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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频繁与互动是中美政治关系友好密切的直接产物。研究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电影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极具价值。其特殊性在于：战争因素直接导致了政治关系变迁及电影交流状态变迁，具体表现为：中美电影交流从相对自发、单向的美方倾销状态向双方政府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双向交流与合作状态转变；大量的纪实片而不是商业剧情片成为双方电影界主导性的拍摄与交流内容。其普遍性在于：该时段开启了纪实电影创作的新一轮繁盛，为战后发展非商业化纪录电影、教育电影奠定了良好基础；战时中美电影交流发展的个案历程还揭示了电影媒介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内凝聚人心方面的巨大价值与功用，同时也彰显了它是继政治、经济、军事途径之外的最重要的外交手段和途径之一。也正因此，二战后欧美知识分子关于电影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论断和反思才显得恰逢其时，振聋发聩。
关键词中美电影交流特殊性普遍性《影音》杂志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66-07
中美电影交流有着长久的历史，最早的交流可追溯至世界电影产生的最初阶段，①及至一战后，美国迅速替代法国形成世界电影霸主地位以来，其强势地位就几乎没有改变过，它对于世界电影格局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探讨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及互动交流一直是电影史研究的必然话题。
纵览相关研究成果，其研究热点相对集中在这样几个时段上：1中国电影的最初诞生期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电影在美国、苏联等电影强国影响下，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权更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导致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电影的全面关闭与清洗；3新时期中美建交（1979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中国社会全面向商品社会转型之后，好莱坞电影、尤其是美国大片文化对中国电影产业起步与繁盛的重大影响。②而对于二战期间，准确地讲，就是在中国抗战的中后期，民国政府后撤至重庆以后，中美电影交流却很少被关注，但恰恰是这一阶段的交流较之于其他三个时段更具有双向互动的良好态势，既透露出中美电影交流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特殊性，又暗示着某些超越于特定时代的电影发展普遍性，分析与阐释这些特点会对研究中美电影交流及电影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电影总体发展状况回顾
1抗战爆发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在经历了20年代中后期武侠片、神怪片的商业创作风潮之后，带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类型化创作雏形已初备，再加上自开创以来由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开创的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创作探索也日趋成熟，而新派电影人如：以罗明佑等人组建的联华影业公司等也以“复兴国片”为旗帜，试图为中国电影注入更多民族电影文化的活力与元素。
再从当时中国电影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而言，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国内环境：“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改早期电影管理的部门性、地方性特点，而升级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并相继公布了《电影检查法》等法规，成立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受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行政任命归中央行政院。”李少白：《中国电影史》，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页。民国政府还大力提倡“教育电影”，1932年7月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作为国际电影教育协会的中国分会，该协会将当时中国电影界知名人士一网打尽，其宗旨宣称：“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主任委员是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也开始被创立与运作，最早的创作机构有中央电影摄影场（1933）、汉口摄影场（1935）等。如果说，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中国电影还是处于零散、投机的民族资本尝试运作的草创阶段，那么此时，官方政府对电影产业从人员机构到具体制作的高层次管理就已开始逐渐彰显其对电影媒介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维系方面的积极希冀与期待，并在紧接而来的抗日战争环境中被愈发强调和关注。国外环境：伴随着日本侵华阴谋的不断暴露，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刻不容缓，由此而引发了电影界“猛醒救国”的提出和“国防电影”的积极推进，由进步电影人士倡导投入的“新兴电影运动”创作了大量不同于以往商业题材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优秀作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在反映民生疾苦、提升民众民族国家意识方面的严肃价值和意义开始为更多的电影人士和普通观众所关注。
