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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年10月20日上午
地点：西安 刘一恒先生住宅
专家：费秉勋 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易学院院长
刘一恒 原空军某基地司令员 易经学者
【访谈手记】
20日上午，在西安王启鸣老师安排下，我们开车接了费教授，一同赶往刘司令家中。
王启鸣老师是年轻的易经学者，与费教授、刘司令是经常品茶论道的“易友”。费教授已退休多年，现已年近古稀。一件普通的夹克衫、手里一个蓝色的拎兜，不带丝毫浮华气，这是费教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费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易经》，将其心得总结为《八卦占卜新解》《奇门遁甲新述》《飞盘奇门遁甲》《易学万年历》《白话易林》等多部易学著作，是公认的易学大家。
我们在车上简单聊了些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费教授说他正在学习古琴，每日研习书法、练习古琴，以期与竹林七贤式的古人进行精神上的对话，怡养性情。快要到刘司令家的时候，刘司令打电话询问我们大概什么时间到。王启鸣老师对我说，刘司令在部队多年，养成了做事认真、讲求效率的习惯，虽已退休仍不改军人作风。刘司令也是学易多年，对《易经》有独特的见解，他曾将易学“象数思维”“象数模型”引入现代决策、计算模拟、系统仿真等研究领域，获得多项科研、学术成果奖，并尝试将易学思维运用到军事研究上，被同事们尊称为“军中儒将”。
我们很快到了刘司令的家中，刘司令的夫人非常好客，泡好了功夫茶，在萦绕的茶香中，我们像家人聊天一样，开始进入了《易经》的主题……
如何认识《易经》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易经》再次成为我们守望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这部被现代人认为仅仅是用来算卦、占卜的书，古人却视其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受到它的影响。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书，在近代却被“打入冷宫”，羞怯地躲在角落里，无人问津。近年，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重拾《易经》，遂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感，往往是谈易者众而知易者少，学易者多而用易者寡，舍本逐末、卜问吉凶者更是大有人在。
记者：古人常说“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由于长时期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易经》仅仅是一部算命的书，是封建迷信，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易经》？
刘一恒：说《易经》是封建迷信，多半是没有认真读过《易经》而人云亦云的人，若真正读懂了《易经》，就不会再把关注点放在单纯的算命卜卦上，易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就足以让我们感到骄傲。
与西方人重分析、重逻辑不同，《易经》取法自然、法天象地的，重在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宇宙大道，也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讲的“道法自然”，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它的认识具有宏观性、统一性和普适性。思维方式指导我们如何去认识规律、认识自然，行为模式则直接受到自身认识能力的支配。
《易经》中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论述的是人奉天时的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易经在认识上和行为上都是建立在顺应自然规律基础上的，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在“知”与“行”是统一的。其他许多理论虽然也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但在行为模式上往往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最典型的就是，工业革命时期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对大自然的破坏。《易经》中所讲的“吉”“凶”观念其实也是和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的行为顺应规律的时候便是“吉”；而相反，当我们违背规律时，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这便是“凶”。
费秉勋：老刘说的非常对，即使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要学《易经》，也应注重其“大用”，而不要把兴趣倾注在算卦一类的“小用”上，《周易》的“大用”就是用它来解决完整的人生问题。《周易》不但告诉我们世界、自然、人事的产生、发展、变化规律，而且以其具象性给人以操作的启悟，这是与西方哲学思维迥异的一种独特哲学。因此，学了《周易》，每个人都将不同程度地知道怎样处理人生，怎样“自强不息”效法天的刚健运行，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创造力；怎样“厚德载物”效法地的宽厚和包容，处理好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谋求稳定与和谐；怎样把握时机，待时而动。这样，一个人便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命运的航向，人生也会变得清醒、主动、坚韧。
