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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国际信息平台，一个交流窗口，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资金雄厚的计划，其优势不在资金，而在理念。故MAB并不是给钱的机构，即使给也只是数量不大的“种子资金”，起到引导和起动的作用，让各国的国家委员会自己去运作，生根、开花、结果，每个国家需要自己寻找能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各国的国家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也不是资金支持的关系，而主要是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协调、分享。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作为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具体到中国也是这样，交流和协调贯穿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之中。当然，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实施也是一个逐步成长壮大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可以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3—1985年，是中国MAB的了解学习阶段。
第二个阶段，1986—1992年，是中国MAB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国际MAB活动的规律、理念，认识到根据中国当时的国力与经济发展状况，必须充分利用MAB这一国际窗口的作用，为中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及其合理利用提供经费、技术，以及国际先进的思想、理念，使中国MAB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
第三个阶段，从1993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后，中国MAB的发展进入了融合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我们和国际MAB融为一体。
因此，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的成立是中国MAB发展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为MAB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成立CBRN
1993年以前，我们国家才有9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老领导李文华院士指出，我们要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一国际平台，仅仅是这几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参加国际活动是不够的，影响面太窄了，中国的其他保护区非常愿意也非常需要参加中国MAB的活动。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样一种平台，来凝聚所有认可人与生物圈计划基本理念的保护区一起开展活动。然而，成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的各个保护区隶属于林业、农业、环保、海洋等不同的管理部门，我们不能越权进行组织管理，需要先和这些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征得他们的支持和同意。
在逐一与这些部门的商谈中，他们慢慢都认可了“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认为其能解决中国当前在保护和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章程》中明确规定，“本网络的活动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指导和组织协调下进行，同时与各主管部门保持联系与沟通。自然保护区可自愿申请加入，纳入本网络的保护区仍保持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这样做使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建立，不仅没有改变保护区原有的机制体制，还为其在能力建设和智力投入方面提供了有利的补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赢和多赢。
就这样，1993年7月，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在北京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代表武井魂先生，国家科委、林业部、农业部、环保局、建设部、地矿部等部门代表，大家一致认为网络的建立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特别是在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打破部门界限，促进各类型保护区之间的协调、沟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武井魂先生特别指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立为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制和起点，它将成为东南亚地方(MAB计划)的核心”。确实是一个好的起点，从那之后我们与各类保护区主管部门的合作就越来越融洽，他们对保护区网络的支持也越来越多了。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用网络这一平台，经常举办各种培训班。那时候接触国际的机会较少，我们一方面请外国专家来华講座，一方面组织网络成员去国外的生物圈保护区考察，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网络成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应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来建设自己的保护区。
国际上对我们的网络评价也很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这一实践，独树一帜，极具创新性和推广价值，受我们的启发，人与生物圈计划又相继成立了东亚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东南亚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等。
