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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个务必”思想针对的是如何面对胜利和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党内“四种情绪”和资产阶级“捧场”的列举，仅是对上述两个方面所产生的概率性事件的描述，并不能代表“两个务必”的根本针对性。
[关键词]两个务必；历史作用；现实针对性
检索自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两个务必”思想的宣传报导，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两个务必”思想几乎作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而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其作用点也不尽相同。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思想的根本针对性到底是什么？当前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地保持“两个务必”？
一、“两个务必”历史作用考略
在1951年底对“三反”运动的宣传报导中，即有文章从“两个务必”的角度分析当时发生贪污腐败的根源。自此，在党的历史的各个时期，“两个务必”基本上都发挥了作用。考察60余年中，“两个务必”思想的作用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骄傲自满情绪。
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针对由骄傲自满情绪引发的贪污腐化。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对会议精神的报导最初主要针对的是三个问题：对城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发展工业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中依靠谁的问题很模糊。[1]显然，并没有将“两个务必”作为主要点。
《人民日报》宣传报导中对“两个务必”思想的首次应用是在1951年底到1952年1月的“三反运动”期间。有文章从分析当时发生贪污腐败的根源出发，认为由于一部分人“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没有“重视”甚至“完全忘记了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所提出的‘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的警告”，产生了“想发展‘私人事业’，‘享受’（正确地说是盗窃）革命胜利的果实”，“发展了同共产党人的思想完全不能相容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旧社会的不良习气所侵蚀”，进而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2]这是《人民日报》宣传报导中对“两个务必”思想的首次应用。随后，《人民日报》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宣传则主要集中于经济建设，如1952年11月18日的社论《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1953年12月27日的社论《我国工业建设的重大胜利——庆祝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开工生产》等。1955年3月，针对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人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事件，《人民日报》于3月4日发表社论《骄傲自满的恶果》，用“两个务必”批评党员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
再一种是由骄傲自满情绪引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社论《骄傲自满的恶果》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社论指出：“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情绪，使一个共产党员发展了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走上了弄虚作假、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和抵抗检查的罪恶道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时也就断送了自己的光荣的政治前途。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情绪，就使得有关的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待自己领导下的单位和干部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听见别人的批评和揭发，不是抱着热烈欢迎和大胆怀疑的态度，而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主观武断，甚至对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人表示不满，进行粗暴的批评，结果是打击了正气，助长了邪气，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党内团结。”此后，直到1958年1月25《人民日报》发表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再次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由骄傲自满情绪引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文章指出，由于骄傲自满，使得一些人“在新的条件下经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阴谋手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
2、针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中，还特别强调了“预防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前打败仗”的问题。该文指出“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很显然，在这里，“两个务必”思想所针对的已经不单单是由“骄傲自满”所引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问题，而是已经扩大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本身对党的腐蚀。
但在此后近10年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报导中，又均侧重于经济发展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作风，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此后的宣传，即经常把“两个务必”作为“粉碎糖衣炮弹攻击的锐利武器”[3]。
3、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铺张浪费。
1955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严格节约机关的行政经费》的社论，倡导全党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社论指出全党应当遵照“两个务必”的指示：“发扬我们过去艰苦奋斗的传统，学习苏联建设中的节俭精神。为了更快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在生产建设上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生产技术，在机关工作上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工作经验，从生产上和工作上努力向苏联看齐，这是十分应当而必要的；然而在生活和福利方面，却应该学习苏联人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这方面绝对不能‘迎头赶上’，不应在现在就去模仿苏联建设多年才达到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力求节省，反对一切铺张浪费。”
应该说，对“艰苦奋斗”精神与作风的提倡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文革”结束后，自1976年8月12日至1987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中基本未再出现对“两个务必”的宣传与报导。1987年2月6日，一篇《平山县十万青年开展建设家乡活动》的文章，再次提及“两个务必”，其主题即为艰苦奋斗。2002年12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4]由此，更加突出了新时期全党学习“两个务必”的针对性。 60余年来，“两个务必”思想在宣传报导与应用中的不同针对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根本的针对性何在？
二、“两个务必”思想的根本针对性
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及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本文认为“两个务必”思想的针对性从根本上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
1、如何面对胜利。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以及“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都是因“胜利”而来。与此同时，这四种情绪也是面对胜利而“可能生长”的问题。由此，可以认为，党内的“四种情绪”和资产阶级的“捧场”仅是对“胜利”所产生的概率性事件的描述，并不能代表“两个务必”的根本针对性。由此，还可以认为，由于“胜利”所产生的不良倾向并没有被完全涵盖，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实践的发展，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2、如何巩固胜利。七届二中全会上，之所以提出“两个务必”，根本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夺取全国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两个务必”的再一个根本针对性是如何巩固胜利。
