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尚且年幼却漂泊异乡，他们要洗衣做饭，他们能照顾弟弟妹妹。但是，他们未能享受多媒体教学，没有可以尽情奔跑的操场，更不曾拥有各种课外书和向往的课外班。
写作业、看电视、做家务，他们重复着往返于家和学校，几乎没有机会走出村子，甚至连父母的陪伴也是奢求，这便是就读在首都北京南五环附近某打工子弟学校的孩童们的生活。这只是众多城市流动儿童生活的缩影。
城中村的学校
老高十几岁就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做过零工，开过货车，他如今靠开“摩的”为生。坐着老高的“摩的”一路向东，路面时不时扬起尘土，平房密集的街道两侧分布着一些餐馆和小商铺，拐进一条泥泞的水泥路，便到了这所专为流动儿童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老高的儿子就在这所学校上学。
外来人口聚集、交通欠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学校位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如果不是学校楼顶镶着学校名称的牌子，很难想象这座简陋狭小的院落是一所收纳了700多名流动儿童的小学。
两层板楼，破旧水泥砖铺成的地面，教室装修简单，楼道里墙壁的漆皮略微脱落。下大雨的时候，屋顶还会漏水，去年暑假，学校唯一的旧钢琴也被雨水浊蚀了。
“尽管简陋，这也是硬撑着办下来的学校。”学校创办人告诉《经济》记者，学校的年租金高达38万，加上其他各项支出，学校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我把家里的两处拆迁安置房都给卖了。”实际上，学校创办人是当地的农民，正是他12年来执着办学，流动儿童才免于辍学。
学生们并不抱怨简陋的学习环境，或许是不知抱怨。他们不知道同样是首都小学生，公办学校里孩子们的课堂上有多媒体设备，而他们的老师辛苦地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每一个细节，大部分桌椅都是教委赞助的，而且不能调节高低。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学习条件的艰苦并不足以像频繁的转学那样让他们难过。“一年级在希望学校，二、三年级在振华学校，现在又转到了这里。”四年级学生冉冉说。王磊告诉《经济》记者，他以前就读的学校拆迁了，所以转到了现在的学校。“爸妈换工作，我也要转学，以前他们卖过包子，还卖过馒头，现在都没工作，说不定我们还要搬家。”
该学校校长说，每学期学生流动人数多达200人，离职的教师大约有四五名，而学校的教师总数不过24人。每到期末，她都担心教师离去。
在该校，教师的周课时总量在20节以上，甚至同时负责多个科目的教学，有的老师同时负责英语教学和学校教学管理；有的老师负责思想品德、计算机等科目；美术老师同时还教体育，他们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是公办小学的好几倍。
年轻的美术老师不到30岁，之前从事高薪的设计工作，但是自从接触到这些可怜的孩子，他就再也不忍离开。数学教师杨老师曾经是公办学校的数学骨干教师，如今她却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打工子弟学校，中午依旧留在教室照看学生，常常累得直不起腰，而她每月的工资只有1200元。“就算没有工资，我也不会抛下这些可怜的孩子。”杨老师说。
学校的教师们拿着微薄的报酬，月收入高的也不过1500元，即便是校长，工资也只有2000元左右。
别样童年
纵使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下，该学校的学生也和公办学校的学生们一样求知若渴，只是在这些孩子中，多了些空洞的眼神、老成的表情和不羁的吵闹。
“我的爱好就是玩。”学生李贺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贪玩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除了“玩”，学生们的课余生活非常单调，几乎没有课外读物，也没有课外兴趣班。
冉冉说，父母没给她买过任何课外书，她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语文老师告诉《经济》记者，学生们几乎没有课外书，唯一的读物就是语文课本。
美术老师指出，一些学生有很高的绘画天赋，但是他们的家长却不支持他们参加培训班。
六一儿童节当天，冉冉没有表演节目，她告诉《经济》记者，她非常想演节目，但是妈妈不给她买演出服。对其他孩子来说，买件衣服只是个小小的要求，对冉冉来说却遥不可及。
此外，幼小的孩子们过早地承担了做家务的重任。“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会做饭了，”11岁的王磊告诉《经济》记者，他最擅长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爸妈的、哥哥嫂子的我也帮着洗，”汪胜涵说，她4岁时就开始做简单的家务。
但是，住宿的孩子即使想做家务也没有机会。“我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一名二年级的男生，瘦小的身躯，黝黑的皮肤，白色的短袖沾了些许污渍，脚上的凉鞋落满了灰土。他告诉《经济》记者，爸妈已经有一个月没来看他了，他常常吃方便面充饥。
过早地承受家务，没有娱乐，空洞的生活几乎占据了孩子们的童年。