而此时电影自身也逐渐完成了由默片向有声片的转变，中国电影虽然在声音元素的成熟方面稍晚于世界先进国家，但是在美、苏电影的强势影响下，也在1936年前后基本完成了默片创作的成熟及有声片创作的相对完善，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管理与创作人才和经典作品，系统的电影理论建构与电影评论也较为繁盛。该时期真正堪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黄金发展阶段！
遗憾的是，该黄金发展阶段未及充分延展即被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战争“拦腰斩断”。但是，也正因为有该黄金阶段短期的繁盛与奠基，紧接着中国电影再投入“抗战电影”的征程才会“慷慨激昂、雄壮有力”！
2抗战爆发之后，“抗战电影”在大后方的顽强抗争以及与美国等盟国电影的密切交流与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抗战电影”由此拉开战幕；11月，上海失守，中国影业核心遭受重创，私营电影公司大部分“瘫痪”；12月，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后撤，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也被迫后撤，并开始成为这个阶段最为主流和活跃的电影创作机构与力量。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以此为界，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家成为了明确的反法西斯盟友关系。这一政治外交关系上的巨大改变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抗战政治军事上的巨大改变，也带来了中国电影与美英等国在电影交流方面的重大转向与新面貌。 下面就以在陪都重庆由当时非常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创办的期刊《影音》杂志作为实证的主要依据，来分析阐释1942年以后曾经存在的中国主流电影与美国电影频繁交流与互动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什么金陵大学的《影音》杂志就足以作为历史现象阐释的可靠依据呢？首先，金陵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大学，1888年创办于南京，该校是民国时期全国校园环境、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最好的大学之一，其管理人员与任课教师最初以美方为主，后逐渐被不少拥有留美背景和资历的中方知识分子替代，这种独特的办学背景，就使其在连接中美文化、沟通中美事务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与便利。抗战爆发后，该校亦后撤入川，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办学，作为当时全国十几所美国教会大学之首，该校一直被国民党政府高度关注，尤其是1942年以后，该校成为中美政治文化外交中常常发挥作用的信息中转站。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其次，金陵大学因其美国文化背景，在开办之初就对电影与播音等新兴大众传媒与技术比较重视，并在中方校长陈裕光博士倡导与鼓励下，1936年就已创办了理学院下属的“教育电影部”（后称“影音部”），专门从事电影教育及实践拍摄工作，该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校影音教育的正式起步，曹小晶等：《论民国时期大学媒介教育的基本观念及模式——以金陵大学为例》，《中国传媒高等教育的现状与未来论文集》，2013年，第82页。而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高等教育思路与策略正与1942年以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影像媒介化”的新锐趋势与特点不谋而合。因此，金陵大学影音部也在当时民国政府与中美英苏等盟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扮演过角色、发挥过作用，是这一特殊时期中美电影交流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而在这一时段该部创办的期刊杂志《影音》（1942～1948）就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与现象的纸质见证者和记录者。
二、1942～1945中美电影交流的实证回顾与阐释
1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分析
在抗战爆发前的相对和平期，中美电影交流主要是以民间文化产业贸易的形式和娱乐电影主导的状态进行的，美中交流单向不对等、美方强势的特点显而易见；1942年以后的电影交流则因中美同盟关系的明确、政府外交行为的介入，而发生了非常大的改观与转向，这就是1942～1945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所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美电影交流开始向政府介入、以纪录片为主有目的、有计划的双向互动状态转变，正面的中国形象开始在美国电影中出现并被美国大众舆论接受和传播。在世界电影史以及世界政治史中，电影与政治的结合并不始于二战。早在一战时期，电影被用作战时内政及外交手段的政治思路和媒介策略就已分别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中初露端倪。最早将电影（主要是“战时纪录片”）用于战争政治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的是英国。紧随其后，如德、法、俄、意等也纷纷开始“把战时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这种新的宣传形式上，并认识到电影这种传媒在进行有力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方面所具有的明显潜力。”