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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以来，香港新界发生多起“反水货客”示威活动。核心成员多数是“学生哥”模样的年轻人。
水货是通过私人渠道从香港携带进入内地进行售卖的商品，有走私嫌疑。但这些示威者不是海关工作人员，他们判断水货多靠目测。
这些人在大型购物中心围攻内地旅客，见到拖着箱子的行人就实施阻拦，勒令对方打开箱子接受检查。一些本地路人加入示威，数次和警方发生冲突。
言语和行为暴力并非个例。3月1日以来，香港警方拘捕了40余名示威者，指控他们涉嫌袭警及扰乱社会秩序。
香港各界纷纷谴责示威者的极端行为。媒体评论也使用了“过激”、“震怒”等字眼。
极端化的香港年轻人
黄台仰，男，年仅21岁，2010年入读香港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攻读副学士（香港次于学士学位的一种学位设置，与内地的职业技术学位类似）。
他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而“本土民主前线”正是香港近期多个社会运动当中的活跃团体。
黄台仰从2012年开始关注激进的学生政治团体，公开言论中已流露出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
“要是不暴动，香港完蛋了。”2012年9月，黄台仰在个人主页上发布了一条状态。当时香港教育局正准备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列入必修科目。
今年2月，黄台仰曾在反水货客示威活动中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宁的罪名遭到拘捕。但在涉嫌触犯法律的年轻人中，黄台仰已属“大龄”。
香港警方今年3月逮捕了7名示威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其中最小的仅为13岁，还是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这些低龄学生往往对外宣称争取社会公共利益，“但这个感受背后，有一些物质的问题”，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女士曾在接受港媒访问时说。
叶刘淑仪谈到，“香港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现在的收入跟回归前差不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比以前缩减了，所以他们有气馁的感觉。”
围绕年轻人的社会流动，香港智经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调研。这家被称为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大脑”的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像黄台仰这样毕业于职业学校的年轻人，未来从事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以及酒店业的数量，占青年工作人口的40%左右。
相对于“光鲜体面”的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这些行业工资收入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小。
叶刘淑仪曾撰文指出，香港普及大众教育，造成知识技能教育的两级分化。一方面，家长们希望子女能具有全球竞争力，进入代表精英教育的直资学校（指从1991年起，为配合教育普及计划而接受香港政府资助，提供学位的私立学校）;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旅游、服务接待等“实用型”课程，培养学生满足低端服务业就业需求。
香港的年轻一代，成长于政治环境风起云涌的年代。香港与内地情绪对立，他们耳濡目染。回归后，威权旁落，他们又从中看到政治板块的缝隙。
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香港内部传统建制派和民主派激烈斗争，政府本身的弱势形象，给了年轻人谋求话语权的动机。
“然而这些年轻人在社交群体上接收到的声音单一趋同，他们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就已经被推上前线。”刘兆佳说。
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异数”
一系列反水货客示威活动中，另一家积极参与的激进团体叫做“热血公民”。
“热血公民”成立于2012年，领袖人物黄达洋曾参与立法会九龙东议席选举，但由于票数差距悬殊铩羽而归。
“热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线”有一些共同点：
成立时间短。“本土民主前线”比“热血公民”更年轻，成立尚不足两个月。
实际影响力弱。他们在香港立法会中没有席位，在传统媒体上也没有成熟的舆论阵地。
政治立场飘忽不定。例如“热血公民”的黄达洋，时而攻击大陆人来港“抢资源”，时而指责政府分配资源不均;一面宣称自己并非种族歧视，一面又反对《反种族歧视条例》立法。
作为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异数”，街头是他们唯一的舞台。屡屡上演的极端言行，成功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
尽管实力不济，新兴团体却以睥睨天下的眼光审视政坛前辈。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表示，这些激进团体的产生和影响力，源于香港民众对于本土政策执行力的失望。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2015年2月份发布的“十大议员民意支持度”显示，与2014年10月相比，知名度进入前十的泛民主派议员民意支持度均呈下降态势。这期间，泛民议员接受巨额政治捐款事件，削弱了市民的信任。他们在立法会中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也使其政治能力受到质疑。
