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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人兼学者的郑敏在2C世纪90年代关于新诗传统等一系列话题的言论，曾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些言论不但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有关，另一方面，这些言论的出现也必然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普遍陷入反思的历史语境。结合郑敏言论，从心态角度切入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期望对20世纪90年代新诗论争乃至新诗的诸多历史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讨。
[关键词]郑敏；“文化保守”；心态
[中图分类号]1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1-0103-05
当选择“文化保守”这一词语去研讨著名诗人郑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人心态的时候，或许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两个前提：其一，这个在因郑敏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而引发论争中出现的词语，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文化心态；其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文化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激进主义”以及其后的历史开始逐步进行反思，“文化保守主义”已经开始抬头，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敏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从反思、批判的角度切入新诗的历史，似乎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诗的角度，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具有一种历史的对应陸。因此，在“世纪初”与“世纪末”的两极对峙中，在“文化保守”的整体趋势与个案呈现中。郑敏的言论及其创作以一種普泛性嵌入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场景之中。这种裹挟丰富文化内涵的现象当然不能仅以简单的方式进行判断，而其往往被人忽视的多义性、多维度，或许正是以心态方式进入郑敏20世纪90年代诗学理论乃至90年代文化本身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一
关于郑敏的言论，笔者已经在多种场合下亲历过，并因此写过与此相关的文章。不但如此，在笔者不断接触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的过程中，也常常听到这些青年诗人对于郑敏言论在阅读和接受上产生的“某种障碍”，这往往使笔者在思考之余，产生如下的疑惑：为什么一位著名的诗人总是对她闻名于世的创作产生质疑?究竟是何原因导引了这种文化心态?而引发笔者再次思考的则是在2006年穆旦研讨会上郑敏先生的发言，以及那些对于“发”的简化字与繁体字的言论，郑敏认为：繁体“发”可以给人带来长发飘飘的感觉，简体“发”已然“丧失”了这种印象功能，等等。以“发”之简、繁体来研讨文化传统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对于文化传统的探讨却无疑是一个远比此更为复杂的话题。但透过“发”之言论又着实让我们可以联想到语言甚至文字的“无意识”问题，至于隐藏在“无意识”背后的又必将是一个心态问题。
在那篇著名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郑敏曾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进行历史的批判。然而，无论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还是从反思传统和现代的角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断裂感”，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渐渐变得一目了然起来：要打破传统束缚势必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而矫枉过正势必要付出所谓“文化的代价”。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敏所言的“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只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为此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虽然是以切中历史关键的方式，揭示了新诗历史诞生过程中的症结问题，不过，在十余年后重温这篇长文的时候，笔者以为，或许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郑敏同样在文章中使用了“心态”一词：
考虑当时遗老遗少们对文言文的依附，白话文运动所受到的四面包围和压力，胡、陈及郑振铎等人奋力为白话文运动打开局面的勇气和热情是值得我们今天敬重的。但是从思维方式和对语言陸质的认识，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它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的思考。总之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
以及文章立论的前提：
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问题提出的角度显然将古典诗词的几千年业绩考虑在內。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包括社会与语言文学的多种因素。
由此可知。郑敏为此而进行的“语言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现象与理论”的论述，同样是以某种心态的方式切入历史的：虽然矫枉过正势必要付出所谓“文化的代价”，但“文化的代价”往往是可以通过后来者的建设，进行适度的修复与改观的；而或许正是因为新诗在发展近百年的历史并在世纪末反思的情境中，迟迟没有得到一种理想意义上的解决，所以，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老诗人才以这种切肤之痛的心态予以指责。何况，在古典诗歌辉煌成绩和“当下”国际汉学界质疑的逼仄之下，新诗也确实由于其历史的单薄、沉积的匮乏而显得幼稚了许多。