创办杂志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第一批成员有45家保护区，他们是当时中国保护区中最活跃，最有思想的，随着网络间交流越来越多，许多成员提出网络应该有自己的刊物，作为网络内外信息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我们也考虑确有出版一个定期刊物的必要，但是我们的办刊经费非常紧张，为此大家都很节俭，多方省钱来办刊，各保护区对此很感动，纷纷表示：“你们是为我们办事的，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怎么还能让你们出钱?”，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帮助下，名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的杂志在1994年1月诞生了(1999年公开发行后改名为《人与生物圈》)。就像中国MAB主席许智宏院士在第一期发刊词中所说“这一刊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是由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所有的保护区成员共同出资创办的，她凝聚着大家的智慧与辛苦，肩负着大家的重托和期望，是一项创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处处长、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负责人P.Lasserre博士还专门为我们的创刊写来贺信说：“由于各保护区的共同努力，使得这一不同寻常的刊物得以创刊……生物圈保护区的工作没有一件是轻而易举的：提高对环境的合理保护、管理与规划的能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结合；实地培训、教育与示范的发展；地区性与国际性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合作，为了迎接这些挑战需要在科学家、决策者、规划人员和当地群众之间更加努力地进行创造性的合作。《人与生物圈》将为其国内读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读者展示中国在生物圈保护区内进行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的经验……”
项目协调
我来MAB边干边学，每次研讨会都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可以从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处学到很多知识、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认识到在MAB的工作中，“协调”占了很大的比例，协调人必须要乐于沟通交流，要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积累。
1996年浙江的天目山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巴黎UNESCO总部召开的评审会上，有代表认为天目山太小，不符合条件。当时我任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正好参加了那次会议，凭借对天目山的了解，我向他们做了补充解释：天目山虽小，但要考虑到它的周围有杭州、上海、南京等多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发达城市，能保存到今天，保留下一个能够看到有着千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柳杉的保护区，是多么的必要和罕见啊!应该通过让它加入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中，引起中国社会更多的关注，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更好的保护，否则，天目山的整个生态系统就可能很快消失了。多数代表都同意了我的解释，有位印尼的代表指出“small is beautiful(小就是美)”，天目山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成为了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一员。
我在做“中德生态研究合作计划”(CERP)计划的中方协调员时，对那次“德兴铜矿”项目的协调工作至今仍记忆犹新。德兴铜矿是露天矿，开采后的污水随着河流顺流而下，汇到一个湖里。该项目就是要对因德兴铜矿重金属污染引起的生态效应进行多学科评价。当时中德双方的科学家正在对项目的执行计划进行交流研讨，在了解了我方的项目计划安排后，德方科学家突然非常生气，会议出现了僵局。当时我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提议大家休息十分钟。这期间我抓紧时间了解双方的情况。原来，中方认为那个湖又脏又乱，不好意思让老外去，就建议只在河流的某一小段取样。而德方科学家是搞沉积物研究的，德兴铜矿含重金属的污水肯定会流到湖里形成沉积，在湖里取样更专业。经过沟通交流德方专家表示说，他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该项目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环境中所存在的问题，没有必要不好意思。问题就这样在交流沟通中圆满解决了。
主动出击
开展MAB的工作，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没有行政职能，所有的机会都要通过自己争取。
记得那是1986年，李文华院士调我来MAB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报到的第一天我就一切从零开始，先跑人事，从2－3人扩编到5－6人；后跑经费，中国MAB以前没有固定经费，总是临时四处找别人要钱，这样工作肯定做不好。我一方面向中科院申请固定的办公经费(后来落实了8万元／年)，一方面积极向UNESCO申请项目。为此我们常常是主动出击，经常拜访他们或主动写信询问每一年的项目情况，无论他们有什么项目，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社区建设的等，我们都能找到相应的保护区成为项目点，因为中国保护区的需求点非常的多。因此那时候我们每年都能从UNESCO那里拿到比较多的项目经费，有了这些项目经费，就能省下一些来支持杂志的编辑出版。
由于我们主动出击，从开始时双方的生疏、隔阂，甚至不敢说话，到后来见面都相互亲密地行贴面礼，甚至还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我们与世界许多国家的MAB关系都相处的非常好。开始都是我们主动要求参加活动，后来是他们主动邀请，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一职便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参加竞选的。
到后来，我与好几任UNESCO MAB的负责人都很熟悉，相处的很融洽，相互间谈工作、谈项目，也谈其他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在我們的主动出击中，国际上对中国MAB的成绩和能力越来越了解、越来越认可了。
社区建设
保护和发展并重，关注当地居民的生活是MAB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在武夷山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落实。
武夷山盛产毛竹，成立保护区后山林归国家所有，毛竹不让砍了，但老百姓还要生活，矛盾就这样形成了。为了解决武夷山的问题，我们在福建省林业厅和保护区管理局的积极支持下，一方面指导保护区做课题，研究竹子生长的规律，找出科学砍竹子的办法，在那些可以砍的竹子做上标记。另一方面保护区管理人员主动拜访当地居民，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宣教中，居民认识到：山虽然是国家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他们也是山的主人，毛竹可以利用，但不能乱砍，要在科学的指导下砍竹子。后因为直接卖竹子收入很低，保护区进一步替他们想出路，比如进行竹子产品的深加工，开始时是筷子，接着做凉席、工艺品等，后来甚至台湾商人都来订货了。尝到了甜头老百姓都很高兴。
在此背景下，我们进一步建议保护区直接从当地挑选一些有责任心的百姓来巡山，巡山过程中看到外面的人来砍竹子肯定就会出面干涉，逢年过节保护区还发点红包给他们，就这样保护区逐渐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此后我们还帮助保护区向UNESCO MAB申请青年奖学金等，给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1995年，UNESCO在塞维利亚召开世界第二次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我应邀上台发言，就从武夷山的案例讲起，会后交流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对武夷山的案例大加赞赏，认为我们在武夷山的实践，表明中国MAB对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体会是最深刻的。事实上这种深刻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我们真正地在保护区里做了实事。
