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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发展到清代最为鼎盛，形成了目录、考证、纂辑三种学术传统。王昶《金石萃编》作为纂辑体的集大成著作，为后世金石书的编纂提供了典范。赵成杰博士所撰《〈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以《金石萃编》为主线，考察了清代金石学的发展脉络。作者所选取的题目牵涉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金石萃编》本身，包括成书过程、参与人员、体例特点等;二是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更为繁杂，如清代金石学的分期与阶段特点、乾嘉考据学对金石学的影响等问题。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了《金石萃编》以前的清代金石学，包括清初金石学的复兴和乾嘉金石学的繁荣，并详细介绍了王昶的金石交游、寻访与收藏活动。第二、三章集中探讨《金石萃编》的具体情况，着重分析此书的编纂过程与引书特点。第四章以《金石萃编》之后的续补著作为中心，考察了它们的特点及与《金石萃编》的关系，借以体现《金石萃编》在清代金石学上的意义。第五章阐述《金石萃编》与续补著作共同构建了清代金石学的学术体系与传统。附录《〈金石萃编〉引书考》及《〈金石萃编〉按语集萃》详列《金石萃编》的引书书目及重要按语。总体而言，此书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此书有别于一般的单书研究。以往著作侧重于分析主要内容，如总结体例、探寻思想等。这种研究模式忽略了揭示现象背后的缘由。该书作者已认识到此问题，因而专辟一章来讨论，可谓一大特色。针对《金石萃编》编纂成书的背后原因，作者重点从王昶的生平履历、学宗师承、治学风格、金石交游、寻访收藏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如王昶曾师从惠栋学《易》，与戴震一起为秦蕙田纂辑《五礼通考》，深受考据之学影响;并且对《说文》学有所研究，以读碑识字，考订金石。《金石萃编》中的诸多按语就具有以金证史、考据详审的特点。可见王昶的治学风格兼通吴、皖二派之长，既善于文字训诂，又分析条理，精审识断。
金石交游方面，王昶与当时金石学者都有密切交往，如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阮元、吴式芬、黄易、吴荣光等，他们的书信往还或征询金石著作，或探讨金石文字，或考证碑文内容，这些对王昶的金石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金石寻访与收藏活动则是王昶编纂《金石萃编》的直接材料来源，包括利用游历或公事之暇访得碑拓，继承家藏数百拓本，通过亲属、僚友、门人交流获得金石拓片等。经此过程，《金石萃编》收录一千五百多通金石材料，可谓集大成之作。以上种种皆为《金石萃编》的编纂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新材料的搜集与运用是该书的另一大亮点。作者不辞劳苦，尽一己之力从各大图书馆爬梳出大量前人尚未涉足或使用不多的清人稿抄本。对这些新材料恰到好处的挖掘与利用，不仅奠定了全书厚重的文献基础，亦使诸多问题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性进展。如协助王昶编纂《金石萃编》的重要学者朱文藻，虽尽其一生校书无数，但自己所撰著作，多因家贫而未予刊行，今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藏有朱氏多部稿本，尚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作者借助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氏《碑录》上、下卷及后附《金石杂录》、《校订存疑》二书，对若干问题具体探析，如王昶因何请朱氏协助采录金石题跋。在此之前，王定山已在三泖渔庄编排碑拓，整理碑刻材料，这一点在《金石萃编》中并没有说明。
再者《金石萃编》成书后，传播非常广泛，学者争相批阅，或校文本，或补不足。今有四种批校本传世：国家图书馆藏龚橙校注本，李慈铭校注本，澳门大学图书馆藏吴荣光、翁方纲等人批校本，湖南图书馆藏周寿昌批校本，其中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学术价值最大。作者经详尽探究，得出此本先后经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批校，对《金石萃编》的录文、阙文、讹误多有订补改正，校勘价值巨大。但也存在不足，如对碑文的史实性考述较少。又如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履二斋尺牍》八卷，作者为王昶之父王士毅。作者通過考辨，发现此书实为王昶书信，共三百二十二封，其中一封与钱大昕的书信中，王昶阐述了自己的金石学思想：当以洪适《隶释》为模板，备载全文，先采录前辈金石学家考证之文，再加以考证。此可谓《金石萃编》的早期构想，基本决定了书中的主要体例。除此之外，该书还使用了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年间吴式芬筠清馆刻本《筠清馆金石录》五卷、上海图书馆藏潘志万《金石补编》稿本四册、南京图书馆藏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抄本一册等等。