如果仅是以历史对比的方式看待郑敏的文章，那么，郑敏的论述无疑是与“五四”时代就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五四”时期以“学衡派”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注重思维方式上的反对“偏激”和“简单化”的倾向，也决定了这种认知方式最终要将对待传统的态度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事实上，对于当时所谓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后来常常被上升为“革命与保守”的斗争，所谓“反传统”也恰恰是一把重要的衡量标尺。从郑敏文章中“但一个民族能否砸烂自己的母语呢?”所包含的语气看来。这位著名诗人的存疑仿佛又回到了“五四”时代，但在另外的“关键的是对汉语文字的现代化改造，是应当从‘推倒’传统出发，还是从继承母语的传统出发而加以革新，从历史资料看来我们的白话文及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选择了前者，这就产生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既然将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新文学及政治改革捆在一个战车上，基本上主张改革的学者们自然也渐渐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论述中，却让读者会在一种“历史的距离”中感受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提问者那种近乎强烈的心理意识。至于在后来的商榷文章中，所谓“语言的失落也是人格的失落，文化的失落”，“当一个古老民族走进世界文化之时，他最需要携带的财产就是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他空手前往是无法人股到世界文化的大集团中的。”更是可以从侧面印证上述论证的诸多问题。
当然，在关于《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而引发的论争中，必须值得注意 的是，诗人兼学者身份的郑敏是如何使用结构主义特别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思想武器。展开自己的理论批判的——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新时期之后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对哲学和英语都有深厚造诣的郑敏，对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思想界出现的解构思潮无疑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认识。从《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一解构诗论》这两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看来，以结构特别是解构的方式作为思想的武器进行批评，正是诗人、学者郑敏展开理论论述的重要特色之一——诸如《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语言符号的滑动与民族无意识》、《漫谈中华文化传统的革新与继承》等文章，均是以批判“二元对抗思维”为核心思维展开自我的论述。即使对于白话诗的道路选择，郑敏也曾以“简而言之，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推动历史：拥护一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下面是我们将复杂的文化、文学历史关系整理成的一对对水火不容的对抗矛盾：白话文／文言文，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传统文学／革新文学，正宗文学／非正宗文学，大众诗歌／朦胧诗，革命的诗歌／小花小草摆设性的诗歌……于是，我们的选择立场就毫不犹豫地站在第一项这边，而对第一项的拥护必然包括对第二项的敌视：从压制、厌恶到打倒。这种决策逻辑似乎从‘五四’时代就是我们的正统逻辑，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言论，来反思白话诗的历史道路，并进而为使用解构主义思维介入历史预设了前提。同样的，这种拆解二元对立式的逻辑思维，自然也为郑敏后来视野更为广阔的文化心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在21世纪初“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中，郑敏曾在《关于诗歌传统》一文中提出“10个问题”，从而表达她对新诗以及新诗传统的态度。比如，在联系以往论述的基础上，郑敏认为：“7、汉字的形象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形神的创造性的结合，几乎是世界古文字今天仍能充满活力的绝无仅有者。形成中华文化中诗书画一体的重要传统。但是新诗却始终没有能继承这个传统。你认为是什么使得书法家和画家远离新诗而去?”“10、你认为汉语新诗在语言和艺术上，内容和形式上如何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的传统?……”对于郑敏先生关乎新诗传统的言论，我们当然应当理解这一面对“文言／白话”、“传统／现代”时候，一位老诗人所具有的难以割舍的心态，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所言的“传统虽永远在改变之中，但其间终有不變者在，否则将无传统可言了”那样，单纯从古典、文字、现代等方式断言传统无疑是过于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对于郑敏先生曾期待的“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似乎是今后中国诗歌创新之路”，所谓20世纪新诗的历史也从不匮乏这样的范例，30年代中国新诗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诗歌，如戴望舒、吴兴华、卞之琳等人的作品，皆是融合古典和现代或者说从属于古典和现代之间的诗歌创作，他们作品的流传并在诗歌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似乎都在说明“一部生动而又丰富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是我们熟悉的。它的创造与冲突，它的挫折和异变，它的漫长路途的探索和跋涉，特别是当它自然地或人为地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一个悠长而又浓重的阴影便成为一种启示的神灵示威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它仍然活在新诗的肌体中，仍然活在中国新文学的命运里，它并没有在七十多年前死去。这个阴影便是中国古典诗歌。”至此，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如果仅是从学术思辨的意义上出发，那么，郑敏先生理解的“传统”无疑是在传统自身拥有的复杂性、多义性甚至是传统自身的层次感上出现了某种简单化的偏差，因此，她对传统探讨的合理性及其片面性也就逐渐变得一目了然了。
不过，即便如此，笔者仍然期待从心态的角度探讨这种言论出现的前提和谱系的延展。除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氛围以及百年新诗的启蒙意识在世纪末的语境下逐渐减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成为萌生郑敏这样一位老诗人产生如此心态及其外在言论的重要原因呢?