以易学占筮，不过是符号模式的特殊比附，它往往可以与事物的实际性状和发展相吻合，但也常常与实际南辕北辙。一个对术数玩得再熟的人，也绝对不可能百发百中地预测事物，凡是说能百发百中的，都是撒谎和吹牛。时下不少人得了“时行荒谬症”，喜欢有人来撒谎吹牛，像吸毒一样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而对诚实的真话，则兴趣索然。
现在人们对《易经》的认识，我认为主要是学风不好，学风不好不是指某个人而是全民的，这种不好的学风，就影响到高校、研究院等一些研究单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民众的学风不好，也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现在人们都比较忙，做什么事总喜欢用耳朵听，而不自己用眼睛看一看，用脑袋想一想，就像书法市场上一样，大多数人只是听说某某人的书法写的好，便去买，但究竟好在哪里很少有人能说清楚。
人们对于《易经》的认识也是同样，从来没有读过《易经》的人都在说“《易经》就是算卦的书”，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易经》是符合规律的，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是指导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呢？
刘一恒：对啊，中国古人讲经世致用，《易经》作为群经之首，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易经》的原理与思维智慧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皇极经世》中北宋著名易学家邵雍，把《易经》的原理用在分析天下治乱问题上，精辟的指出“天下将治，其人必尚行也，尚行者必以义；天下将乱，其人必尚言也，尚言者必以利。” 《易经》讲“本诸天道，质以人事。”
易经所反映的基本精神，学者们总结出很多，其中包括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等，许多经典论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都属于《易经》的基本精神。
近些年来我与费老师一直在学习研究《易经》，我的体会是：《易经》最宝贵的思想还在于其价值取向，《易经》的宝贵价值在“学”不在“术”。
把易学等同于术数，必然使易学钻入了死胡同。
记者：近代以来《易经》的境遇如何？ 《易经》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费秉勋：在鸦片战争中，列强的洋枪洋炮把中国从古文明的迷梦中震醒了，好多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后又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古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便只剩下了残肢断体，被救亡的紧迫和西学的引进挤到了民间，成为江湖方士的糊口之术。新中国成立后“破除封建迷信”，看风水批八字看相算卦的民间先生，一个个都失去了往日的洒脱气度；到文革“破四旧”，他们不得不胆战心惊地生起火，把用了几十年的罗盘、画着太极图的红布以及《麻衣神相》《玉匣记》之类的旧书放在火上心疼地偷偷烧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要说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年知识分子，也很少有真正了解《易经》的了。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在易学坠入最低谷的时候兴起了中国文化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由于易学在近代最后断气时，已经只剩下了术数，从社会心理分析，术数在这时抬头毫不足怪，社会的转型，轰毁了人们原有的信念，搅乱了习惯的生活秩序，由此激起了人们新的欲望，给人们带来了无名的困惑和烦恼，因此，卜筮、看相便成为易学复兴的突破口。由于一个世纪的断裂，当它在二十世纪末得到复兴时，这种易学热的热点却燃烧在算卦、看相、风水、择吉一类术数上。把易学等同于术数必然使易学钻入了死胡同，这也是现在易学发展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记者：费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易经》的，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易经》呢？
费秉勋：其实研究某一学问，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也需要一定的机缘。在社会前进的每一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会认真思考关于文化的问题。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许多优秀文化没有得到传承，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使命，就是重新去寻找丢失了的传统文化。
我接触易经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当时还很少有人关注《易经》，大部分人都在研究中国古代孔孟的儒家典籍。当时，我觉得要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就要了解上至皇帝下至叫花子的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心理。有些文化因素，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行为，像算命、风水、看相等等，要全面的研究传统文化，缺少这些东西是不完整的。
基于这个原因，加上我本身对《易经》究竟是怎么算卦的一种好奇心，我开始研究易经。几年下来，我把图书馆里所有这方面的书都借过来读了一遍，又从民间搜集了许多不被重视的有关《易经》的书，开始整理笔记。我最初的《八卦占卜新解》《奇门遁甲新述》这几本书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
