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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以来的民粹主义社会思潮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较大影响。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渗透，具体表现为两种民粹主义面向：“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和“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分别指涉创作理念和思想内蕴这两个文学维度，在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衔接与转向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下文学与文化环境的纠偏有所启示。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民粹主义；以民为粹；民之精粹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5）01-0103-03
收稿日期：2015-01-5
作者简介：蓝瑞荣（1977-），男，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广东 东莞/523960）民粹主义往往是在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中被知识分子唤起的一股社会思潮。近现代中国民生凋敝，“人民”，尤其是中下层民众饱受欺凌亟待解放，这样的社会环境产生一股道德感召力，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注目“人民”，重视并开掘人民的力量以求民族新生，民粹意识潜隐其中。同时，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俄国民粹派理论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宣扬民粹思想提供了现实参照和理论支撑，其中，赫尔岑的“到人民中去”口号以及俄国民粹派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论争对“中国式”民粹主义的理论建构影响较大，分化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粹主义的两种理解：重视乃至崇拜人民的“以民为粹”观；精英知识分子领导人民、决定历史的“民之精粹”观。这两种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渗透，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民粹主义面向。
一、 “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
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人民”（主要是农民）居于中心位置。1861年，赫尔岑在文章中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在赫尔岑看来，“人民”才是沿袭传统并能开创俄国未来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则应当走出象牙塔与人民共存，信任并依靠人民发动革命。1874年，数千名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响应赫尔岑的号召，进入农村宣传革命。这场带有半宗教性的民粹运动是在人民至上、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信念中不断被推动的，也是知识分子重建自身价值的“平民化”策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论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精粹地位，并将矛头直指一切权力和权威，包括对知识分子的价值的贬斥，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这种人民观酵化出一种知识分子仰视人民的“人民崇拜”情结。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在历史实践中证明了人民的精粹性。
现代中国的“人民崇拜”情结是在《讲话》以后开始泛滥的，但在此之前，“以民为粹”的人民观已然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扮演着捍卫人民利益的角色，不仅在社会运动中为民请命、与民共存，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平民化”的创作意向。一方面，他们摆脱知识阶层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姿态，转向对人民苦难和诉求的关注，创作与人民相关、于人民有益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尊重大众的智识能力和欣赏趣味，着力推动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创作易于人民接受、为人民喜爱的作品。“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愈来愈紧密。
新文学以来，小说和戏剧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甚至逾越诗文成为文学的中心。同时，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破旧立新——倡导平易晓畅、写实立诚的新文学，批判艰涩藻饰、虚情附会的贵族旧文学。这些实际上是智识阶级以文学革命的方式为普通民众谋求文化民主的权利，从而达到开启民智、文化救国的目的。小说和戏剧作为普通民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是梁启超和陈独秀二人提出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出发点，这种以面向国民为基础的启蒙文学观已然为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建设中国文学民主精神的新意义。
除了文类格局发生变化外，新文学的民粹姿态还表现在文学审美观念的“亲民化”。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要求新文学在内容上注重表现国民和现实社会，在艺术上追求平易真诚的创作风尚。胡适则主要针对语言文字进行文学革新，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文字上不用典故和滥调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推崇“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在《建设的革命文学论》中，胡适明确将白话视为“文学的国语”。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主力者倡导将中国文学的语言通俗化、口语化，使得文学的整体面貌在语言的转变中更鲜明地表现出去雅还俗的动向。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认为文学并不远离民众，只要树立质朴老实的文风，“文章是人人都会做的”。
