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6年，一张名为《狼》的环保音乐专辑风靡整个中国，而其中一曲反映加拿大育空地区屠杀狼群事件的歌曲《布列瑟农》更是被频繁使用于各种关于环保、自然风光等题材的影视片中，直到今天，这张专辑的主人、加拿大环保音乐家马修·连恩仍然能在各地的唱片行看到这张专辑的各种盗版继续发售。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音乐家，马修·连恩很不甘心自己心爱的作品以劣质的音质在喜爱它的人之间传播，于是联手种子音乐，重新制作再版了这张专辑，并增加了两首新歌，于近日正式发行。
6月5日，马修·连恩应邀参加中国环保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一场大型环保主题晚会，借此之机，记者得以在北京与这位蜚声遐迩的环保音乐大师做一席畅谈，从他传奇的个人经历、多年来坚持环保的理念一直聊到他对各种中国民间音乐的心得体验。同时，马修·连恩也向我们透露了他近期的中国发展计划。
Q：《音乐周刊》
A：马修·连恩
中国音乐简单而更富个性
Q：可以描述一下你首次来中国的情况吗？
A：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6年。1995年我发行的专辑《狼》是跟风潮唱片合作的，这张唱片卖得很好，1996年，加拿大政府有一个改善加拿大与亚太地区商业合作的基金计划，所以当时我申请了一点钱，与风潮唱片合作加入了这个计划，便来到了中国南京。因为当时他们告诉我说南京有很多很好的传统音乐家，还有一个还不错的录音室，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也是我第一次领略中国的音乐文化。但当时行色匆匆，尤其是在音乐方面，我只有两周的停留时间，只能浮皮潦草地了解二胡、古筝、古琴、唢呐是怎么回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怎样在我的音乐里使用这些乐器还不得而知，但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能用它们在我的音乐里做些什么。
Q：当时对其中的哪种乐器特别感兴趣？
A：我没有办法挑中其中具体的某一件来，因为它们之前的差异都很大，而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我的音乐文化里找出能与它们一一对应的东西来，比如我看到唢呐，就觉得跟我们的萨克斯风很像，它们之间就像朋友兄弟一样可以对话。二胡就像小提琴，古琴就像古典吉它，基于这样的概念，就可以在这两种不同的乐器之间形成对话，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直到现在我常常喜欢竹笛跟二胡合作，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是非常灵活多变的乐器，在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中都很容易操作，不像琵琶、月琴这些都需要特定的音乐环境，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音乐中都用得上它，但二胡和笛子就可以，在萨克斯风音乐、吉它音乐中都可以使用到，所以我用这两种乐器用得比较多。
Q：中国音乐中最先抓住你的东西是什么？
A：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有一天我去古琴大师常恭良的家，他给我弹奏了一些很传统的古琴音乐，我发现，他演奏音乐的方式真的与我们西方人大为不同：西方人演奏音乐的规范是很注重细节的，我想怎么弹，要弹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弹，都必须事无巨细注明得非常精确，你就像机器一样必须严格遵照操作。常恭良演奏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你的演奏中没有这些细节的规定？他说对啊，大师的工作就是把音乐提升到最高形式。他给我弹了一些曲子，也跟我讲，历史上的那些大师之所以成名，就在于他们把这一首曲子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音乐观点就是，传统的音乐家必须要在音乐中加入自己的注解，要为音乐注入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音乐观点。第二点，就是与西方乐器相比，中国的乐器都非常简单，比如说竹笛，西方的长笛结构很复杂，竹笛就很简单很方便，但是它在音乐表达上的灵活性，与西方结构复杂的长笛比起来，反而更让人印象深刻。
音乐其实不分地域
Q：我们注意到，在您的作品列表里，自1997年的《汇流》开始，不算刚刚再版的这一张《狼》，你发行了10张专辑，其中7张都跟台湾有关，1999年那张《海角一乐园》还拿下了2000年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奏专辑奖”，由此看来，你跟台湾渊源颇深。这种机缘是怎样结下的？
A：在1998年，风潮唱片发行《汇流》，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因为我是加拿大人，就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屿，温哥华岛和台湾差不多大，但台湾的文化真的很丰富，有好多不一样的原住民文化，还有客家文化以及福建的文化影响，还有生态系统，西边东边全部都是不一样的生态系统。那次我去台湾，本来只是一两个音乐会的宣传活动，但到了台湾之后，我就真的想到处走走，所以就在台湾做了一张CD《海角一乐园》，在台湾花了两个星期，在那里录音，创作音乐。
Q：你曾经为台湾做了好几张专辑，但几乎从来没有为中国内地写过任何作品。在你的体验中，台湾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内地的民族民间音乐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A：我不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少会说“台湾音乐”，因为从来没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类别，譬如我会说有泰雅族的音乐、客家音乐、福建的历史音乐，但我从来不会说台湾的音乐，因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种类，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如此之大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传统文化，所以现在我很开心，8月我有机会去内蒙古，去我的新朋友布仁巴雅尔的家，他在台湾时，我带他去了宜兰，一个很美的地方，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我真的希望能发现更多那里的传统音乐和文化，然后我会去兰州敦煌。中文有一个特别的词叫“缘分”，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跟着我的缘分走的，如果这扇门打开了，让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觉得是正确的，那我就会沿着走下去。