“很多人觉得香港的状况越来越差，一种看法是香港过去的社会运动非常强调和平理性，这种手段不成功，所以应该采用更激进的方法。”马岳说。
主流民主派被贴上“失败者”标签，反衬出极端言行强烈的吸引力。
不过，众望所归的感觉是虚幻的，在港大民研2014年底另一份有关政团名望的调查报告中，进入提名名单的前20个团体仍以传统派别为主，并不包括“热血公民”这样的激进组织。
尽管如此，新兴团体仍然从幻影中吸取力量，越发自认“重任在肩”。
以90后为主力的“本土民主前线”在其媒体主页登载了这样一段描述：“我们是一群无名者，每次抗争卫港都站于最前线的香港人。”他们宣称要站出来“寻求突破，打破僵局”。
“自由行”成为泄愤沙袋
香港的反水货客运动起自2012年。
3年前，香港面向深圳敞开入境。深圳户籍人士可以一年内多次往返香港，政策称作“一签多行”。
政策執行3年后，“一签多行”原本计划放宽至深圳非户籍人口，由于港府担心人数过载而取消。
然而，反水货客的浪潮在此之后似乎愈演愈烈。自称“反水货”的示威者将矛头对准贩卖水货的内地人，但来往港深的水货客中，香港人也不在少数。香港海关曾向传媒披露：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2月28日期间，香港海关拘捕的4325名水货客中，4090名为香港居民，内地居民仅有231名。
依此数据，激进组织所称的“反水客”政治诉求，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主任郑宏泰指出，所谓“水货客”、“自由行”，其实是香港一小部分极端本地主义者发泄情绪的“释放点”。
刘兆佳则认为，香港社会运动频发的状况，与西方的反移民运动存在相似之处。
“经济和文化上的冲击，使得激进力量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渠道;但同时激进团体的组织者们试图挑战政府权威，其目的在于为参与议会选举铺路。”刘兆佳说。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于两会期间与中央就此开展讨论，为“自由行”设定每年签注次数的上限。
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提议，为每个“一签多行”签注设定每年访港次数上限，不多于30至50次，同时考虑开放更多内地“个人游”城市。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自由行自2003年开通以来为香港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人流量的增加也为城市运作带来压力。新问题下，中央和特区政府会根据需要，不断地优化和调整自由行有关政策。
学者普遍的担忧是，即使政府采取措施，由水货客带来的交通拥挤等情况将获得缓解，疏解民怨，香港本地的极端抗议活动可能仍然会持续发生。
“就算把‘自由行’全部取消，也只是为本地极端声音减少了一个借口而已。”郑宏泰谈到，“谁知道他们下一个出气筒又是什么呢？”（《明周刊》杨刚/文）
水货是通过私人渠道从香港携带进入内地进行售卖的商品，有走私嫌疑。但这些示威者不是海关工作人员，他们判断水货多靠目测。
这些人在大型购物中心围攻内地旅客，见到拖着箱子的行人就实施阻拦，勒令对方打开箱子接受检查。一些本地路人加入示威，数次和警方发生冲突。
言语和行为暴力并非个例。3月1日以来，香港警方拘捕了40余名示威者，指控他们涉嫌袭警及扰乱社会秩序。
香港各界纷纷谴责示威者的极端行为。媒体评论也使用了“过激”、“震怒”等字眼。
极端化的香港年轻人
黄台仰，男，年仅21岁，2010年入读香港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攻读副学士（香港次于学士学位的一种学位设置，与内地的职业技术学位类似）。
他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而“本土民主前线”正是香港近期多个社会运动当中的活跃团体。
黄台仰从2012年开始关注激进的学生政治团体，公开言论中已流露出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
“要是不暴动，香港完蛋了。”2012年9月，黄台仰在个人主页上发布了一条状态。当时香港教育局正准备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列入必修科目。
今年2月，黄台仰曾在反水货客示威活动中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宁的罪名遭到拘捕。但在涉嫌触犯法律的年轻人中，黄台仰已属“大龄”。
香港警方今年3月逮捕了7名示威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其中最小的仅为13岁，还是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这些低龄学生往往对外宣称争取社会公共利益，“但这个感受背后，有一些物质的问题”，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女士曾在接受港媒访问时说。
叶刘淑仪谈到，“香港一般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现在的收入跟回归前差不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比以前缩减了，所以他们有气馁的感觉。”
围绕年轻人的社会流动，香港智经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调研。这家被称为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大脑”的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像黄台仰这样毕业于职业学校的年轻人，未来从事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以及酒店业的数量，占青年工作人口的40%左右。