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内容和情感上，还是从语言和形式上，新文学阵营极力打造平易晓畅、真诚适众的文学新生态，这不仅仅是文学本应持有的面貌，更是国民享受平等的文化权利的需要。文学生产者不再以贵族旧文学封闭的私语吟弄和卖弄风骚为宗，而是力图将普通民众纳入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整个过程，讲求文学的适众性和利民性，从而使更多普通民众能够真正从新文学中获得精神上的改造和提高。文学不再仅是知识分子的产物和玩物，而是一项强国新民的事业，是广大民众理应共有的精神食粮。
“以民为粹”与“民之精粹”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进一步拉近。这一时期高喊的“大众文学”进一步明确了以“工农大众”为文学的接受对象，并强调大众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冯乃超在《大众化的问题》中指出文学大众化就是要使文学深入群众，这要求作家认识并能具体表现群众生活，创作为群众所理解的作品。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要求作家应具有大众的意识和生活感情，熟悉大众的言语和表达方式，才能创造大众文学。此外，他认为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不仅是使大众能接受、欣赏文学，还要使大众能创造文学，这要求文学在样式技巧上追求平易真实、简单明瞭，在语言上使用大众的惯用语，同时发展民谣、戏剧等大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冯雪峰和瞿秋白则侧重大众文学的宣传功能，应使用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和语言来表现革命战斗精神，鼓舞大众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另一方面，文学从民间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民间语言和文艺样式以及传统叙述方式等因素得到重视，成为文学得以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关键。“文协”成立后，大力推行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学民族形式的论争以及《讲话》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都是文学大众化这一命题的延续。
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沿着大众化的路向发展——从文学面向国民、启蒙国民到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从人民大众中产生，文学在情感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越来越贴合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愈加密切，这显然是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移植和强化，孕育出一种重视人民、亲近人民乃至崇拜人民的“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牵引着中国现代文学生态景观的发展变化：小说和戏剧创作空前繁荣，其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散文和诗歌；具有启蒙意义和宣传功能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民间生态和社会问题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文学与民众之间有了共同“话题”；“五四”文学中掺杂的外文、欧化语法、舶来词汇等“新文言”被日常口语和民间方言所取代，文学语言渐趋口语化和民间化；写法上融创传统，照顾大众的欣赏习惯；民间文艺形式得到重视和发展，尤其是抗战以来，戏曲说书、鼓词小调等民间文艺作品深入群众，在宣传抗战和文化普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和赵树理的小说中甚至化用了民间说书和传统曲艺的艺术形式，“讲说”特征鲜明、人物亮相独特，这些都为其小说增添了不少民间气息。以上种种都是民粹意识影响下的文学表征。
二、 “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
民粹主义并非纯粹宣扬反精英主义立场，在俄国民粹派中还存在对民粹主义的另一种理解——“民之精粹”观，以特卡乔夫派为代表。特卡乔夫派认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才是人民的精粹，他们在历史演进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伟大的任务只能由懂得它的意义和真诚地希望解决它的人，也就是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发达的少数人来实现”，普通人民则由于“在周围的生活条件影响下历史地养成的奴隶的习惯”和“对‘最高当局’丧魂失魄的恐惧”而不敢反抗，因而他声明：“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对人民给予过分的希望和期待。”虽然持“民之精粹”观的知识分子同样重视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他们不相信人民有力量实现自身解放，也因人民自身存在的固有弱点而对其进步性抱以怀疑和否定。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启蒙开启民智，却遭到民众的漠视和拒绝，一种如鲁迅所说的“荒原感”侵袭而来，既让知识分子对新民的道路感到迷惘，也对民众的劣根性和不觉悟感到无以复加的失望和悲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和赵辛店遭遇了偃旗息鼓的尴尬境遇。讲演团成员在《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中记录了民众对教育讲演不感兴趣，他们或是逛北京城，或是做礼拜，或是忙于农事，只有几个妇孺好奇前来，但听不多久就纷纷散去。这则报告呈露出一个残酷的现实——知识分子热衷启蒙甚至不惜生命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这在鲁迅的《药》中得到了绝好的展现：革命者夏瑜的血不但没有令民众惊醒和悲痛，反而被当成药引子参与了封建迷信对人的谋杀，这种荒谬的变相利用对于已死的革命者而言无疑是莫大的侮辱，革命的意义和流血牺牲的价值也随之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从革命者身上图谋“好处”（包括血）被康大叔等人视为难得的“运气”——华老栓运气好得了血馒头，红眼睛阿义剥去了夏瑜的衣服，连夏三爷赏的二十五两白银也成了因夏瑜而来的“福利”。革命者的牺牲成了可享用的资源，革命不过增加了被杀者的数量和蘸人血等谋私利的机会。