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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命踪迹的隐喻意味
《说书人》中说书人的生命踪迹，由一系列变化的环境地点连缀而成。说书人绽放艺术生命的场所是城隍庙，生命的终结点是乱葬岗，串起城隍庙、乱葬岗的是城外、大路、郊野、小路等一系列环境地点。从城隍庙到乱葬岗，是说书人存在寓所的变迁，既隐喻一个命运主题，也隐喻一个文化主题。隐喻是一种比喻，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
从城隍庙到乱葬岗，隐喻一个命运主题。小说中的环境意象给读者带来了关于说书人生命价值的探讨。说书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代表，他阅尽了历史的厚重，尝尽了世态炎凉。说书人，一个孤独的文化使者，他用自己说的“书”对抗着现实世界，追寻着精神世界。师陀力求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大世界里的小人物，有大情怀的小人物。说书人成了一尊不朽的雕塑，从城隍庙到乱葬岗代表着一段传统、一段文化的逝去，代表着某种美好记忆的陨落。说书人在尘世沧桑中诉说宏大的历史，却又在小城人的集体冷漠中离去。说书人的命运，与路翎的《英雄的舞蹈》中的张小赖何其相似啊，他们都不是英雄，却都在为我们苍白的精神世界描摹着英雄的样子。他们的存在价值，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局限和走向。说书人，从城隍庙到乱葬岗，张小赖，从舞台上到舞台下，隐喻英雄们悲壮凄凉的命运，带着沉重的枷锁在艰难并尴尬地舞蹈着，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被涤洗，慢慢消逝。
从城隍庙到乱葬岗，更隐喻了一个文化主题。“说书人”是一个文化符号，说书人从生到死的存在寓所，表现了生命的悲凉意蕴中传统文化的衰落象，是城市文明与乡土世界的纠葛不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冲突显现。城隍庙、乱葬岗，也是文化符号。“我”与“小城”的关系隐喻了一个现代性主题，小城是一个乡土世界的象征，而对于“我”，“小城”是曾经的精神家园。师陀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塑造了“我”这样一个形象。“我”想寻求命运的改变，但却陷落于都市与小城、故乡与异乡的缝隙，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的城里人，被城市与乡村一同拒绝，承受着双重失落，显现了生命的无可着落的状态，在困境中上下求索。过去的城隍庙是何等的繁荣，但现在却是荒凉、卑陋、可怜的，代表的是一段历史的过去，也象征着说书文化的逝去。“果园城”外已经荒凉，当精神不在，物欲肆意，城市又能繁华到几时？整个时代是悲哀的，那些消逝了的“宏大而令人熟悉”的声音恰是一曲沉默的悲歌。一个人的孤独、一座城的荒凉、一个时代的悲哀。《说书人》从各个侧面反映着小城的历史文化现状，透视着小城的文化式微。
二 、从城隍庙到乱葬岗
师陀称果园城是“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城就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说书人”是在这样一个特定背景下的存在，他在小城中播散真善美的“种子”，却又在小城中挣扎陨落，以致湮没无闻。“说书人”出乎常理的命运结局，显然与小城的整体环境有紧密的联系。
小说对小城环境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作者把小城的特性聚焦在“城隍庙月台”。“城隍庙月台”作为一个背景和说书人展示技艺的舞台，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文中两次直接提到“城隍庙月台”，第一次是初见说书人“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可以说，说书人的舞台就是“城隍庙月台”，布置简单到极致。第二次，“最后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听说书人的书。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说书人一直以“城隍庙月台”作为舞台，可伴随着城隍庙改成俱乐部，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变成了卖汤的场所，说书人渐渐淡忘在小城人的记忆里。这是巧合，还是必然。作者选择城隍庙这个特定的背景，与说书人到底有怎么样的联系呢？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从城隍庙谈起。
