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功夫在画外
《福音画语》是本好书。
好在哪里？好在见人，见识，见性，见情。
杨福音的画怎样？字怎样？我无法说，我不是画家，也非书家。不在这个被窝里钻，不晓得这个被窝有好宽。但他的文章写得好，则是肯定的。作为一个文字编辑，这句话我敢说。
作为一个文字编辑，我甚至还这样想，于他来说，文第一，画第二，字第三。当然，画家可能不这样看，书家也可能不这样看，这只是我的感受而已，或者说是我的谬论，一个文字编辑的谬论。人有时难免有点谬论。奈何。
他说：“画画就是四个字：莫名其妙。其妙处全在不可名状，全在一时偶然触着。”写作其实也是一样。
他说：“南楚文化有苍凉之美，它有别于江浙的温柔富贵之美，也有别于西北的荒凉之美。我曾这样描述，初冬时令，岸泊枯柳，孤舟断缆，舟上不必有渔人。苍凉美即悲壮美，这最能唤起对生的眷恋，对生的自觉。湖南人兼有崇高美和悲壮美，他们在建立功业的同时，也完善了自身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情操。这种人格魅力含有特殊的诱人异质，独辟蹊径，自立门户，敢为天下先，情理相随而情胜于理。以其不在乎的大无畏洒脱，将侠士情怀、文人襟抱、游仙散淡糅为一体。”他的感受我完全同意，但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湘人的阴柔美，仿佛也是与生俱来，在血脉中源远流长。这点，在他的画里面，可是深深地蕴含着！
他说：“西方的诗歌说，冬天过去以后，春天还会远吗？这个句子就没一点味，是在讲道理，是科普常识，不是诗。中国古人说，有些残雪，好去踏青。它正好触到了冬去春来那一瞬间的场景，画面情趣毕现，这才是诗。”这个，我同意后半句。前半句，我记得，江枫是这样翻译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多少还是有点诗意。
他说：“天有高情，世无慧眼，历来如此。画家可分三类：一是在生看到成功。二是死后看到成功。三是死后也看不到成功。凡·高背时些，但终究在死后名声显赫;诸葛亮是名画家，但连一张真迹如今也见不到了;齐老头的命好，在生看到了成功。但他仍不满足，说三百年后有知我者。却也如此，白石在生时，画价每平尺十四元。他要是看到如今的画价，不气活才怪。其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道理要明白，前人画画，后人得路。天经地义，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他是个对自己期许很高的人。
他还说：“要留意功夫在画外的人。”我觉得他就功夫在画外。
特殊的诗
诗集《我是一个兵》，作者却是一个将军——袁福生将军。
袁福生将军是我爱人的姐姐的爱人的父亲，或者说，是我姐夫袁胜的父亲。
我當然是认识他的。他也当然认识我。我们还曾握过手，说过话，扯过一些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世纪乱谈。不用他侦察（他曾经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侦察组长），他就晓得我是个蠢得要命的书呆子，我却不知他写诗，而且写了这么多（此诗集就收集了他生前所写的三百八十多首诗），而且是从1933年就开始写起。那年他十七岁，参加红军已三年。
在那南征北战的年代，在那血雨腥风的时期，在那食不果腹的岁月，他写了，还记得，而且还能保存下来，我想不需我多说，谁都多少能感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一个文化虽然不高但却崇尚文化的人。
一个舞枪弄棒的同时也爱舞文弄墨的人。
他写诗是为了记事（不是要当一个诗人，也未想得诺贝尔奖），但你从他所写的诗句也能读到他天生的那种才华和聪明。例如他的这首《童年》：“忆昔八龄尚稚童，只因家贫早事农。北山砍樵南街卖，东林拔笋西芦丛。”随手写来，随心随意，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再看他的这首《春晓》：“天明不觉晓，时时闻铁鸟。昼夜轰炸声，飞弹落多少？”此诗写于抗美援朝，虽是戏仿孟浩然，亦能见出他的机灵。至于他的诗情诗趣，看看下面这首《跳舞》，想你也必会心一笑：“俱乐部里咚嚓嚓，霓虹灯暗嘻声娇。老婆派儿来盯梢，‘阿姨搂着爸爸腰’！”
读毕他的这本诗集，你会发现这本诗集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他的诗，二是他为他的诗特别写的背景说明，三就是注释。讲句实在话，我爱看他写的说明，比如他为《红军标语》所写下的这段说明，就极有味道，做回文抄公：
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刘光明副部长，他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他写的标语特别引人注目。有一次，他在西征中写了一条特大的标语：“打倒国民党！”“打”字是一个红军战士，“倒”是国民党，形象逼真。国民党见了，认为此人是个难得的人才，要出高价收买，并告其各部，活捉刘光明，必有重赏。后来，国民党中宣部有个要员坐着轿子来改字，但用尺比画来比画去，比画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改成。他问老百姓：“写这个标语的人是骑马还是坐轿来的？写了多少时间？”老百姓告诉他说：“一没骑马，二没坐轿。他穿着草鞋，提一个石灰桶，背着楼梯就来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走了。”那时，我们部队中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但是写标语还是有人才。
岂止写标语，看看他的这段说明，难道写得没有才？显然也是有才的！不亚于刘光明副部长。