三、“两个务必”的提出特点及保持途径
具体分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表述，可以看出“两个务必”的提出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经验性。“继续地保持”这一表述首先表明“两个务必”是一种经验性总结。1944年4月，在《学习和时局》报告的中，毛泽东即系统总结过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大的骄傲，提醒“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5]
第二，预防性。“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的表述表明“两个务必”所针对的是概率性事件，毛泽东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因此，“两个务必”所针对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是不变的，但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则是与社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
第三，长期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清醒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历程，因此全党同志必须长期地保持“两个务必”。
由于“两个务必”带有上述三个明显特点，因此，今天我们保持和弘扬“两个务必”应该做到：
1、充分认识“两个务必”的根本针对性。由于“两个务必”所根本针对的是如何面对胜利和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因此，它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仍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新形势下，牢记“两个务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当前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要预防这“四大危险”，关键还是要始终牢记和践行“两个务必”。
2、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两个务必”。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艰苦奋斗”。从《人民日报》的相关报导来看，人们往往把“艰苦奋斗”与“艰苦朴素”划等号，以至于人们经常在还要不要“艰苦奋斗”问题上发生争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基础上，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多。从根本上来说，大家所争执和疑惑的往往是“艰苦”而不是“奋斗”。事实上，如果从语法上分析，“艰苦奋斗”属于偏正式结构，即“艰苦”为修饰语，“奋斗”才是中心词。因此，“艰苦”是奋斗的客观条件，但“奋斗”绝不是为了艰苦。即我们主张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核心，是倡导保持一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艰苦”。
3、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武器。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这个武器在无形中被忽视了，甚至被丢了，至少也是钝了，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同时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民主监督。因此，为了更好地践行“两个务必”，当前还是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武器”，除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体系，保障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组织生活中真正开展起来。
[参考文献]
[1] 《太原市委召开城工会议批判忽视城市思想纠正放松工人工作》，《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
[2] 《共产党员要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8日；《积极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央直属机关青年团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2年1月15日。
[3] 《两个“务必”是粉碎糖衣炮弹攻击的锐利武器——“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干部重温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体会》，《人民日报》1969年2月3日。
[4] 《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 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人民日报》2002年12月8日。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关键词]两个务必；历史作用；现实针对性
检索自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两个务必”思想的宣传报导，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两个务必”思想几乎作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而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其作用点也不尽相同。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思想的根本针对性到底是什么？当前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地保持“两个务必”？
一、“两个务必”历史作用考略
在1951年底对“三反”运动的宣传报导中，即有文章从“两个务必”的角度分析当时发生贪污腐败的根源。自此，在党的历史的各个时期，“两个务必”基本上都发挥了作用。考察60余年中，“两个务必”思想的作用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骄傲自满情绪。
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针对由骄傲自满情绪引发的贪污腐化。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对会议精神的报导最初主要针对的是三个问题：对城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发展工业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中依靠谁的问题很模糊。[1]显然，并没有将“两个务必”作为主要点。
《人民日报》宣传报导中对“两个务必”思想的首次应用是在1951年底到1952年1月的“三反运动”期间。有文章从分析当时发生贪污腐败的根源出发，认为由于一部分人“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没有“重视”甚至“完全忘记了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所提出的‘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的警告”，产生了“想发展‘私人事业’，‘享受’（正确地说是盗窃）革命胜利的果实”，“发展了同共产党人的思想完全不能相容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旧社会的不良习气所侵蚀”，进而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2]这是《人民日报》宣传报导中对“两个务必”思想的首次应用。随后，《人民日报》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宣传则主要集中于经济建设，如1952年11月18日的社论《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1953年12月27日的社论《我国工业建设的重大胜利——庆祝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开工生产》等。1955年3月，针对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人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事件，《人民日报》于3月4日发表社论《骄傲自满的恶果》，用“两个务必”批评党员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
再一种是由骄傲自满情绪引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社论《骄傲自满的恶果》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社论指出：“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情绪，使一个共产党员发展了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走上了弄虚作假、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和抵抗检查的罪恶道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时也就断送了自己的光荣的政治前途。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情绪，就使得有关的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待自己领导下的单位和干部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听见别人的批评和揭发，不是抱着热烈欢迎和大胆怀疑的态度，而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主观武断，甚至对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人表示不满，进行粗暴的批评，结果是打击了正气，助长了邪气，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党内团结。”此后，直到1958年1月25《人民日报》发表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再次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由骄傲自满情绪引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文章指出，由于骄傲自满，使得一些人“在新的条件下经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阴谋手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