单万里：《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1917年2月，美国决定加入一战，参战伊始，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电影可以成为以极小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国家宣传的最佳方式，电影使用的是世界语言，更有助于达到美国计划和目标。”[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他批准建立了“国会公共信息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好莱坞的电影大亨与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开始密切的合作。”徐海娜：《好莱坞与美国公共外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一战后，美国电影全球霸主地位初具，好莱坞电影也随之成为美国全球实力的一大文化延伸。二战时期的美国电影，更是有加无已。对于我国而言，虽然当时民国政府在经济实力、国家现代化状态等方面和美国相差甚远，但民国政府也同样意识到了电影的重要性，并在此媒介共识的基础上，中美双方的电影政治外交才得以良性互动展开。
1942～1945年，二战进入全新阶段，中美之间的政治盟友关系更为紧密，以当时电影活动较多的陪都重庆为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众多进入重庆的外国片中，好莱坞电影始终居于霸主地位。”严彦、熊学莉：《陪都电影专史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更重要的是，该时段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非商业纪实影片方面的互动交流大大超过了商业娱乐片，成为了该时期中美电影交流的新亮点，具体表现在：一是双方自摄电影的互相播映与赠送。1942年，“中国电影摄影场与美英大使馆新闻处合辑的China’s stand （中国在坚持）三大卷被加载英文字幕，送美英放映，表现中国人民抗战不屈的五载艰辛”；同年“10月，好莱坞向当时的国家领袖蒋介石赠送美国战争故事片《为国争光》《神鹰万里》以表达对蒋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钦佩之情；同时，美陆军部电影处又拟以我方资料编制《请看盟友中国》及《远东战争》两片，专在美国部队放映，激动士气。美国电影董事会长海斯及电影研究院院长温继尔均表示愿与我方技术合作”。 《中美作战银幕交相辉映》，《电影与播音》第1卷，1942年第6期。除此，以中国电影资料编制的战争纪录电影，还有《在中国作战》，该片“由加拿大国家制片厂出品，即将由联美社在美国各处放映，取材于旧片及前由重庆寄来之资料……所叙实事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东北四省被侵起，及人民颠沛流离之惨状，后半强调中国复兴之伟业。”③[美]Motlon Pieture Herald：《中美电影界携手——罗静予留美动态》，区永祥译，《电影与播音》第1卷，1942年第6期。1942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罗静予代表中国政府访美，《美国电影先锋报》详细报道：“罗氏来美的目的之一是为中方购买大量美国产电影器材和设备，并主持中方制作的抗日国防影片《八百壮士》之公映，罗氏还介绍了中国同期出品的其他抗日故事片和纪实片，如：《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同时，罗氏还计划与美电影界洽谈一部中美合作之大影片，初定名为《四百万大移民》，剧本初稿已由中方著名导演孙瑜完成。”③二是美国电影界对中国电影拍摄的协助，甚至还主动拍摄有关正面中国的故事片和纪实片。其中，有两部堪称代表作品，它们都出自1944年，一部是《The battle of China》（《中国为何而战》），一部是《Dragon Seed》（《龙种》）。《中国为何而战》准确地讲是合作片，其中很多素材来自中国军方拍摄，最终是由美国军方剪辑制作出品，并作为美国军部最著名的系列纪录片《为何而战》的第6部对外播映，该片在帮助中国对外争取国际舆论尤其是争取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方面效果甚佳，该片“系美国空军士气片之一，属于《我们为何飞行》（《Why We Fly Series》）从片，放映时间一小时。”《从军运动上银幕——中国为何而战》，《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7-8期。“这一部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与价值的纪实影片，就在这种种历史的因素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功；西半球的人民不会对我们东半球的人民有如此深切的了解与认识；我们只知道好莱坞只会摄制许多辱华影片，他们曾尽量的曲解了中国及过分宣扬中国人民的缺点，把他们的近代文明与我们的精神文化划分，假若说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或者说这种观念已经改观的话，我们应当严格的说是从这部《中国为何而战》起。”王邵清：《〈中国为何而战〉的制作及其价值》，《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9-10期。而《龙种》是商业故事片，后面谈论民间电影交流时详谈。 （2）中美高层政治领袖人物直接参与的电影外交事件频繁，常常携片互访，并将访问之行拍摄为影片，供双方民众观看了解。1943年，“威尔基（罗斯福总统特使）来华访问，我方随行拍摄了2000英尺35毫米的胶卷，由威尔基专机带回美国发行。”景略：《国际宣传处摄影科通讯》，《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2期。同年，蒋夫人宋美龄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国会等重要政治空间进行演讲，希求增进美国政治群体以及民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物质军事支援，“美国战时情报局海外股将其演讲实况拍摄为有声纪录片出品，并于1944年交由美国新闻处转送中方”；《金大收到美国“蒋夫人访美”等新片》，《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3期。