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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很多年后，刘伯承告诉孩子们，在渡江战役前夕，面对长江，他常常默默吟诵古人这句豪气冲天的诗句。那时候，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正在孕育他们的又一个新生命，刘伯承后来为这个最小的女儿起名“雁翎”，以此铭记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那时的刘伯承已经意识到，长江一战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之战，而长江不会再成为天险。若干年后，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号称有三次‘百万雄师过大江’，但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1949年1月7日，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向百万军队发出了准备渡江的号令，从马垱到贵池，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全线展开。由刘、邓率第二野战军的3个兵团，作为主力从正面突破;陈毅率三野为左翼，林彪部队为右翼，转隶于刘伯承指挥。4月21日渡江一开始，二野从正面突破后，敌人防线已彻底崩溃，两翼也顺利通过，“势不可挡”一词在此时有了最生动的解读。刘伯承的子女回忆父亲当年的叙述：最快的15分钟，最慢的也不过是30分钟，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险。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只剩65万军队，而且士气尽失。虽然在长江沿岸布下重重防线，但在刘伯承看来，那只是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从发布命令到真正渡江，中间经历了3个月准备期。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的刘蒙，在后来学习军事的过程中逐渐理解，父亲的战术其实也是“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我们在长江这一边，敌人在那边，我们的一个小动作，对方会高度紧张，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消耗他们，最后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除此之外，他也是在寻找最佳的政治时机发动进攻。无论刘解先、刘弥群（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还是刘蒙，提到父亲都充满自豪之情，这不仅出于对父亲由衷的尊重和热爱，其实也是同为军人的他们，对另一位军人超越时空的敬意。
解放南京以后，苏联向中共方面提出：突破长江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载入史册。苏联人找到刘伯承商量，让他指挥军队重来一次，刘伯承最初不同意，最终作为政治任务派下来，让他重演了一遍。刘伯承的子女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纪录片《渡江一日》并非真实的历史现场。
“智、信、仁、勇、严”
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在19岁时就参加了学生军，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后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当时的刘伯承，就是一个善于带兵作战、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很早就有“川中名将”的美誉。刘伯承很早就与杨公与吴玉章一起研究共产主义，1926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从而脱离旧军阀，成为一名革命者。
刘伯承一生负伤11 次，其中重伤9次，这也许是中共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那些伤疤也是刘伯承的戎马一生最诚实的记录者。刘蒙说，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刘伯承和蔼慈祥，但在刘弥群、刘蒙看来，那只是父亲的一个侧面。孙子对带兵打仗者要求是“智、信、仁、勇、严”，在朱德眼里，刘伯承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部队执行“挺进大别山”战略任务，前面淮河挡住去路，后面眼看追兵已到。刘伯承想带部队涉水过河，派参谋前去探查。参谋是个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识分子，回来报告说：“大水滔滔，难以过河。”刘伯承当即批评他：“你应该看水深、流速、河底情况等，‘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他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员，找了一个小阀子下了河，手拿一根竹竿亲自试水深，然后看见一个饲养员从上游拉牲口过了岸，刘当即判断：可以过河。他们在河两岸拉起长长的绳子，士兵们趟着快涨到脖子根的河水，迅速转移到河对岸。也算天意，当追兵赶到，河水已经涨得老高。“表面看这些含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父亲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了解，他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部队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刘弥群说。
刘蒙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刘伯承率部队进军大别山时，下令把包括马车在内的辎重都甩掉，轻装行军。第二天早上起来，在朦胧中看见行军队伍中仍有一辆马车，一问，是作战科长的。这位平素被刘伯承看重的作战科长解释说，作战科东西多，所以还需要用马车运，刘伯承大怒：“来人，把他绑起来！”于是这位科长被五花大绑，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行军。“部队里最讲究‘信’，军令如山倒，这一点上，父亲要求得很严。”
刘弥群很直率地说，她对一些影视作品里塑造的刘伯承形象颇有意见：“如果都像他们刻画的那样，像老妈妈一样，哪能带兵打仗？”她说，父亲骂人也骂得很厉害，遇到打败仗的手下，他批评人家“是娘儿们”，毫不留情。“有一次军事演习时他想用飞机不被允许，他说：你是慈禧太后，这个国家都是你的？！”
“那一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刘弥群眼中，父亲的很多举动都是从大局出发，超乎个人名利之上。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129师师长，而早在10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渡江战役后，刘伯承又率领二野进军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贺龙接管西南，于是刘伯承率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先进城后，才带二野部队随后进城。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组织性强”似乎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但这恰恰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特点。“有一些文章说，父亲当年提出‘非邓小平来当政委不可’，又说他留遗嘱指定要邓小平主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父亲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无论刘弥群还是刘蒙都觉得，这些传言既是对父亲的不了解，也更是对那一代革命者精神境界的不了解。