在茶馆里，不论是花白胡子的老头，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人都对夏瑜革命投之以挖苦和嘲弄，“发了疯了”、“有什么可怜呢”是他们对夏瑜的死的态度，即便是华家也没有表示出半点同情。鲁迅用民众间的一场交谈直露出民众的恶、无知和冷漠，也进一步论证了他对革命和启蒙的反省——愚昧麻木的民众是难以改造的，革命者的血白流了。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彻底性在于他始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用精英阶层的意志和价值判断去审度国民。在鲁迅看来，农民、普通市民、旧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希望的。祥林嫂的悲哀不仅在于封建礼教对她的毒害，还在于她自身的消极反抗。面对家族的胁迫，祥林嫂没有揭穿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借妇女贞操之名拒绝改嫁，而是默然无声地任凭他人左右。因害怕死后灵魂被劈成两半，她祈盼能从捐门槛中获得救赎，以此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在封建礼教和迷信的残害下，祥林嫂非但无意识觉醒抗争，反倒执迷其中，最终葬送了她无辜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上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状态，这种复杂性在现代中国的前半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知识分子从书房走向十字街头，同情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也意识到启蒙人民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把人民视为解放的对象并为之不懈奋斗是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精神动力。但另一方面，面对启蒙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和失败，知识分子认识到启蒙的困难性不仅在于反动势力何其强大，更在于民众自身的愚昧顽固，这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考量人民对于民族解放的意义。同时，知识分子潜在的精英意识在与民众的劣性的对照中得到突显，集中表现为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精神和“天降大任于我”的使命感。前者向一切落后的对象发难，后者则创造出“孤独的战士”形象。鲁迅在《这样的战士》中渴慕这样一种战士——在无物之阵的各种诱惑中，他始终举起投枪；即便被当作“残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他依然对准伪君子的心窝举起投枪；纵然要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还是要举起投枪。这种独战、韧战的精神流淌在“真的猛士”的血液里，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三、小结
中国现代文学中“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和创作者潜在的“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总是在矛盾中共生共存，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创作者难以搁置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在处理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持有复杂纠葛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影响下，文学的民粹景观必然呈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面向，分别指涉文学的创作理念和文学的思想内蕴这两个不同的纬度。诚然，“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和“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民粹主义的全部，但它们所反映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两大问题，架构起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质和发展走向，在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衔接与转向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文学的“大众化”路线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续甚至权威化，“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空前膨胀，但精英话语在政治主流意识的规束下销声匿迹。
民族解放战争以来，更多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被大大提高，人民的历史意义也被人为地夸大。知识分子不敢再以精英的眼光审视人民，而是自觉地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接受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理应保有的批判意识被政治绑架，参与了政治阶级斗争。一方面，批判的对象局限为阶级敌人，人民则是先进的、不可置疑的。另一方面，批判的方式过于单调幼稚，对阶级敌人采取“一路黑”的批判策略，极力丑化反面角色。此外，艺术表达以适宜宣传和普及为目的，文学作品总体呈现出如清水般的浅俗风貌，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如此的承袭和演变，无疑是当初倡导“亲民化”、“大众化”的文学界人士所不愿看到的。
新世纪以来，“文化民粹主义”在市场经济的操纵下变异成取媚大众的商业策略和低俗的价值导向。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制造者大多数充当为官商、大众“帮忙”与“帮闲”的角色，而非贡献有益的社会批评。以上种种都是“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失衡的表现。由此反观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民粹主义面向，我们不能不从中获得当代启示——不论是对于文学还是对于社会，“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都是必要而不可偏枯的。
参考文献：
[1]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俄国民粹派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5]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6] 详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79.
