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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初期从对国学的提倡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即是面对西学的强势拥入所进行的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捍卫与自救,并由此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将“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以“学无中西”的视野,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时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再倡国学,则不应失察于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更应重视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关键词 国学 胡适 整理国故 国学热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130-07
王国维在1911年曾经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观堂集林》(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7页。)。前辈学者早已提出“学无中西”之说,但是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尽管中外学术沟通日渐增多,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学术交融亦呈深入之势,然而从20世纪初的“国粹派”的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故”之争与“整理国故”运动的高涨,到21世纪“国学热”的升温,中、西之学之分野不仅未见消除,反而更为明显。如何评价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乎“国学”的各种认识,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从国粹派的兴起到“国故”的论争
20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晚清国粹派兴起。1902年12月30日,《政艺通报》上发表黄节撰写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首次强调“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注:见《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次年3月的《浙江潮》发表《国魂篇》,文中指出:“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两大主义之冲突调和而后成,所谓两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注:飞生:《国魂篇》,《浙江潮》1930年第1期。)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简章》称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国粹学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于2月23日正式发行。国粹派的保存国粹和研究国学的宗旨,在于他们更看重文化救亡才是救亡图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了适应当时排满革命的政治需求,而趋重古文经学则是他们共同的学术倾向。
无论如何,国粹派提出的最重要的文化问题是,自国人“开眼看世界”之后,面对向西方学习以及西学的涌入的局面,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钱玄同肯定了晚清国粹思潮“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注: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章太炎的《訄书》、《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古政原始论》、《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均属近代意义层面的“国学”研究的起始之作。郑师渠认为:“试图经由自己选定的‘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路径,推动中国固有的文化向近代化转型,这是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基本取向和主流,也是它规范自身在近代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运作的前提。”(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换言之,国粹派尝试的对中国固有文化在近代时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围”方案,对后人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然而,对国学的过分保守和依恋情结,却难掩其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的矛盾心态,局限于颂古常谈中的“古学复兴”的努力,也缺乏现代学术最基本的批判精神,加之其排满革命的政治诉求和古文经学的学术藩篱,都使国粹派的多数人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落伍。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他继续实行独裁统治,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尊孔读经,大搞祭天祭孔活动。一批遗老遗少、旧派文人闻风而动,乘机鼓吹复辟,攻击共和。各地纷纷建立了孔教会、经学会、孔道会、宗圣会等组织,打着“尊孔”的旗号,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不满,要求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废除共和、独裁复辟的阴谋企图摇旗呐喊。一时间,思想文化领域被搅得乌烟瘴气,出现了一股势力强劲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复古逆流进行了全面反击,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文化作了激烈的、彻底的批判,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由北大著名教授轮流主持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提出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成为抨击旧文化的先锋。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新旧文化的交锋也日趋激烈,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东西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当时开展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表面上是猛烈抨击传统文化、主张全部接受西方文化的激进派或西化派和固守旧道德旧文化、主张调和中西的保守派或调和派之间的文化观的冲突,实质上却是首次对东西文明的一次深入的剖析和反思,从文化史的意义上看,“激烈的反调和论者主张‘根本扫荡’旧思想旧传统,固然是在为新文化开路;而平和持中的调和论在力倡中西文化融合,并用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文明去‘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的同时,在文化转型理论方面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思考。”(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8页。)
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怎样看待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继续成为新旧人物共同关注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国学保存会因清朝统治的终结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国粹学报》也在1912年初停刊,国粹派的主要人物逐渐消极、悲观和颓唐。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多抱有抵触和反对的情绪。事实说明,国粹派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基本方针与态度尚不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国学”注定要经历再一次的淬炼。
