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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从我国劳动力价格入手，阐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弱要素利益的缺失，接着结合传统贸易理论分析了这种现状的原因，指出对于“比较优势”的曲解是造成弱要素利益缺失的重要根源，最后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现实后果。
关键词：要素使用权 弱要素利益 比较优势 要素禀赋 民工荒
一、弱要素利益的缺失：“卖血”的劳动力低价
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企业本身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利用一个合约替代市场上的一组合约，从而使交易费用大大降低，而在企业形成的这一个合约中，各个要素所有者依据其要素在企业中所占的地位享有不同的剩余索取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在我国，各个企业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往往通过压低劳动力这一重要要素的价格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具体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200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报告》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的某些行业，存在着不公平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劳动者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同时，并未获得其劳动力要素所应享有的同等剩余索取权，这部分缺失的利益则为企业所占有，以此作为降低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筹码，这便是所谓“弱要素利益的缺失”。其实，“弱要素利益的缺失”现象在我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据研究表明，在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珠江三角洲12年其农民工月工资仅提升了68元，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卖血”的劳动力低价所发展起来的，是以牺牲弱要素利益的不公平要素交易合同为前提的。
二、弱要素利益缺失的原因：传统贸易理论的扭曲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相当一批行业是以追求劳动力低价作为其利润的基础的，而要分析导致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则要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去寻找根据。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政策的具体实行，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撑，而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流行的传统贸易理论，自然而然的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别“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两个概念，阐述了只有一种商品的比较只能说明绝对优势，并且通过概念的区分说明两国在贸易时只有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获得相应收益；而要素禀赋论则在比较优势论的基础上将单因素推进为多因素，但其比较结构却是绝对优势结构，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坚持的“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坚持了一种绝对优势，是只包括要素禀赋论而未包含比较优势论的做法，是对具有普适性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背离。
在这样一种抛弃比较优势论、坚持劳动力低价绝对优势的理论背景之下，我国企业走上了一条基于“要素禀赋”而非“要素创造”的道路。企业并不以所依赖的要素进行利润的创造，而是通过签定不公平的劳动要素交换合同来换取低成本的优势，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的运行结果将导致低效率，下面就具体现实后果进行分析。
三、弱要素利益缺失的现实后果
我们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后果的具体分析。首先，从微观主体的角度出发，对于劳动者本身而言，一方面由于工资低下无法产生人力资本投入的动机，劳动者本人安于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而在技能方面不会有提高和学习的动力。以广东省为例，按照“十五”计划，到2005年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应达到502.4万人，目前只有365万人，缺工130万，由此可见，低工资对于工人技能的提升存在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劳动者由于对于工资待遇的不满而放弃进城打工的机会，造成局部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从地区分布看,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而珠三角缺工最严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10%,其中,深圳民工缺口约40万,东莞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而根据刘易斯模型进行分析，由于目前我国尚有2亿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而我国也未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模型如下图所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工荒”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工资黏性所造成的，由于过低的工资收入已经不能弥补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需要，因此农民工将拒绝迁移到农村，这一点也说明了牺牲弱要素利益的负面影响。
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长期对于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将使企业无法真正成长，一味成为其他国家品牌的加工基地，丧失了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我国的经济强省广东，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占总贸易额不到2成，而加工贸易却占了80%多，这充分揭示出我国无自主品牌、产业结构落后的行业特征，而这一结果的造成，恰恰在于一味追求弱要素利益的缺失。
从宏观方面来看，隨着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反倾销案例的不断增多，中国的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失去，这是因为中国从对外开放初期坚持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就是一种绝对优势的体现，因此无法长期永久性的获得良好的收益，目前中国一方面要应对日益增加的反倾销诉讼，另一方面要迎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资源与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竞争与挑战，这些都说明以不公平的要素交易合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巨大的外在强制性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何转变要素交易合同、重新保障弱要素的合理收益？如何寻找到一种新的竞争优势，取代岌岌可危的劳动力优势？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陈惠雄。《要素进入不公平交易条件下的企业竞争力模式及其对策机制》。社会科学，2004，3。
[2] 张幼文。《从廉价劳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论“新开放观”的理论基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3] 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人口研究，2005，3。[4] 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4。
（上接第1页）
参考文献：
[1] 朱欣. 大型房地产项目融资结构设计[J].商业经济,2005(6).
[2] 黄新林，陈宝峰，林立群. 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管理[J].中国管理科学,2002(10).
[3] 黄新林. 房地产项目融资若干问题的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2001(03).
[4] 安保强. 房地产融资渠道拓展及资产证券化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02).
[5] 尹百宽. 中国商业房地产项目融资工具的创新性研究[J].北京化工大学,2007(06).
[6] 尹朝辉. 中小房地产项目融资模式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2008((10).
[7] 赵旭. AHP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商业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评价[J].基建优化,2005(12).
[8] 李恒毅. 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评估[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9).
[9] 黄德忠，阳秋林. 房地产项目融资模式的探讨[J].财税金融,2010(01).
