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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心态，谁主沉浮？
相守几十年的妻子亡故，庄子竟然“击盆而歌”，毫无悲恸之意，受到前来吊唁的好友惠施怒责。庄子言：人本是由气变成的，现在她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乃自然之理，我为何要悲伤？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不懂自然之理罢了。
庄子的怪诞往往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楚王备厚遇来礼聘，庄子溪畔垂钓而不他顾，临了仅仅回复“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这是庄子之道。老庄学说也影响并折射着中国文人的悲情心态与宿命绵延千年不衰。
红尘乱世，士当“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庄子的遁世无为源于看透了文人之于王权如草芥的悲哀，比干遭剖心之罪、孙膑遭刖足之苦、商鞅遭车裂之刑、吴起遭乱箭穿心之遇。庄子明知不可为而绝不为之。所以庄子言行荒诞。
真正理解庄子的是晋代“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教而崇放达”的竹林七贤，当中首推阮籍。阮籍时常坐上车信马由缰，每每走到无路可走时便号啕大哭；其母亡故，阮籍也要先把棋下完，该吃肉还吃肉。世人皆不解，直到为母下葬时，阮籍悲恸至吐血。事实上，谁又能比他更知丧母之痛呢？
中国文人之内敛忍性之悲情感伤世所罕见。
历代中国文人墨客既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索求，又希望寄身于让心灵坦然让精神安适的世外桃源。于是出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五仕五隐，“归去来兮”。东坡居士称赞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放达为高”。果真如此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时无刻不在心底，所以陶渊明一面以“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自娱，一面又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叹息。理想的诱惑与现实的冷漠，最终使陶县令落魄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五柳先生”。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孤傲清高的李白放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雄心壮志的曹操高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旷达豪放的苏轼慨叹：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酒成了中国文人的心灵安慰、情感寄托，然而酒醉终有醒，世俗不可违。
作为社会中最敏感最脆弱的知识阶级，中国文人的悲情心态与宿命是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的。
西方言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光荣与梦想间，已经被拷问了两千余年。
◎悲情性格，去意彷徨
翻开2000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文人一直面对着强大而顽固的五大社会病诟：人治、官有（官府垄断资本）、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阴谋）。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中国文人最大的人生信奉与理想只能是士大夫的传统模式：由仕而宦而治天下。因而，中国文人的最高人格即是衷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甘心作其使用价值的吹鼓手。所谓“君为臣纲”“文以载道”“士为知己者死”。同时又要直面人治、官本位对社会对文化对人性的侵袭和危害，强烈的现实感和忧患意识铸就了中国文人特有的敏感和伤感。
西方文人往往以宗教信仰来转移内心的失落和恐惧，而中国文人则只能直面悲观与失望，虽然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也可以借助儒释道来达到精神解脱。归隐即是中国文人在儒家文化不进则退思想主导下的宿命观。仕途得意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南；失意彷徨时，又从佛道家思想中获得慰藉。
官场失意民间得意的白居易有“繁华落尽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的感慨；阅尽浮华与磨砺的苏东坡有“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的顿悟。虽然在“小舟从此逝，江海任余生”的达观与超脱中，依然还会听到“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伤与落寞。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学说统治的年代，中国文人已经从对外界的关注转到对个体心灵的审视和体味，往往于无望中带有执着，于迷惘中凝结明晰，似黯淡而不低迷，似茫然而愈固执。
“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征候，上兀自不肯休。”
好一派铮铮风骨，好一派飒飒豪情。
这是萃取于汨罗江的屈原、昆明湖的王国维、太平湖的老舍的中国骨感文人的气质精华，是中国文人自我意识的自白与执着。关汉卿其后又出现过几位性格文人：“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的“笔架博士”海瑞，“哀莫大于心不死”的“唯人主义者”胡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转世和尚”梁漱溟。
编辑/王洪丽
相守几十年的妻子亡故，庄子竟然“击盆而歌”，毫无悲恸之意，受到前来吊唁的好友惠施怒责。庄子言：人本是由气变成的，现在她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乃自然之理，我为何要悲伤？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不懂自然之理罢了。
庄子的怪诞往往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楚王备厚遇来礼聘，庄子溪畔垂钓而不他顾，临了仅仅回复“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这是庄子之道。老庄学说也影响并折射着中国文人的悲情心态与宿命绵延千年不衰。
红尘乱世，士当“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庄子的遁世无为源于看透了文人之于王权如草芥的悲哀，比干遭剖心之罪、孙膑遭刖足之苦、商鞅遭车裂之刑、吴起遭乱箭穿心之遇。庄子明知不可为而绝不为之。所以庄子言行荒诞。
真正理解庄子的是晋代“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教而崇放达”的竹林七贤，当中首推阮籍。阮籍时常坐上车信马由缰，每每走到无路可走时便号啕大哭；其母亡故，阮籍也要先把棋下完，该吃肉还吃肉。世人皆不解，直到为母下葬时，阮籍悲恸至吐血。事实上，谁又能比他更知丧母之痛呢？
中国文人之内敛忍性之悲情感伤世所罕见。
历代中国文人墨客既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索求，又希望寄身于让心灵坦然让精神安适的世外桃源。于是出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五仕五隐，“归去来兮”。东坡居士称赞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放达为高”。果真如此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时无刻不在心底，所以陶渊明一面以“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自娱，一面又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叹息。理想的诱惑与现实的冷漠，最终使陶县令落魄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五柳先生”。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孤傲清高的李白放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雄心壮志的曹操高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旷达豪放的苏轼慨叹：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酒成了中国文人的心灵安慰、情感寄托，然而酒醉终有醒，世俗不可违。
作为社会中最敏感最脆弱的知识阶级，中国文人的悲情心态与宿命是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的。
西方言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光荣与梦想间，已经被拷问了两千余年。
◎悲情性格，去意彷徨
翻开2000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文人一直面对着强大而顽固的五大社会病诟：人治、官有（官府垄断资本）、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阴谋）。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中国文人最大的人生信奉与理想只能是士大夫的传统模式：由仕而宦而治天下。因而，中国文人的最高人格即是衷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甘心作其使用价值的吹鼓手。所谓“君为臣纲”“文以载道”“士为知己者死”。同时又要直面人治、官本位对社会对文化对人性的侵袭和危害，强烈的现实感和忧患意识铸就了中国文人特有的敏感和伤感。
西方文人往往以宗教信仰来转移内心的失落和恐惧，而中国文人则只能直面悲观与失望，虽然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也可以借助儒释道来达到精神解脱。归隐即是中国文人在儒家文化不进则退思想主导下的宿命观。仕途得意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南；失意彷徨时，又从佛道家思想中获得慰藉。
官场失意民间得意的白居易有“繁华落尽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的感慨；阅尽浮华与磨砺的苏东坡有“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的顿悟。虽然在“小舟从此逝，江海任余生”的达观与超脱中，依然还会听到“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伤与落寞。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学说统治的年代，中国文人已经从对外界的关注转到对个体心灵的审视和体味，往往于无望中带有执着，于迷惘中凝结明晰，似黯淡而不低迷，似茫然而愈固执。
“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征候，上兀自不肯休。”
好一派铮铮风骨，好一派飒飒豪情。
这是萃取于汨罗江的屈原、昆明湖的王国维、太平湖的老舍的中国骨感文人的气质精华，是中国文人自我意识的自白与执着。关汉卿其后又出现过几位性格文人：“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的“笔架博士”海瑞，“哀莫大于心不死”的“唯人主义者”胡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转世和尚”梁漱溟。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