周易 易经 易传 易学
记者：《周易》与《易经》是不是一回事，我们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学习《易经》？
费秉勋：《周易》有很多种解释，有人把周易的“周”解释为地域的词，即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意。但如果和整个易学史联系起来，还应做“周代”解释。因为夏、商都有对易学的研究，周易为周代易学，在先秦古籍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港台往往把《周易》也称作《易经》，这是不准确的。《周易》范围相对较大，分“经”和“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大概两万字左右。卦辞语言多较概括，大部分为事类吉凶的判断；爻辞多描述具象事物，并杂以吉凶断语。这些具象事物往往很有秩序地依次分出高下次第。
以乾卦为例：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用六”只在乾坤二卦出现，其他六十二卦没有。
“经”部分的卦画可以分解为内卦、外卦和互卦，再加上爻变产生的变卦，用它们来联系事物的变化和相互关系，便可进行占筮；同时，卦爻辞的具象表述，可被理解为象征暗喻的语言，如“潜龙勿用”可理解为时机尚未成熟，应安静等待，不可盲动；“飞龙在天”可理解为时来运转，大有作为，鹏程万里，大展宏图等等。这是《周易》“经”的部分，主要作为占筮之用。
从乾卦的爻辞中我们不难看出，每卦从初至上也映现着事物各个发展阶段的复杂状态，这一切都潜含着宇宙自然社会的存在形质和无穷无尽运动变化中的相互联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真正把《易经》中的哲学思想加以阐发的是战国时代诞生的《易传》，后人往往把《易传》归为孔子所作，但其实《易传》也很有可能像《论语》一样是其弟子及后世儒者积累的著作。《易传》共有十篇，称为“十翼”。《易传》对《易经》进行了解释和阐发，给卦和卦爻辞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伦理内容。
到了汉代，随着天文、历法的进步，景房、郑玄等人开始把天干、地支及五行理论引入《易经》，这样易学的框架基本形成。
我们现在说的“易学”，基本是由汉代易学家奠定的，后世术数诸科如命理、堪舆、太乙、六壬、遁甲等，都是在汉易的学术基础上萌发生长起来的。北宋时由于陈抟、邵雍等倡先天之学和以河图洛书解易，形成图书学派，使易学应用通过符号模式更加简明和直观化；而周敦颐在义理方面发挥太极阴阳学说，与儒家伦理说相结合，发展出初步的宋明理学，这些在易学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现在江湖上的所谓“周易预测”，其实属于术数，和《周易》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之中即使入了门的，也是以《黄金策》、《梅花易数》等为宗，渊源虽可推到汉易，却已是易之小用了。
百家争鸣，《易经》是各家共用的一部经典。
记者：先秦诸子百家，但却没有“易家”，易经究竟属于哪一派？
费秉勋：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各家纷纷建立自己的学说，后来的道教把易经中的太极图作为本教的一个标志，所以人们往往把《易经》误解为是道教的东西。同时，《易传》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易传》中孔门加入了许多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并对《易经》中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升华。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又把《易经》列入儒家的经典。其实，越深入研究就越会发现，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易经》都是可以共用的一部经典。
记者：您觉得易学发展的前景如何？
费秉勋：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医的辨证施治，步步不离阴阳五行，“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在古代军事上，只要看历史上如何神化姜太公、张良、诸葛亮、李靖诸人，便知中国兵家浸透了易的血脉。
“易”本身是揭示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法则，易学要健康发展，首先是恢复它的大用和完整系统。国外很多人重视《易经》、推崇《易经》，这一点往往被江湖上用来为占卜、算命张目，但实际上外国人重视《易经》正是看重易的大用，他们在西方分解实证方法已走到绝顶的时候，从东方的中国易学中看到了世界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出路和曙光。
易学复兴已经有了十年的历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术数的狭小误区，虽然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对术数发生浓厚兴趣，但术数独占易坛的局面已经打破。由于知识界的广泛参与，形成了更加丰富而又带有时代特征的易学派别，其中具有现代形态的“科学易”和“人文易”则是有代表性的两个易学流派，它们既以传统易学为渊源，又对传统易学有所超越。
美籍华裔学者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美国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了以“安、和、乐、利”模式统领计划、决策、组织、用人、领导、控制、协调七大管理环节的“易经管理系统”（即“C理论”），它的宗旨是“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在此同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事“周易管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是“易”的故乡，相信中国易学的发展必将对推动人类进步，为世界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