城隍庙是古时祭拜城隍神的场所，城隍是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神，基本分为这样几类：第一类是一些有政绩的地方官，在去世之后，百姓为彰显其功绩，供奉为本地的城隍神，希望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本地的百姓；第二类是国家功臣，其生前曾经拯救国家百姓，人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将他供奉为城隍神；第三类是生前正直正义的人，去世以后，人们认为他在冥界一样能够保持其正直的品德，保护百姓，将他供奉为城隍神；第四类是行善的人死后成为城隍神，这些人在生前为本地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同时希望他在冥界也能够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将他供奉为城隍。可见，城隍神是作为城市保护神和至高道德化身而存在的，老百姓希望能够得到神灵的保护。简言之，城隍神的职能就是保城护民，惩恶扬善，祛除灾厄。城隍庙的主要职能就是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庇佑百姓祈祷平安。到了近现代，城隍庙还承担了世俗欢娱、商业交流的职能，而且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理解小说的用意。
首先，说书人选择城隍庙作为展示场所是最合适不过的，在作者看来，城隍庙“多么热闹”，是老百姓聚集娱乐的场所，说书又是即时呈现的艺术形式，聚的是人气，博得的是喝彩，赚取的是小钱。其次，城隍庙是“雄伟的、神圣的”，说书的内容价值正吻合了城隍庙的文化精髓。“他说武松在景阳岗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关于说书内容，小说中前后出现四次。说书人说的是忠义良善，谈的是古今奇闻，绘的是美好生动的理想世界，“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創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吗？”因此，与其说是说书人选择了城隍庙，还不如说城隍庙选择了说书人。城隍庙，一个道德祭拜信仰追寻的圣地；说书人，一个孤独的道德宣讲家，一个理想精神的代言者，更是“我”和“我们”的精神启蒙者。这两者天然契合相映成辉，强化了社会的悲剧性和人的悲剧性。 当城隍庙改成俱乐部，当城隍庙月台变成卖汤场所，城隍庙的职能发生了变化，道德祭拜信仰追寻不再是城隍庙的主旋律，庄严神圣不再是城隍庙的主题。小城人的精神追求发生了变化，“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可以看出小城人的精神家园逐渐被现实物质世界所取代，人们忙碌奔波于生计，人们沉浸于“俱乐部”式的及时欢乐中。当神圣变得卑陋可怜，小城的环境背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此，那个头顶光环的道德家被小城人彻底遗忘。城隍庙的变迁在情节上暗示了说书人已是无处可去，同时也暗喻了说书人命运结局。说书，城隍庙作为纯粹的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存在，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被弱化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浸透了作者悠远的悲凉之感。
由此可见，我们对城隍庙的解读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应该与说书人的精神追求、命运联系在一起，都是具体的是真善美的道德价值存在。因此说城隍庙的变迁说书人的湮没无闻，是人性的悲剧，更是小人物对抗时代大潮的必然结局。
没有了城隍神的护佑，小城还会平安么？没有了说书人的小城人，他们的内心会不会变得贫乏荒凉？在师陀沉静的笔下，小说蕴含着沉重深远的思考。“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可荒凉又何止是城外啊！
“第二天说书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经意走着，一副灵柩从后面赶上来”“他们顺着大路到郊野上去。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接着我们转上小路，埋葬的人不久便越过一个土坡”。这部分是小说最明显的环境描写，写“我”一路追随说书人的灵柩，一路追问说书人，一路目送直至说书人被掩埋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从城外到大路到郊野再到小路，“我”似乎就是一个孤独而又执着的送葬者，咀嚼着人世炎凉，反思着小城人的无情冷漠。
城外、大路、郊野、小路，地点的连续转换，夹杂着“我”毫无意义的急切追问，表现了“我”的不解不忍不舍。“路”的变化，分明隐喻了说书人凄苦的一生啊，从热闹的城隍庙到荒凉的郊野荒漠，这一条人生之路走的如此艰辛，却又越走越窄越走越难，以致无路可走，最终消失在乱葬岗。
作者并没有为了突出悲哀很直接写环境凄凉，而是写到“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这样的环境描写，别有深意，也非简单的以乐写哀。天气晴好阳光充溢，这样的环境映衬人们心情的轻松，反映了说书人的离去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丝毫的影响，说书人的命运犹如游丝，缥缈无所依存，在小城人的心里似乎可有可无，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微弱无力孤单寂寞，这与热闹趣味的说书场景相比，这与说书人在台上驰骋千年纵横捭阖的精彩演绎相比，这与说书人给小城人带来的“一个世人用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相比，虚无荒凉的意味油然而生。