责任编辑朱守锂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民粹主义；以民为粹；民之精粹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5）01-0103-03
收稿日期：2015-01-5
作者简介：蓝瑞荣（1977-），男，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广东 东莞/523960）民粹主义往往是在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中被知识分子唤起的一股社会思潮。近现代中国民生凋敝，“人民”，尤其是中下层民众饱受欺凌亟待解放，这样的社会环境产生一股道德感召力，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注目“人民”，重视并开掘人民的力量以求民族新生，民粹意识潜隐其中。同时，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俄国民粹派理论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宣扬民粹思想提供了现实参照和理论支撑，其中，赫尔岑的“到人民中去”口号以及俄国民粹派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论争对“中国式”民粹主义的理论建构影响较大，分化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粹主义的两种理解：重视乃至崇拜人民的“以民为粹”观；精英知识分子领导人民、决定历史的“民之精粹”观。这两种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渗透，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民粹主义面向。
一、 “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
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人民”（主要是农民）居于中心位置。1861年，赫尔岑在文章中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在赫尔岑看来，“人民”才是沿袭传统并能开创俄国未来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则应当走出象牙塔与人民共存，信任并依靠人民发动革命。1874年，数千名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响应赫尔岑的号召，进入农村宣传革命。这场带有半宗教性的民粹运动是在人民至上、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信念中不断被推动的，也是知识分子重建自身价值的“平民化”策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论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精粹地位，并将矛头直指一切权力和权威，包括对知识分子的价值的贬斥，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这种人民观酵化出一种知识分子仰视人民的“人民崇拜”情结。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在历史实践中证明了人民的精粹性。
现代中国的“人民崇拜”情结是在《讲话》以后开始泛滥的，但在此之前，“以民为粹”的人民观已然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扮演着捍卫人民利益的角色，不仅在社会运动中为民请命、与民共存，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平民化”的创作意向。一方面，他们摆脱知识阶层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姿态，转向对人民苦难和诉求的关注，创作与人民相关、于人民有益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尊重大众的智识能力和欣赏趣味，着力推动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创作易于人民接受、为人民喜爱的作品。“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愈来愈紧密。
新文学以来，小说和戏剧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甚至逾越诗文成为文学的中心。同时，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破旧立新——倡导平易晓畅、写实立诚的新文学，批判艰涩藻饰、虚情附会的贵族旧文学。这些实际上是智识阶级以文学革命的方式为普通民众谋求文化民主的权利，从而达到开启民智、文化救国的目的。小说和戏剧作为普通民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是梁启超和陈独秀二人提出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出发点，这种以面向国民为基础的启蒙文学观已然为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建设中国文学民主精神的新意义。
除了文类格局发生变化外，新文学的民粹姿态还表现在文学审美观念的“亲民化”。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要求新文学在内容上注重表现国民和现实社会，在艺术上追求平易真诚的创作风尚。胡适则主要针对语言文字进行文学革新，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文字上不用典故和滥调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推崇“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在《建设的革命文学论》中，胡适明确将白话视为“文学的国语”。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主力者倡导将中国文学的语言通俗化、口语化，使得文学的整体面貌在语言的转变中更鲜明地表现出去雅还俗的动向。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认为文学并不远离民众，只要树立质朴老实的文风，“文章是人人都会做的”。
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内容和情感上，还是从语言和形式上，新文学阵营极力打造平易晓畅、真诚适众的文学新生态，这不仅仅是文学本应持有的面貌，更是国民享受平等的文化权利的需要。文学生产者不再以贵族旧文学封闭的私语吟弄和卖弄风骚为宗，而是力图将普通民众纳入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整个过程，讲求文学的适众性和利民性，从而使更多普通民众能够真正从新文学中获得精神上的改造和提高。文学不再仅是知识分子的产物和玩物，而是一项强国新民的事业，是广大民众理应共有的精神食粮。