地点：西安 刘一恒先生住宅
专家：费秉勋 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易学院院长
刘一恒 原空军某基地司令员 易经学者
【访谈手记】
20日上午，在西安王启鸣老师安排下，我们开车接了费教授，一同赶往刘司令家中。
王启鸣老师是年轻的易经学者，与费教授、刘司令是经常品茶论道的“易友”。费教授已退休多年，现已年近古稀。一件普通的夹克衫、手里一个蓝色的拎兜，不带丝毫浮华气，这是费教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费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易经》，将其心得总结为《八卦占卜新解》《奇门遁甲新述》《飞盘奇门遁甲》《易学万年历》《白话易林》等多部易学著作，是公认的易学大家。
我们在车上简单聊了些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费教授说他正在学习古琴，每日研习书法、练习古琴，以期与竹林七贤式的古人进行精神上的对话，怡养性情。快要到刘司令家的时候，刘司令打电话询问我们大概什么时间到。王启鸣老师对我说，刘司令在部队多年，养成了做事认真、讲求效率的习惯，虽已退休仍不改军人作风。刘司令也是学易多年，对《易经》有独特的见解，他曾将易学“象数思维”“象数模型”引入现代决策、计算模拟、系统仿真等研究领域，获得多项科研、学术成果奖，并尝试将易学思维运用到军事研究上，被同事们尊称为“军中儒将”。
我们很快到了刘司令的家中，刘司令的夫人非常好客，泡好了功夫茶，在萦绕的茶香中，我们像家人聊天一样，开始进入了《易经》的主题……
如何认识《易经》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易经》再次成为我们守望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这部被现代人认为仅仅是用来算卦、占卜的书，古人却视其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受到它的影响。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书，在近代却被“打入冷宫”，羞怯地躲在角落里，无人问津。近年，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重拾《易经》，遂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感，往往是谈易者众而知易者少，学易者多而用易者寡，舍本逐末、卜问吉凶者更是大有人在。
记者：古人常说“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由于长时期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易经》仅仅是一部算命的书，是封建迷信，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易经》？
刘一恒：说《易经》是封建迷信，多半是没有认真读过《易经》而人云亦云的人，若真正读懂了《易经》，就不会再把关注点放在单纯的算命卜卦上，易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就足以让我们感到骄傲。
与西方人重分析、重逻辑不同，《易经》取法自然、法天象地的，重在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宇宙大道，也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讲的“道法自然”，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它的认识具有宏观性、统一性和普适性。思维方式指导我们如何去认识规律、认识自然，行为模式则直接受到自身认识能力的支配。
《易经》中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论述的是人奉天时的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易经在认识上和行为上都是建立在顺应自然规律基础上的，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在“知”与“行”是统一的。其他许多理论虽然也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但在行为模式上往往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最典型的就是，工业革命时期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对大自然的破坏。《易经》中所讲的“吉”“凶”观念其实也是和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的行为顺应规律的时候便是“吉”；而相反，当我们违背规律时，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这便是“凶”。
费秉勋：老刘说的非常对，即使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要学《易经》，也应注重其“大用”，而不要把兴趣倾注在算卦一类的“小用”上，《周易》的“大用”就是用它来解决完整的人生问题。《周易》不但告诉我们世界、自然、人事的产生、发展、变化规律，而且以其具象性给人以操作的启悟，这是与西方哲学思维迥异的一种独特哲学。因此，学了《周易》，每个人都将不同程度地知道怎样处理人生，怎样“自强不息”效法天的刚健运行，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创造力；怎样“厚德载物”效法地的宽厚和包容，处理好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谋求稳定与和谐；怎样把握时机，待时而动。这样，一个人便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命运的航向，人生也会变得清醒、主动、坚韧。