来自河南的李贺说：“我觉得老家比北京好，老家的风景好，老家有河。”实际上，该学校的很多孩子自从来到北京，几乎没有机会走出家门去见识外面的世界。“爸妈没时间带我出去玩。”冉冉说，她的父母都是开“摩的”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时间休息。
“我吃过三次麦当劳。”学校的孩子们说，“我吃过一次，”“我也吃过三次。”当很多家长在担心麦当劳影响孩子健康的时候，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吃麦当劳却是件“难忘”的事，如今又有几个孩子会十分在意地记下自己吃麦当劳的次数？
杨老师告诉《经济》记者，有一次她开玩笑着问学生们，“老师老了以后怎么办？”令她意外的是，学生们手举得高高的，争先恐后地说“老师，我养着您。”孩子如此可怜，却也如此可爱。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缺失的已经太多了，“我甚至不奢求有人能资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但只希望能有人带他们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前幼儿园于老师说。
“难沟通”的家长
“曾经有个家长，在临近开学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杨老师，我家孩子该上几年级了？我太忙给忘了’。” 杨老师说，由于过于忙碌，个别家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
据学校校长介绍，学校把“学会做人”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之所以如此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就是因为学校意识到流动儿童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缺失。 “孩子刚入学时，表现出的和公办学校孩子的最主要区别就是无拘无束，”校长说，个别孩子不懂礼貌，行为随意。
在童年时期，父母的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孩子的行为和人格的养成。然而，令人无奈的是，流动儿童的家长不仅忽视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的引导，甚至对孩子拳脚相加。冉冉向《经济》记者表示，犯错误的时候父母会打她，没错的时候也打。“爸爸用皮带抽我，妈妈扯我的头发。”
某学生家长坦言，“孩子确实没少挨打，我太忙了，顾不上跟他讲道理。”
“在私立学校，最难的就是和家长沟通。”杨老师说，儿童节时，一些参加演出的孩子没有合适的鞋，她只能趁学生早操期间观察学生们脚上穿的鞋，寻找合适的鞋借给自己的学生。但是，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对此非常反对，而那个孩子却非常愿意把自己的鞋借给同学穿。家长们以爱之名，用过度的“自我防卫”保护孩子，而这种爱，往往适得其反。
忙碌可以作为对忽视孩子教育的借口，但是忙碌的家长甚至错误地引导孩子。当孩子在学校里出现小的磕磕碰碰的时候，家长对学校不依不饶。“让老师难过的不是学校条件的艰苦，而是家长的冷漠和误解。”杨老师说。
家长的这种怀疑和不安的情绪充斥着，又无意识地将孩子的思想教育全部推给老师，对老师的无私付出甚至也不知感恩。
不仅如此，生活在贫穷的边缘，“超生”加剧了学生家庭的生活负担，而这种负担也恰恰由他们的父母故意造成。
“就是为了要个男孩，我们老家就是这个思想，”谷女士说，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为了能有个儿子，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生了第三胎，但是小女儿到现在还没有户口。
在家带孩子的谷女士不能工作，而丈夫靠开货车的收入已经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谷女士说，她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超生”家庭，受着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
“最可怜的是孩子，”据学校校长介绍，学生们的家庭背景复杂，相当一部分来自单亲家庭、组合家庭，且生活拮据，“有个学生欠了200元的学费，他的家境不好，学校不好意思开口去要这200元钱。”
又是一年毕业时，六年级的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未来的他们或将继续读书、或不幸辍学，但是他们终将步入社会。
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它们都将是未来的建设者。虽然现在的他们天真无邪，但是家长对他们的精神关怀和引导的忽视令人堪忧。我们不愿看到，未来的他们变得和家长一样的麻木执拗、一样的冷漠、多疑。那时，他们又会拿什么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建设社会？
现在看来，虽然似乎每个问题都微不足道，但它们累积起来就会影响孩子的童年，决定孩子的一生。
不管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还是我国所有的无辜的随父母漂泊异乡的流动儿童，它们都和公办学校的孩子一样，他们需要一份充满阳光的纯净土壤，有了这片土壤，他们可以一样的绚烂的绽放。那么，谁该为他们打造这片土壤？