结合历次言论以及诸如《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等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一条贯穿郑敏诗人心态的主线，这就是反思“后新诗潮”以来的中国新诗创作，比如，郑敏曾言：“后新诗潮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问题。‘后’派所要表达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事物和谐完整的外表击碎，以显露其不和谐的碎裂内核。为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诗歌语言也必须呈现不和谐状态，但语言是先个人而存在的社会、种族的共有财产。而且是一个种族的意识和模式与造型者，它一旦被破坏，就不再有传达和承载信息、意义的功能。这种语言的顽强独立性使得诗人比音乐家、画家都更难于进入创作的后现代主义。”而在另一篇文章中，郑敏则以抓住“后新诗潮”最本质的语言问题进行总体的反思：“自80年代我们的诗歌界也兴起诗歌语言热。但由于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肃认真的研究，有些‘先锋’作品肆意扭曲语言，这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语言的创作恰恰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由上述言论，不难推测：郑敏对于“后新诗潮”以来的中国新诗是不满意的，事实上，郑敏的一些言论，比如“由于几十年的封闭和统一，一旦开放，追求创新是十分重要的创造动力，但‘先锋热’乘机起了误导作用，将诗歌的发展看成淘汰赛，互争先锋的位置和榜上第一的美名，以至将诗歌的发展看成时尚赛坛，有人说朦胧诗代表写主观的时代，如今时兴写客观，于是叙事之风大盛，顷刻间在诗人间传播开，诗愈写愈长，愈写愈散，味淡色浮。这种追逐时尚之风使得诗坛非常单调，五个性；不是千姿百态，而是一律向某个方向看齐。……近日风行的国内此类叙事诗中很少能体现这种艺术特色，往往成为为写琐事而写琐事，如同为写‘垃圾’而写‘垃圾’，失去艺术目的。所以写平常琐事，或生活垃圾的诗必须隐藏一个巨大的不平常和审美的超越在其背后方能达到震撼读者的效果。貌似平易的诗其所以难写恰在这里。”也确然反映了这位老诗人的心态，与一位著名诗人“强烈的诗歌责任感”以及“当前新诗创作存在的种种误区、一些坏诗与非诗也能堂而皇之地进入诗歌的圣殿”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密切相关；不但如此，透过这些反思性的言论，我们似乎也不难推究所谓郑敏先生诗人心态的其他构成内容。
三
如果说标题的“文化保守”已然决定了郑敏先生要以退守传统与古典的方式，判别新诗的成就，那么，在不断走向“文化诗意”的过程中，诗人郑敏的心态必然会逐步呈现一种普泛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换用另外一种角度说明，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诗人心态不断呈现普泛意义的文化情怀，才导致诗人可以从文化、古典等方面考量新诗的出路。对于这种由“文化保守”而衍生出 来的普泛情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怀无疑是具有汇通天人合一式的宗教人類学意识的，尽管，从诗人个体的经历来看，诗人的这种态度更多的应当来自传统，而不是来自曾经留洋经历的影响。
纵观郑敏的诗论及其创作，她的普泛意识大致可以在延续上述研讨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是对诗人的认识。在一篇关于《诗歌、文化、语言》的文章中，郑敏曾联系古人的创作写道：“我们做诗人的，第一，注意不要刻意追求这种有形语言的怪诞，用它来制造刺激；第二，关键是培养自己内心的丰富，然后尽量去发掘自己的创造性。我就想，为什么杜甫望着泰山能够想到自己胸中生出那么多云彩，睁开眼睛可以让那归鸟进来呢?他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字眼，但是他就能将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转换成这种极富个性和新意的语言。所以现在我们的诗人就需要能够转换自己这种生命力的片刻感悟成诗，不要追求怪诞，但是也不要为了追求易懂而将语言变得十分透明，完全透明就必然不耐寻味。”这里，郑敏通过“回顾与展望中国语言之路”的方式，探究“诗歌与文化”的关系，当然是存在着某种境界的探寻的，或许正是常常怀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心境，所以，郑敏才在《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的文章中，以传统诗学的方式阐述了“道、境界、意象”等方面的内容。对于这种境界或者说“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意义可以达到的现实性而言，郑敏更是毫无隐瞒地提出“诗人的头脑没有足够的理论，心灵没有深刻的智慧，对历史的遭遇做不出深刻的反应、独到的剖析；充其量不过写些‘伤痕’的疼痛，这样是不可能拿出世界级的重要作品面对人类高度文明的检验的……我们的诗人们正在吃着一种恶果。它是十年动乱及其后各种更换包装的轻视文化、虐待文化、歪曲文化所馈赠给我们的恶果……商业主义一方面引诱不甘寂寞的年轻诗人理论家走上背离自己的良知的道路，一方面又将一些厌恶媚俗的诗人赶上隐身于个人世界的道路……”这种总是从文化与非世俗化情境中探讨新诗前进方向的言论，无疑是带有一种穿越时空概念的普遍意义的，至于类似《写在诗歌转折点之前——一次祝愿与呼吁》、《探索当代诗风一我心目中的好诗》等文章，或许从题目就大致可以看出作者寄予的心态意识了。