总之，一句话，或者，一言以蔽之，读完这本诗集，我的感觉是，《我是一个兵》的作者确确实实是一个兵，而且“来自老百姓”，他的诗的语言也是一个“来自老百姓”的出生入死的兵的语言。
灶台边上
翻阅《湖南百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集》（周用金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萧沛苍的油画《灶头·一九六一》可说是画题最小的了，但我看了后，印象却很深。尤其是画的左下角，那个爬在灶台边的、看着那口空铁锅的、一动不动的小姑娘。那是一双多么大的充满了饥饿的大眼睛呀！小姑娘不看刘少奇，也不听老娭毑正在向刘少奇说什么，只是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铁锅，这画面向我们诉说了多少无声的东西，不是我们说得出的。还有画面右边的，那位扎着围裙的双手掩面的妇女，那是她的妈妈吧。她为什么要掩面，也使我们看着画面，凝神屏息，想得很多。 萧沛苍是个厚重的人，画笔却是细腻的。此画的画题虽然小，画的内涵却不小。画的左边有个说明，多少说明了画的内涵：“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率中央工作组在宁乡县、长沙县农村围绕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社员住房等问题进行蹲点考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不仅纠正了当时湖南的‘五风’错误，解决了公共食堂等问题，促进了湖南经济的好转，而且为统一全党认识，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实施正确的决策，打下了基础。”宁乡是刘少奇的故乡。
他的时代他的他
富晓春的《报人赵超构》看了很久了。一直想为它写点什么又一直没有写。实在不好写。
扼要地说，赵超构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写了《延安一月》，二是主持创办了《新民晚报》，三是以林放的笔名写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文。
他是了不起的。作为一个报人，他已经在他的时代做得非常好。
谁又能超越自己的时代？超越自己时代的结果就是在你自己的时代消失。
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曾做过的事，毛泽东一直关照着他。
看看此书的附录，富晓春为他做的年谱，我们也就知道他是怎样地在自己的时代里做了他能做的事：
1943年，三十四岁，9月，在重庆成立《新民报》总管理处。根据当时形势制定出“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言论和编辑方针。
1944年，三十五岁，5—7月，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等地，客观公正地反映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巨头，以及丁玲、陈波儿、王实味等有关文化界人士。7—8月，《延安一月》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引起轰动。11月，《延安一月》在重庆结集出版。
1945年，三十六岁，1月14日，《新民报》重庆版晚刊首发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
1956年，四十七岁，1月，主持《新民报》改版，加强新闻报道和报纸三方面特性：时间性、地方性、文化娱乐性，探索社会主义晚报新路子。6月，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风格。
1957年，四十八岁，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对“短、广、软”三个口号基本予以肯定，但指出要“软中有硬”，即把“软”和“硬”两者统一起来。
1961年，五十二岁，5月1日，毛泽东接见上海各界人士时对赵超构说，《新民晚报》“办得好，别具一格，读者喜欢看”。
1977年，六十八岁，3月12日，在《文汇报》发表《终生难忘毛主席的关怀》。
1982年，七十三歲，元旦，《新民晚报》正式复刊。在《复刊的话》中提出，要做“穿梭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为民分忧，与民同乐，跟千家万户结善缘”。
1992年，八十三岁，1月18日，发表《说话和听话》（《上海统一战线》杂志）。2月12日，夜10时12分，心肺肾功能衰竭，停止呼吸。
书中还有几段文字写毛泽东和赵超构的对话：
赵超构没能很好地理会毛泽东的意图，写的一些杂文，他老人家不满意，毛泽东不点名含蓄地提出了批评。座谈结束以后，毛泽东起身送客，还紧紧地握住赵超构的手鼓励道：“你还是要多写，不要怕。”
毛泽东问赵超构：“你当《新民报》总编辑可是有职有权？”
他回答：“怎么没有权，如果没有权，我也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了。”
毛泽东笑笑：“写杂文也不容易，所以，我要保护几个杂文家。”又说：“如果让我选择工作的话，我倒很愿做个杂文家，给《人民日报》写写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
谈了一会儿，毛泽东按自己的生活习惯，留他们共进午餐。因为赵超构说“我这个总编辑是当不下去了，回去想提出辞职”的话，主人送客时，劝他振作起来，不要背包袱。毛泽东勉励他：“报还是那么办，还是当你的总编辑。”
这就是他的时代了。这就是时代中的他。
有灵魂的书
