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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六岁少年时期，赵忠秀就树立要做“经济学家”的理想，大学如愿以偿，从本科到博士甚至到工作，都未离开经济学；年纪轻轻31岁就做到国内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副院长；参加国际学术论坛，不怵权威提出质疑，却也博得主讲人和与会者的赞赏。他说，这些都是从小习惯独立，以及后来在北京大学自由学术氛围下熏陶出来的性格。7月中旬，《经济》记者走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采访了这位年轻的副校长，他的思路飞扬、他的侃侃而谈、他的缜密言辞，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小树立经济学家梦想
1984年，放弃南京大学的保送机会，赵忠秀以江苏连云港市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恢复高考初期，与很多阴差阳错进入经济系学习、后来在经济学领域有所作为的经济学者不同，赵忠秀高中时期就立志要做一名经济学家。
“高一的语文老师布置作文——‘我的理想’，很多人写飞行员、科学家之类的伟大职业，我要当经济学家的梦想让语文老师都愣住了，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赵忠秀回忆当年，认为自己虽然思想比较成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但是在他脑子里有个粗浅的认识，就是中国要发展经济，要满足群众需求，要提高生产效率，就要做好经营管理，高中时期的赵忠秀把经济学家理解为了管理学家。种下这颗理想的种子，还得到了中学地理教师的不断浇灌。这位老师理解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很宏大的场面，能跟国外交往，他从不放弃鼓动学习好的学生报考世界经济学专业。
高中二年级，文理科成绩都很优秀的赵忠秀选择了文科，“理科老师不乐意，但是我父母很尊重我的想法。”赵忠秀家庭很普通，父亲是县城边上一个村子的会计，但是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赵忠秀的父亲不常对他们说大道理，但是一句“好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就影响了赵家三兄弟的人生。赵忠秀的哥哥在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了大学，当时全镇只有4个人考上；弟弟后来也考上了北大光华的MBA。
考北大，赵忠秀轻松应对。一到高三就总考第一名，“主要还是学习得法”，赵忠秀觉得自己成为当年的“黑马”确实不是靠死读书赢取的。“我都在学校看书学习，晚自习后就没背过书包回家。休闲的时候就听听收音机，里面有播放文学欣赏，每天中午花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看学校报廊里贴出的报纸，那些政论文章对我写作文有很大帮助，潜移默化就有很大收获。”
大学熏陶出独立自由性情
84级大学生基本是文革后接受完整的6年中学教育考上大学的第一届，在北大自由、包容的氛围里，学生们不仅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知识和文化，还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感。
在北大上学有两门课对赵忠秀影响最大。一门是经济思想史，赵忠秀认为“很受用”，通过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从而掌握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通晓经济思想史后，接触任何新理论就不会那么激动。我会在一个历史观和系统观指导下去判断这个理论的价值”。另一门课是世界经济地理，与其说是这门课程所带来的宏大世界观让赵忠秀深受影响，不如说是任教老师陆卓明的讲解和人格魅力让他着迷。陆卓明的父亲是接任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校长，从他身上就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历史缩影。陆卓明不仅研究经济地理，在地理学界是个另类，他在音乐方面还很有造诣。上个世纪80年代，陆卓明关于产业分布、贸易流向与地理的关系的思想与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保罗·克鲁格曼对经济地理的贡献就已经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当年在北大上学，本来不自主地就有种精英意识，就觉得我就是社会的重要一员。我的心境的自由、从容和独立，是在大学里熏陶出来，也是骨子里的。”赵忠秀认为，那个年代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幸福感很强，“有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敢闯敢试”。在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氛围下，赵忠秀的不少同学都南下去广东发展，很多人取得了不菲成绩，比如万科总裁郁亮，还有深交所的副总经理陈鸿桥，等等。“留下来做学问的不多，我是三个之一”，回想起来，赵忠秀也没有一丝后悔。面对各种诱惑，赵忠秀认为“自己真正踏实下来不为所动的还是个人的秉性，内心里要有能守得住的东西。”
赵忠秀本科毕业时同时考取了北大经济学院和中央党校理论部的硕士研究生（两个考试相隔40天），为了体验不同的学习环境，赵忠秀放弃了在北大继续读研而选择攻读中央党校理论部世界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从党校毕业后，中国银行总行和外经贸大学同时录用了赵忠秀。“当时我爱人已经在农行总行工作了，如果我也去银行，那我俩就是一样的生活、工作环境，就不新鲜了”。赵忠秀毅然选择去大学教书，“因为大学能为我提供独立和自由的氛围，让我保持内心的宁静”。
教书育人体现价值
在外经贸执教初期，赵忠秀又念了本校的经济学博士，期间去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来后就被任命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副院长。31岁的讲师做副院长，在当时的外经贸打破了常规。随着学校的发展，赵忠秀的专业修养也在不断增长，而且通过教书育人，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让他很有成就感。
升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后，赵忠秀为培养人才做了一些大胆的创举和延伸。首先是建立“经济学荣誉学士实验班”。外经贸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赵忠秀却想挑出一小部分学生去做学术研究。经过严格训练，这些本科生能用英语写学位论文，逐渐开始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文章。另外，赵忠秀还实现了“三语培养班”的创建，培养掌握3种语言的经贸专业人才，适应国际需求。最近，外经贸又将开设“国际人才实验班”。赵忠秀介绍，这是为中国培养将来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才做铺垫。这个班的目标是培养同时掌握经济和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还要学习一门法语，将来他们可以用中文、英文和法文3种重要的国际语言工作。
