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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饮酒》其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如何理解此诗深意呢?
首先,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也许是他的诗名太盛,反而把他的哲人的光輝掩盖了。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还是抒情描写之作,都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他既熟谙老庄孔孟,又不局限于老庄孔孟的思想,他既不违背魏晋主流,也不随波逐流,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思考。他把道家崇尚的闲散生活和对儒家教义的反抗与儒家哲学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人格。陶渊明的这种人格思想,是以老庄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这里的“自然”是老庄哲学的范畴,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性情。因此,“自然”在他笔下就含有一种隐士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隐士”呢?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只有能保持人格独立、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一定才德学识并且真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思想同其形态一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而无闷”的隐逸方式,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道家讲隐逸,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即庄子“逍遥游”的人生境界。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说明孔子尽管具有入世救世的愿望,但对于隐士思想“贤者避世,其次避地”
的作法,仍非常赞同。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为后世不被当权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隐士道路提供了思想依据。隐士不能面对现实,只好退隐山林,过着田园生活,从中提取写作素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次,在古代美学理论中,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老子强调真而排斥美,庄子则以朴素为美,而陶渊明则认为“自然”是美的极致。“自然”也就成为陶渊明用以化解人生苦恼、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这种“自然”不仅是陶渊明人生理想的寄托,也对其文学创作有深刻影响。常人看来,“南山”就是南山,“归鸟”就是归鸟,“青松”就是青松,“秋菊”就是秋菊。而陶渊明认为,它们既是具象又是理念。他以哲人的智慧悟彻了宇宙和人生。在人境之中当然会有车马之喧,为什么无呢?因为“心远”,精神的宁静过滤了尘俗的喧嚣。无车马之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与权贵交往,这也需要主观精神上的超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意与境会。“悠然”二字指心情之悠远,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遂与山交融,仿佛成为一体。而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都好像并不在外界而就在自己的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一个超俗的境界。就是在这片风景和这个境界之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诗人感受到了,想说出来,又觉得说不出来。这种心和境的瞬间感应,是可感而不可言的。为什么看到“山气”、“飞鸟”就悟出了“真意”呢?关键在于“还”。陶渊明从“还”中悟出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道理,他称之为“真意”。在他看来,人生的真谛也在于“还”,还到未经世俗污染的本我状态。这首诗在情、景、理的交融上,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诗的立意在于否定“车马喧”的世俗生活,肯定和赞美“心远地自偏”的洁身自好的乡居生活,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和生活态度。
“自然”哲学还给了陶渊明一种超然的心境。有不少诗人作诗是热血沸腾、激昂慷慨无以遏制之际的引吭高歌,此所谓激愤出诗人也。陶渊明则不然,他是在超然的心境下作诗的。什么“兴观群怨”,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全然不顾,既无逞才祈誉之心,更不存以诗求达之望。功名得失既已忘怀,生死也已看破,还在乎诗的有用与否或者诗的妙不妙吗?他吟诗是借以自娱,吟过就了事,没有苦苦经营,也没有刻意的雕饰。
他整个的生活已经诗化了,他的思想也已诗化了,所以,怎么写并不重要。陶诗自然天成,率性而为,无意为之,而莫不成为佳作。没有陶渊明那种对宇宙和人生的彻悟,那种不以诗为诗的超脱,就难以真正理解陶诗。“自然”是构成陶渊明隐士思想的核心,是从其本人的生活实践中来的,是他本人的生活体验的升华。正如林语堂所言,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丝毫的冲突,因此,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样自然,所以他的诗歌情、景、事、理浑融,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清明淡远的美学意境。
陶渊明还将儒家的思想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自然”哲学当中。《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一章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的这一点,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这就是提倡躬耕,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自然的原则。世人视躬耕为拙,但他在诗歌中却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孟子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陶渊明却不赞成。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意思是说孔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是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使他的“自然”哲学闪烁着人性化的生活气息。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隐士哲学和他的诗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这种和谐的人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后或厌倦了官场时,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找寻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可以说,是自然哲学给陶渊明以艺术生命与和谐的人生观、世界观;而陶渊明则赋予自然哲学以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成熟、丰满,从而成为中国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向导。
(责任编辑 刘宇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如何理解此诗深意呢?
