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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究竟何時传入中国？
面对这样学术性很强的问题，我等非专业人士往往避而远之绕道而行。之所以勉为其难地撰写此文，实缘于我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致，一位山东济南读者给编辑部的写信指谬：
贵刊2014年11期所刊《韩愈贬潮州》一文提到：“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隋唐大盛。”可能在知识上有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是“东汉永平年间”，具体年份有永平三年、永平七年、永平十年三种说法，现在还无法精准考证，但佛教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是有确凿史料根据的。笔者所读佛教史及高僧大德的著述，谈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均采用“东汉永平年间”之说，比如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周绍贤的《佛学概论》、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等，其中周绍贤的《佛学概论》还对这一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查阅一下。总之，就我所阅读佛学著作所及，从未见“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说，因此，我怀疑作者是记错了，遂冒昧指出。但《韩愈贬潮州》一文甚好，一点小笔误自是瑕不掩瑜。（2014年11月6日）
这封在肯定拙作前提下的善意来信，刊登在《同舟共进》2015年第2期。本不想回应，但又担心以讹传讹，“纠结”犹豫好久，最终还是决定以澄清事实为好。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有影响的说法达十多种，如沙门赍经来化说，伊存口授《浮屠经》，霍得金人说，刘向见有佛经说，汉明帝时传入说等。其中大多被否定了，但仍存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佛教早在秦始皇时就已传入。
据《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又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五所记：“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
这种说法一向被人们否定，一因这种记载源于《朱士行经录》，朱士行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族僧人，但这部书并非他本人所撰，而是伪作；二因西汉张謇未通西域之前，关隘重重，闭塞不通，印度大德无法进入中国传教。
其实，《朱士行经录》虽系伪作，但内容不一定作伪，这点是后人研究时必须区别开来的；而张謇通西域只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陆路），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运至印度等地，可见那时，已有海上丝绸之路了；再则，即使张謇未通西域之前，也有商人为了巨额利润冒险通关，而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舍命闯关，侥幸进入内地当不乏其人。
秦始皇在位时期（公元前246—公元前210），正是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公元前226在位）奉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法的年代（公元前250—公元前240）。对此，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认为：“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
另据锡兰所传律藏典籍《善见律毗婆沙》（僧伽跋陀罗译）及藏传佛教觉囊派学者多罗那他著于1608年的《印度佛教史》所记，阿育王时也有大德前往中国弘法。
第二种说法，佛教在汉哀帝时传入。
这便是著名的“伊存授经”，说的是西汉末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在京城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一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此后又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通志》等诸多典籍。
伊存授经，是佛法传入中国的最早正史记载。
汤用彤、吕澂等著名学者经过认真研究、翔实考证，不仅认可这一说法，并得到学界的肯定，比如周叔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所撰《中国佛学史》便明确指出伊存授经“言而有徵”。
第三种观点，便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时传入。
据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记载：“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西方之“神”引起了汉明帝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在古代，皇帝一言九鼎，圣旨一下，外来佛教在中华大行其道。“汉明感梦，白马东来”，遂成千古佳话。
以上三种观点，皆有其事实依据，也从不同角度佐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
阿育王奉请大德出国传法，秦朝时期，佛教就已进入中国，如涓涓细流般开始在民间传播，逐渐渗透、影响，由底层百姓到上层人士，所谓士农工商，只有进入知识分子阶层，“伊存授经”才有可能进入正史视野。慢慢地引起最高层的重视，得到官方认可，一如阿育王派遣大德出境传法时的愿景，佛教在华夏大地得以发扬光大。
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在回复楚王英的诏书中，使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等佛教专门用语。如果没有民间的流传与佛经的口授，皇帝一下子哪来这么多“出口成章”的佛教语汇？
即使汉明帝从发愿认可到渐成“气候”，也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遂有永平三年（60年）、永平七年（64年）、永平十年（67年）传入三说。首先，汉明帝“感梦”，心存契合；接着，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人前往大月氏国，将牵着白马，驮着佛像、贝叶经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迎回洛阳；然后，建白马寺，奉请迦叶摩腾、竺法兰译经说法。白马寺对中国佛教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它建成于永平十一年（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享有中国佛教“祖庭”、“释源”之称。
“永平求法”在一段时间内的确十分盛行，对此，汤用彤分析道：“汉明为一代明君，当时远人伏化，国内清宁，若谓大法滥觞于兹，大可为僧伽增色也。”
现在的关键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应以什么为标志？
如果以官方正式认可的时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显然与事实不符。
佛教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经典、教义、教规、信徒、戒律、寺庙等诸多要素构成，而经典、教义又是其中的核心所在。没有典籍与教义，佛教便无从谈起。因此，以经典的传入视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无疑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于是，将西汉哀帝时期的“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已在佛教界、学术界及其他社会领域逐渐达成共识。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此事是可信的。”
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中澄清事实道：“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明确写道：“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的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也说伊存授经“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
即如港台地区，关于佛教初传时间，台湾佛光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佛教史年表》也认为“大月氏之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予博士弟子景卢为中国佛教之始”。
最具权威性的结论，当属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由此可见，中国佛教界已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两年，也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之时。
有鉴于此，我在撰文时便说“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了。当时有过在“西汉末年”后括号添加“一说东汉初年”的想法，即“佛教于西汉末年（一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但这念头一闪而过，未能着笔。佛教讲缘，讲因，讲果，因缘凑合，遂成此文。