“如果20年后，实验班里能产生一两个国际大学者，出现国际组织的掌门人，我们就成功了。这种社会效益很明显，比在公司谈成一个大合同有意义得多”。赵忠秀始终认为，能在学生身上延续、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特别有意义。
厚积薄发
国际学术论坛频发声
在外经贸工作近23年，良好的工作氛围也为赵忠秀的学术生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对外经贸的感情很深，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是安身立命的场所，更是我事业的基点”。赵忠秀难掩情感，正是这份保障与支持，使其在中外学术交流中不断受到关注。
2004年，“休克疗法”之父、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来北京做学术报告，他提到因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使后进国家也能享受发展成果，将来的世界在向稳定收敛的状态发展。赵忠秀当场提问他，“你怎么看待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问题把萨克斯憋了足足两分钟，后来他说，“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有问题的”。赵忠秀等到这个答案，竟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他知道，知识产权问题实际是美国在全球霸权的核心和软肋所在，这种对知识的垄断、独占，攫取超额利润都是不道德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年11月，赵忠秀应巴林王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用英语发表了“中国发展模式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独家演讲，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发展历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选择。赵忠秀对当时国家将要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国家中长期的科技和创新战略规划做了预测，让台下听众听得入迷，纷纷与他交流。
2010年，应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和卡塔尔国外交部的邀请，赵忠秀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治理再设计峰会，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高官、学者、企业家、媒体领袖共同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与安全等重大问题，并作为引导性演讲嘉宾参加了国际贸易体制的专场讨论。
作为一个学者能参与到国际性会议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被世界其他学者认可，赵忠秀认为，只有知识、阅历积淀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进入到那个圈子，这是学者的自豪，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
（本刊实习记者刘夷对本文亦有贡献）
从小树立经济学家梦想
1984年，放弃南京大学的保送机会，赵忠秀以江苏连云港市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恢复高考初期，与很多阴差阳错进入经济系学习、后来在经济学领域有所作为的经济学者不同，赵忠秀高中时期就立志要做一名经济学家。
“高一的语文老师布置作文——‘我的理想’，很多人写飞行员、科学家之类的伟大职业，我要当经济学家的梦想让语文老师都愣住了，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赵忠秀回忆当年，认为自己虽然思想比较成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但是在他脑子里有个粗浅的认识，就是中国要发展经济，要满足群众需求，要提高生产效率，就要做好经营管理，高中时期的赵忠秀把经济学家理解为了管理学家。种下这颗理想的种子，还得到了中学地理教师的不断浇灌。这位老师理解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很宏大的场面，能跟国外交往，他从不放弃鼓动学习好的学生报考世界经济学专业。
高中二年级，文理科成绩都很优秀的赵忠秀选择了文科，“理科老师不乐意，但是我父母很尊重我的想法。”赵忠秀家庭很普通，父亲是县城边上一个村子的会计，但是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赵忠秀的父亲不常对他们说大道理，但是一句“好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就影响了赵家三兄弟的人生。赵忠秀的哥哥在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了大学，当时全镇只有4个人考上；弟弟后来也考上了北大光华的MBA。
考北大，赵忠秀轻松应对。一到高三就总考第一名，“主要还是学习得法”，赵忠秀觉得自己成为当年的“黑马”确实不是靠死读书赢取的。“我都在学校看书学习，晚自习后就没背过书包回家。休闲的时候就听听收音机，里面有播放文学欣赏，每天中午花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看学校报廊里贴出的报纸，那些政论文章对我写作文有很大帮助，潜移默化就有很大收获。”
大学熏陶出独立自由性情
84级大学生基本是文革后接受完整的6年中学教育考上大学的第一届，在北大自由、包容的氛围里，学生们不仅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知识和文化，还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感。
