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点用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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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喜欢读冯梦龙的《智囊》。在该书卷22《兵智部·制胜》篇中,有一段是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唐太宗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毛泽东写了一段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能把握强弱形势的转换、能动地驾驭战场,是毛泽东称道李世民和朱元璋用兵才能的原因。
  虚实结合出奇制胜
  在战略指导上,李世民是一个后发制人、以守为攻的专家。李世民充分利用政治上号令天下的主动地位,以及军事上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经常采取坚壁不出、以钝挫锐的方略。与敌相持,短则数十日,长则五个月。这看起来好像过于保守持重,实质是在逐步“尽敌阳节”,等待敌我优劣形势的转化,而一旦时机成熟,便给敌以凌厉迅猛的一击。在战术运用上,他也是一个攻敌侧背、出奇取胜的高手。
  李世民娴于骑射,格外重视精锐骑兵的突击能力,这使他摆脱了当时摆好阵式后再战的呆板模式,每次作战都是以轻骑深入迂回,出敌阵后,袭其不备而获胜。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9月,李世民率军与自称秦帝的薛仁杲作战。唐军深沟高垒六十余日,敌众屡次挑战,李世民均按兵不动。当敌粮草将尽,有将吏投诚之时,他才命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列阵诱敌,自己则亲率主力捣敌侧背。敌邀战甚久而不得,见唐军列阵应战便倾巢而出。唐军正面压力很大,庞玉几乎支持不住。李世民的精锐骑兵突然从侧背杀出,形成两面夹击,敌阵脚大乱,被唐军乘势斩首数千,坠身涧谷者不可胜数。此时,李世民窥破契机,仅率左右二十余骑,不带攻城械具和步兵,直扑对方城门,抢先闭锁敌人退缩之路,不使其重新转入稳固防御。于是,敌大部散归陇外,薛仁杲只得投降。
  李世民不囿旧说,强调以正兵对敌之实,以奇兵击敌之虚,正面列阵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敌人,达成胶着状态,争取时间;而侧背出击才是部署之重心,决胜之关键。己方的弱兵受强敌压迫后退不过数十至百步,自己的强兵则已突破敌防御之薄弱部位,造成敌之全局震撼。这种关于奇正强弱的独到见解,发展了古代军事运筹思想。
  此外,李世民还惯于借重偏师,断敌粮道,釜底抽薪,剥夺敌人的持续进攻能力,这实际上是在更大的战场范围内运用奇兵。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打敌后方补给,破坏敌人的战争力量结构,从而迫敌回顾这也是很厉害的招数。
  稳扎稳打各个击破
  朱元璋和李世民一样,也有一种临敌持重、从不骄傲大意的素质。他指挥的两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战役,一是对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役。他先打陈友谅后取张士诚,从被动变成主动,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二是北伐战争。他率部先取鲁豫,封锁关陕(今西安地区,即关中平原地区),剪敌枝叶,然后直取元大都。这两次战役,充分反映了朱元璋善于审度形势和把握战场主动权的指挥艺术。
  在元末群雄中,陈友谅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也最大。他想联合居于长江下游的张士诚,东西夹攻,夺取朱元璋所在的应天(今南京)。消息传来,应天的文官武将一片惶恐。
  如若要抵抗,无非两个办法:一是两线同时作战,分兵拒敌,那样就等于用自己一半的力量去迎击强敌的全部,必败无疑;二是集中兵力先对付其中一个,得手之后再消灭另一个,各个击破。但是,先打哪一个才更为稳妥,更有利于保持主动呢?
  经与刘基密议,朱元璋决意搁置弱敌,全力攻强。因为陈友谅、张士诚两敌,前者志骄,后者器小,志骄者好生事,器小者只想保住地盘。攻强,弱敌未必敢火中取栗;攻弱,则强敌一定会倾巢而出。于是,朱元璋一边派兵直捣陈友谅后路,一边布下埋伏,诱敌深入,重创其主力。张士诚见陈友谅遭朱元璋重创,自己势孤,自然打消了继续作战的想法。
  北伐之役后,有的将领以为南方大定,兵力充足,可一鼓作气,直捣大都。朱元璋却认为,不如先削枝叶,再挖老根。先攻山东,撤掉大都的屏风;次下河洛,剪断敌人的羽翼;再进据潼关,关闭敌人的门户。东南西三面要点均控制在手,进逼大都,便可不战而下。朱元璋始终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以自己的全力各个击破分散之敌,促进战场上敌我优劣形势的转化。这从积极方面来说是稳操胜券;从消极方面说,至少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对李世民和朱元璋的称道及批注,说明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了某种贯穿古今的规律。深知交战双方实力,正确选择战术策略,永远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编辑/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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