面对这样学术性很强的问题，我等非专业人士往往避而远之绕道而行。之所以勉为其难地撰写此文，实缘于我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致，一位山东济南读者给编辑部的写信指谬：
贵刊2014年11期所刊《韩愈贬潮州》一文提到：“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隋唐大盛。”可能在知识上有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是“东汉永平年间”，具体年份有永平三年、永平七年、永平十年三种说法，现在还无法精准考证，但佛教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是有确凿史料根据的。笔者所读佛教史及高僧大德的著述，谈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均采用“东汉永平年间”之说，比如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周绍贤的《佛学概论》、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等，其中周绍贤的《佛学概论》还对这一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查阅一下。总之，就我所阅读佛学著作所及，从未见“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说，因此，我怀疑作者是记错了，遂冒昧指出。但《韩愈贬潮州》一文甚好，一点小笔误自是瑕不掩瑜。（2014年11月6日）
这封在肯定拙作前提下的善意来信，刊登在《同舟共进》2015年第2期。本不想回应，但又担心以讹传讹，“纠结”犹豫好久，最终还是决定以澄清事实为好。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有影响的说法达十多种，如沙门赍经来化说，伊存口授《浮屠经》，霍得金人说，刘向见有佛经说，汉明帝时传入说等。其中大多被否定了，但仍存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佛教早在秦始皇时就已传入。
据《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又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五所记：“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
这种说法一向被人们否定，一因这种记载源于《朱士行经录》，朱士行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族僧人，但这部书并非他本人所撰，而是伪作；二因西汉张謇未通西域之前，关隘重重，闭塞不通，印度大德无法进入中国传教。
其实，《朱士行经录》虽系伪作，但内容不一定作伪，这点是后人研究时必须区别开来的；而张謇通西域只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陆路），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运至印度等地，可见那时，已有海上丝绸之路了；再则，即使张謇未通西域之前，也有商人为了巨额利润冒险通关，而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舍命闯关，侥幸进入内地当不乏其人。
秦始皇在位时期（公元前246—公元前210），正是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公元前226在位）奉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法的年代（公元前250—公元前240）。对此，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认为：“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
另据锡兰所传律藏典籍《善见律毗婆沙》（僧伽跋陀罗译）及藏传佛教觉囊派学者多罗那他著于1608年的《印度佛教史》所记，阿育王时也有大德前往中国弘法。
第二种说法，佛教在汉哀帝时传入。
这便是著名的“伊存授经”，说的是西汉末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在京城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一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此后又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通志》等诸多典籍。
伊存授经，是佛法传入中国的最早正史记载。
汤用彤、吕澂等著名学者经过认真研究、翔实考证，不仅认可这一说法，并得到学界的肯定，比如周叔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所撰《中国佛学史》便明确指出伊存授经“言而有徵”。
第三种观点，便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时传入。
据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记载：“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西方之“神”引起了汉明帝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在古代，皇帝一言九鼎，圣旨一下，外来佛教在中华大行其道。“汉明感梦，白马东来”，遂成千古佳话。
以上三种观点，皆有其事实依据，也从不同角度佐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
阿育王奉请大德出国传法，秦朝时期，佛教就已进入中国，如涓涓细流般开始在民间传播，逐渐渗透、影响，由底层百姓到上层人士，所谓士农工商，只有进入知识分子阶层，“伊存授经”才有可能进入正史视野。慢慢地引起最高层的重视，得到官方认可，一如阿育王派遣大德出境传法时的愿景，佛教在华夏大地得以发扬光大。
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在回复楚王英的诏书中，使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等佛教专门用语。如果没有民间的流传与佛经的口授，皇帝一下子哪来这么多“出口成章”的佛教语汇？
即使汉明帝从发愿认可到渐成“气候”，也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遂有永平三年（60年）、永平七年（64年）、永平十年（67年）传入三说。首先，汉明帝“感梦”，心存契合；接着，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人前往大月氏国，将牵着白马，驮着佛像、贝叶经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迎回洛阳；然后，建白马寺，奉请迦叶摩腾、竺法兰译经说法。白马寺对中国佛教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它建成于永平十一年（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享有中国佛教“祖庭”、“释源”之称。
“永平求法”在一段时间内的确十分盛行，对此，汤用彤分析道：“汉明为一代明君，当时远人伏化，国内清宁，若谓大法滥觞于兹，大可为僧伽增色也。”
现在的关键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应以什么为标志？
如果以官方正式认可的时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显然与事实不符。
佛教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经典、教义、教规、信徒、戒律、寺庙等诸多要素构成，而经典、教义又是其中的核心所在。没有典籍与教义，佛教便无从谈起。因此，以经典的传入视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无疑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于是，将西汉哀帝时期的“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已在佛教界、学术界及其他社会领域逐渐达成共识。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此事是可信的。”
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中澄清事实道：“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明确写道：“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的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也说伊存授经“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
即如港台地区，关于佛教初传时间，台湾佛光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佛教史年表》也认为“大月氏之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予博士弟子景卢为中国佛教之始”。
最具权威性的结论，当属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由此可见，中国佛教界已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两年，也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之时。
有鉴于此，我在撰文时便说“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了。当时有过在“西汉末年”后括号添加“一说东汉初年”的想法，即“佛教于西汉末年（一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但这念头一闪而过，未能着笔。佛教讲缘，讲因，讲果，因缘凑合，遂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