第三，从研究视角上看，该书将《金石萃编》置于整个清代金石学中进行考察，突出了《金石萃编》的学术史意义。此书开端便指出清代金石学的发展可分成四个主要阶段：清初以顾炎武、朱彝尊为代表，主张以金石服务经史;乾嘉时期为发展阶段，以钱大昕、王昶、翁方纲等人为代表;道咸以降进入鼎盛时期，以何绍基、陈介祺为代表;晚清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有杨守敬、叶昌炽、吴昌硕等。进而作者以《金石萃编》为分界，探讨了王昶前后清代金石学发展的特点与不足，如总结清初的金石学著作云：“在分类上较为单一，目录、考证以及纂辑著作成为主流，类似专辑性质的玺印、瓦当著作尚未形成系统，收录也较为零散;考证类著作多是跋尾形式，金石学家多通过手拓目验方式著录金石文字，形成了幕府士人专门从事搜集、整理金石的编纂方式;在学术方法上，主要以历史考证和书法鉴赏为主。”
《金石萃编》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诸多创获，其特点有五：一是极大地扩展了金石材料的收录范围与数量，王昶共搜集金石材料一千五百多通，类型丰富，如石鼓、铜铭、鼎铭、尊铭、瓦当、镫款、洗文、石阙、题字、墓志、碑碣、砖文、造像、摩崖、经幢、塔铭、书卦、牒、疏等;二是综合目录、存文、集释、考证四位一体，兼具存目、录文、摹写、跋尾之长，并能辨别各家之说下按语，体例完备，堪称清代金石学的空前之作;三是引书数量极多，遍及四部，且选择一时代之重要著作，以节录为主，注意书籍前后逻辑关系，或继承，或补证，既避免了重复引用，又突出了各书的特色;四是注重对方志材料的运用，共辑录方志类著作三十五种，去粗取精，挑选较早的或有代表性的观点，考订碑文内容;五是在史学、小学、帖学等方面亦有所成就，如补史之无，纠史之误，辨析字体，考证别字，帖学方面注疏源流，讲求版本等。《金石萃编》成书后，受到广泛关注，其编纂方式与体例起到示范作用，直接影响到之后的金石学著作与学术走向，续补著作不断涌现，可分为存目、校订、补遗三类，如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罗振玉《〈金石萃编〉校字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他们或校正《金石萃编》存在的文字、行款等讹误，或依托旧藏，大量补充新的碑刻拓片，或增加精详的史实考辨，清代金石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正如文中所言：“《金石萃编》及其续补著作共同构建了清代金石学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是以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为中心，辨析源流、考索史实，集存目、录文、摹写、跋尾之所长，具有不可取代的示范作用。这种以汇集前人题跋并加以考订的学术方法，既是《金石萃编》经典地位被广泛认可的普遍反映，也是清代崇古尚古文化风气的真实写照。”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了《金石萃编》以前的清代金石学，包括清初金石学的复兴和乾嘉金石学的繁荣，并详细介绍了王昶的金石交游、寻访与收藏活动。第二、三章集中探讨《金石萃编》的具体情况，着重分析此书的编纂过程与引书特点。第四章以《金石萃编》之后的续补著作为中心，考察了它们的特点及与《金石萃编》的关系，借以体现《金石萃编》在清代金石学上的意义。第五章阐述《金石萃编》与续补著作共同构建了清代金石学的学术体系与传统。附录《〈金石萃编〉引书考》及《〈金石萃编〉按语集萃》详列《金石萃编》的引书书目及重要按语。总体而言，此书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此书有别于一般的单书研究。以往著作侧重于分析主要内容，如总结体例、探寻思想等。这种研究模式忽略了揭示现象背后的缘由。该书作者已认识到此问题，因而专辟一章来讨论，可谓一大特色。针对《金石萃编》编纂成书的背后原因，作者重点从王昶的生平履历、学宗师承、治学风格、金石交游、寻访收藏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如王昶曾师从惠栋学《易》，与戴震一起为秦蕙田纂辑《五礼通考》，深受考据之学影响;并且对《说文》学有所研究，以读碑识字，考订金石。《金石萃编》中的诸多按语就具有以金证史、考据详审的特点。可见王昶的治学风格兼通吴、皖二派之长，既善于文字训诂，又分析条理，精审识断。
金石交游方面，王昶与当时金石学者都有密切交往，如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阮元、吴式芬、黄易、吴荣光等，他们的书信往还或征询金石著作，或探讨金石文字，或考证碑文内容，这些对王昶的金石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金石寻访与收藏活动则是王昶编纂《金石萃编》的直接材料来源，包括利用游历或公事之暇访得碑拓，继承家藏数百拓本，通过亲属、僚友、门人交流获得金石拓片等。经此过程，《金石萃编》收录一千五百多通金石材料，可谓集大成之作。以上种种皆为《金石萃编》的编纂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新材料的搜集与运用是该书的另一大亮点。