第二，是从诗人具体的诗歌创作于以看待。早在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组诗《诗人之死》中，郑敏就表达了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文化关怀以及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组诗《诗人之死》虽然是以纪念诗友唐祈而创作的，但却从不缺乏对新生、自由乃至诗人郑敏自我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说，《诗人之死》是融合郑敏强烈个体情怀的一次创作。对于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大陆本土日趋体验到的文化全球化气息，后现代的困惑，诗歌审美观的日益世俗化，郑敏也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全人类本世纪的一个文明的突破是：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人自己的理性的功能与局限、人性和科学发明的相互关系、对话与对抗的关系、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理想与理想主义的区别，等等……明天的诗人能为这种21世纪的希望和忧虑说些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个千古的话题，却也是个难题，因为各个时代面对的生存挑战各不相同，因此没有永恒的答案。然而参与寻找答案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是诗人的本能。”郑敏的这种言论除了表达一位老人关爱生命的拳拳之心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于她以诗的方式关爱着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生命”。对于21世纪之初的诗歌写作以及诗学认知而言，一个显著的现象或许就在于：一方面郑敏不断重复自己的理论主张，在“新诗有无传统”的命题上掀起波澜，一方面则是诗人自我的诗歌写作越来越倾向这种心态的表达：“当那神圣的一刻到来时／我应当想到更多的新生在等待／等待来到这神奇的星球／我的离去是一位排队人／将一个宝贵的位置让给身后的人’(《当那神圣的一刻到来时》，《人民文学》，2003年1期)，以及诸如《祈祷》等作品都浸蕴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当然是与诗人惯有的心态意识密切相关的。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诗人郑敏的“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意义上的心态意识已大致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正如任何一种心态都具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郑敏的诗人心态也存在着自己的“思维断层”：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解构的方式介入新诗的历史，到2l世纪初日趋走向生命的关爱和一种大文化意识，郑敏的变化正以典型的身份代表着“文化保守”的流变性，而事实上，“文化保守”无非只是一个相对时期甚至是相对主义式的概念，没有文化激进作为陪衬，“文化保守”总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脱身，而且，如果“文化保守”的力量过于顽强，那么，也可能在“帽子”的覆盖下迅速走向一种反向的“文化激进”。不过，纵观郑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心态意识，笔者认为：从以激进的“文化保守”到逐渐走向普泛的情怀，郑敏似乎正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方式，实现了一种诗人自身的超越意识。对于这种超越意识在进行历史的辨识之后。我们除了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和致敬的态度，还应当说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郑敏；“文化保守”；心态
[中图分类号]1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1-0103-05
当选择“文化保守”这一词语去研讨著名诗人郑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人心态的时候，或许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两个前提：其一，这个在因郑敏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而引发论争中出现的词语，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文化心态；其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文化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激进主义”以及其后的历史开始逐步进行反思，“文化保守主义”已经开始抬头，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敏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从反思、批判的角度切入新诗的历史，似乎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诗的角度，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具有一种历史的对应陸。因此，在“世纪初”与“世纪末”的两极对峙中，在“文化保守”的整体趋势与个案呈现中。郑敏的言论及其创作以一種普泛性嵌入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场景之中。这种裹挟丰富文化内涵的现象当然不能仅以简单的方式进行判断，而其往往被人忽视的多义性、多维度，或许正是以心态方式进入郑敏20世纪90年代诗学理论乃至90年代文化本身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一