音乐不该有类型之分
Q：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环保音乐家，但似乎你对民族民间音乐总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A：对我来说，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比如你看各个物种，从它们的皮肤与颜色，它们周身的一切，你就知道它们的历史，它们曾居住在什么地方，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从什么样的环境中繁衍生存下来的，它们克服各种困苦的最佳能力是什么，它们如何形成今天的样子……传统文化也是一样，这些人们住在哪里，经历过什么，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就是文化。音乐也是这样，都是要经过多年的进化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我是音乐家，传统音乐是我特殊的爱好，怎么可能不关注人性自然的东西呢？
Q：你8月要去内蒙古，对蒙古族音乐有没有什么大致印象？
A：我热爱这种音乐。我们刚说，你看那个动物，你可以了解动物的历史，你听传统的音乐，可以了解他们的地方，历史和天气，所有的东西，当我听到他们的音乐时，我的灵魂马上对这种音乐会产生反应，它会让你联想起一些久远的历史，并且与他们出生的地方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难以言说的感觉。
Q：那可不可以说，音乐是你观察生活的眼睛，而不会特别在意它的种类，比如说这个是长调，那个是呼麦？
A：当我思考音乐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制作人，录音师，但作为音乐人，我的思想是跟我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思考和感受紧紧相连的。比如说在加拿大，我们没有“环保音乐家”一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名称，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国的媒体为我创造了这么一个头衔和分类，因为我其实并不关注我做的音乐属于什么类别。我小时候，我妈妈是德国人，她很喜欢德国的传统音乐，也很喜欢美国的传统音乐，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我妈妈带我听交响乐、摇滚乐，我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当我开始创作音乐时，我就不想只做某一种类型的音乐，这样很无聊，就像画画，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颜色，不同的画笔，你可做的事情很多。
Q：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门类一直是被看得很重的部分，即使是现在的音乐市场，也总会强调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他做的又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6月5日，马修·连恩应邀参加中国环保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一场大型环保主题晚会，借此之机，记者得以在北京与这位蜚声遐迩的环保音乐大师做一席畅谈，从他传奇的个人经历、多年来坚持环保的理念一直聊到他对各种中国民间音乐的心得体验。同时，马修·连恩也向我们透露了他近期的中国发展计划。
Q：《音乐周刊》
A：马修·连恩
中国音乐简单而更富个性
Q：可以描述一下你首次来中国的情况吗？
A：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6年。1995年我发行的专辑《狼》是跟风潮唱片合作的，这张唱片卖得很好，1996年，加拿大政府有一个改善加拿大与亚太地区商业合作的基金计划，所以当时我申请了一点钱，与风潮唱片合作加入了这个计划，便来到了中国南京。因为当时他们告诉我说南京有很多很好的传统音乐家，还有一个还不错的录音室，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也是我第一次领略中国的音乐文化。但当时行色匆匆，尤其是在音乐方面，我只有两周的停留时间，只能浮皮潦草地了解二胡、古筝、古琴、唢呐是怎么回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怎样在我的音乐里使用这些乐器还不得而知，但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能用它们在我的音乐里做些什么。
Q：当时对其中的哪种乐器特别感兴趣？
A：我没有办法挑中其中具体的某一件来，因为它们之前的差异都很大，而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我的音乐文化里找出能与它们一一对应的东西来，比如我看到唢呐，就觉得跟我们的萨克斯风很像，它们之间就像朋友兄弟一样可以对话。二胡就像小提琴，古琴就像古典吉它，基于这样的概念，就可以在这两种不同的乐器之间形成对话，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直到现在我常常喜欢竹笛跟二胡合作，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是非常灵活多变的乐器，在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中都很容易操作，不像琵琶、月琴这些都需要特定的音乐环境，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音乐中都用得上它，但二胡和笛子就可以，在萨克斯风音乐、吉它音乐中都可以使用到，所以我用这两种乐器用得比较多。
Q：中国音乐中最先抓住你的东西是什么？