蒋夫人在美期间还专门接见了好莱坞著名演艺人士，希望借助其明星效力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持。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携片访华，并将其全部赠予了当时和政府同在重庆、并与政府有许多拍摄合作的金陵大学，较重要的影片有教学片《灌溉》《种麦》，纪实片《大河》《爱护自然》等，这些影片的出品方有好莱坞大公司也有美国农部、电部等。《华莱士总统携片来华》，《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6期。与官方领导人物携片互访并行的，还有中美电影官方机构组织的设立与互动交融。美国有专门的“国务院电影文化处”管理其与盟国的战时电影交流与合作事宜；《美摄制大量华语片供交流联络》，《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10期。美国军部也会每隔一段时间选出若干军事训练影片，辑入中文说白对中国军方发行，以供训练战士之用；《美国军部训练影片232部辑入中文说白》，《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6期。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署生效，“联合国”概念与构想正式付诸实施，体现在电影外交方面，我国当时的政治中心城市——重庆和成都都设立了美英中三方组成的“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处长由联合国文化官员担任，副处长由中美英三方分别委派一人担任，“三大盟国合作无间之精神可窥见一斑”，该处在全国设有分站，“截止1945年3月，其分站共计348个，涉及中国12个省100个市县，主要业务即在于以影片和照片的形式及时沟通传播盟国反法西斯战事要闻以及向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教育知识”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电影与播音》第4卷，1945年第1期。而中方的电影官方人士，如时任中制副厂长的罗静予先生也曾数次赴美，除上文提到的有关电影业务外，也参与美国战时情报局召集的“战时电影工作座谈会”等电影外交事务；《罗静予赴美参加战时电影工作人员座谈会》，《电影与播音》第4卷，1945年第7-8期。美国作为中国盟友，还在电影物质器材、洗印工序、影片范本、专业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捐赠和帮助，常邀请我军方及教育部门专业人士赴美考察业务，参观美国军部通讯大队等，《编者访问迪斯尼》，《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2期。并吸纳我方人士加入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等，及时沟通最新业务信息；还为我后方大学定期免费提供影片图书以供师生更新知识结构，为抗战大业服务。《影片图书、美国电影工程师学会》，《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5期。
（3）与中美官方电影政治外交并行的，还有受其带动的积极的民间层面的电影文化交流。该时期前来中国进行采访与拍摄的美国记者为数不少，如1944年，美国《时代前进》杂志曾派摄影师到重庆、成都等地拍摄中国影片，“摄影师Victor J.Jurgens 于月前来华在重庆各处摄影，该杂志影片社系美国时代杂志附设，每月出版一次杂志影片，长度平均二十分钟，其处置较新闻片为严肃，于我国对外宣传贡献甚多”。《时代杂志影片社摄影师来华到蓉摄片》，《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4期。美国民间罗氏基金董事会决定对金陵大学尤其是该校的影音部进行资助，“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资助该部主任孙明经赴美研修一年，并从1944年起连续3年每年资助该部奖学金1500美元”；《美罗氏基金会资助》，《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6期。在民间文化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及其作品。赛珍珠女士是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从小随父母来到中国，17岁以后才又回到美国，她对中国怀有母亲般的深厚情感，其代表作《The Good Earth》（大地）就是正面描写中国农民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史诗”，并先后于1932、1938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她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成为上世纪30～60年代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了解中国并对中国人民和文化抱有好感的最有力的促进者。她的两部中国题材代表作在三四十年代相继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电影，即《大地》（1937）、《龙种》（1944），尤其是后者可以说是好莱坞制作的中国抗战电影，也是好莱坞在商业故事片制作中很少见地、站在正面立场、以大制作（投资300万美金）、当红影星演绎（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饰演女主角）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该片米高梅公司拍摄，曾获1945年奥斯卡最佳女配、最佳黑白摄影提名奖，“在美国播映时每日观众拥挤，买票时拍成长列。记者兹访赛珍珠女士，认为较诸《大地》已更令人满意。《龙种》写作之用意，在描述中国人民之战斗精神。千百美国人之所以排列街头，非以欲视电影，实因中国人民故也。”《赛珍珠女士名著〈龙种〉在美公映》，《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7-8期。除这两部作品外，1945年，“赛珍珠女士还邀请中美著名作家、艺术家及导演等，商讨摄制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琵琶记》影片。”《简讯赛珍珠邀中美作家》，《电影与播音》第5卷，1946年第2期。在当时非常排斥华人的好莱坞电影界，有两位华裔却非常知名，一位是好莱坞薪酬最高的摄影师之一黄宗霑，一位是女演员黄柳霜，尤其是在1942年，“百代公司发行的《缅甸空难》中，黄柳霜扮演中国女郎与美籍飞机师飞行脱险的故事，广受欢迎。”《新片介绍》，《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1期。据统计，“该阶段好莱坞拍摄的有关中国电影达70余部，中国人形象也由阴险恶毒的‘黄祸’变为具有坚韧、勇敢等美德的伟大民族。”张隽隽：《爱恨交加：1927-1943年中国媒体对黄柳霜的报道和评价》，《当代电影》2014年第1期。这些中国题材作品的拍摄、播出与计划等，与早期好莱坞电影中明显的辱华倾向形成巨大反差，显现出在新的国际文化政治格局之中，美国政界、文化舆论界及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民众与文化整体态度的尊重和友善。