在北大上学有两门课对赵忠秀影响最大。一门是经济思想史，赵忠秀认为“很受用”，通过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从而掌握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通晓经济思想史后，接触任何新理论就不会那么激动。我会在一个历史观和系统观指导下去判断这个理论的价值”。另一门课是世界经济地理，与其说是这门课程所带来的宏大世界观让赵忠秀深受影响，不如说是任教老师陆卓明的讲解和人格魅力让他着迷。陆卓明的父亲是接任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校长，从他身上就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历史缩影。陆卓明不仅研究经济地理，在地理学界是个另类，他在音乐方面还很有造诣。上个世纪80年代，陆卓明关于产业分布、贸易流向与地理的关系的思想与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保罗·克鲁格曼对经济地理的贡献就已经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当年在北大上学，本来不自主地就有种精英意识，就觉得我就是社会的重要一员。我的心境的自由、从容和独立，是在大学里熏陶出来，也是骨子里的。”赵忠秀认为，那个年代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幸福感很强，“有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敢闯敢试”。在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氛围下，赵忠秀的不少同学都南下去广东发展，很多人取得了不菲成绩，比如万科总裁郁亮，还有深交所的副总经理陈鸿桥，等等。“留下来做学问的不多，我是三个之一”，回想起来，赵忠秀也没有一丝后悔。面对各种诱惑，赵忠秀认为“自己真正踏实下来不为所动的还是个人的秉性，内心里要有能守得住的东西。”
赵忠秀本科毕业时同时考取了北大经济学院和中央党校理论部的硕士研究生（两个考试相隔40天），为了体验不同的学习环境，赵忠秀放弃了在北大继续读研而选择攻读中央党校理论部世界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从党校毕业后，中国银行总行和外经贸大学同时录用了赵忠秀。“当时我爱人已经在农行总行工作了，如果我也去银行，那我俩就是一样的生活、工作环境，就不新鲜了”。赵忠秀毅然选择去大学教书，“因为大学能为我提供独立和自由的氛围，让我保持内心的宁静”。
教书育人体现价值
在外经贸执教初期，赵忠秀又念了本校的经济学博士，期间去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来后就被任命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副院长。31岁的讲师做副院长，在当时的外经贸打破了常规。随着学校的发展，赵忠秀的专业修养也在不断增长，而且通过教书育人，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让他很有成就感。
升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后，赵忠秀为培养人才做了一些大胆的创举和延伸。首先是建立“经济学荣誉学士实验班”。外经贸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赵忠秀却想挑出一小部分学生去做学术研究。经过严格训练，这些本科生能用英语写学位论文，逐渐开始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文章。另外，赵忠秀还实现了“三语培养班”的创建，培养掌握3种语言的经贸专业人才，适应国际需求。最近，外经贸又将开设“国际人才实验班”。赵忠秀介绍，这是为中国培养将来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才做铺垫。这个班的目标是培养同时掌握经济和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还要学习一门法语，将来他们可以用中文、英文和法文3种重要的国际语言工作。
“如果20年后，实验班里能产生一两个国际大学者，出现国际组织的掌门人，我们就成功了。这种社会效益很明显，比在公司谈成一个大合同有意义得多”。赵忠秀始终认为，能在学生身上延续、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特别有意义。
厚积薄发
国际学术论坛频发声
在外经贸工作近23年，良好的工作氛围也为赵忠秀的学术生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对外经贸的感情很深，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是安身立命的场所，更是我事业的基点”。赵忠秀难掩情感，正是这份保障与支持，使其在中外学术交流中不断受到关注。
2004年，“休克疗法”之父、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来北京做学术报告，他提到因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使后进国家也能享受发展成果，将来的世界在向稳定收敛的状态发展。赵忠秀当场提问他，“你怎么看待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问题把萨克斯憋了足足两分钟，后来他说，“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有问题的”。赵忠秀等到这个答案，竟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他知道，知识产权问题实际是美国在全球霸权的核心和软肋所在，这种对知识的垄断、独占，攫取超额利润都是不道德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年11月，赵忠秀应巴林王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用英语发表了“中国发展模式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独家演讲，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发展历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选择。赵忠秀对当时国家将要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国家中长期的科技和创新战略规划做了预测，让台下听众听得入迷，纷纷与他交流。
2010年，应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和卡塔尔国外交部的邀请，赵忠秀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治理再设计峰会，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高官、学者、企业家、媒体领袖共同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与安全等重大问题，并作为引导性演讲嘉宾参加了国际贸易体制的专场讨论。
作为一个学者能参与到国际性会议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被世界其他学者认可，赵忠秀认为，只有知识、阅历积淀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进入到那个圈子，这是学者的自豪，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
（本刊实习记者刘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