A：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有一天我去古琴大师常恭良的家，他给我弹奏了一些很传统的古琴音乐，我发现，他演奏音乐的方式真的与我们西方人大为不同：西方人演奏音乐的规范是很注重细节的，我想怎么弹，要弹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弹，都必须事无巨细注明得非常精确，你就像机器一样必须严格遵照操作。常恭良演奏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你的演奏中没有这些细节的规定？他说对啊，大师的工作就是把音乐提升到最高形式。他给我弹了一些曲子，也跟我讲，历史上的那些大师之所以成名，就在于他们把这一首曲子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音乐观点就是，传统的音乐家必须要在音乐中加入自己的注解，要为音乐注入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音乐观点。第二点，就是与西方乐器相比，中国的乐器都非常简单，比如说竹笛，西方的长笛结构很复杂，竹笛就很简单很方便，但是它在音乐表达上的灵活性，与西方结构复杂的长笛比起来，反而更让人印象深刻。
音乐其实不分地域
Q：我们注意到，在您的作品列表里，自1997年的《汇流》开始，不算刚刚再版的这一张《狼》，你发行了10张专辑，其中7张都跟台湾有关，1999年那张《海角一乐园》还拿下了2000年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奏专辑奖”，由此看来，你跟台湾渊源颇深。这种机缘是怎样结下的？
A：在1998年，风潮唱片发行《汇流》，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因为我是加拿大人，就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屿，温哥华岛和台湾差不多大，但台湾的文化真的很丰富，有好多不一样的原住民文化，还有客家文化以及福建的文化影响，还有生态系统，西边东边全部都是不一样的生态系统。那次我去台湾，本来只是一两个音乐会的宣传活动，但到了台湾之后，我就真的想到处走走，所以就在台湾做了一张CD《海角一乐园》，在台湾花了两个星期，在那里录音，创作音乐。
Q：你曾经为台湾做了好几张专辑，但几乎从来没有为中国内地写过任何作品。在你的体验中，台湾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内地的民族民间音乐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A：我不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少会说“台湾音乐”，因为从来没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类别，譬如我会说有泰雅族的音乐、客家音乐、福建的历史音乐，但我从来不会说台湾的音乐，因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种类，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如此之大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传统文化，所以现在我很开心，8月我有机会去内蒙古，去我的新朋友布仁巴雅尔的家，他在台湾时，我带他去了宜兰，一个很美的地方，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我真的希望能发现更多那里的传统音乐和文化，然后我会去兰州敦煌。中文有一个特别的词叫“缘分”，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跟着我的缘分走的，如果这扇门打开了，让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觉得是正确的，那我就会沿着走下去。
音乐不该有类型之分
Q：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环保音乐家，但似乎你对民族民间音乐总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A：对我来说，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比如你看各个物种，从它们的皮肤与颜色，它们周身的一切，你就知道它们的历史，它们曾居住在什么地方，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从什么样的环境中繁衍生存下来的，它们克服各种困苦的最佳能力是什么，它们如何形成今天的样子……传统文化也是一样，这些人们住在哪里，经历过什么，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就是文化。音乐也是这样，都是要经过多年的进化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我是音乐家，传统音乐是我特殊的爱好，怎么可能不关注人性自然的东西呢？
Q：你8月要去内蒙古，对蒙古族音乐有没有什么大致印象？
A：我热爱这种音乐。我们刚说，你看那个动物，你可以了解动物的历史，你听传统的音乐，可以了解他们的地方，历史和天气，所有的东西，当我听到他们的音乐时，我的灵魂马上对这种音乐会产生反应，它会让你联想起一些久远的历史，并且与他们出生的地方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难以言说的感觉。
Q：那可不可以说，音乐是你观察生活的眼睛，而不会特别在意它的种类，比如说这个是长调，那个是呼麦？
A：当我思考音乐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制作人，录音师，但作为音乐人，我的思想是跟我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思考和感受紧紧相连的。比如说在加拿大，我们没有“环保音乐家”一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名称，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国的媒体为我创造了这么一个头衔和分类，因为我其实并不关注我做的音乐属于什么类别。我小时候，我妈妈是德国人，她很喜欢德国的传统音乐，也很喜欢美国的传统音乐，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我妈妈带我听交响乐、摇滚乐，我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当我开始创作音乐时，我就不想只做某一种类型的音乐，这样很无聊，就像画画，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颜色，不同的画笔，你可做的事情很多。
Q：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门类一直是被看得很重的部分，即使是现在的音乐市场，也总会强调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他做的又是什么类型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