作者不辞劳苦，尽一己之力从各大图书馆爬梳出大量前人尚未涉足或使用不多的清人稿抄本。对这些新材料恰到好处的挖掘与利用，不仅奠定了全书厚重的文献基础，亦使诸多问题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性进展。如协助王昶编纂《金石萃编》的重要学者朱文藻，虽尽其一生校书无数，但自己所撰著作，多因家贫而未予刊行，今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藏有朱氏多部稿本，尚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作者借助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氏《碑录》上、下卷及后附《金石杂录》、《校订存疑》二书，对若干问题具体探析，如王昶因何请朱氏协助采录金石题跋。在此之前，王定山已在三泖渔庄编排碑拓，整理碑刻材料，这一点在《金石萃编》中并没有说明。
再者《金石萃编》成书后，传播非常广泛，学者争相批阅，或校文本，或补不足。今有四种批校本传世：国家图书馆藏龚橙校注本，李慈铭校注本，澳门大学图书馆藏吴荣光、翁方纲等人批校本，湖南图书馆藏周寿昌批校本，其中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学术价值最大。作者经详尽探究，得出此本先后经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批校，对《金石萃编》的录文、阙文、讹误多有订补改正，校勘价值巨大。但也存在不足，如对碑文的史实性考述较少。又如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履二斋尺牍》八卷，作者为王昶之父王士毅。作者通過考辨，发现此书实为王昶书信，共三百二十二封，其中一封与钱大昕的书信中，王昶阐述了自己的金石学思想：当以洪适《隶释》为模板，备载全文，先采录前辈金石学家考证之文，再加以考证。此可谓《金石萃编》的早期构想，基本决定了书中的主要体例。除此之外，该书还使用了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年间吴式芬筠清馆刻本《筠清馆金石录》五卷、上海图书馆藏潘志万《金石补编》稿本四册、南京图书馆藏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抄本一册等等。
第三，从研究视角上看，该书将《金石萃编》置于整个清代金石学中进行考察，突出了《金石萃编》的学术史意义。此书开端便指出清代金石学的发展可分成四个主要阶段：清初以顾炎武、朱彝尊为代表，主张以金石服务经史;乾嘉时期为发展阶段，以钱大昕、王昶、翁方纲等人为代表;道咸以降进入鼎盛时期，以何绍基、陈介祺为代表;晚清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有杨守敬、叶昌炽、吴昌硕等。进而作者以《金石萃编》为分界，探讨了王昶前后清代金石学发展的特点与不足，如总结清初的金石学著作云：“在分类上较为单一，目录、考证以及纂辑著作成为主流，类似专辑性质的玺印、瓦当著作尚未形成系统，收录也较为零散;考证类著作多是跋尾形式，金石学家多通过手拓目验方式著录金石文字，形成了幕府士人专门从事搜集、整理金石的编纂方式;在学术方法上，主要以历史考证和书法鉴赏为主。”
《金石萃编》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诸多创获，其特点有五：一是极大地扩展了金石材料的收录范围与数量，王昶共搜集金石材料一千五百多通，类型丰富，如石鼓、铜铭、鼎铭、尊铭、瓦当、镫款、洗文、石阙、题字、墓志、碑碣、砖文、造像、摩崖、经幢、塔铭、书卦、牒、疏等;二是综合目录、存文、集释、考证四位一体，兼具存目、录文、摹写、跋尾之长，并能辨别各家之说下按语，体例完备，堪称清代金石学的空前之作;三是引书数量极多，遍及四部，且选择一时代之重要著作，以节录为主，注意书籍前后逻辑关系，或继承，或补证，既避免了重复引用，又突出了各书的特色;四是注重对方志材料的运用，共辑录方志类著作三十五种，去粗取精，挑选较早的或有代表性的观点，考订碑文内容;五是在史学、小学、帖学等方面亦有所成就，如补史之无，纠史之误，辨析字体，考证别字，帖学方面注疏源流，讲求版本等。《金石萃编》成书后，受到广泛关注，其编纂方式与体例起到示范作用，直接影响到之后的金石学著作与学术走向，续补著作不断涌现，可分为存目、校订、补遗三类，如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罗振玉《〈金石萃编〉校字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他们或校正《金石萃编》存在的文字、行款等讹误，或依托旧藏，大量补充新的碑刻拓片，或增加精详的史实考辨，清代金石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正如文中所言：“《金石萃编》及其续补著作共同构建了清代金石学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是以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为中心，辨析源流、考索史实，集存目、录文、摹写、跋尾之所长，具有不可取代的示范作用。这种以汇集前人题跋并加以考订的学术方法，既是《金石萃编》经典地位被广泛认可的普遍反映，也是清代崇古尚古文化风气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