不见增加。这些状况让沙俄政府感到“不安”，开始着手开发这一地区并进行移民。
沙俄政府首先想到了铁路。1896年9月8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政府主导的华俄道胜银行代表签署《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清政府以500万两库平银的资本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一道参与铁路的修建，这标志着沙俄势力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腹地。迫不及待的俄国政府迅速成立“中东铁路”建设局，集合全俄最优秀的基建、机械和通信方面的人才进行施工，其中80%的成员都有波兰血统。
1898年4月23日早晨，“中东铁路”波兰裔工程师希德洛夫斯基博士带领技术人员、气象站主任和几十名工人、哥萨克士兵来到松花江畔一个叫“田家烧锅”小村子。尽管这里只有几家大车店可供居住，却是松花江平原的心脏位置，因此颇有远见的希德洛夫斯基决定把“中东铁路”施工总部就安在这里，于是他用8000两银子买下当地名为“香坊”的一座烧锅（即烧酒作坊，这里就是因烧锅散发出的烧酒香气而得名）的32间房屋，然后动工修建建设工程局和气象站。随后，俄国轮船运来大批建筑材料，“中东铁路”大本营成立了。
大桥、哈啤、红肠
波兰工程师看上的香坊在中国金朝被称作“阿勒锦”，而清朝的满语名称则是“哈尔滨”。1898年，俄国政府正式决定在此处建立一座大型城市，充当经营“中东铁路”的基地。哈尔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建筑，就是“中东铁路”咽喉工程——松噶里河大桥（今松花江铁路桥），由于该桥是当时远东罕见的特大铁路桥，波兰裔的“中东铁路”桥梁总工程师连多夫斯基不得不求助华沙铁路局，后者曾兴建了宽度比松噶里河大桥还要大的华沙维斯瓦河铁路桥，并为松噶里河大桥生产了超大型桥桁梁预置件。松噶里河大桥与维斯瓦河铁路桥犹如“孪生姐妹”，屹立在世界两端，不过遗憾的是，维斯瓦河铁路桥后来被纳粹炸断。
然而“中东铁路”直到1917年沙俄政权崩溃都处于巨额亏损状态。一部分俄国官员意识到，铁路经营好坏，与沿途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发展哈尔滨等沿途经济中心城市也是维持“中东铁路”事业的重要内容。随着许多工程师、承包人在哈尔滨定居，俄国企业家等商业居民也纷纷来这里寻找发展契机。“中东铁路”管理层以及俄国财政部积极鼓励沙俄的少数民族向那里移民，像“中东铁路”附属地不执行沙俄本土对犹太人歧视政策，犹太人居住地点不受限制，在学校读书也不受名额限制等等，因此犹太人和波兰人纷纷涌向中国。
哈尔滨成为包括波兰人在内的俄国臣民的“乐土”。移民纷纷在哈尔滨开办旅馆、饭店、咖啡馆等等，其中商业头脑最灵活的莫过于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1900年，波兰裔俄商乌卢布列夫斯基发现哈尔滨的欧洲人口急剧增加，过去他从俄国用船运啤酒的销售办法俨然跟不上形势，索性在哈尔滨的花园街买地开办酿酒厂，这就是中国第一家啤酒生产厂“哈啤”。乌卢布列夫斯基还从俄国本土和波兰聘请技师，从德国进口啤酒花，接着又在“中东铁路”沿线建起第一个啤酒花种植基地，使啤酒厂很快发展到年产300吨桶装生啤规模。本来乌卢布列夫斯基供应的对象是欧洲人，但哈尔滨当地中国人很快也迷上了“哈啤”。
有了酒，没有肉怎么成。同样在1900年，俄国商人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秋林在哈尔滨开办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洋行，很快成为哈尔滨乃至整个中国东北最大的百货公司。尽管这家公司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却为哈尔滨当地带来一道不可磨灭的美味——波兰-立陶宛风味灌肠，其首创者就是得到秋林洋行赞助的俄籍波兰人特洛姆·伊西耶尼科夫。这种灌肠是以猪肉和牛肉混合，味道独特，成为下酒的佳品，后来中国人接管了灌肠的生产，名称也换成今天大江南北熟知的“红肠”。
波兰后裔再回中国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帝国崩溃，而那些生活在境外的俄国臣民一下变成没有国家的难民，被统称为“白俄”。据统计，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20万-22万俄国臣民居住在中国东北，其中至少有6万波兰人和犹太人，到1920年11月，白俄数量更是激增到28.8万，其中波兰人占了相当数量。1920年，随着中国北洋政府剥夺原沙俄“治外法权”，这些人在中国日子更加难熬，特别是苏俄在1921年废除所有政治流亡者公民身份，全体白俄沦为无国籍人士。在此情形下，呆在中国的波兰人开始寻求回国，因为灭亡123年的波兰宣布复国。据统计，约有1.5万名原俄籍波兰人经中国返回母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波兰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首批国家。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中国政府积极探寻与社会主义国家合办远洋运输公司，利用外部力量支援国内经济建设。1950年6月，波兰驻华大使主动向中国政府建议成立两国合股的轮船公司。次年，中波公司成立，该公司不断创造出“海运奇迹”，公司在成立仅一年里就为中国大陆运回26座工厂的设备，有力支持了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值得一提的是，中波轮船公司的波方人员有不少曾生活在哈尔滨或者出生在中国，这层“历史的纽带”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转自 环球时报 本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