以易学占筮，不过是符号模式的特殊比附，它往往可以与事物的实际性状和发展相吻合，但也常常与实际南辕北辙。一个对术数玩得再熟的人，也绝对不可能百发百中地预测事物，凡是说能百发百中的，都是撒谎和吹牛。时下不少人得了“时行荒谬症”，喜欢有人来撒谎吹牛，像吸毒一样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而对诚实的真话，则兴趣索然。
现在人们对《易经》的认识，我认为主要是学风不好，学风不好不是指某个人而是全民的，这种不好的学风，就影响到高校、研究院等一些研究单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民众的学风不好，也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现在人们都比较忙，做什么事总喜欢用耳朵听，而不自己用眼睛看一看，用脑袋想一想，就像书法市场上一样，大多数人只是听说某某人的书法写的好，便去买，但究竟好在哪里很少有人能说清楚。
人们对于《易经》的认识也是同样，从来没有读过《易经》的人都在说“《易经》就是算卦的书”，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易经》是符合规律的，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是指导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呢？
刘一恒：对啊，中国古人讲经世致用，《易经》作为群经之首，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易经》的原理与思维智慧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皇极经世》中北宋著名易学家邵雍，把《易经》的原理用在分析天下治乱问题上，精辟的指出“天下将治，其人必尚行也，尚行者必以义；天下将乱，其人必尚言也，尚言者必以利。” 《易经》讲“本诸天道，质以人事。”
易经所反映的基本精神，学者们总结出很多，其中包括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等，许多经典论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都属于《易经》的基本精神。
近些年来我与费老师一直在学习研究《易经》，我的体会是：《易经》最宝贵的思想还在于其价值取向，《易经》的宝贵价值在“学”不在“术”。
把易学等同于术数，必然使易学钻入了死胡同。
记者：近代以来《易经》的境遇如何？ 《易经》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费秉勋：在鸦片战争中，列强的洋枪洋炮把中国从古文明的迷梦中震醒了，好多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后又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古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便只剩下了残肢断体，被救亡的紧迫和西学的引进挤到了民间，成为江湖方士的糊口之术。新中国成立后“破除封建迷信”，看风水批八字看相算卦的民间先生，一个个都失去了往日的洒脱气度；到文革“破四旧”，他们不得不胆战心惊地生起火，把用了几十年的罗盘、画着太极图的红布以及《麻衣神相》《玉匣记》之类的旧书放在火上心疼地偷偷烧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要说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年知识分子，也很少有真正了解《易经》的了。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在易学坠入最低谷的时候兴起了中国文化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由于易学在近代最后断气时，已经只剩下了术数，从社会心理分析，术数在这时抬头毫不足怪，社会的转型，轰毁了人们原有的信念，搅乱了习惯的生活秩序，由此激起了人们新的欲望，给人们带来了无名的困惑和烦恼，因此，卜筮、看相便成为易学复兴的突破口。由于一个世纪的断裂，当它在二十世纪末得到复兴时，这种易学热的热点却燃烧在算卦、看相、风水、择吉一类术数上。把易学等同于术数必然使易学钻入了死胡同，这也是现在易学发展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记者：费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易经》的，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易经》呢？
费秉勋：其实研究某一学问，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也需要一定的机缘。在社会前进的每一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会认真思考关于文化的问题。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许多优秀文化没有得到传承，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使命，就是重新去寻找丢失了的传统文化。
我接触易经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当时还很少有人关注《易经》，大部分人都在研究中国古代孔孟的儒家典籍。当时，我觉得要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就要了解上至皇帝下至叫花子的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心理。有些文化因素，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行为，像算命、风水、看相等等，要全面的研究传统文化，缺少这些东西是不完整的。
基于这个原因，加上我本身对《易经》究竟是怎么算卦的一种好奇心，我开始研究易经。几年下来，我把图书馆里所有这方面的书都借过来读了一遍，又从民间搜集了许多不被重视的有关《易经》的书，开始整理笔记。我最初的《八卦占卜新解》《奇门遁甲新述》这几本书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
周易 易经 易传 易学