“以民为粹”与“民之精粹”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进一步拉近。这一时期高喊的“大众文学”进一步明确了以“工农大众”为文学的接受对象，并强调大众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冯乃超在《大众化的问题》中指出文学大众化就是要使文学深入群众，这要求作家认识并能具体表现群众生活，创作为群众所理解的作品。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要求作家应具有大众的意识和生活感情，熟悉大众的言语和表达方式，才能创造大众文学。此外，他认为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不仅是使大众能接受、欣赏文学，还要使大众能创造文学，这要求文学在样式技巧上追求平易真实、简单明瞭，在语言上使用大众的惯用语，同时发展民谣、戏剧等大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冯雪峰和瞿秋白则侧重大众文学的宣传功能，应使用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和语言来表现革命战斗精神，鼓舞大众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另一方面，文学从民间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民间语言和文艺样式以及传统叙述方式等因素得到重视，成为文学得以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关键。“文协”成立后，大力推行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学民族形式的论争以及《讲话》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都是文学大众化这一命题的延续。
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沿着大众化的路向发展——从文学面向国民、启蒙国民到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从人民大众中产生，文学在情感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越来越贴合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愈加密切，这显然是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移植和强化，孕育出一种重视人民、亲近人民乃至崇拜人民的“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牵引着中国现代文学生态景观的发展变化：小说和戏剧创作空前繁荣，其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散文和诗歌；具有启蒙意义和宣传功能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民间生态和社会问题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文学与民众之间有了共同“话题”；“五四”文学中掺杂的外文、欧化语法、舶来词汇等“新文言”被日常口语和民间方言所取代，文学语言渐趋口语化和民间化；写法上融创传统，照顾大众的欣赏习惯；民间文艺形式得到重视和发展，尤其是抗战以来，戏曲说书、鼓词小调等民间文艺作品深入群众，在宣传抗战和文化普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和赵树理的小说中甚至化用了民间说书和传统曲艺的艺术形式，“讲说”特征鲜明、人物亮相独特，这些都为其小说增添了不少民间气息。以上种种都是民粹意识影响下的文学表征。
二、 “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
民粹主义并非纯粹宣扬反精英主义立场，在俄国民粹派中还存在对民粹主义的另一种理解——“民之精粹”观，以特卡乔夫派为代表。特卡乔夫派认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才是人民的精粹，他们在历史演进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伟大的任务只能由懂得它的意义和真诚地希望解决它的人，也就是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发达的少数人来实现”，普通人民则由于“在周围的生活条件影响下历史地养成的奴隶的习惯”和“对‘最高当局’丧魂失魄的恐惧”而不敢反抗，因而他声明：“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对人民给予过分的希望和期待。”虽然持“民之精粹”观的知识分子同样重视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他们不相信人民有力量实现自身解放，也因人民自身存在的固有弱点而对其进步性抱以怀疑和否定。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启蒙开启民智，却遭到民众的漠视和拒绝，一种如鲁迅所说的“荒原感”侵袭而来，既让知识分子对新民的道路感到迷惘，也对民众的劣根性和不觉悟感到无以复加的失望和悲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和赵辛店遭遇了偃旗息鼓的尴尬境遇。讲演团成员在《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中记录了民众对教育讲演不感兴趣，他们或是逛北京城，或是做礼拜，或是忙于农事，只有几个妇孺好奇前来，但听不多久就纷纷散去。这则报告呈露出一个残酷的现实——知识分子热衷启蒙甚至不惜生命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这在鲁迅的《药》中得到了绝好的展现：革命者夏瑜的血不但没有令民众惊醒和悲痛，反而被当成药引子参与了封建迷信对人的谋杀，这种荒谬的变相利用对于已死的革命者而言无疑是莫大的侮辱，革命的意义和流血牺牲的价值也随之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从革命者身上图谋“好处”（包括血）被康大叔等人视为难得的“运气”——华老栓运气好得了血馒头，红眼睛阿义剥去了夏瑜的衣服，连夏三爷赏的二十五两白银也成了因夏瑜而来的“福利”。革命者的牺牲成了可享用的资源，革命不过增加了被杀者的数量和蘸人血等谋私利的机会。在茶馆里，不论是花白胡子的老头，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人都对夏瑜革命投之以挖苦和嘲弄，“发了疯了”、“有什么可怜呢”是他们对夏瑜的死的态度，即便是华家也没有表示出半点同情。鲁迅用民众间的一场交谈直露出民众的恶、无知和冷漠，也进一步论证了他对革命和启蒙的反省——愚昧麻木的民众是难以改造的，革命者的血白流了。