“这所谓灵柩，其实只是一卷用绳子捆着的芦席，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尘归尘土归土，长衫依然是说书人精神追求的最好注解，即便是破烂到衣不遮体，一路扫过尘土，似乎就是说书人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痕迹。
“有谁看见过乱葬岗吗？一片接连着阡陌的荒地，累累的无主坟墓，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乱葬岗，无人管理任人埋葬尸首的土岗。一般指在战争或瘟疫、天灾时期，因死亡人数过多而草草埋葬，以致后来白骨处处、杂草丛生，俗称乱葬岗。无主坟、荒冢、乱葬岗是乱世的产物，是最卑贱的生命最悲惨结局的呈现。生之尊贵死之庄严，可“累累的无主坟墓”，却是那个时代最残酷的缩影，当然也反映了小城难逃当时整个国家的劫难。生命在这里毫无尊严，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有多少像说书人一样的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无名无姓无家无子无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不由自主，在社会时代的变迁中，他们被裹挟着前移停滞最后消亡无声无息，“多余人”们的命运困局就此画上句号。“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阳光充溢下的枸杞和野草特别显眼，在一片死寂荒芜中孕育生机却又孤单落寞。
“有谁看见过乱葬岗吗？”“我”的追问，其实隐含着作者对说书人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对说书人生命归宿寄予了无限的悲悯和困惑，“一个世人特许的撒谎家”，一个可爱的一个完全让我们着迷的说书人，人生怎么会如此落幕呢。也许像说书人这样的小人物本来就很难留存于世，更谈不上留存于人心吧。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每个人都会死亡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最后一个叫他名字的人也死了。“我站着，直到新的坟墓从地面上耸起来，埋葬的人吸着了烟，然后抛下他们掩埋的新坟走了，不见了，郊野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成为那个最后留存说书人温暖生动记忆的人，“我”也希望永久铭记说书人的一切。说书人已然成为“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已然是小城今生今世的证据。
“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 小城外的景象的确荒凉。小城人面对死亡的冷漠，面对生命的麻木，让“我”感到荒凉。说书人死了，再也无人给小城带来幻想、感动、生气，小城人们的内心更加贫乏。生命无常，回忆中美好的事物消逝殆尽，对逝去的眷恋焦虑，“我”内心越发渺茫空虚。“小城的城外”有多大？也许就是中国的一切小城。
三、环境意象的呈现艺术
师陀无疑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他的高明体现在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体察和理解很透彻，镜头选取精巧，叙述冷静低沉，视角多元化，着力在微缩的空间里表现人与人、社會、时代的关联。散文化的笔法，“我”的叙述视角让《说书人》更具抒情性和真切感，直指小说的主旨，表达了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式微背景下对个体命运的哀悼，对文化衰落的反思。在《说书人》中，作者用语简练不含糊不将就，看似漫不经心的几笔，蕴藉内敛，选择典型化象征性符号化的环境意象，前后勾连草蛇灰线。小说在轻描淡写中完成了逻辑情节的推进，借助蒙太奇的手法，完成了对环境意象的取舍，一个个环境背景的更迭，一幅幅清晰的画面，推动着叙事进程。小城、城隍庙、城外、大路、郊野、小路、乱葬岗、小城的城外，一连串镜头转变勾勒出说书人清晰的人生轨迹，在不断变化的空间世界里，让读者似乎在领略一场电影。江河流转岁月奔腾，一个形销骨立的说书人跃然纸上。不断切换的背景画面，画面从热闹到荒凉，从庄严到虚无，从一座小城到整个中国，我们的阅读情绪从期待到悲凉又陷入沉思。环境的剧变，隐喻着人物命运的起伏，象征着社会文化的悲凉处境，不得不引起我们批判性思考。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言“《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和同情”，真的如此，师陀平静耐心地讲着忧伤的故事，带给我们沉重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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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张立兵，徐林祥.《“说书人”与“小城”的一曲挽歌——师陀〈说书人〉解读》.《语文教学通讯》，2014年版第28期第50页。
②黄邵震.《悲歌一阕拾遗音——〈说书人〉细节解析补阙》.《语文知识》，2016年版第6期第40页。