相对于“光鲜体面”的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这些行业工资收入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小。
叶刘淑仪曾撰文指出，香港普及大众教育，造成知识技能教育的两级分化。一方面，家长们希望子女能具有全球竞争力，进入代表精英教育的直资学校（指从1991年起，为配合教育普及计划而接受香港政府资助，提供学位的私立学校）;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旅游、服务接待等“实用型”课程，培养学生满足低端服务业就业需求。
香港的年轻一代，成长于政治环境风起云涌的年代。香港与内地情绪对立，他们耳濡目染。回归后，威权旁落，他们又从中看到政治板块的缝隙。
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香港内部传统建制派和民主派激烈斗争，政府本身的弱势形象，给了年轻人谋求话语权的动机。
“然而这些年轻人在社交群体上接收到的声音单一趋同，他们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就已经被推上前线。”刘兆佳说。
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异数”
一系列反水货客示威活动中，另一家积极参与的激进团体叫做“热血公民”。
“热血公民”成立于2012年，领袖人物黄达洋曾参与立法会九龙东议席选举，但由于票数差距悬殊铩羽而归。
“热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线”有一些共同点：
成立时间短。“本土民主前线”比“热血公民”更年轻，成立尚不足两个月。
实际影响力弱。他们在香港立法会中没有席位，在传统媒体上也没有成熟的舆论阵地。
政治立场飘忽不定。例如“热血公民”的黄达洋，时而攻击大陆人来港“抢资源”，时而指责政府分配资源不均;一面宣称自己并非种族歧视，一面又反对《反种族歧视条例》立法。
作为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异数”，街头是他们唯一的舞台。屡屡上演的极端言行，成功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
尽管实力不济，新兴团体却以睥睨天下的眼光审视政坛前辈。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表示，这些激进团体的产生和影响力，源于香港民众对于本土政策执行力的失望。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2015年2月份发布的“十大议员民意支持度”显示，与2014年10月相比，知名度进入前十的泛民主派议员民意支持度均呈下降态势。这期间，泛民议员接受巨额政治捐款事件，削弱了市民的信任。他们在立法会中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也使其政治能力受到质疑。
“很多人觉得香港的状况越来越差，一种看法是香港过去的社会运动非常强调和平理性，这种手段不成功，所以应该采用更激进的方法。”马岳说。
主流民主派被贴上“失败者”标签，反衬出极端言行强烈的吸引力。
不过，众望所归的感觉是虚幻的，在港大民研2014年底另一份有关政团名望的调查报告中，进入提名名单的前20个团体仍以传统派别为主，并不包括“热血公民”这样的激进组织。
尽管如此，新兴团体仍然从幻影中吸取力量，越发自认“重任在肩”。
以90后为主力的“本土民主前线”在其媒体主页登载了这样一段描述：“我们是一群无名者，每次抗争卫港都站于最前线的香港人。”他们宣称要站出来“寻求突破，打破僵局”。
“自由行”成为泄愤沙袋
香港的反水货客运动起自2012年。
3年前，香港面向深圳敞开入境。深圳户籍人士可以一年内多次往返香港，政策称作“一签多行”。
政策執行3年后，“一签多行”原本计划放宽至深圳非户籍人口，由于港府担心人数过载而取消。
然而，反水货客的浪潮在此之后似乎愈演愈烈。自称“反水货”的示威者将矛头对准贩卖水货的内地人，但来往港深的水货客中，香港人也不在少数。香港海关曾向传媒披露：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2月28日期间，香港海关拘捕的4325名水货客中，4090名为香港居民，内地居民仅有231名。
依此数据，激进组织所称的“反水客”政治诉求，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主任郑宏泰指出，所谓“水货客”、“自由行”，其实是香港一小部分极端本地主义者发泄情绪的“释放点”。
刘兆佳则认为，香港社会运动频发的状况，与西方的反移民运动存在相似之处。
“经济和文化上的冲击，使得激进力量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渠道;但同时激进团体的组织者们试图挑战政府权威，其目的在于为参与议会选举铺路。”刘兆佳说。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于两会期间与中央就此开展讨论，为“自由行”设定每年签注次数的上限。
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提议，为每个“一签多行”签注设定每年访港次数上限，不多于30至50次，同时考虑开放更多内地“个人游”城市。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自由行自2003年开通以来为香港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人流量的增加也为城市运作带来压力。新问题下，中央和特区政府会根据需要，不断地优化和调整自由行有关政策。
学者普遍的担忧是，即使政府采取措施，由水货客带来的交通拥挤等情况将获得缓解，疏解民怨，香港本地的极端抗议活动可能仍然会持续发生。
“就算把‘自由行’全部取消，也只是为本地极端声音减少了一个借口而已。”郑宏泰谈到，“谁知道他们下一个出气筒又是什么呢？”（《明周刊》杨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