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彻底性在于他始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用精英阶层的意志和价值判断去审度国民。在鲁迅看来，农民、普通市民、旧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希望的。祥林嫂的悲哀不仅在于封建礼教对她的毒害，还在于她自身的消极反抗。面对家族的胁迫，祥林嫂没有揭穿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借妇女贞操之名拒绝改嫁，而是默然无声地任凭他人左右。因害怕死后灵魂被劈成两半，她祈盼能从捐门槛中获得救赎，以此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在封建礼教和迷信的残害下，祥林嫂非但无意识觉醒抗争，反倒执迷其中，最终葬送了她无辜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上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状态，这种复杂性在现代中国的前半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知识分子从书房走向十字街头，同情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也意识到启蒙人民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把人民视为解放的对象并为之不懈奋斗是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精神动力。但另一方面，面对启蒙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和失败，知识分子认识到启蒙的困难性不仅在于反动势力何其强大，更在于民众自身的愚昧顽固，这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考量人民对于民族解放的意义。同时，知识分子潜在的精英意识在与民众的劣性的对照中得到突显，集中表现为知识分子自觉的批判精神和“天降大任于我”的使命感。前者向一切落后的对象发难，后者则创造出“孤独的战士”形象。鲁迅在《这样的战士》中渴慕这样一种战士——在无物之阵的各种诱惑中，他始终举起投枪；即便被当作“残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他依然对准伪君子的心窝举起投枪；纵然要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还是要举起投枪。这种独战、韧战的精神流淌在“真的猛士”的血液里，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三、小结
中国现代文学中“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和创作者潜在的“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总是在矛盾中共生共存，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创作者难以搁置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在处理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持有复杂纠葛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影响下，文学的民粹景观必然呈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面向，分别指涉文学的创作理念和文学的思想内蕴这两个不同的纬度。诚然，“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和“民之精粹”的精英意识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民粹主义的全部，但它们所反映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两大问题，架构起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质和发展走向，在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衔接与转向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文学的“大众化”路线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续甚至权威化，“以民为粹”的文学精神空前膨胀，但精英话语在政治主流意识的规束下销声匿迹。
民族解放战争以来，更多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被大大提高，人民的历史意义也被人为地夸大。知识分子不敢再以精英的眼光审视人民，而是自觉地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接受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理应保有的批判意识被政治绑架，参与了政治阶级斗争。一方面，批判的对象局限为阶级敌人，人民则是先进的、不可置疑的。另一方面，批判的方式过于单调幼稚，对阶级敌人采取“一路黑”的批判策略，极力丑化反面角色。此外，艺术表达以适宜宣传和普及为目的，文学作品总体呈现出如清水般的浅俗风貌，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如此的承袭和演变，无疑是当初倡导“亲民化”、“大众化”的文学界人士所不愿看到的。
新世纪以来，“文化民粹主义”在市场经济的操纵下变异成取媚大众的商业策略和低俗的价值导向。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制造者大多数充当为官商、大众“帮忙”与“帮闲”的角色，而非贡献有益的社会批评。以上种种都是“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失衡的表现。由此反观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民粹主义面向，我们不能不从中获得当代启示——不论是对于文学还是对于社会，“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都是必要而不可偏枯的。
参考文献：
[1]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俄国民粹派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5]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6] 详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79.
责任编辑朱守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