写作业、看电视、做家务，他们重复着往返于家和学校，几乎没有机会走出村子，甚至连父母的陪伴也是奢求，这便是就读在首都北京南五环附近某打工子弟学校的孩童们的生活。这只是众多城市流动儿童生活的缩影。
城中村的学校
老高十几岁就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做过零工，开过货车，他如今靠开“摩的”为生。坐着老高的“摩的”一路向东，路面时不时扬起尘土，平房密集的街道两侧分布着一些餐馆和小商铺，拐进一条泥泞的水泥路，便到了这所专为流动儿童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老高的儿子就在这所学校上学。
外来人口聚集、交通欠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学校位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如果不是学校楼顶镶着学校名称的牌子，很难想象这座简陋狭小的院落是一所收纳了700多名流动儿童的小学。
两层板楼，破旧水泥砖铺成的地面，教室装修简单，楼道里墙壁的漆皮略微脱落。下大雨的时候，屋顶还会漏水，去年暑假，学校唯一的旧钢琴也被雨水浊蚀了。
“尽管简陋，这也是硬撑着办下来的学校。”学校创办人告诉《经济》记者，学校的年租金高达38万，加上其他各项支出，学校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我把家里的两处拆迁安置房都给卖了。”实际上，学校创办人是当地的农民，正是他12年来执着办学，流动儿童才免于辍学。
学生们并不抱怨简陋的学习环境，或许是不知抱怨。他们不知道同样是首都小学生，公办学校里孩子们的课堂上有多媒体设备，而他们的老师辛苦地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每一个细节，大部分桌椅都是教委赞助的，而且不能调节高低。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学习条件的艰苦并不足以像频繁的转学那样让他们难过。“一年级在希望学校，二、三年级在振华学校，现在又转到了这里。”四年级学生冉冉说。王磊告诉《经济》记者，他以前就读的学校拆迁了，所以转到了现在的学校。“爸妈换工作，我也要转学，以前他们卖过包子，还卖过馒头，现在都没工作，说不定我们还要搬家。”
该学校校长说，每学期学生流动人数多达200人，离职的教师大约有四五名，而学校的教师总数不过24人。每到期末，她都担心教师离去。
在该校，教师的周课时总量在20节以上，甚至同时负责多个科目的教学，有的老师同时负责英语教学和学校教学管理；有的老师负责思想品德、计算机等科目；美术老师同时还教体育，他们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是公办小学的好几倍。
年轻的美术老师不到30岁，之前从事高薪的设计工作，但是自从接触到这些可怜的孩子，他就再也不忍离开。数学教师杨老师曾经是公办学校的数学骨干教师，如今她却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打工子弟学校，中午依旧留在教室照看学生，常常累得直不起腰，而她每月的工资只有1200元。“就算没有工资，我也不会抛下这些可怜的孩子。”杨老师说。
学校的教师们拿着微薄的报酬，月收入高的也不过1500元，即便是校长，工资也只有2000元左右。
别样童年
纵使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下，该学校的学生也和公办学校的学生们一样求知若渴，只是在这些孩子中，多了些空洞的眼神、老成的表情和不羁的吵闹。
“我的爱好就是玩。”学生李贺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贪玩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除了“玩”，学生们的课余生活非常单调，几乎没有课外读物，也没有课外兴趣班。
冉冉说，父母没给她买过任何课外书，她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语文老师告诉《经济》记者，学生们几乎没有课外书，唯一的读物就是语文课本。
美术老师指出，一些学生有很高的绘画天赋，但是他们的家长却不支持他们参加培训班。
六一儿童节当天，冉冉没有表演节目，她告诉《经济》记者，她非常想演节目，但是妈妈不给她买演出服。对其他孩子来说，买件衣服只是个小小的要求，对冉冉来说却遥不可及。
此外，幼小的孩子们过早地承担了做家务的重任。“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会做饭了，”11岁的王磊告诉《经济》记者，他最擅长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爸妈的、哥哥嫂子的我也帮着洗，”汪胜涵说，她4岁时就开始做简单的家务。
但是，住宿的孩子即使想做家务也没有机会。“我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一名二年级的男生，瘦小的身躯，黝黑的皮肤，白色的短袖沾了些许污渍，脚上的凉鞋落满了灰土。他告诉《经济》记者，爸妈已经有一个月没来看他了，他常常吃方便面充饥。
过早地承受家务，没有娱乐，空洞的生活几乎占据了孩子们的童年。
来自河南的李贺说：“我觉得老家比北京好，老家的风景好，老家有河。”实际上，该学校的很多孩子自从来到北京，几乎没有机会走出家门去见识外面的世界。“爸妈没时间带我出去玩。”冉冉说，她的父母都是开“摩的”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时间休息。