关于郑敏的言论，笔者已经在多种场合下亲历过，并因此写过与此相关的文章。不但如此，在笔者不断接触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的过程中，也常常听到这些青年诗人对于郑敏言论在阅读和接受上产生的“某种障碍”，这往往使笔者在思考之余，产生如下的疑惑：为什么一位著名的诗人总是对她闻名于世的创作产生质疑?究竟是何原因导引了这种文化心态?而引发笔者再次思考的则是在2006年穆旦研讨会上郑敏先生的发言，以及那些对于“发”的简化字与繁体字的言论，郑敏认为：繁体“发”可以给人带来长发飘飘的感觉，简体“发”已然“丧失”了这种印象功能，等等。以“发”之简、繁体来研讨文化传统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对于文化传统的探讨却无疑是一个远比此更为复杂的话题。但透过“发”之言论又着实让我们可以联想到语言甚至文字的“无意识”问题，至于隐藏在“无意识”背后的又必将是一个心态问题。
在那篇著名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郑敏曾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进行历史的批判。然而，无论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还是从反思传统和现代的角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断裂感”，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渐渐变得一目了然起来：要打破传统束缚势必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而矫枉过正势必要付出所谓“文化的代价”。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敏所言的“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只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为此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虽然是以切中历史关键的方式，揭示了新诗历史诞生过程中的症结问题，不过，在十余年后重温这篇长文的时候，笔者以为，或许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郑敏同样在文章中使用了“心态”一词：
考虑当时遗老遗少们对文言文的依附，白话文运动所受到的四面包围和压力，胡、陈及郑振铎等人奋力为白话文运动打开局面的勇气和热情是值得我们今天敬重的。但是从思维方式和对语言陸质的认识，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它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的思考。总之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
以及文章立论的前提：
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问题提出的角度显然将古典诗词的几千年业绩考虑在內。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包括社会与语言文学的多种因素。
由此可知。郑敏为此而进行的“语言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现象与理论”的论述，同样是以某种心态的方式切入历史的：虽然矫枉过正势必要付出所谓“文化的代价”，但“文化的代价”往往是可以通过后来者的建设，进行适度的修复与改观的；而或许正是因为新诗在发展近百年的历史并在世纪末反思的情境中，迟迟没有得到一种理想意义上的解决，所以，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老诗人才以这种切肤之痛的心态予以指责。何况，在古典诗歌辉煌成绩和“当下”国际汉学界质疑的逼仄之下，新诗也确实由于其历史的单薄、沉积的匮乏而显得幼稚了许多。
如果仅是以历史对比的方式看待郑敏的文章，那么，郑敏的论述无疑是与“五四”时代就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五四”时期以“学衡派”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注重思维方式上的反对“偏激”和“简单化”的倾向，也决定了这种认知方式最终要将对待传统的态度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事实上，对于当时所谓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后来常常被上升为“革命与保守”的斗争，所谓“反传统”也恰恰是一把重要的衡量标尺。从郑敏文章中“但一个民族能否砸烂自己的母语呢?”所包含的语气看来。这位著名诗人的存疑仿佛又回到了“五四”时代，但在另外的“关键的是对汉语文字的现代化改造，是应当从‘推倒’传统出发，还是从继承母语的传统出发而加以革新，从历史资料看来我们的白话文及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选择了前者，这就产生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既然将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新文学及政治改革捆在一个战车上，基本上主张改革的学者们自然也渐渐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论述中，却让读者会在一种“历史的距离”中感受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提问者那种近乎强烈的心理意识。至于在后来的商榷文章中，所谓“语言的失落也是人格的失落，文化的失落”，“当一个古老民族走进世界文化之时，他最需要携带的财产就是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他空手前往是无法人股到世界文化的大集团中的。”更是可以从侧面印证上述论证的诸多问题。
