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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价值，最初的制度设计在于提高社会动员力。
当劳模制度被成功镶嵌进国家事务管理的肌理之后，其社会动员功能显而易见。直到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无不对中国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望尘莫及，这其中，作为社会动员手段之一的劳模制度，功不可没。
问题在于时代变了，我们从计划经济的深远背景中迤俪走来，向市场经济的遥远天际匆匆驶进，曾经是社会动力装置的劳模制度，如今能给我们提供的新的动力价值几何？
市场经济自身，携带着一定当量的社会动员能力，否则我们无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伟大的经济成就，正是经济人逐利性的空前释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斯·韦伯为什么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兴起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的营利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与市场经济制度同构，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以往任何政治动员都无法企及的作用。
但是，任何一个健全的市场社会都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以主张自由竞争而留芳后世的亚当斯密，不惜笔墨论述道德情操的原因正在这里，可惜后人只惊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而疏忽了那只看得见的手的永恒光辉。正是与经济人逐利性相反的崇高道德情操（包括集体意识与无私奉献精神），为市场社会的漏洞打了一个又一个补丁，甚至指引我们绕开市场社会的重重暗礁，以抵达理想的彼岸。
劳模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市场自身无法孕育，而社会发展又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力量或道德守望。因为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彻底的自由竞争是不公正的，只有经济人欲望达成的社会往往是道德沦陷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与市场自身携带的道德品格相互表里、相互渗透、相互激荡的另一种崇高情操，它使高速发展的社会不至于万劫不复。
我们可以用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动员起全社会每一个经济人的创造热情；但是，我们还必须利用劳模的力量，动员起全社会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奉献热情。而市场经济被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其本意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浇铸进市场经济的肌体，从而让这一制度闪烁的光辉里，不只有经济人觊觎财富的炯炯目光，更有道德健全者实证自身完美的奕奕神采。
劳模在现今社会的贡献是什么？其实就是对这个社会“自愿的帮忙”。比如张成哲创办的劳模物业公司在获取商业价值之外，更重视的是公司的社会价值与公共利益——用经济学术语更准确一点说，就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收取的酬劳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我们常会在个人私利与集体目标的矛盾面前左右为难，虽然倾向于集体利益的心理如今是那么脆弱，但我们真的需要从激烈动荡的市场逻辑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当今我们为什么更需要张成哲这些劳模的原因。
而“钢城”好人郭明义像一切“感动中国”的人物一样，让人内心波澜起伏。他让我们看到，劳模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区域里的无私奉献者，更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悠远文化传统的再生与延续，否则民族复兴的大任将会遥遥无期。
更广泛一点说，劳模精神还昭示了人类何去何从的重大命题。即便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种志愿文化也开始慢慢诞生，那些自愿承担社会义务的公民。从不同的地方赶来集合在一起，学习并尝试为社会与公益事业服务，他们所拥有的动机未必单纯，既有利他主义也有利己主义，但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成为一个好人。
在那里，成为一个好人只是少数人们的自觉行动，而我们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我们还有过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流金岁月，有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美誉，有无数像张成哲、郭明义以及许振超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如今世界上的社会体制有多少区别，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点，即这个体制是建立在“人是什么”这个命题之上的。人不是也不能只顾自己，人要有集体精神家国意识甚至胸怀天下的情操，以此为命题建立起来的社会，才会是人类理想的社会。
我们这个国度以及我们的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既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动员更多的看不见的手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增大全社会的福利，又可以通过超市场经济的劳模价值（这种价值是超功利的，往往与市场规则不匹配甚至相排斥），特别是以其市场经济自身所欠缺的奉献精神与崇高道德为感召，动员更多的社会良心牵引好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使中华民族不至于在彻底市场经济的漏洞与裂痕里，走进“最危险的时候”。W
本栏责编/王深
ws@lnddgr.cn
当劳模制度被成功镶嵌进国家事务管理的肌理之后，其社会动员功能显而易见。直到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无不对中国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望尘莫及，这其中，作为社会动员手段之一的劳模制度，功不可没。
问题在于时代变了，我们从计划经济的深远背景中迤俪走来，向市场经济的遥远天际匆匆驶进，曾经是社会动力装置的劳模制度，如今能给我们提供的新的动力价值几何？
市场经济自身，携带着一定当量的社会动员能力，否则我们无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伟大的经济成就，正是经济人逐利性的空前释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斯·韦伯为什么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兴起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的营利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与市场经济制度同构，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以往任何政治动员都无法企及的作用。
但是，任何一个健全的市场社会都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以主张自由竞争而留芳后世的亚当斯密，不惜笔墨论述道德情操的原因正在这里，可惜后人只惊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而疏忽了那只看得见的手的永恒光辉。正是与经济人逐利性相反的崇高道德情操（包括集体意识与无私奉献精神），为市场社会的漏洞打了一个又一个补丁，甚至指引我们绕开市场社会的重重暗礁，以抵达理想的彼岸。
劳模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市场自身无法孕育，而社会发展又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力量或道德守望。因为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彻底的自由竞争是不公正的，只有经济人欲望达成的社会往往是道德沦陷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与市场自身携带的道德品格相互表里、相互渗透、相互激荡的另一种崇高情操，它使高速发展的社会不至于万劫不复。
我们可以用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动员起全社会每一个经济人的创造热情；但是，我们还必须利用劳模的力量，动员起全社会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奉献热情。而市场经济被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其本意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浇铸进市场经济的肌体，从而让这一制度闪烁的光辉里，不只有经济人觊觎财富的炯炯目光，更有道德健全者实证自身完美的奕奕神采。
劳模在现今社会的贡献是什么？其实就是对这个社会“自愿的帮忙”。比如张成哲创办的劳模物业公司在获取商业价值之外，更重视的是公司的社会价值与公共利益——用经济学术语更准确一点说，就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收取的酬劳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我们常会在个人私利与集体目标的矛盾面前左右为难，虽然倾向于集体利益的心理如今是那么脆弱，但我们真的需要从激烈动荡的市场逻辑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当今我们为什么更需要张成哲这些劳模的原因。
而“钢城”好人郭明义像一切“感动中国”的人物一样，让人内心波澜起伏。他让我们看到，劳模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区域里的无私奉献者，更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悠远文化传统的再生与延续，否则民族复兴的大任将会遥遥无期。
更广泛一点说，劳模精神还昭示了人类何去何从的重大命题。即便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种志愿文化也开始慢慢诞生，那些自愿承担社会义务的公民。从不同的地方赶来集合在一起，学习并尝试为社会与公益事业服务，他们所拥有的动机未必单纯，既有利他主义也有利己主义，但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成为一个好人。
在那里，成为一个好人只是少数人们的自觉行动，而我们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我们还有过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流金岁月，有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美誉，有无数像张成哲、郭明义以及许振超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如今世界上的社会体制有多少区别，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点，即这个体制是建立在“人是什么”这个命题之上的。人不是也不能只顾自己，人要有集体精神家国意识甚至胸怀天下的情操，以此为命题建立起来的社会，才会是人类理想的社会。
我们这个国度以及我们的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既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动员更多的看不见的手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增大全社会的福利，又可以通过超市场经济的劳模价值（这种价值是超功利的，往往与市场规则不匹配甚至相排斥），特别是以其市场经济自身所欠缺的奉献精神与崇高道德为感召，动员更多的社会良心牵引好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使中华民族不至于在彻底市场经济的漏洞与裂痕里，走进“最危险的时候”。W
本栏责编/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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