“国粹”一词即形象反映了国粹派对“国学”的绝对化认同态度,1910年代以后,“国粹”一词的使用率已经大大降低,代之以“国故”一词的使用。一般认为,章太炎是最早使用“国故”一词的人。胡适曾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6-357页。)“‘国故’二字为章太炎先生创出来的,比国粹,国华,……等名词要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含得有褒贬的意义。”(注: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国故论衡》出版于1910年,此后“国故”一词逐渐流行起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1919年1月,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潮》杂志,目的是“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新潮》出版后,很受进步青年的欢迎,也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几乎是在同时,黄侃、刘师培、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北大师生,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社,并于3月份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该刊发表的文章全是文言文,不用新式标点,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唱对台戏。《国故》月刊倡导的“国故”的观念一时也有相当影响。3月18日的《公言报》发表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文章认为,北大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主张新文学之人为“新派”,《新潮》杂志是该派学生所办;“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注:转引自李帆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附录:《刘师培学谱简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国故”就是两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刊出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文章将国故定义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
④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8、124、123页。)文章强调将“科学的精神”作为判别和研究“国故”的标准,这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国学注入的新鲜概念。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的中心观点就是研究国故必须要有科学的精神。当时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或研究传统学问,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如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1919年3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的文章,即已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朱希祖说:“我们现在讲学问……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注: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毛子水并不否认有研究国故的必要,关键在于有没有科学的精神,他说:“近来研究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精神,那么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不仅不能够“发扬国光”,反而是“发扬国丑”。④
毛子水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针对以《国故》月刊为代表的旧派学者大力提倡“国故”、提倡“古文”的号召与言论而发的,这就必然要联系到对国故的地位、价值的判断,而毛子水把国故说成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在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重大的贡献”等,显然是把问题绝对化了。类此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的看法,反映了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倾向。《国故》月刊随即在第3期(1919年5月)刊登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针对毛子水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为了回应张煊的批评,毛子水在《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上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以下简为《订误》)一文,对张煊文章的观点逐一做了反驳。争议的问题仍然是围绕着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含义的理解、对国故的概念和地位的认识、对国故进行整理的方法和意义的讨论。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对国故、国学的认识显然有了更多的收获。傅斯年对于毛文的观点(如反对使用“国粹”一词、研究国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等)大体上是赞同的。所不同者,国故在世界上的地位,傅斯年承认“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采色……亦未可知”。傅斯年特别指出:“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注:
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130-07
王国维在1911年曾经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观堂集林》(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7页。)。前辈学者早已提出“学无中西”之说,但是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尽管中外学术沟通日渐增多,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学术交融亦呈深入之势,然而从20世纪初的“国粹派”的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故”之争与“整理国故”运动的高涨,到21世纪“国学热”的升温,中、西之学之分野不仅未见消除,反而更为明显。如何评价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乎“国学”的各种认识,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从国粹派的兴起到“国故”的论争
20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晚清国粹派兴起。1902年12月30日,《政艺通报》上发表黄节撰写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首次强调“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注:见《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次年3月的《浙江潮》发表《国魂篇》,文中指出:“一国国政之进运也,恒不外两大主义之冲突调和而后成,所谓两大主义者何?曰:世界主义、国粹主义而已。”(注:飞生:《国魂篇》,《浙江潮》1930年第1期。)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简章》称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国粹学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于2月23日正式发行。国粹派的保存国粹和研究国学的宗旨,在于他们更看重文化救亡才是救亡图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了适应当时排满革命的政治需求,而趋重古文经学则是他们共同的学术倾向。
无论如何,国粹派提出的最重要的文化问题是,自国人“开眼看世界”之后,面对向西方学习以及西学的涌入的局面,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钱玄同肯定了晚清国粹思潮“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注: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章太炎的《訄书》、《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古政原始论》、《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均属近代意义层面的“国学”研究的起始之作。郑师渠认为:“试图经由自己选定的‘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路径,推动中国固有的文化向近代化转型,这是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基本取向和主流,也是它规范自身在近代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运作的前提。”(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换言之,国粹派尝试的对中国固有文化在近代时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围”方案,对后人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然而,对国学的过分保守和依恋情结,却难掩其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的矛盾心态,局限于颂古常谈中的“古学复兴”的努力,也缺乏现代学术最基本的批判精神,加之其排满革命的政治诉求和古文经学的学术藩篱,都使国粹派的多数人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落伍。