当然，在关于《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而引发的论争中，必须值得注意 的是，诗人兼学者身份的郑敏是如何使用结构主义特别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思想武器。展开自己的理论批判的——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新时期之后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对哲学和英语都有深厚造诣的郑敏，对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思想界出现的解构思潮无疑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认识。从《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一解构诗论》这两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看来，以结构特别是解构的方式作为思想的武器进行批评，正是诗人、学者郑敏展开理论论述的重要特色之一——诸如《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语言符号的滑动与民族无意识》、《漫谈中华文化传统的革新与继承》等文章，均是以批判“二元对抗思维”为核心思维展开自我的论述。即使对于白话诗的道路选择，郑敏也曾以“简而言之，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推动历史：拥护一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下面是我们将复杂的文化、文学历史关系整理成的一对对水火不容的对抗矛盾：白话文／文言文，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传统文学／革新文学，正宗文学／非正宗文学，大众诗歌／朦胧诗，革命的诗歌／小花小草摆设性的诗歌……于是，我们的选择立场就毫不犹豫地站在第一项这边，而对第一项的拥护必然包括对第二项的敌视：从压制、厌恶到打倒。这种决策逻辑似乎从‘五四’时代就是我们的正统逻辑，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言论，来反思白话诗的历史道路，并进而为使用解构主义思维介入历史预设了前提。同样的，这种拆解二元对立式的逻辑思维，自然也为郑敏后来视野更为广阔的文化心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在21世纪初“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中，郑敏曾在《关于诗歌传统》一文中提出“10个问题”，从而表达她对新诗以及新诗传统的态度。比如，在联系以往论述的基础上，郑敏认为：“7、汉字的形象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形神的创造性的结合，几乎是世界古文字今天仍能充满活力的绝无仅有者。形成中华文化中诗书画一体的重要传统。但是新诗却始终没有能继承这个传统。你认为是什么使得书法家和画家远离新诗而去?”“10、你认为汉语新诗在语言和艺术上，内容和形式上如何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的传统?……”对于郑敏先生关乎新诗传统的言论，我们当然应当理解这一面对“文言／白话”、“传统／现代”时候，一位老诗人所具有的难以割舍的心态，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所言的“传统虽永远在改变之中，但其间终有不變者在，否则将无传统可言了”那样，单纯从古典、文字、现代等方式断言传统无疑是过于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对于郑敏先生曾期待的“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似乎是今后中国诗歌创新之路”，所谓20世纪新诗的历史也从不匮乏这样的范例，30年代中国新诗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诗歌，如戴望舒、吴兴华、卞之琳等人的作品，皆是融合古典和现代或者说从属于古典和现代之间的诗歌创作，他们作品的流传并在诗歌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似乎都在说明“一部生动而又丰富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是我们熟悉的。它的创造与冲突，它的挫折和异变，它的漫长路途的探索和跋涉，特别是当它自然地或人为地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一个悠长而又浓重的阴影便成为一种启示的神灵示威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它仍然活在新诗的肌体中，仍然活在中国新文学的命运里，它并没有在七十多年前死去。这个阴影便是中国古典诗歌。”至此，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如果仅是从学术思辨的意义上出发，那么，郑敏先生理解的“传统”无疑是在传统自身拥有的复杂性、多义性甚至是传统自身的层次感上出现了某种简单化的偏差，因此，她对传统探讨的合理性及其片面性也就逐渐变得一目了然了。
不过，即便如此，笔者仍然期待从心态的角度探讨这种言论出现的前提和谱系的延展。除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氛围以及百年新诗的启蒙意识在世纪末的语境下逐渐减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成为萌生郑敏这样一位老诗人产生如此心态及其外在言论的重要原因呢?