在MAB计划的推广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强调“人”是保证生物圈整个系统平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特别重视沟通交流、组织协调、教育培训、信息分享等有关“人”的工作。到今年，这个计划整整实施了40年，就足以说明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具体到中国也是这样，交流和协调贯穿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之中。当然，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实施也是一个逐步成长壮大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可以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3—1985年，是中国MAB的了解学习阶段。
第二个阶段，1986—1992年，是中国MAB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国际MAB活动的规律、理念，认识到根据中国当时的国力与经济发展状况，必须充分利用MAB这一国际窗口的作用，为中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及其合理利用提供经费、技术，以及国际先进的思想、理念，使中国MAB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
第三个阶段，从1993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后，中国MAB的发展进入了融合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我们和国际MAB融为一体。
因此，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的成立是中国MAB发展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为MAB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成立CBRN
1993年以前，我们国家才有9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老领导李文华院士指出，我们要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一国际平台，仅仅是这几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参加国际活动是不够的，影响面太窄了，中国的其他保护区非常愿意也非常需要参加中国MAB的活动。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样一种平台，来凝聚所有认可人与生物圈计划基本理念的保护区一起开展活动。然而，成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的各个保护区隶属于林业、农业、环保、海洋等不同的管理部门，我们不能越权进行组织管理，需要先和这些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征得他们的支持和同意。
在逐一与这些部门的商谈中，他们慢慢都认可了“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认为其能解决中国当前在保护和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章程》中明确规定，“本网络的活动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指导和组织协调下进行，同时与各主管部门保持联系与沟通。自然保护区可自愿申请加入，纳入本网络的保护区仍保持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这样做使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建立，不仅没有改变保护区原有的机制体制，还为其在能力建设和智力投入方面提供了有利的补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赢和多赢。
就这样，1993年7月，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在北京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代表武井魂先生，国家科委、林业部、农业部、环保局、建设部、地矿部等部门代表，大家一致认为网络的建立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特别是在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打破部门界限，促进各类型保护区之间的协调、沟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武井魂先生特别指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立为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制和起点，它将成为东南亚地方(MAB计划)的核心”。确实是一个好的起点，从那之后我们与各类保护区主管部门的合作就越来越融洽，他们对保护区网络的支持也越来越多了。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用网络这一平台，经常举办各种培训班。那时候接触国际的机会较少，我们一方面请外国专家来华講座，一方面组织网络成员去国外的生物圈保护区考察，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网络成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应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来建设自己的保护区。
国际上对我们的网络评价也很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这一实践，独树一帜，极具创新性和推广价值，受我们的启发，人与生物圈计划又相继成立了东亚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东南亚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等。
创办杂志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第一批成员有45家保护区，他们是当时中国保护区中最活跃，最有思想的，随着网络间交流越来越多，许多成员提出网络应该有自己的刊物，作为网络内外信息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我们也考虑确有出版一个定期刊物的必要，但是我们的办刊经费非常紧张，为此大家都很节俭，多方省钱来办刊，各保护区对此很感动，纷纷表示：“你们是为我们办事的，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怎么还能让你们出钱?”，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帮助下，名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的杂志在1994年1月诞生了(1999年公开发行后改名为《人与生物圈》)。就像中国MAB主席许智宏院士在第一期发刊词中所说“这一刊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是由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所有的保护区成员共同出资创办的，她凝聚着大家的智慧与辛苦，肩负着大家的重托和期望，是一项创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处处长、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负责人P.Lasserre博士还专门为我们的创刊写来贺信说：“由于各保护区的共同努力，使得这一不同寻常的刊物得以创刊……生物圈保护区的工作没有一件是轻而易举的：提高对环境的合理保护、管理与规划的能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结合；实地培训、教育与示范的发展；地区性与国际性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合作，为了迎接这些挑战需要在科学家、决策者、规划人员和当地群众之间更加努力地进行创造性的合作。《人与生物圈》将为其国内读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读者展示中国在生物圈保护区内进行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的经验……”