《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是电影导演彭小莲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与汪剑合作）。她说写完这本书后，她就可以安心地死了（写这书时她的病已是癌症晚期了）。事实果真就如此。前两天，她还在微信里跟我说着这本书，发书的封面给我看，要我看看哪个好。后两天（2019年6月19日），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黄子平在书的序言中说：“彭导彭小莲，筹得到钱的时候拍电影，故事片或纪录片;筹不到钱的时候写作，虚构或非虚构——通常是筹不到的时候居多。”所以，她除了拍电影外，就是写作了（曾得过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四届美国洛杉矶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以及《上海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奖项）。她真的就像是有人评说的这样，一直到她的生命最后，都像堂·吉诃德一般，全力地做着她想要做的那些事，包括这本书——《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
那么，这是本什么书呢？它又写了些什么呢？书上有几条荐读的文字。
第一条是出版人董秀玉写的：钟叔河先生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出版家，他引用缪塞的话说：“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如何在继承传统和学习世界的过程中走向全球文明。他1980年代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被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誉为“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套书出版三十七年后的2017年东亚出版人会议上，获授“特殊贡献奖”的钟叔河先生中肯地告诉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不会停止，我们还在路上。”
第二条是资深出版人、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写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版开放，出现了一批出版界的知名人士，钟叔河先生自是其中之一。他本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出版人的使命，以开阔的眼界、时代的需要、过人的魄力、细致的出版工作，策划了几套脍炙人口、引领知识和思想潮流的丛书，当时对开启知识界的阅读枧野，起过很大作用。 第三条是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写的：“走向世界丛书”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最有思想性与系统性的一套丛书，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知识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钟叔河先生不仅是编辑人、出版人，更是一位知识人。他以知识人的视野与关怀进行他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是当代编辑人、出版人的典范。
第四条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部总编辑林道群写的：1988年在三里河拜见钱锺书先生时，大陆丛书热已开到荼靡，问钱先生怎么看，他说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最有意思。那时候，我刚刚走出校园，自己读书的园地里都是周作人，书架上的知堂老人都是钟叔河先生编辑的。三联的范用先生、岳麓的钟先生是我出版生涯中的南钟北范。
我自然也写了一条：这本书是有灵魂的。既有受访者的灵魂也有采写者的灵魂。这本书包含了他们的灵魂。这本书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劫后归来的人，是如何生活在风云变幻的红尘之中，又怎样地置身于遥望星空的红尘之外。
一本书的样范
最近看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钱满素的两本书，一本是《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一本是《文明给谁看》，心里的感受是编辑真的是不同的，想要编好一本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书的选题、内容、形式、写作水平暂且不论，只看书的封面设计、封底文字、勒口文字、护封文字、护腰文字，就可见出编辑的品位以及用心和水准了。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想，一本书上十万字、几十万字，有的甚至上百万字，如何才能使读者拿起来后想要看而且最终决定买呢？这就要看书封的设计以及内容的提要了，特别是书的内容提要。我们来看看《文明给谁看》这本书是如何做的。
此书的内封是纸面精装，开本大三十二开，外面套有一个护封，护封上有一个护腰。护封的色调是黑蓝，也就是黑中泛点青蓝，加上金黄的线条转折，让人有进入深空之感。书名和书的作者名以及出版社的名号自然是白色翻阴了，因为这样最醒目。护腰是浅黄，前面是黑字带橙字，主要是在提出问题：