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他继续实行独裁统治,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尊孔读经,大搞祭天祭孔活动。一批遗老遗少、旧派文人闻风而动,乘机鼓吹复辟,攻击共和。各地纷纷建立了孔教会、经学会、孔道会、宗圣会等组织,打着“尊孔”的旗号,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不满,要求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废除共和、独裁复辟的阴谋企图摇旗呐喊。一时间,思想文化领域被搅得乌烟瘴气,出现了一股势力强劲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复古逆流进行了全面反击,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文化作了激烈的、彻底的批判,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由北大著名教授轮流主持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提出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成为抨击旧文化的先锋。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新旧文化的交锋也日趋激烈,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东西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当时开展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表面上是猛烈抨击传统文化、主张全部接受西方文化的激进派或西化派和固守旧道德旧文化、主张调和中西的保守派或调和派之间的文化观的冲突,实质上却是首次对东西文明的一次深入的剖析和反思,从文化史的意义上看,“激烈的反调和论者主张‘根本扫荡’旧思想旧传统,固然是在为新文化开路;而平和持中的调和论在力倡中西文化融合,并用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文明去‘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的同时,在文化转型理论方面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思考。”(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8页。)
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怎样看待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继续成为新旧人物共同关注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国学保存会因清朝统治的终结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国粹学报》也在1912年初停刊,国粹派的主要人物逐渐消极、悲观和颓唐。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多抱有抵触和反对的情绪。事实说明,国粹派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基本方针与态度尚不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国学”注定要经历再一次的淬炼。
“国粹”一词即形象反映了国粹派对“国学”的绝对化认同态度,1910年代以后,“国粹”一词的使用率已经大大降低,代之以“国故”一词的使用。一般认为,章太炎是最早使用“国故”一词的人。胡适曾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56-357页。)“‘国故’二字为章太炎先生创出来的,比国粹,国华,……等名词要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含得有褒贬的意义。”(注: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国故论衡》出版于1910年,此后“国故”一词逐渐流行起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1919年1月,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潮》杂志,目的是“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新潮》出版后,很受进步青年的欢迎,也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几乎是在同时,黄侃、刘师培、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北大师生,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社,并于3月份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该刊发表的文章全是文言文,不用新式标点,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唱对台戏。《国故》月刊倡导的“国故”的观念一时也有相当影响。3月18日的《公言报》发表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文章认为,北大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主张新文学之人为“新派”,《新潮》杂志是该派学生所办;“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注:转引自李帆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附录:《刘师培学谱简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国故”就是两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刊出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文章将国故定义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
④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8、124、123页。)文章强调将“科学的精神”作为判别和研究“国故”的标准,这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国学注入的新鲜概念。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的中心观点就是研究国故必须要有科学的精神。当时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或研究传统学问,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如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1919年3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的文章,即已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朱希祖说:“我们现在讲学问……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注: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毛子水并不否认有研究国故的必要,关键在于有没有科学的精神,他说:“近来研究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精神,那么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不仅不能够“发扬国光”,反而是“发扬国丑”。④
毛子水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针对以《国故》月刊为代表的旧派学者大力提倡“国故”、提倡“古文”的号召与言论而发的,这就必然要联系到对国故的地位、价值的判断,而毛子水把国故说成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在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重大的贡献”等,显然是把问题绝对化了。类此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的看法,反映了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倾向。《国故》月刊随即在第3期(1919年5月)刊登了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针对毛子水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为了回应张煊的批评,毛子水在《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上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以下简为《订误》)一文,对张煊文章的观点逐一做了反驳。争议的问题仍然是围绕着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含义的理解、对国故的概念和地位的认识、对国故进行整理的方法和意义的讨论。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对国故、国学的认识显然有了更多的收获。傅斯年对于毛文的观点(如反对使用“国粹”一词、研究国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等)大体上是赞同的。所不同者,国故在世界上的地位,傅斯年承认“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采色……亦未可知”。傅斯年特别指出:“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注:
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