结合历次言论以及诸如《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等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一条贯穿郑敏诗人心态的主线，这就是反思“后新诗潮”以来的中国新诗创作，比如，郑敏曾言：“后新诗潮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问题。‘后’派所要表达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事物和谐完整的外表击碎，以显露其不和谐的碎裂内核。为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诗歌语言也必须呈现不和谐状态，但语言是先个人而存在的社会、种族的共有财产。而且是一个种族的意识和模式与造型者，它一旦被破坏，就不再有传达和承载信息、意义的功能。这种语言的顽强独立性使得诗人比音乐家、画家都更难于进入创作的后现代主义。”而在另一篇文章中，郑敏则以抓住“后新诗潮”最本质的语言问题进行总体的反思：“自80年代我们的诗歌界也兴起诗歌语言热。但由于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肃认真的研究，有些‘先锋’作品肆意扭曲语言，这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语言的创作恰恰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由上述言论，不难推测：郑敏对于“后新诗潮”以来的中国新诗是不满意的，事实上，郑敏的一些言论，比如“由于几十年的封闭和统一，一旦开放，追求创新是十分重要的创造动力，但‘先锋热’乘机起了误导作用，将诗歌的发展看成淘汰赛，互争先锋的位置和榜上第一的美名，以至将诗歌的发展看成时尚赛坛，有人说朦胧诗代表写主观的时代，如今时兴写客观，于是叙事之风大盛，顷刻间在诗人间传播开，诗愈写愈长，愈写愈散，味淡色浮。这种追逐时尚之风使得诗坛非常单调，五个性；不是千姿百态，而是一律向某个方向看齐。……近日风行的国内此类叙事诗中很少能体现这种艺术特色，往往成为为写琐事而写琐事，如同为写‘垃圾’而写‘垃圾’，失去艺术目的。所以写平常琐事，或生活垃圾的诗必须隐藏一个巨大的不平常和审美的超越在其背后方能达到震撼读者的效果。貌似平易的诗其所以难写恰在这里。”也确然反映了这位老诗人的心态，与一位著名诗人“强烈的诗歌责任感”以及“当前新诗创作存在的种种误区、一些坏诗与非诗也能堂而皇之地进入诗歌的圣殿”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密切相关；不但如此，透过这些反思性的言论，我们似乎也不难推究所谓郑敏先生诗人心态的其他构成内容。
三
如果说标题的“文化保守”已然决定了郑敏先生要以退守传统与古典的方式，判别新诗的成就，那么，在不断走向“文化诗意”的过程中，诗人郑敏的心态必然会逐步呈现一种普泛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换用另外一种角度说明，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诗人心态不断呈现普泛意义的文化情怀，才导致诗人可以从文化、古典等方面考量新诗的出路。对于这种由“文化保守”而衍生出 来的普泛情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怀无疑是具有汇通天人合一式的宗教人類学意识的，尽管，从诗人个体的经历来看，诗人的这种态度更多的应当来自传统，而不是来自曾经留洋经历的影响。
纵观郑敏的诗论及其创作，她的普泛意识大致可以在延续上述研讨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是对诗人的认识。在一篇关于《诗歌、文化、语言》的文章中，郑敏曾联系古人的创作写道：“我们做诗人的，第一，注意不要刻意追求这种有形语言的怪诞，用它来制造刺激；第二，关键是培养自己内心的丰富，然后尽量去发掘自己的创造性。我就想，为什么杜甫望着泰山能够想到自己胸中生出那么多云彩，睁开眼睛可以让那归鸟进来呢?他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字眼，但是他就能将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转换成这种极富个性和新意的语言。所以现在我们的诗人就需要能够转换自己这种生命力的片刻感悟成诗，不要追求怪诞，但是也不要为了追求易懂而将语言变得十分透明，完全透明就必然不耐寻味。”这里，郑敏通过“回顾与展望中国语言之路”的方式，探究“诗歌与文化”的关系，当然是存在着某种境界的探寻的，或许正是常常怀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心境，所以，郑敏才在《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的文章中，以传统诗学的方式阐述了“道、境界、意象”等方面的内容。对于这种境界或者说“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意义可以达到的现实性而言，郑敏更是毫无隐瞒地提出“诗人的头脑没有足够的理论，心灵没有深刻的智慧，对历史的遭遇做不出深刻的反应、独到的剖析；充其量不过写些‘伤痕’的疼痛，这样是不可能拿出世界级的重要作品面对人类高度文明的检验的……我们的诗人们正在吃着一种恶果。它是十年动乱及其后各种更换包装的轻视文化、虐待文化、歪曲文化所馈赠给我们的恶果……商业主义一方面引诱不甘寂寞的年轻诗人理论家走上背离自己的良知的道路，一方面又将一些厌恶媚俗的诗人赶上隐身于个人世界的道路……”这种总是从文化与非世俗化情境中探讨新诗前进方向的言论，无疑是带有一种穿越时空概念的普遍意义的，至于类似《写在诗歌转折点之前——一次祝愿与呼吁》、《探索当代诗风一我心目中的好诗》等文章，或许从题目就大致可以看出作者寄予的心态意识了。