关键词中美电影交流特殊性普遍性《影音》杂志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66-07
中美电影交流有着长久的历史，最早的交流可追溯至世界电影产生的最初阶段，①及至一战后，美国迅速替代法国形成世界电影霸主地位以来，其强势地位就几乎没有改变过，它对于世界电影格局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探讨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及互动交流一直是电影史研究的必然话题。
纵览相关研究成果，其研究热点相对集中在这样几个时段上：1中国电影的最初诞生期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电影在美国、苏联等电影强国影响下，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权更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导致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电影的全面关闭与清洗；3新时期中美建交（1979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中国社会全面向商品社会转型之后，好莱坞电影、尤其是美国大片文化对中国电影产业起步与繁盛的重大影响。②而对于二战期间，准确地讲，就是在中国抗战的中后期，民国政府后撤至重庆以后，中美电影交流却很少被关注，但恰恰是这一阶段的交流较之于其他三个时段更具有双向互动的良好态势，既透露出中美电影交流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特殊性，又暗示着某些超越于特定时代的电影发展普遍性，分析与阐释这些特点会对研究中美电影交流及电影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电影总体发展状况回顾
1抗战爆发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在经历了20年代中后期武侠片、神怪片的商业创作风潮之后，带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类型化创作雏形已初备，再加上自开创以来由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开创的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创作探索也日趋成熟，而新派电影人如：以罗明佑等人组建的联华影业公司等也以“复兴国片”为旗帜，试图为中国电影注入更多民族电影文化的活力与元素。
再从当时中国电影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而言，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国内环境：“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改早期电影管理的部门性、地方性特点，而升级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并相继公布了《电影检查法》等法规，成立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受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行政任命归中央行政院。”李少白：《中国电影史》，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页。民国政府还大力提倡“教育电影”，1932年7月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作为国际电影教育协会的中国分会，该协会将当时中国电影界知名人士一网打尽，其宗旨宣称：“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主任委员是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也开始被创立与运作，最早的创作机构有中央电影摄影场（1933）、汉口摄影场（1935）等。如果说，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中国电影还是处于零散、投机的民族资本尝试运作的草创阶段，那么此时，官方政府对电影产业从人员机构到具体制作的高层次管理就已开始逐渐彰显其对电影媒介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维系方面的积极希冀与期待，并在紧接而来的抗日战争环境中被愈发强调和关注。国外环境：伴随着日本侵华阴谋的不断暴露，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刻不容缓，由此而引发了电影界“猛醒救国”的提出和“国防电影”的积极推进，由进步电影人士倡导投入的“新兴电影运动”创作了大量不同于以往商业题材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优秀作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在反映民生疾苦、提升民众民族国家意识方面的严肃价值和意义开始为更多的电影人士和普通观众所关注。
而此时电影自身也逐渐完成了由默片向有声片的转变，中国电影虽然在声音元素的成熟方面稍晚于世界先进国家，但是在美、苏电影的强势影响下，也在1936年前后基本完成了默片创作的成熟及有声片创作的相对完善，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管理与创作人才和经典作品，系统的电影理论建构与电影评论也较为繁盛。该时期真正堪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黄金发展阶段！
