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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四处托钵化缘，他会找一些别人认为不容易化到的地方：商店，一个小气鬼，或者酒醉熏天的年轻人。他伸手：施主啊，我是出家人，没有食品，你能施舍给我们吃的吗？
5月9日，法师明贤回到江西佛学院后，他的电话一直在响，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平静了。作为学院的一名老师，他正找人代课，组委会要求他，在出发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办理好。
两个多月后的7月20日，作为“重走唐僧西行路”的大陆代表，他将用120天的时间，从西安出发，沿着玄奘取经的路线，经过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到达印度的那烂陀寺，而1300年前，这段路玄奘走了19年。
不要人为造就不必要的障碍
其实在两年前，明贤就知道了“重走唐僧路”这个活动。也有人想推荐他，但一开始他并没有关注。
“当时我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纯商业的活动，后来可能因为我的一些学术影响吧，组委会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我到广州，很诚恳，作为一个出家人，我的性格就是随缘，拒绝的话说不出口，就去了。”
明贤说，在教学期间，他一直都在思考文化交流和佛教的探索，包括一些佛教思想的调整、改革等，“了解情况后才发现，其实这个活动是很符合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这个大趋势的，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活动，还是一个大的文化交流活动。虽然这个活动有一些商业性质，但不是我服从这个活动，而是这个活动整个服从了我的思想脉搏，所以我愿意投入。”
活动在广州千年古刹光孝寺启动后，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人评论说：当年玄奘只身上路，没有任何后援补给，而本次重走唐僧路，不仅有先遣队，还有护送车队，这与玄奘坚忍不拔、不畏艰苦的精神根本就是违背的。
但明贤不这样认为，“不要人为地造就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如果能够达到交流这个目的，任何先进工具都是可以采用的。玄奘大师给世界文化融合写下了重要的篇章，如果当时有千军万马，有车有船送他去，我想玄奘大师也不会拒绝的。”
没有给这个活动赋予太多的意义，明贤淡淡地说：我们去的目的，是打开一个通道，这个作用能够起好就不错了。
两次逃跑的出家过程
这位33岁的法师当时皈依佛门，是通过两次逃跑来完成的。
他自己说，12岁开始，他就对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高中快毕业时，他四处打听有没有学生就可以参加的佛教活动，一位武汉的法师向他推荐——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很好，冬天有禅七（一种佛教聚会活动）可以参加。于是，他只身来了解云居山，参加完禅七，他想留下来皈依佛门。但山上的师父说，不行，你的身份证、户口不在这里，你得回去把它办理好，让你父母签订一个同意你出家的证明再来吧。
他的家乡在郊区农村，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干部，他们拥有那个年代父母对子女的共同期望：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父母强烈的反对仍然让他惊讶不已，于是，他想到了逃离。
第一次逃跑，他躲在湖北的一个寺院，后来被家里找到了，“锁在家里了”，第二次逃跑，他跑到了江西真如寺，当时没有电话，寺里连电都没有，他的父母没有找到这位寄托了他们全部希望的儿子。直到八年后，寺院有了第一部电话，姐姐通过各种渠道，把电话打到寺院里，这才找到了弟弟。
那是明贤一段永远的回忆，找到他后的第三年，母亲病了，癌症，子宫肌瘤。明贤赶到家，她已经上了手术台。是儿子从手术台把她移到床上，又推着病床，把她推出了手术室，在路上，她对这个又爱又恨的儿子说一句话：假如我死了，也知足了。
很幸运，手术成功。手术结束以后，明贤悄悄地离开了，从新开始他的僧侣生活。
在江西、山西，他都曾托钵化缘，不是仅仅为了填饱肚子。他会找一些别人认为不是太容易化到的地方，一家商店，一个小气鬼，或者一个是酒醉熏天的年轻人。他伸手，施主啊，我是出家人，没有食品，你能施舍给我们吃的吗？
他遇到过很多情况，有人直接把自己的食品分给他，也有人不屑一顾，或者干脆骂他，有一次，人家看见他，立即把门关上。
但他并不后悔，“通过这些人，我能够了解到他们对施舍的态度，能够让我们看到真实的民情，他们会不会给他们的朋友、会不会给他们的亲人帮助？我从中了解到人们心里面缺乏什么东西。”
他很遗憾，现在的很多僧人，都不在托钵化缘了，“这让僧人缺乏了了解社会的机会；托钵化缘，你接受人家的施舍，能够让一个修行人减少傲慢性，这是一个合格出家人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明贤似乎也明白，这次“重走唐僧路”后，会有很多活动等待着他参加，“我在关注着几所比较困难的佛学院、寺院，佛学院能够让僧人接受教育，寺院建立后能够救济很多居民，让一些小孩子能上学，假如以后活动能够对这些有帮助，我愿意去参与。如果仅仅是热闹，那还不如实实在在在佛学院教书好，或者，我会选择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