历史终结or文明冲突？
人类文明最终会走向何处？
著名美国文明史专家钱满素的一部经典之作
探究文明生长的基因，发现文明兴衰的秘密
什么才是成熟而理性的文明应有的样子？
护腰的后面呢？仍没有回答，还在继续提出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呢，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
——塞缪尔·亨廷顿
于是，我们看封底白色翻阴的四段话，清晰简洁地扑面而来，使你有重返大地之感，重返今日的中国大地，一切，顿时豁然开朗：
当年提出“睁眼看世界”是用中国的眼光去看世界。当我们进入世界后，又慢慢形成一种新的眼光，就是用世界的眼光反观中国，不再坐井观天，而是从井外向井里面仔细观望，从而对井的特点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最后，我们打破各种人为的界限，尝试着用人类的角度来观察其创造的各种文明。
任何文明都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纯而又纯的形式，一种文明要延续下去，就必须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这环境也包括了与异质文明的接触和碰撞。一种成熟而理性的文明必然是开放的，不会拒绝从别的文明中吸纳养料来完善自身。任何文明在走向解体之前，必先经历停滞，而停滞的先兆就是封闭。当个体的自决权被取消，当一个社会统一到毫无异议，便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再有创造力。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一种长期停滞的文明在具有活力的外来文明冲击下都是不堪一击的。
借鉴异国文化的一大好处就在于保持语言最初的含义，在母文化中，词语和象征历经无数的用法和用者，永远无法摆脱其发展过程中意义的添加和转化。背景如同幽灵，牢牢依附于语言，语言受层层背景历史的重负，已不再自由。可一旦移植异域，一切原有的联系就随之切断，语言便得以返璞归真，人们从异国文化中毕竟只能借其语义，却不可能借到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文化超越首先要具备一种正常的心态，既不盲从，也不盲目自大。自卑不过是无根据的自大的另一极，都缺乏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的客观性。爱默生从来不否定欧洲的文化传统，他否定的是美国盲从的心态，针对的是自身的弊病。为什么要惧怕否定自己的毛病呢？无非是怕在否定中丧失自己，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具有更新和完善的能力。
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就是我们的经历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经历，就是这样感受的。这本书的策划者，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能从这本厚厚的三十多万字的书中摘编出这么四段话来，可见他们是怎样的用心。
于是，我们打开此书，看到护封的前勒口上，有这样一段作者简介：
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明史研究。著有《美國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等，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绅士谋国：美国缔造者》、《美国文明读本：缔造美利坚的四十篇经典文献》、《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有关美国历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多篇。
接着，我们翻到后面，看到护封的后勒口上有这样一段作品简介：
本书汇集了著名美国文明史专家钱满素关于“文明”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品。全书分为“文明的活力”、“不被打搅的权力”、“错位的怪诞”三辑，涉及历史、政治、社会、文学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美国文明发展活力的源泉，分析美国建国前后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建设，介绍美国黑人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讨论“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创见和不足;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和角度探讨塑造人类各种文明的要素;通过点评梅尔维尔、韦斯特、福克纳等多位文学名家及其作品，揭示美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最为典型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书中文章，时间跨度三十余年，研究内容和学术方向的变化，恰好反映出作者对“文明”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介绍得真的非常好。于是，我们再看目录，进入正文，又再一次进入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