遗憾的是，该黄金发展阶段未及充分延展即被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战争“拦腰斩断”。但是，也正因为有该黄金阶段短期的繁盛与奠基，紧接着中国电影再投入“抗战电影”的征程才会“慷慨激昂、雄壮有力”！
2抗战爆发之后，“抗战电影”在大后方的顽强抗争以及与美国等盟国电影的密切交流与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抗战电影”由此拉开战幕；11月，上海失守，中国影业核心遭受重创，私营电影公司大部分“瘫痪”；12月，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后撤，官方电影制作机构也被迫后撤，并开始成为这个阶段最为主流和活跃的电影创作机构与力量。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以此为界，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家成为了明确的反法西斯盟友关系。这一政治外交关系上的巨大改变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抗战政治军事上的巨大改变，也带来了中国电影与美英等国在电影交流方面的重大转向与新面貌。 下面就以在陪都重庆由当时非常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创办的期刊《影音》杂志作为实证的主要依据，来分析阐释1942年以后曾经存在的中国主流电影与美国电影频繁交流与互动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什么金陵大学的《影音》杂志就足以作为历史现象阐释的可靠依据呢？首先，金陵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大学，1888年创办于南京，该校是民国时期全国校园环境、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最好的大学之一，其管理人员与任课教师最初以美方为主，后逐渐被不少拥有留美背景和资历的中方知识分子替代，这种独特的办学背景，就使其在连接中美文化、沟通中美事务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与便利。抗战爆发后，该校亦后撤入川，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办学，作为当时全国十几所美国教会大学之首，该校一直被国民党政府高度关注，尤其是1942年以后，该校成为中美政治文化外交中常常发挥作用的信息中转站。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其次，金陵大学因其美国文化背景，在开办之初就对电影与播音等新兴大众传媒与技术比较重视，并在中方校长陈裕光博士倡导与鼓励下，1936年就已创办了理学院下属的“教育电影部”（后称“影音部”），专门从事电影教育及实践拍摄工作，该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校影音教育的正式起步，曹小晶等：《论民国时期大学媒介教育的基本观念及模式——以金陵大学为例》，《中国传媒高等教育的现状与未来论文集》，2013年，第82页。而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高等教育思路与策略正与1942年以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影像媒介化”的新锐趋势与特点不谋而合。因此，金陵大学影音部也在当时民国政府与中美英苏等盟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扮演过角色、发挥过作用，是这一特殊时期中美电影交流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而在这一时段该部创办的期刊杂志《影音》（1942～1948）就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与现象的纸质见证者和记录者。
二、1942～1945中美电影交流的实证回顾与阐释
1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分析
在抗战爆发前的相对和平期，中美电影交流主要是以民间文化产业贸易的形式和娱乐电影主导的状态进行的，美中交流单向不对等、美方强势的特点显而易见；1942年以后的电影交流则因中美同盟关系的明确、政府外交行为的介入，而发生了非常大的改观与转向，这就是1942～1945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所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美电影交流开始向政府介入、以纪录片为主有目的、有计划的双向互动状态转变，正面的中国形象开始在美国电影中出现并被美国大众舆论接受和传播。在世界电影史以及世界政治史中，电影与政治的结合并不始于二战。早在一战时期，电影被用作战时内政及外交手段的政治思路和媒介策略就已分别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中初露端倪。最早将电影（主要是“战时纪录片”）用于战争政治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的是英国。紧随其后，如德、法、俄、意等也纷纷开始“把战时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这种新的宣传形式上，并认识到电影这种传媒在进行有力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方面所具有的明显潜力。”单万里：《影像大使与影像外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1917年2月，美国决定加入一战，参战伊始，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电影可以成为以极小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国家宣传的最佳方式，电影使用的是世界语言，更有助于达到美国计划和目标。”[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他批准建立了“国会公共信息委员会，以此为标志，好莱坞的电影大亨与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开始密切的合作。”徐海娜：《好莱坞与美国公共外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一战后，美国电影全球霸主地位初具，好莱坞电影也随之成为美国全球实力的一大文化延伸。二战时期的美国电影，更是有加无已。对于我国而言，虽然当时民国政府在经济实力、国家现代化状态等方面和美国相差甚远，但民国政府也同样意识到了电影的重要性，并在此媒介共识的基础上，中美双方的电影政治外交才得以良性互动展开。