2、针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中，还特别强调了“预防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前打败仗”的问题。该文指出“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很显然，在这里，“两个务必”思想所针对的已经不单单是由“骄傲自满”所引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问题，而是已经扩大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本身对党的腐蚀。
但在此后近10年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报导中，又均侧重于经济发展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作风，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此后的宣传，即经常把“两个务必”作为“粉碎糖衣炮弹攻击的锐利武器”[3]。
3、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铺张浪费。
1955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严格节约机关的行政经费》的社论，倡导全党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社论指出全党应当遵照“两个务必”的指示：“发扬我们过去艰苦奋斗的传统，学习苏联建设中的节俭精神。为了更快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在生产建设上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生产技术，在机关工作上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工作经验，从生产上和工作上努力向苏联看齐，这是十分应当而必要的；然而在生活和福利方面，却应该学习苏联人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这方面绝对不能‘迎头赶上’，不应在现在就去模仿苏联建设多年才达到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力求节省，反对一切铺张浪费。”
应该说，对“艰苦奋斗”精神与作风的提倡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文革”结束后，自1976年8月12日至1987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中基本未再出现对“两个务必”的宣传与报导。1987年2月6日，一篇《平山县十万青年开展建设家乡活动》的文章，再次提及“两个务必”，其主题即为艰苦奋斗。2002年12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4]由此，更加突出了新时期全党学习“两个务必”的针对性。 60余年来，“两个务必”思想在宣传报导与应用中的不同针对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根本的针对性何在？
二、“两个务必”思想的根本针对性
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及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本文认为“两个务必”思想的针对性从根本上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
1、如何面对胜利。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以及“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都是因“胜利”而来。与此同时，这四种情绪也是面对胜利而“可能生长”的问题。由此，可以认为，党内的“四种情绪”和资产阶级的“捧场”仅是对“胜利”所产生的概率性事件的描述，并不能代表“两个务必”的根本针对性。由此，还可以认为，由于“胜利”所产生的不良倾向并没有被完全涵盖，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实践的发展，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2、如何巩固胜利。七届二中全会上，之所以提出“两个务必”，根本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夺取全国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两个务必”的再一个根本针对性是如何巩固胜利。
三、“两个务必”的提出特点及保持途径
具体分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表述，可以看出“两个务必”的提出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经验性。“继续地保持”这一表述首先表明“两个务必”是一种经验性总结。1944年4月，在《学习和时局》报告的中，毛泽东即系统总结过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大的骄傲，提醒“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5]
第二，预防性。“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的表述表明“两个务必”所针对的是概率性事件，毛泽东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因此，“两个务必”所针对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是不变的，但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则是与社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
第三，长期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清醒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历程，因此全党同志必须长期地保持“两个务必”。
由于“两个务必”带有上述三个明显特点，因此，今天我们保持和弘扬“两个务必”应该做到：
1、充分认识“两个务必”的根本针对性。由于“两个务必”所根本针对的是如何面对胜利和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因此，它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仍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新形势下，牢记“两个务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当前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要预防这“四大危险”，关键还是要始终牢记和践行“两个务必”。
2、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两个务必”。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艰苦奋斗”。从《人民日报》的相关报导来看，人们往往把“艰苦奋斗”与“艰苦朴素”划等号，以至于人们经常在还要不要“艰苦奋斗”问题上发生争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基础上，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多。从根本上来说，大家所争执和疑惑的往往是“艰苦”而不是“奋斗”。事实上，如果从语法上分析，“艰苦奋斗”属于偏正式结构，即“艰苦”为修饰语，“奋斗”才是中心词。因此，“艰苦”是奋斗的客观条件，但“奋斗”绝不是为了艰苦。即我们主张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核心，是倡导保持一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艰苦”。
3、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武器。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这个武器在无形中被忽视了，甚至被丢了，至少也是钝了，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同时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民主监督。因此，为了更好地践行“两个务必”，当前还是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武器”，除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体系，保障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组织生活中真正开展起来。
[参考文献]
[1] 《太原市委召开城工会议批判忽视城市思想纠正放松工人工作》，《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
[2] 《共产党员要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8日；《积极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央直属机关青年团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2年1月15日。
[3] 《两个“务必”是粉碎糖衣炮弹攻击的锐利武器——“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干部重温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体会》，《人民日报》1969年2月3日。
[4] 《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 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人民日报》2002年12月8日。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