[作者通联：江苏常州市第三中学]
《说书人》中说书人的生命踪迹，由一系列变化的环境地点连缀而成。说书人绽放艺术生命的场所是城隍庙，生命的终结点是乱葬岗，串起城隍庙、乱葬岗的是城外、大路、郊野、小路等一系列环境地点。从城隍庙到乱葬岗，是说书人存在寓所的变迁，既隐喻一个命运主题，也隐喻一个文化主题。隐喻是一种比喻，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
从城隍庙到乱葬岗，隐喻一个命运主题。小说中的环境意象给读者带来了关于说书人生命价值的探讨。说书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代表，他阅尽了历史的厚重，尝尽了世态炎凉。说书人，一个孤独的文化使者，他用自己说的“书”对抗着现实世界，追寻着精神世界。师陀力求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大世界里的小人物，有大情怀的小人物。说书人成了一尊不朽的雕塑，从城隍庙到乱葬岗代表着一段传统、一段文化的逝去，代表着某种美好记忆的陨落。说书人在尘世沧桑中诉说宏大的历史，却又在小城人的集体冷漠中离去。说书人的命运，与路翎的《英雄的舞蹈》中的张小赖何其相似啊，他们都不是英雄，却都在为我们苍白的精神世界描摹着英雄的样子。他们的存在价值，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局限和走向。说书人，从城隍庙到乱葬岗，张小赖，从舞台上到舞台下，隐喻英雄们悲壮凄凉的命运，带着沉重的枷锁在艰难并尴尬地舞蹈着，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被涤洗，慢慢消逝。
从城隍庙到乱葬岗，更隐喻了一个文化主题。“说书人”是一个文化符号，说书人从生到死的存在寓所，表现了生命的悲凉意蕴中传统文化的衰落象，是城市文明与乡土世界的纠葛不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冲突显现。城隍庙、乱葬岗，也是文化符号。“我”与“小城”的关系隐喻了一个现代性主题，小城是一个乡土世界的象征，而对于“我”，“小城”是曾经的精神家园。师陀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塑造了“我”这样一个形象。“我”想寻求命运的改变，但却陷落于都市与小城、故乡与异乡的缝隙，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的城里人，被城市与乡村一同拒绝，承受着双重失落，显现了生命的无可着落的状态，在困境中上下求索。过去的城隍庙是何等的繁荣，但现在却是荒凉、卑陋、可怜的，代表的是一段历史的过去，也象征着说书文化的逝去。“果园城”外已经荒凉，当精神不在，物欲肆意，城市又能繁华到几时？整个时代是悲哀的，那些消逝了的“宏大而令人熟悉”的声音恰是一曲沉默的悲歌。一个人的孤独、一座城的荒凉、一个时代的悲哀。《说书人》从各个侧面反映着小城的历史文化现状，透视着小城的文化式微。
二 、从城隍庙到乱葬岗
师陀称果园城是“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城就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说书人”是在这样一个特定背景下的存在，他在小城中播散真善美的“种子”，却又在小城中挣扎陨落，以致湮没无闻。“说书人”出乎常理的命运结局，显然与小城的整体环境有紧密的联系。
小说对小城环境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作者把小城的特性聚焦在“城隍庙月台”。“城隍庙月台”作为一个背景和说书人展示技艺的舞台，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文中两次直接提到“城隍庙月台”，第一次是初见说书人“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可以说，说书人的舞台就是“城隍庙月台”，布置简单到极致。第二次，“最后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听说书人的书。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说书人一直以“城隍庙月台”作为舞台，可伴随着城隍庙改成俱乐部，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变成了卖汤的场所，说书人渐渐淡忘在小城人的记忆里。这是巧合，还是必然。作者选择城隍庙这个特定的背景，与说书人到底有怎么样的联系呢？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从城隍庙谈起。
