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讨论大众传媒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电视文化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电视文化似乎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人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电视自诞生伊始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为普通大众打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而另一方面，电视又饱受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严肃的学术界的批评。那么电视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怎样呢？
消极说：
一、电视文化扭曲了儿童社会化进程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知道，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电视文化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⒉253在社会学家看来，人是社会性的，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存在的生物个体。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具备这些品质，因此他（她）必须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期，以熟悉各种生活技能、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接受社会的教化，慢慢成人。并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的社会化也是个体吸收了社会经验，并由两者的分立走向两者的融合。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因此电视文化扭曲了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发展阶段。
二、电视文化使继续社会化遭萎缩
波兹曼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娛乐性的信息不得不在“声像”上包装自己，最终导致这些信息在内涵上缩水（换句话说，信息越来越具有作秀的成分）。另外由于电视传媒仅仅是单向沟通，无法与观众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它也就没办法实行教育的职责（因为他认为交流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的社会化还包括继续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进一步接受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2）在再生产社会经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后一个方面尤为重要，这既是一个学习和接受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随着严肃的印刷文化被轻松的电视文化所代替，娱乐文化似乎渗入到人类生活和人的社会化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过程中，轻松的电视文化夺去了人的眼球，使人不在理性，电视是将感官刺激作为最主要的表现内容，是一种“肤浅、无聊、琐碎的垃圾文化”，既不能给人们提供意义感，也不能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湎于消费和娱乐，失去了批判社会的精神和变革社会的理想，进而人的继续社会化被萎缩。
三、电视文化使人的社会角色的认知混乱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学习、扮演社会角色是社会化的本质任务。帕森斯曾说，社会没有必要把人性陶治得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而只须使人们知道社会对不同角色的具体要求就可以了。他认为角色学习过程即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领悟并遵从群体和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学会如何顺利地完成角色义务，其功能在于维持和发展社会结构。
但电视文化使人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变得混乱。“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2，211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论断。 他还预言了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类将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对大众文化的风行持绝对悲观态度，更是视大众文化的载体电视为洪水猛兽。过度的娱乐化使人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发生偏差，社会角色认知也开始发生混乱 。
积极说：
四、电视文化使人的社会化有文化共通基础
与一些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完全否定相比，费斯克积极肯定了大众文化的民主性和大众的主体价值，这是一种积极的大众观。
人的社会化需要文化的共通与符号。电视也就承担这样功能的客体，它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人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另外，电视在为大众提供一个电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潜力。电视使观众成了主动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的民主”。尤其是在信息公开日益广泛的当下，受众的知情权相比原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电视文化下的观众不是被动消费者，而是主动创造者。
约翰.费斯克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和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大众在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能进行富含文化意义、权力运作的抵抗，以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装扮起来的大众文化是弱者对统治者灵活的进攻，具有微观政治学抵抗的意义。这一观点在当下中国电视节目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本位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来。电视节目淡化宣传意图和舆论导向，避免受众反感以及栏目的草根化、亲民化和娱乐化是受众创造电视文化的明显表现。费斯克认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尽管权力集团控制各种文化形式的生产，也规范着这些文化形式接收的空间，但大众并不是消极接收，而是能够在解读过程中偷偷地加入进自己的利益，逃避权力集团直接的控制。受众能够创造性地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生产自己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抵抗的微观政治，从而赋予大众以力量来扩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影响权力在微观层面的再分配。现在，除了娱乐节目，电视新闻栏目关注民生的倾向也逐年明显，民生话题的热议、美食栏目的增多、爱心调解的参与等也使得电视文化平民主义立场更加明朗化并具有可操作性。1，121
在参与电视文化的过程中， 人的社会属性和环境感知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人的个性也在逐渐形成。个性（Personality为人格）是自我（self）产物。人格是指人的个性特征及其所持的价值标准。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受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以及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社会化对于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是在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个性之间也存在共同点，即都应是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的个性。个性与社会价值标准吻合.能够有效地参予社会生活，个性调适或人格调适也就成功了。
那么，电视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怎样呢？费斯克的电视理论综合了近几十年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诸多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整体观之，乐观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归结起来，费斯克对“电视悲观论”的反驳主要在三个基点上展开，这便是电视美学品质、文化模式差异和文化霸权的有效性。当然，费斯克的理论也明显地有过于乐观的嫌疑：大众文化日复一日地传播所造就的“超意识形态”，恐怕没那么容易被解构；精英文化所倡导的净化和反思，促成了人类精神的成熟，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3，P2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度的把握很重要。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电视文化，掌握那微妙的度。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叶向群 汪 凯 ，电视文化的乐观主义解读——论约翰·费斯克的电视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3）