[10] 朱浩锦，刘珊珊.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商业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研究[J].消费导刊,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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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自我国经济市场化以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尤其近几年，每出现一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食品召回制度让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和产品失去市场，对于增强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社会责任，唤起他们的社会良知，提高企业声誉和品牌信誉有着重要作用。食品召回制度的制定无疑是我国食品安全建设的重大进步，既是现阶段食品安全保证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有效地重塑了中国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蔡德林.《对我国食品召回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载自《行政与法治》，2008年第11期。
[2] 凌嫕.《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载自《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7期。
关键词：要素使用权 弱要素利益 比较优势 要素禀赋 民工荒
一、弱要素利益的缺失：“卖血”的劳动力低价
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企业本身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利用一个合约替代市场上的一组合约，从而使交易费用大大降低，而在企业形成的这一个合约中，各个要素所有者依据其要素在企业中所占的地位享有不同的剩余索取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在我国，各个企业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往往通过压低劳动力这一重要要素的价格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具体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200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报告》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的某些行业，存在着不公平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劳动者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同时，并未获得其劳动力要素所应享有的同等剩余索取权，这部分缺失的利益则为企业所占有，以此作为降低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筹码，这便是所谓“弱要素利益的缺失”。其实，“弱要素利益的缺失”现象在我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据研究表明，在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珠江三角洲12年其农民工月工资仅提升了68元，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卖血”的劳动力低价所发展起来的，是以牺牲弱要素利益的不公平要素交易合同为前提的。
二、弱要素利益缺失的原因：传统贸易理论的扭曲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相当一批行业是以追求劳动力低价作为其利润的基础的，而要分析导致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则要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去寻找根据。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政策的具体实行，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撑，而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流行的传统贸易理论，自然而然的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别“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两个概念，阐述了只有一种商品的比较只能说明绝对优势，并且通过概念的区分说明两国在贸易时只有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获得相应收益；而要素禀赋论则在比较优势论的基础上将单因素推进为多因素，但其比较结构却是绝对优势结构，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坚持的“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坚持了一种绝对优势，是只包括要素禀赋论而未包含比较优势论的做法，是对具有普适性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背离。
在这样一种抛弃比较优势论、坚持劳动力低价绝对优势的理论背景之下，我国企业走上了一条基于“要素禀赋”而非“要素创造”的道路。企业并不以所依赖的要素进行利润的创造，而是通过签定不公平的劳动要素交换合同来换取低成本的优势，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的运行结果将导致低效率，下面就具体现实后果进行分析。
三、弱要素利益缺失的现实后果
我们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后果的具体分析。首先，从微观主体的角度出发，对于劳动者本身而言，一方面由于工资低下无法产生人力资本投入的动机，劳动者本人安于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而在技能方面不会有提高和学习的动力。以广东省为例，按照“十五”计划，到2005年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应达到502.4万人，目前只有365万人，缺工130万，由此可见，低工资对于工人技能的提升存在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劳动者由于对于工资待遇的不满而放弃进城打工的机会，造成局部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从地区分布看,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而珠三角缺工最严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10%,其中,深圳民工缺口约40万,东莞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而根据刘易斯模型进行分析，由于目前我国尚有2亿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而我国也未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模型如下图所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工荒”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工资黏性所造成的，由于过低的工资收入已经不能弥补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需要，因此农民工将拒绝迁移到农村，这一点也说明了牺牲弱要素利益的负面影响。
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长期对于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将使企业无法真正成长，一味成为其他国家品牌的加工基地，丧失了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我国的经济强省广东，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占总贸易额不到2成，而加工贸易却占了80%多，这充分揭示出我国无自主品牌、产业结构落后的行业特征，而这一结果的造成，恰恰在于一味追求弱要素利益的缺失。
从宏观方面来看，隨着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反倾销案例的不断增多，中国的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失去，这是因为中国从对外开放初期坚持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就是一种绝对优势的体现，因此无法长期永久性的获得良好的收益，目前中国一方面要应对日益增加的反倾销诉讼，另一方面要迎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资源与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竞争与挑战，这些都说明以不公平的要素交易合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巨大的外在强制性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何转变要素交易合同、重新保障弱要素的合理收益？如何寻找到一种新的竞争优势，取代岌岌可危的劳动力优势？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陈惠雄。《要素进入不公平交易条件下的企业竞争力模式及其对策机制》。社会科学，2004，3。
[2] 张幼文。《从廉价劳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论“新开放观”的理论基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3] 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人口研究，2005，3。[4] 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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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朱欣. 大型房地产项目融资结构设计[J].商业经济,2005(6).
[2] 黄新林，陈宝峰，林立群. 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管理[J].中国管理科学,2002(10).
[3] 黄新林. 房地产项目融资若干问题的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2001(03).
[4] 安保强. 房地产融资渠道拓展及资产证券化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02).
[5] 尹百宽. 中国商业房地产项目融资工具的创新性研究[J].北京化工大学,2007(06).
[6] 尹朝辉. 中小房地产项目融资模式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2008((10).
[7] 赵旭. AHP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商业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评价[J].基建优化,2005(12).
[8] 李恒毅. 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评估[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9).
[9] 黄德忠，阳秋林. 房地产项目融资模式的探讨[J].财税金融,2010(01).
[10] 朱浩锦，刘珊珊.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商业房地产项目融资风险研究[J].消费导刊,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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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自我国经济市场化以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尤其近几年，每出现一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食品召回制度让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和产品失去市场，对于增强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社会责任，唤起他们的社会良知，提高企业声誉和品牌信誉有着重要作用。食品召回制度的制定无疑是我国食品安全建设的重大进步，既是现阶段食品安全保证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有效地重塑了中国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蔡德林.《对我国食品召回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载自《行政与法治》，2008年第11期。
[2] 凌嫕.《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载自《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