“我吃过三次麦当劳。”学校的孩子们说，“我吃过一次，”“我也吃过三次。”当很多家长在担心麦当劳影响孩子健康的时候，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吃麦当劳却是件“难忘”的事，如今又有几个孩子会十分在意地记下自己吃麦当劳的次数？
杨老师告诉《经济》记者，有一次她开玩笑着问学生们，“老师老了以后怎么办？”令她意外的是，学生们手举得高高的，争先恐后地说“老师，我养着您。”孩子如此可怜，却也如此可爱。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缺失的已经太多了，“我甚至不奢求有人能资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但只希望能有人带他们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前幼儿园于老师说。
“难沟通”的家长
“曾经有个家长，在临近开学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杨老师，我家孩子该上几年级了？我太忙给忘了’。” 杨老师说，由于过于忙碌，个别家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
据学校校长介绍，学校把“学会做人”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之所以如此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就是因为学校意识到流动儿童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缺失。 “孩子刚入学时，表现出的和公办学校孩子的最主要区别就是无拘无束，”校长说，个别孩子不懂礼貌，行为随意。
在童年时期，父母的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孩子的行为和人格的养成。然而，令人无奈的是，流动儿童的家长不仅忽视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的引导，甚至对孩子拳脚相加。冉冉向《经济》记者表示，犯错误的时候父母会打她，没错的时候也打。“爸爸用皮带抽我，妈妈扯我的头发。”
某学生家长坦言，“孩子确实没少挨打，我太忙了，顾不上跟他讲道理。”
“在私立学校，最难的就是和家长沟通。”杨老师说，儿童节时，一些参加演出的孩子没有合适的鞋，她只能趁学生早操期间观察学生们脚上穿的鞋，寻找合适的鞋借给自己的学生。但是，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对此非常反对，而那个孩子却非常愿意把自己的鞋借给同学穿。家长们以爱之名，用过度的“自我防卫”保护孩子，而这种爱，往往适得其反。
忙碌可以作为对忽视孩子教育的借口，但是忙碌的家长甚至错误地引导孩子。当孩子在学校里出现小的磕磕碰碰的时候，家长对学校不依不饶。“让老师难过的不是学校条件的艰苦，而是家长的冷漠和误解。”杨老师说。
家长的这种怀疑和不安的情绪充斥着，又无意识地将孩子的思想教育全部推给老师，对老师的无私付出甚至也不知感恩。
不仅如此，生活在贫穷的边缘，“超生”加剧了学生家庭的生活负担，而这种负担也恰恰由他们的父母故意造成。
“就是为了要个男孩，我们老家就是这个思想，”谷女士说，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为了能有个儿子，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生了第三胎，但是小女儿到现在还没有户口。
在家带孩子的谷女士不能工作，而丈夫靠开货车的收入已经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谷女士说，她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超生”家庭，受着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
“最可怜的是孩子，”据学校校长介绍，学生们的家庭背景复杂，相当一部分来自单亲家庭、组合家庭，且生活拮据，“有个学生欠了200元的学费，他的家境不好，学校不好意思开口去要这200元钱。”
又是一年毕业时，六年级的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未来的他们或将继续读书、或不幸辍学，但是他们终将步入社会。
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它们都将是未来的建设者。虽然现在的他们天真无邪，但是家长对他们的精神关怀和引导的忽视令人堪忧。我们不愿看到，未来的他们变得和家长一样的麻木执拗、一样的冷漠、多疑。那时，他们又会拿什么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建设社会？
现在看来，虽然似乎每个问题都微不足道，但它们累积起来就会影响孩子的童年，决定孩子的一生。
不管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还是我国所有的无辜的随父母漂泊异乡的流动儿童，它们都和公办学校的孩子一样，他们需要一份充满阳光的纯净土壤，有了这片土壤，他们可以一样的绚烂的绽放。那么，谁该为他们打造这片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