首先,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也许是他的诗名太盛,反而把他的哲人的光輝掩盖了。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还是抒情描写之作,都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他既熟谙老庄孔孟,又不局限于老庄孔孟的思想,他既不违背魏晋主流,也不随波逐流,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思考。他把道家崇尚的闲散生活和对儒家教义的反抗与儒家哲学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人格。陶渊明的这种人格思想,是以老庄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这里的“自然”是老庄哲学的范畴,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性情。因此,“自然”在他笔下就含有一种隐士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隐士”呢?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只有能保持人格独立、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一定才德学识并且真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思想同其形态一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而无闷”的隐逸方式,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道家讲隐逸,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即庄子“逍遥游”的人生境界。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说明孔子尽管具有入世救世的愿望,但对于隐士思想“贤者避世,其次避地”
的作法,仍非常赞同。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为后世不被当权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隐士道路提供了思想依据。隐士不能面对现实,只好退隐山林,过着田园生活,从中提取写作素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次,在古代美学理论中,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老子强调真而排斥美,庄子则以朴素为美,而陶渊明则认为“自然”是美的极致。“自然”也就成为陶渊明用以化解人生苦恼、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这种“自然”不仅是陶渊明人生理想的寄托,也对其文学创作有深刻影响。常人看来,“南山”就是南山,“归鸟”就是归鸟,“青松”就是青松,“秋菊”就是秋菊。而陶渊明认为,它们既是具象又是理念。他以哲人的智慧悟彻了宇宙和人生。在人境之中当然会有车马之喧,为什么无呢?因为“心远”,精神的宁静过滤了尘俗的喧嚣。无车马之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与权贵交往,这也需要主观精神上的超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意与境会。“悠然”二字指心情之悠远,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遂与山交融,仿佛成为一体。而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都好像并不在外界而就在自己的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一个超俗的境界。就是在这片风景和这个境界之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诗人感受到了,想说出来,又觉得说不出来。这种心和境的瞬间感应,是可感而不可言的。为什么看到“山气”、“飞鸟”就悟出了“真意”呢?关键在于“还”。陶渊明从“还”中悟出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道理,他称之为“真意”。在他看来,人生的真谛也在于“还”,还到未经世俗污染的本我状态。这首诗在情、景、理的交融上,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诗的立意在于否定“车马喧”的世俗生活,肯定和赞美“心远地自偏”的洁身自好的乡居生活,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和生活态度。
“自然”哲学还给了陶渊明一种超然的心境。有不少诗人作诗是热血沸腾、激昂慷慨无以遏制之际的引吭高歌,此所谓激愤出诗人也。陶渊明则不然,他是在超然的心境下作诗的。什么“兴观群怨”,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全然不顾,既无逞才祈誉之心,更不存以诗求达之望。功名得失既已忘怀,生死也已看破,还在乎诗的有用与否或者诗的妙不妙吗?他吟诗是借以自娱,吟过就了事,没有苦苦经营,也没有刻意的雕饰。
他整个的生活已经诗化了,他的思想也已诗化了,所以,怎么写并不重要。陶诗自然天成,率性而为,无意为之,而莫不成为佳作。没有陶渊明那种对宇宙和人生的彻悟,那种不以诗为诗的超脱,就难以真正理解陶诗。“自然”是构成陶渊明隐士思想的核心,是从其本人的生活实践中来的,是他本人的生活体验的升华。正如林语堂所言,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丝毫的冲突,因此,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样自然,所以他的诗歌情、景、事、理浑融,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清明淡远的美学意境。
陶渊明还将儒家的思想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自然”哲学当中。《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一章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的这一点,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这就是提倡躬耕,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自然的原则。世人视躬耕为拙,但他在诗歌中却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孟子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陶渊明却不赞成。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意思是说孔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是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使他的“自然”哲学闪烁着人性化的生活气息。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隐士哲学和他的诗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这种和谐的人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后或厌倦了官场时,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找寻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可以说,是自然哲学给陶渊明以艺术生命与和谐的人生观、世界观;而陶渊明则赋予自然哲学以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成熟、丰满,从而成为中国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向导。
(责任编辑 刘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