城隍庙是古时祭拜城隍神的场所，城隍是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神，基本分为这样几类：第一类是一些有政绩的地方官，在去世之后，百姓为彰显其功绩，供奉为本地的城隍神，希望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本地的百姓；第二类是国家功臣，其生前曾经拯救国家百姓，人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将他供奉为城隍神；第三类是生前正直正义的人，去世以后，人们认为他在冥界一样能够保持其正直的品德，保护百姓，将他供奉为城隍神；第四类是行善的人死后成为城隍神，这些人在生前为本地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同时希望他在冥界也能够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将他供奉为城隍。可见，城隍神是作为城市保护神和至高道德化身而存在的，老百姓希望能够得到神灵的保护。简言之，城隍神的职能就是保城护民，惩恶扬善，祛除灾厄。城隍庙的主要职能就是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庇佑百姓祈祷平安。到了近现代，城隍庙还承担了世俗欢娱、商业交流的职能，而且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理解小说的用意。
首先，说书人选择城隍庙作为展示场所是最合适不过的，在作者看来，城隍庙“多么热闹”，是老百姓聚集娱乐的场所，说书又是即时呈现的艺术形式，聚的是人气，博得的是喝彩，赚取的是小钱。其次，城隍庙是“雄伟的、神圣的”，说书的内容价值正吻合了城隍庙的文化精髓。“他说武松在景阳岗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关于说书内容，小说中前后出现四次。说书人说的是忠义良善，谈的是古今奇闻，绘的是美好生动的理想世界，“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創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吗？”因此，与其说是说书人选择了城隍庙，还不如说城隍庙选择了说书人。城隍庙，一个道德祭拜信仰追寻的圣地；说书人，一个孤独的道德宣讲家，一个理想精神的代言者，更是“我”和“我们”的精神启蒙者。这两者天然契合相映成辉，强化了社会的悲剧性和人的悲剧性。 当城隍庙改成俱乐部，当城隍庙月台变成卖汤场所，城隍庙的职能发生了变化，道德祭拜信仰追寻不再是城隍庙的主旋律，庄严神圣不再是城隍庙的主题。小城人的精神追求发生了变化，“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可以看出小城人的精神家园逐渐被现实物质世界所取代，人们忙碌奔波于生计，人们沉浸于“俱乐部”式的及时欢乐中。当神圣变得卑陋可怜，小城的环境背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此，那个头顶光环的道德家被小城人彻底遗忘。城隍庙的变迁在情节上暗示了说书人已是无处可去，同时也暗喻了说书人命运结局。说书，城隍庙作为纯粹的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存在，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被弱化边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浸透了作者悠远的悲凉之感。
由此可见，我们对城隍庙的解读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应该与说书人的精神追求、命运联系在一起，都是具体的是真善美的道德价值存在。因此说城隍庙的变迁说书人的湮没无闻，是人性的悲剧，更是小人物对抗时代大潮的必然结局。
没有了城隍神的护佑，小城还会平安么？没有了说书人的小城人，他们的内心会不会变得贫乏荒凉？在师陀沉静的笔下，小说蕴含着沉重深远的思考。“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可荒凉又何止是城外啊！
“第二天说书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经意走着，一副灵柩从后面赶上来”“他们顺着大路到郊野上去。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接着我们转上小路，埋葬的人不久便越过一个土坡”。这部分是小说最明显的环境描写，写“我”一路追随说书人的灵柩，一路追问说书人，一路目送直至说书人被掩埋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从城外到大路到郊野再到小路，“我”似乎就是一个孤独而又执着的送葬者，咀嚼着人世炎凉，反思着小城人的无情冷漠。
城外、大路、郊野、小路，地点的连续转换，夹杂着“我”毫无意义的急切追问，表现了“我”的不解不忍不舍。“路”的变化，分明隐喻了说书人凄苦的一生啊，从热闹的城隍庙到荒凉的郊野荒漠，这一条人生之路走的如此艰辛，却又越走越窄越走越难，以致无路可走，最终消失在乱葬岗。
作者并没有为了突出悲哀很直接写环境凄凉，而是写到“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这样的环境描写，别有深意，也非简单的以乐写哀。天气晴好阳光充溢，这样的环境映衬人们心情的轻松，反映了说书人的离去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丝毫的影响，说书人的命运犹如游丝，缥缈无所依存，在小城人的心里似乎可有可无，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微弱无力孤单寂寞，这与热闹趣味的说书场景相比，这与说书人在台上驰骋千年纵横捭阖的精彩演绎相比，这与说书人给小城人带来的“一个世人用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相比，虚无荒凉的意味油然而生。