著作等身的“我们刘师长”
刘伯承年轻时就爱读书，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1921年因战斗负伤而休养，他后来告诉儿子刘蒙，那段期间自己“不止读了一屋子的书”，其中不乏“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典籍。刘蒙说，后来他在重庆图书馆还看到了父亲当年读的那套“二十四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点评，“其中不少特别独到的视角”，让他深感触动。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底，刘伯承乘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远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那个拗口的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
刘伯承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35岁的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刘蒙说，父亲此前有一些英文底子，但俄文是一窍不通，33个字母组成的俄文无异于天书。于是他每天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刘弥群说。在步兵学校的同学后来告诉刘蒙，那段时间，刘伯承几乎每天都要学到早晨两三点钟，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寝之后就蒙上个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灯学习。有同学起来上厕所走过“帐篷”，就按一下他的头说，该睡觉了。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著作等身，令人敬佩。
尽管刘伯承日后成了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司令员，但那些部下们仍旧习惯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他们解释：“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在我们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又睿智的‘师长’。大家听从他、尊敬他、爱他。”几年前曾经有人写过一个关于刘伯承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动辄“我刘伯承”如何如何。“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口气，他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刘弥群说。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9期 李菁/文）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很多年后，刘伯承告诉孩子们，在渡江战役前夕，面对长江，他常常默默吟诵古人这句豪气冲天的诗句。那时候，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正在孕育他们的又一个新生命，刘伯承后来为这个最小的女儿起名“雁翎”，以此铭记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那时的刘伯承已经意识到，长江一战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之战，而长江不会再成为天险。若干年后，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号称有三次‘百万雄师过大江’，但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1949年1月7日，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向百万军队发出了准备渡江的号令，从马垱到贵池，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全线展开。由刘、邓率第二野战军的3个兵团，作为主力从正面突破;陈毅率三野为左翼，林彪部队为右翼，转隶于刘伯承指挥。4月21日渡江一开始，二野从正面突破后，敌人防线已彻底崩溃，两翼也顺利通过，“势不可挡”一词在此时有了最生动的解读。刘伯承的子女回忆父亲当年的叙述：最快的15分钟，最慢的也不过是30分钟，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险。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只剩65万军队，而且士气尽失。虽然在长江沿岸布下重重防线，但在刘伯承看来，那只是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从发布命令到真正渡江，中间经历了3个月准备期。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的刘蒙，在后来学习军事的过程中逐渐理解，父亲的战术其实也是“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我们在长江这一边，敌人在那边，我们的一个小动作，对方会高度紧张，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消耗他们，最后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除此之外，他也是在寻找最佳的政治时机发动进攻。无论刘解先、刘弥群（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还是刘蒙，提到父亲都充满自豪之情，这不仅出于对父亲由衷的尊重和热爱，其实也是同为军人的他们，对另一位军人超越时空的敬意。
解放南京以后，苏联向中共方面提出：突破长江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载入史册。苏联人找到刘伯承商量，让他指挥军队重来一次，刘伯承最初不同意，最终作为政治任务派下来，让他重演了一遍。刘伯承的子女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纪录片《渡江一日》并非真实的历史现场。
“智、信、仁、勇、严”
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在19岁时就参加了学生军，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后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当时的刘伯承，就是一个善于带兵作战、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很早就有“川中名将”的美誉。刘伯承很早就与杨公与吴玉章一起研究共产主义，1926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从而脱离旧军阀，成为一名革命者。