第二，是从诗人具体的诗歌创作于以看待。早在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组诗《诗人之死》中，郑敏就表达了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文化关怀以及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组诗《诗人之死》虽然是以纪念诗友唐祈而创作的，但却从不缺乏对新生、自由乃至诗人郑敏自我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说，《诗人之死》是融合郑敏强烈个体情怀的一次创作。对于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大陆本土日趋体验到的文化全球化气息，后现代的困惑，诗歌审美观的日益世俗化，郑敏也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全人类本世纪的一个文明的突破是：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人自己的理性的功能与局限、人性和科学发明的相互关系、对话与对抗的关系、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理想与理想主义的区别，等等……明天的诗人能为这种21世纪的希望和忧虑说些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个千古的话题，却也是个难题，因为各个时代面对的生存挑战各不相同，因此没有永恒的答案。然而参与寻找答案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是诗人的本能。”郑敏的这种言论除了表达一位老人关爱生命的拳拳之心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于她以诗的方式关爱着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生命”。对于21世纪之初的诗歌写作以及诗学认知而言，一个显著的现象或许就在于：一方面郑敏不断重复自己的理论主张，在“新诗有无传统”的命题上掀起波澜，一方面则是诗人自我的诗歌写作越来越倾向这种心态的表达：“当那神圣的一刻到来时／我应当想到更多的新生在等待／等待来到这神奇的星球／我的离去是一位排队人／将一个宝贵的位置让给身后的人’(《当那神圣的一刻到来时》，《人民文学》，2003年1期)，以及诸如《祈祷》等作品都浸蕴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当然是与诗人惯有的心态意识密切相关的。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诗人郑敏的“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意义上的心态意识已大致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正如任何一种心态都具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郑敏的诗人心态也存在着自己的“思维断层”：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解构的方式介入新诗的历史，到2l世纪初日趋走向生命的关爱和一种大文化意识，郑敏的变化正以典型的身份代表着“文化保守”的流变性，而事实上，“文化保守”无非只是一个相对时期甚至是相对主义式的概念，没有文化激进作为陪衬，“文化保守”总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脱身，而且，如果“文化保守”的力量过于顽强，那么，也可能在“帽子”的覆盖下迅速走向一种反向的“文化激进”。不过，纵观郑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心态意识，笔者认为：从以激进的“文化保守”到逐渐走向普泛的情怀，郑敏似乎正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方式，实现了一种诗人自身的超越意识。对于这种超越意识在进行历史的辨识之后。我们除了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和致敬的态度，还应当说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