项目协调
我来MAB边干边学，每次研讨会都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可以从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处学到很多知识、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认识到在MAB的工作中，“协调”占了很大的比例，协调人必须要乐于沟通交流，要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积累。
1996年浙江的天目山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巴黎UNESCO总部召开的评审会上，有代表认为天目山太小，不符合条件。当时我任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正好参加了那次会议，凭借对天目山的了解，我向他们做了补充解释：天目山虽小，但要考虑到它的周围有杭州、上海、南京等多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发达城市，能保存到今天，保留下一个能够看到有着千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柳杉的保护区，是多么的必要和罕见啊!应该通过让它加入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中，引起中国社会更多的关注，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更好的保护，否则，天目山的整个生态系统就可能很快消失了。多数代表都同意了我的解释，有位印尼的代表指出“small is beautiful(小就是美)”，天目山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成为了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一员。
我在做“中德生态研究合作计划”(CERP)计划的中方协调员时，对那次“德兴铜矿”项目的协调工作至今仍记忆犹新。德兴铜矿是露天矿，开采后的污水随着河流顺流而下，汇到一个湖里。该项目就是要对因德兴铜矿重金属污染引起的生态效应进行多学科评价。当时中德双方的科学家正在对项目的执行计划进行交流研讨，在了解了我方的项目计划安排后，德方科学家突然非常生气，会议出现了僵局。当时我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提议大家休息十分钟。这期间我抓紧时间了解双方的情况。原来，中方认为那个湖又脏又乱，不好意思让老外去，就建议只在河流的某一小段取样。而德方科学家是搞沉积物研究的，德兴铜矿含重金属的污水肯定会流到湖里形成沉积，在湖里取样更专业。经过沟通交流德方专家表示说，他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该项目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环境中所存在的问题，没有必要不好意思。问题就这样在交流沟通中圆满解决了。
主动出击
开展MAB的工作，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没有行政职能，所有的机会都要通过自己争取。
记得那是1986年，李文华院士调我来MAB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报到的第一天我就一切从零开始，先跑人事，从2－3人扩编到5－6人；后跑经费，中国MAB以前没有固定经费，总是临时四处找别人要钱，这样工作肯定做不好。我一方面向中科院申请固定的办公经费(后来落实了8万元／年)，一方面积极向UNESCO申请项目。为此我们常常是主动出击，经常拜访他们或主动写信询问每一年的项目情况，无论他们有什么项目，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社区建设的等，我们都能找到相应的保护区成为项目点，因为中国保护区的需求点非常的多。因此那时候我们每年都能从UNESCO那里拿到比较多的项目经费，有了这些项目经费，就能省下一些来支持杂志的编辑出版。
由于我们主动出击，从开始时双方的生疏、隔阂，甚至不敢说话，到后来见面都相互亲密地行贴面礼，甚至还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我们与世界许多国家的MAB关系都相处的非常好。开始都是我们主动要求参加活动，后来是他们主动邀请，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一职便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参加竞选的。
到后来，我与好几任UNESCO MAB的负责人都很熟悉，相处的很融洽，相互间谈工作、谈项目，也谈其他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在我們的主动出击中，国际上对中国MAB的成绩和能力越来越了解、越来越认可了。
社区建设
保护和发展并重，关注当地居民的生活是MAB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在武夷山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落实。
武夷山盛产毛竹，成立保护区后山林归国家所有，毛竹不让砍了，但老百姓还要生活，矛盾就这样形成了。为了解决武夷山的问题，我们在福建省林业厅和保护区管理局的积极支持下，一方面指导保护区做课题，研究竹子生长的规律，找出科学砍竹子的办法，在那些可以砍的竹子做上标记。另一方面保护区管理人员主动拜访当地居民，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宣教中，居民认识到：山虽然是国家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他们也是山的主人，毛竹可以利用，但不能乱砍，要在科学的指导下砍竹子。后因为直接卖竹子收入很低，保护区进一步替他们想出路，比如进行竹子产品的深加工，开始时是筷子，接着做凉席、工艺品等，后来甚至台湾商人都来订货了。尝到了甜头老百姓都很高兴。
在此背景下，我们进一步建议保护区直接从当地挑选一些有责任心的百姓来巡山，巡山过程中看到外面的人来砍竹子肯定就会出面干涉，逢年过节保护区还发点红包给他们，就这样保护区逐渐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此后我们还帮助保护区向UNESCO MAB申请青年奖学金等，给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1995年，UNESCO在塞维利亚召开世界第二次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我应邀上台发言，就从武夷山的案例讲起，会后交流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对武夷山的案例大加赞赏，认为我们在武夷山的实践，表明中国MAB对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体会是最深刻的。事实上这种深刻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我们真正地在保护区里做了实事。
在MAB计划的推广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强调“人”是保证生物圈整个系统平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特别重视沟通交流、组织协调、教育培训、信息分享等有关“人”的工作。到今年，这个计划整整实施了40年，就足以说明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