记者：《周易》与《易经》是不是一回事，我们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学习《易经》？
费秉勋：《周易》有很多种解释，有人把周易的“周”解释为地域的词，即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意。但如果和整个易学史联系起来，还应做“周代”解释。因为夏、商都有对易学的研究，周易为周代易学，在先秦古籍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港台往往把《周易》也称作《易经》，这是不准确的。《周易》范围相对较大，分“经”和“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大概两万字左右。卦辞语言多较概括，大部分为事类吉凶的判断；爻辞多描述具象事物，并杂以吉凶断语。这些具象事物往往很有秩序地依次分出高下次第。
以乾卦为例：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用六”只在乾坤二卦出现，其他六十二卦没有。
“经”部分的卦画可以分解为内卦、外卦和互卦，再加上爻变产生的变卦，用它们来联系事物的变化和相互关系，便可进行占筮；同时，卦爻辞的具象表述，可被理解为象征暗喻的语言，如“潜龙勿用”可理解为时机尚未成熟，应安静等待，不可盲动；“飞龙在天”可理解为时来运转，大有作为，鹏程万里，大展宏图等等。这是《周易》“经”的部分，主要作为占筮之用。
从乾卦的爻辞中我们不难看出，每卦从初至上也映现着事物各个发展阶段的复杂状态，这一切都潜含着宇宙自然社会的存在形质和无穷无尽运动变化中的相互联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真正把《易经》中的哲学思想加以阐发的是战国时代诞生的《易传》，后人往往把《易传》归为孔子所作，但其实《易传》也很有可能像《论语》一样是其弟子及后世儒者积累的著作。《易传》共有十篇，称为“十翼”。《易传》对《易经》进行了解释和阐发，给卦和卦爻辞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伦理内容。
到了汉代，随着天文、历法的进步，景房、郑玄等人开始把天干、地支及五行理论引入《易经》，这样易学的框架基本形成。
我们现在说的“易学”，基本是由汉代易学家奠定的，后世术数诸科如命理、堪舆、太乙、六壬、遁甲等，都是在汉易的学术基础上萌发生长起来的。北宋时由于陈抟、邵雍等倡先天之学和以河图洛书解易，形成图书学派，使易学应用通过符号模式更加简明和直观化；而周敦颐在义理方面发挥太极阴阳学说，与儒家伦理说相结合，发展出初步的宋明理学，这些在易学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现在江湖上的所谓“周易预测”，其实属于术数，和《周易》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之中即使入了门的，也是以《黄金策》、《梅花易数》等为宗，渊源虽可推到汉易，却已是易之小用了。
百家争鸣，《易经》是各家共用的一部经典。
记者：先秦诸子百家，但却没有“易家”，易经究竟属于哪一派？
费秉勋：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各家纷纷建立自己的学说，后来的道教把易经中的太极图作为本教的一个标志，所以人们往往把《易经》误解为是道教的东西。同时，《易传》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易传》中孔门加入了许多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并对《易经》中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升华。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又把《易经》列入儒家的经典。其实，越深入研究就越会发现，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易经》都是可以共用的一部经典。
记者：您觉得易学发展的前景如何？
费秉勋：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医的辨证施治，步步不离阴阳五行，“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在古代军事上，只要看历史上如何神化姜太公、张良、诸葛亮、李靖诸人，便知中国兵家浸透了易的血脉。
“易”本身是揭示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法则，易学要健康发展，首先是恢复它的大用和完整系统。国外很多人重视《易经》、推崇《易经》，这一点往往被江湖上用来为占卜、算命张目，但实际上外国人重视《易经》正是看重易的大用，他们在西方分解实证方法已走到绝顶的时候，从东方的中国易学中看到了世界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出路和曙光。
易学复兴已经有了十年的历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术数的狭小误区，虽然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对术数发生浓厚兴趣，但术数独占易坛的局面已经打破。由于知识界的广泛参与，形成了更加丰富而又带有时代特征的易学派别，其中具有现代形态的“科学易”和“人文易”则是有代表性的两个易学流派，它们既以传统易学为渊源，又对传统易学有所超越。
美籍华裔学者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美国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了以“安、和、乐、利”模式统领计划、决策、组织、用人、领导、控制、协调七大管理环节的“易经管理系统”（即“C理论”），它的宗旨是“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在此同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事“周易管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是“易”的故乡，相信中国易学的发展必将对推动人类进步，为世界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