“这所谓灵柩，其实只是一卷用绳子捆着的芦席，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尘归尘土归土，长衫依然是说书人精神追求的最好注解，即便是破烂到衣不遮体，一路扫过尘土，似乎就是说书人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痕迹。
“有谁看见过乱葬岗吗？一片接连着阡陌的荒地，累累的无主坟墓，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乱葬岗，无人管理任人埋葬尸首的土岗。一般指在战争或瘟疫、天灾时期，因死亡人数过多而草草埋葬，以致后来白骨处处、杂草丛生，俗称乱葬岗。无主坟、荒冢、乱葬岗是乱世的产物，是最卑贱的生命最悲惨结局的呈现。生之尊贵死之庄严，可“累累的无主坟墓”，却是那个时代最残酷的缩影，当然也反映了小城难逃当时整个国家的劫难。生命在这里毫无尊严，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有多少像说书人一样的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无名无姓无家无子无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不由自主，在社会时代的变迁中，他们被裹挟着前移停滞最后消亡无声无息，“多余人”们的命运困局就此画上句号。“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阳光充溢下的枸杞和野草特别显眼，在一片死寂荒芜中孕育生机却又孤单落寞。
“有谁看见过乱葬岗吗？”“我”的追问，其实隐含着作者对说书人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对说书人生命归宿寄予了无限的悲悯和困惑，“一个世人特许的撒谎家”，一个可爱的一个完全让我们着迷的说书人，人生怎么会如此落幕呢。也许像说书人这样的小人物本来就很难留存于世，更谈不上留存于人心吧。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每个人都会死亡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最后一个叫他名字的人也死了。“我站着，直到新的坟墓从地面上耸起来，埋葬的人吸着了烟，然后抛下他们掩埋的新坟走了，不见了，郊野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成为那个最后留存说书人温暖生动记忆的人，“我”也希望永久铭记说书人的一切。说书人已然成为“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已然是小城今生今世的证据。
“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 小城外的景象的确荒凉。小城人面对死亡的冷漠，面对生命的麻木，让“我”感到荒凉。说书人死了，再也无人给小城带来幻想、感动、生气，小城人们的内心更加贫乏。生命无常，回忆中美好的事物消逝殆尽，对逝去的眷恋焦虑，“我”内心越发渺茫空虚。“小城的城外”有多大？也许就是中国的一切小城。
三、环境意象的呈现艺术
师陀无疑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他的高明体现在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体察和理解很透彻，镜头选取精巧，叙述冷静低沉，视角多元化，着力在微缩的空间里表现人与人、社會、时代的关联。散文化的笔法，“我”的叙述视角让《说书人》更具抒情性和真切感，直指小说的主旨，表达了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式微背景下对个体命运的哀悼，对文化衰落的反思。在《说书人》中，作者用语简练不含糊不将就，看似漫不经心的几笔，蕴藉内敛，选择典型化象征性符号化的环境意象，前后勾连草蛇灰线。小说在轻描淡写中完成了逻辑情节的推进，借助蒙太奇的手法，完成了对环境意象的取舍，一个个环境背景的更迭，一幅幅清晰的画面，推动着叙事进程。小城、城隍庙、城外、大路、郊野、小路、乱葬岗、小城的城外，一连串镜头转变勾勒出说书人清晰的人生轨迹，在不断变化的空间世界里，让读者似乎在领略一场电影。江河流转岁月奔腾，一个形销骨立的说书人跃然纸上。不断切换的背景画面，画面从热闹到荒凉，从庄严到虚无，从一座小城到整个中国，我们的阅读情绪从期待到悲凉又陷入沉思。环境的剧变，隐喻着人物命运的起伏，象征着社会文化的悲凉处境，不得不引起我们批判性思考。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言“《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和同情”，真的如此，师陀平静耐心地讲着忧伤的故事，带给我们沉重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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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张立兵，徐林祥.《“说书人”与“小城”的一曲挽歌——师陀〈说书人〉解读》.《语文教学通讯》，2014年版第28期第50页。
②黄邵震.《悲歌一阕拾遗音——〈说书人〉细节解析补阙》.《语文知识》，2016年版第6期第40页。
[作者通联：江苏常州市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