1942～1945年，二战进入全新阶段，中美之间的政治盟友关系更为紧密，以当时电影活动较多的陪都重庆为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众多进入重庆的外国片中，好莱坞电影始终居于霸主地位。”严彦、熊学莉：《陪都电影专史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更重要的是，该时段中美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非商业纪实影片方面的互动交流大大超过了商业娱乐片，成为了该时期中美电影交流的新亮点，具体表现在：一是双方自摄电影的互相播映与赠送。1942年，“中国电影摄影场与美英大使馆新闻处合辑的China’s stand （中国在坚持）三大卷被加载英文字幕，送美英放映，表现中国人民抗战不屈的五载艰辛”；同年“10月，好莱坞向当时的国家领袖蒋介石赠送美国战争故事片《为国争光》《神鹰万里》以表达对蒋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钦佩之情；同时，美陆军部电影处又拟以我方资料编制《请看盟友中国》及《远东战争》两片，专在美国部队放映，激动士气。美国电影董事会长海斯及电影研究院院长温继尔均表示愿与我方技术合作”。 《中美作战银幕交相辉映》，《电影与播音》第1卷，1942年第6期。除此，以中国电影资料编制的战争纪录电影，还有《在中国作战》，该片“由加拿大国家制片厂出品，即将由联美社在美国各处放映，取材于旧片及前由重庆寄来之资料……所叙实事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东北四省被侵起，及人民颠沛流离之惨状，后半强调中国复兴之伟业。”③[美]Motlon Pieture Herald：《中美电影界携手——罗静予留美动态》，区永祥译，《电影与播音》第1卷，1942年第6期。1942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罗静予代表中国政府访美，《美国电影先锋报》详细报道：“罗氏来美的目的之一是为中方购买大量美国产电影器材和设备，并主持中方制作的抗日国防影片《八百壮士》之公映，罗氏还介绍了中国同期出品的其他抗日故事片和纪实片，如：《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同时，罗氏还计划与美电影界洽谈一部中美合作之大影片，初定名为《四百万大移民》，剧本初稿已由中方著名导演孙瑜完成。”③二是美国电影界对中国电影拍摄的协助，甚至还主动拍摄有关正面中国的故事片和纪实片。其中，有两部堪称代表作品，它们都出自1944年，一部是《The battle of China》（《中国为何而战》），一部是《Dragon Seed》（《龙种》）。《中国为何而战》准确地讲是合作片，其中很多素材来自中国军方拍摄，最终是由美国军方剪辑制作出品，并作为美国军部最著名的系列纪录片《为何而战》的第6部对外播映，该片在帮助中国对外争取国际舆论尤其是争取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方面效果甚佳，该片“系美国空军士气片之一，属于《我们为何飞行》（《Why We Fly Series》）从片，放映时间一小时。”《从军运动上银幕——中国为何而战》，《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7-8期。“这一部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与价值的纪实影片，就在这种种历史的因素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功；西半球的人民不会对我们东半球的人民有如此深切的了解与认识；我们只知道好莱坞只会摄制许多辱华影片，他们曾尽量的曲解了中国及过分宣扬中国人民的缺点，把他们的近代文明与我们的精神文化划分，假若说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或者说这种观念已经改观的话，我们应当严格的说是从这部《中国为何而战》起。”王邵清：《〈中国为何而战〉的制作及其价值》，《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9-10期。而《龙种》是商业故事片，后面谈论民间电影交流时详谈。 （2）中美高层政治领袖人物直接参与的电影外交事件频繁，常常携片互访，并将访问之行拍摄为影片，供双方民众观看了解。1943年，“威尔基（罗斯福总统特使）来华访问，我方随行拍摄了2000英尺35毫米的胶卷，由威尔基专机带回美国发行。”景略：《国际宣传处摄影科通讯》，《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2期。同年，蒋夫人宋美龄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国会等重要政治空间进行演讲，希求增进美国政治群体以及民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物质军事支援，“美国战时情报局海外股将其演讲实况拍摄为有声纪录片出品，并于1944年交由美国新闻处转送中方”；《金大收到美国“蒋夫人访美”等新片》，《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3期。蒋夫人在美期间还专门接见了好莱坞著名演艺人士，希望借助其明星效力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持。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携片访华，并将其全部赠予了当时和政府同在重庆、并与政府有许多拍摄合作的金陵大学，较重要的影片有教学片《灌溉》《种麦》，纪实片《大河》《爱护自然》等，这些影片的出品方有好莱坞大公司也有美国农部、电部等。《华莱士总统携片来华》，《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6期。与官方领导人物携片互访并行的，还有中美电影官方机构组织的设立与互动交融。