作者简介：
张娟（1991.11- ），女，河南安阳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传统新闻学专业。
消极说：
一、电视文化扭曲了儿童社会化进程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不适宜儿童知道，比如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等等；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电视文化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⒉253在社会学家看来，人是社会性的，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存在的生物个体。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具备这些品质，因此他（她）必须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期，以熟悉各种生活技能、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接受社会的教化，慢慢成人。并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的社会化也是个体吸收了社会经验，并由两者的分立走向两者的融合。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因此电视文化扭曲了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发展阶段。
二、电视文化使继续社会化遭萎缩
波兹曼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娛乐性的信息不得不在“声像”上包装自己，最终导致这些信息在内涵上缩水（换句话说，信息越来越具有作秀的成分）。另外由于电视传媒仅仅是单向沟通，无法与观众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它也就没办法实行教育的职责（因为他认为交流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的社会化还包括继续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进一步接受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2）在再生产社会经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后一个方面尤为重要，这既是一个学习和接受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随着严肃的印刷文化被轻松的电视文化所代替，娱乐文化似乎渗入到人类生活和人的社会化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过程中，轻松的电视文化夺去了人的眼球，使人不在理性，电视是将感官刺激作为最主要的表现内容，是一种“肤浅、无聊、琐碎的垃圾文化”，既不能给人们提供意义感，也不能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湎于消费和娱乐，失去了批判社会的精神和变革社会的理想，进而人的继续社会化被萎缩。
三、电视文化使人的社会角色的认知混乱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学习、扮演社会角色是社会化的本质任务。帕森斯曾说，社会没有必要把人性陶治得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而只须使人们知道社会对不同角色的具体要求就可以了。他认为角色学习过程即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领悟并遵从群体和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学会如何顺利地完成角色义务，其功能在于维持和发展社会结构。
但电视文化使人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变得混乱。“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2，211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论断。 他还预言了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类将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对大众文化的风行持绝对悲观态度，更是视大众文化的载体电视为洪水猛兽。过度的娱乐化使人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发生偏差，社会角色认知也开始发生混乱 。
积极说：
四、电视文化使人的社会化有文化共通基础
与一些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完全否定相比，费斯克积极肯定了大众文化的民主性和大众的主体价值，这是一种积极的大众观。
人的社会化需要文化的共通与符号。电视也就承担这样功能的客体，它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人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另外，电视在为大众提供一个电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潜力。电视使观众成了主动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的民主”。尤其是在信息公开日益广泛的当下，受众的知情权相比原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电视文化下的观众不是被动消费者，而是主动创造者。
约翰.费斯克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和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大众在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能进行富含文化意义、权力运作的抵抗，以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装扮起来的大众文化是弱者对统治者灵活的进攻，具有微观政治学抵抗的意义。这一观点在当下中国电视节目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本位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来。电视节目淡化宣传意图和舆论导向，避免受众反感以及栏目的草根化、亲民化和娱乐化是受众创造电视文化的明显表现。费斯克认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尽管权力集团控制各种文化形式的生产，也规范着这些文化形式接收的空间，但大众并不是消极接收，而是能够在解读过程中偷偷地加入进自己的利益，逃避权力集团直接的控制。受众能够创造性地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生产自己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抵抗的微观政治，从而赋予大众以力量来扩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影响权力在微观层面的再分配。现在，除了娱乐节目，电视新闻栏目关注民生的倾向也逐年明显，民生话题的热议、美食栏目的增多、爱心调解的参与等也使得电视文化平民主义立场更加明朗化并具有可操作性。1，121
在参与电视文化的过程中， 人的社会属性和环境感知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人的个性也在逐渐形成。个性（Personality为人格）是自我（self）产物。人格是指人的个性特征及其所持的价值标准。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受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以及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社会化对于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是在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个性之间也存在共同点，即都应是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的个性。个性与社会价值标准吻合.能够有效地参予社会生活，个性调适或人格调适也就成功了。
那么，电视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怎样呢？费斯克的电视理论综合了近几十年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诸多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整体观之，乐观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归结起来，费斯克对“电视悲观论”的反驳主要在三个基点上展开，这便是电视美学品质、文化模式差异和文化霸权的有效性。当然，费斯克的理论也明显地有过于乐观的嫌疑：大众文化日复一日地传播所造就的“超意识形态”，恐怕没那么容易被解构；精英文化所倡导的净化和反思，促成了人类精神的成熟，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3，P2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度的把握很重要。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电视文化，掌握那微妙的度。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叶向群 汪 凯 ，电视文化的乐观主义解读——论约翰·费斯克的电视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3）
作者简介：
张娟（1991.11- ），女，河南安阳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传统新闻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