刘伯承一生负伤11 次，其中重伤9次，这也许是中共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那些伤疤也是刘伯承的戎马一生最诚实的记录者。刘蒙说，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刘伯承和蔼慈祥，但在刘弥群、刘蒙看来，那只是父亲的一个侧面。孙子对带兵打仗者要求是“智、信、仁、勇、严”，在朱德眼里，刘伯承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部队执行“挺进大别山”战略任务，前面淮河挡住去路，后面眼看追兵已到。刘伯承想带部队涉水过河，派参谋前去探查。参谋是个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识分子，回来报告说：“大水滔滔，难以过河。”刘伯承当即批评他：“你应该看水深、流速、河底情况等，‘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他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员，找了一个小阀子下了河，手拿一根竹竿亲自试水深，然后看见一个饲养员从上游拉牲口过了岸，刘当即判断：可以过河。他们在河两岸拉起长长的绳子，士兵们趟着快涨到脖子根的河水，迅速转移到河对岸。也算天意，当追兵赶到，河水已经涨得老高。“表面看这些含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父亲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了解，他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部队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刘弥群说。
刘蒙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刘伯承率部队进军大别山时，下令把包括马车在内的辎重都甩掉，轻装行军。第二天早上起来，在朦胧中看见行军队伍中仍有一辆马车，一问，是作战科长的。这位平素被刘伯承看重的作战科长解释说，作战科东西多，所以还需要用马车运，刘伯承大怒：“来人，把他绑起来！”于是这位科长被五花大绑，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行军。“部队里最讲究‘信’，军令如山倒，这一点上，父亲要求得很严。”
刘弥群很直率地说，她对一些影视作品里塑造的刘伯承形象颇有意见：“如果都像他们刻画的那样，像老妈妈一样，哪能带兵打仗？”她说，父亲骂人也骂得很厉害，遇到打败仗的手下，他批评人家“是娘儿们”，毫不留情。“有一次军事演习时他想用飞机不被允许，他说：你是慈禧太后，这个国家都是你的？！”
“那一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刘弥群眼中，父亲的很多举动都是从大局出发，超乎个人名利之上。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129师师长，而早在10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渡江战役后，刘伯承又率领二野进军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贺龙接管西南，于是刘伯承率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先进城后，才带二野部队随后进城。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组织性强”似乎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但这恰恰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特点。“有一些文章说，父亲当年提出‘非邓小平来当政委不可’，又说他留遗嘱指定要邓小平主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父亲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无论刘弥群还是刘蒙都觉得，这些传言既是对父亲的不了解，也更是对那一代革命者精神境界的不了解。
著作等身的“我们刘师长”
刘伯承年轻时就爱读书，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1921年因战斗负伤而休养，他后来告诉儿子刘蒙，那段期间自己“不止读了一屋子的书”，其中不乏“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典籍。刘蒙说，后来他在重庆图书馆还看到了父亲当年读的那套“二十四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点评，“其中不少特别独到的视角”，让他深感触动。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底，刘伯承乘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远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那个拗口的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
刘伯承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35岁的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刘蒙说，父亲此前有一些英文底子，但俄文是一窍不通，33个字母组成的俄文无异于天书。于是他每天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刘弥群说。在步兵学校的同学后来告诉刘蒙，那段时间，刘伯承几乎每天都要学到早晨两三点钟，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寝之后就蒙上个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灯学习。有同学起来上厕所走过“帐篷”，就按一下他的头说，该睡觉了。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著作等身，令人敬佩。
尽管刘伯承日后成了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司令员，但那些部下们仍旧习惯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他们解释：“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在我们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又睿智的‘师长’。大家听从他、尊敬他、爱他。”几年前曾经有人写过一个关于刘伯承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动辄“我刘伯承”如何如何。“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口气，他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刘弥群说。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9期 李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