美国有专门的“国务院电影文化处”管理其与盟国的战时电影交流与合作事宜；《美摄制大量华语片供交流联络》，《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10期。美国军部也会每隔一段时间选出若干军事训练影片，辑入中文说白对中国军方发行，以供训练战士之用；《美国军部训练影片232部辑入中文说白》，《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6期。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署生效，“联合国”概念与构想正式付诸实施，体现在电影外交方面，我国当时的政治中心城市——重庆和成都都设立了美英中三方组成的“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处长由联合国文化官员担任，副处长由中美英三方分别委派一人担任，“三大盟国合作无间之精神可窥见一斑”，该处在全国设有分站，“截止1945年3月，其分站共计348个，涉及中国12个省100个市县，主要业务即在于以影片和照片的形式及时沟通传播盟国反法西斯战事要闻以及向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教育知识”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电影与播音》第4卷，1945年第1期。而中方的电影官方人士，如时任中制副厂长的罗静予先生也曾数次赴美，除上文提到的有关电影业务外，也参与美国战时情报局召集的“战时电影工作座谈会”等电影外交事务；《罗静予赴美参加战时电影工作人员座谈会》，《电影与播音》第4卷，1945年第7-8期。美国作为中国盟友，还在电影物质器材、洗印工序、影片范本、专业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捐赠和帮助，常邀请我军方及教育部门专业人士赴美考察业务，参观美国军部通讯大队等，《编者访问迪斯尼》，《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2期。并吸纳我方人士加入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等，及时沟通最新业务信息；还为我后方大学定期免费提供影片图书以供师生更新知识结构，为抗战大业服务。《影片图书、美国电影工程师学会》，《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5期。
（3）与中美官方电影政治外交并行的，还有受其带动的积极的民间层面的电影文化交流。该时期前来中国进行采访与拍摄的美国记者为数不少，如1944年，美国《时代前进》杂志曾派摄影师到重庆、成都等地拍摄中国影片，“摄影师Victor J.Jurgens 于月前来华在重庆各处摄影，该杂志影片社系美国时代杂志附设，每月出版一次杂志影片，长度平均二十分钟，其处置较新闻片为严肃，于我国对外宣传贡献甚多”。《时代杂志影片社摄影师来华到蓉摄片》，《电影与播音》第2卷，1943年第4期。美国民间罗氏基金董事会决定对金陵大学尤其是该校的影音部进行资助，“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资助该部主任孙明经赴美研修一年，并从1944年起连续3年每年资助该部奖学金1500美元”；《美罗氏基金会资助》，《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6期。在民间文化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及其作品。赛珍珠女士是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从小随父母来到中国，17岁以后才又回到美国，她对中国怀有母亲般的深厚情感，其代表作《The Good Earth》（大地）就是正面描写中国农民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史诗”，并先后于1932、1938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她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成为上世纪30～60年代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了解中国并对中国人民和文化抱有好感的最有力的促进者。她的两部中国题材代表作在三四十年代相继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电影，即《大地》（1937）、《龙种》（1944），尤其是后者可以说是好莱坞制作的中国抗战电影，也是好莱坞在商业故事片制作中很少见地、站在正面立场、以大制作（投资300万美金）、当红影星演绎（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饰演女主角）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该片米高梅公司拍摄，曾获1945年奥斯卡最佳女配、最佳黑白摄影提名奖，“在美国播映时每日观众拥挤，买票时拍成长列。记者兹访赛珍珠女士，认为较诸《大地》已更令人满意。《龙种》写作之用意，在描述中国人民之战斗精神。千百美国人之所以排列街头，非以欲视电影，实因中国人民故也。”《赛珍珠女士名著〈龙种〉在美公映》，《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7-8期。除这两部作品外，1945年，“赛珍珠女士还邀请中美著名作家、艺术家及导演等，商讨摄制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琵琶记》影片。”《简讯赛珍珠邀中美作家》，《电影与播音》第5卷，1946年第2期。在当时非常排斥华人的好莱坞电影界，有两位华裔却非常知名，一位是好莱坞薪酬最高的摄影师之一黄宗霑，一位是女演员黄柳霜，尤其是在1942年，“百代公司发行的《缅甸空难》中，黄柳霜扮演中国女郎与美籍飞机师飞行脱险的故事，广受欢迎。”《新片介绍》，《电影与播音》第3卷，1944年第1期。据统计，“该阶段好莱坞拍摄的有关中国电影达70余部，中国人形象也由阴险恶毒的‘黄祸’变为具有坚韧、勇敢等美德的伟大民族。”张隽隽：《爱恨交加：1927-1943年中国媒体对黄柳霜的报道和评价》，《当代电影》2014年第1期。这些中国题材作品的拍摄、播出与计划等，与早期好莱坞电影中明显的辱华倾向形成巨大反差，显现出在新的国际文化政治格局之中，美国政界、文化舆论界及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民众与文化整体态度的尊重和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