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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两伊战争必将作为一场经典战争而载入史册，但这不是因为这场战争在战术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作为一次代价高昂而又徒劳的尝试而成为反面典型。
当战争逐渐从两伊国家政权之间的博弈演变为两个民族间的全方位对立后，这种对抗就不单单是萨达姆和霍梅尼之间“掰手腕”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在忽视民意的情况下打一场经年累月的战争，但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如果忽视了民族承受力的底线，即使在战争中占据上风，也未必能将战场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果实(例如美国在越南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客观而言，萨达姆对这一点很清楚，可以说他从未幻想过伊拉克人民会为了维持其统治而甘愿承受如此大的牺牲，但他坚信如果将战争归结于国家利益，伊拉克民众是会主动团结到他的周围。从很大程度上看，两伊战争的爆发是萨达姆和霍梅尼执政理念的不同及对宗教理解各异的结果，或者简单地说也馋杂了两人之间的恩怨。如果从这个层面理解，对萨达姆来说，要取得伊拉克民众特别是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民众的支持必然非常艰难。
萨达姆让人民感受不到战争
为了使伊拉克人甘愿追随自己对伊朗开战，萨达姆像很多独裁者一样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大搞个人崇拜。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萨达姆本人就善于展示“个人魅力”，到了战争期间，这种行为达到新的顶峰。从每天早上读报开始，到去上班的路上，再到跟家人晚饭时打开的电视机，萨达姆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会见外国领导人，亲切接见小朋友，参加军队建设研讨会，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等等。当时在中东地区甚至流传了一个笑话——伊拉克的人口数量不是1300万，而是2600万，其中130073-是伊拉克普通民众，另外1300万是萨达姆的相片!
除了个人崇拜，为防止伊拉克人民因不堪战争重负而倒戈，萨达姆还竭尽所能使民众感受不到战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都会集中所有国家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去，但萨达姆在战争期间却不惜重金努力在国内营造祥和气氛。在巴格达，所有计划中的城市建设项目依旧在建，即使面临伊朗空袭的危险，整个城市夜晚也不闭灯，唯一能让人感觉到战争存在的就是每天聚集在政府门前要求为失去丈夫作出补偿的“战争寡妇”和大量涌入伊拉克找活干的外国劳工。据统计，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之初的1980年投入在公共建设上的经费为210亿美元，两年后，这一数字竟然不降反升，提高到215亿美元。
当然，尽管萨达姆努力使国内民众感觉不到战争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对于人口只有1300万的国家来说，每个月数千人的伤亡(巴格达官方公布的伤亡数据是每个月1200余人)毕竟难以承受。为此，萨达姆特别提高军人及军属的待遇，例如军人及其家属可免费得到国家补贴的小汽车及一块可以用来无息贷款建房子的土地等等。除了大幅提升军人待遇，萨达姆也明白要维系其在国内的稳固统治，就必须将军队牢牢抓在手中。为此，在战争初期，他就将原本负责军队指挥权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转化成他个人的总指挥部。萨达姆这一手的确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也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军队指挥官(无论是旅长还是营长)几乎不敢自作主张，遇有突发状况都要经集团军向巴格达直接请示，很多情况下错失良机。
伊朗入侵下的伊拉克
1982年中期，随着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萨达姆在国内施行的“黄油加枪炮”政策难以为继，由于伊朗的炮弹不断砸在自己的国土上，伊拉克财政的支柱性产业——石油出口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伊朗的铁杆盟友叙利亚宣布关闭经由其领土的伊拉克一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后，伊拉克的石油收入直接损失50亿美元。1980年，伊拉克的外汇储备曾高达350亿美元，到1983年底，这一数据已锐减至30亿美元。伊拉克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缩减开支，相应的对公共设施投资也从1982年巅峰时期的215亿美元减少到1983年的122亿美元。到1984～1987年期间，这一投入已变为平均每年仅100～110亿美元了。
1986年以后，随着两伊战略优势逐渐向巴格达倾斜，萨达姆仿佛看到取胜的希望，他决定倾伊拉克之国力对伊朗进行致命一击。在他的倡议下，所有伊拉克民众都被迫为战争买单——或者捐钱，或者献血，或者参加义务劳动。萨达姆还倡议妇女多生孩子，要求“每个家庭至少生5个以上的孩子……4个或以下孩子的家庭将受到惩罚”。但讽刺的是，当伊拉克军队再次进入伊朗成为“侵略者”时，伊拉克士兵原本因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而萌生的强烈战斗意志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萨达姆一再以“代表阿拉伯世界惩罚波斯人”为口号对军队进行激励，但效果显然并不明显。
在战前，萨达姆曾宣称两伊之间的斗争并非因为他跟霍梅尼的个人恩怨，也不是为了伊拉克一己之私，而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抵抗“叛教徒”(多为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一贯视什叶派为背叛正统的宗教异端)入侵。而在20世纪80年代，德黑兰的“革命输出战略”确实让很多阿拉伯王室感到担忧。于是很自然的，萨达姆这种“替天行道”的悖论反而变得顺理成章。早在1980年夏，科威特便公开站在巴格达一方，1980年萨达姆访问沙特时，更是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圣战”而受到沙特国王哈立德的高规格接待和诚挚的拥抱。而在战争爆发后，这两个国家也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外援国，到1981年底，沙特共向伊拉克提供价值100亿美元的援助，而科威特的援助也高达50亿美元。整个战争期间，仅这两个国家向伊拉克提供的援助就达500亿美元，另外还有数量惊人的无息贷款。
除了援助，沙特和科威特还在两伊“袭船战”期间向伊拉克提供本国港口的使用权，允许伊拉克商船靠泊本国港口。在国际舞台上，沙特也俨然成为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毫无疑问，在两伊战争期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对伊拉克成功顶住伊朗的进攻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援助及后勤支援，萨达姆或许早在1985～1986年就完蛋了。
镇压国内异己
在安抚国内民众和笼络外国盟友的同时，萨达姆在战争期间还在国内对反对自己及复兴社会党的势力进行疯狂镇压。即便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萨达姆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巩固独裁统治的行动中。1982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通过决议，确认萨达姆对整个国家的完全控制，与此同时，萨达姆还在复兴社会党内安插大批亲信，并将自认为持有异议的高级军官(多达300名)清除出军队。而被视为“第五纵队”的国内什叶派势力，萨达姆也毫不手软，1983年春，他下令逮捕90多名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革命运动(SCIRI)领袖阿尔－哈利姆(Al－Halim)的家族成员，对其中16人执行枪决。 不过，最让萨达姆放心不下的国内异己势力当属叛服不定的北部库尔德族武装。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势力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马苏德·巴尔扎尼(Msa’ud Barzani)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KDP)，另一个则是贾拉尔·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PUK)。1983年，伊朗军队杀进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地区后，库尔德人立即在国家安全层面成为巴格达的心腹大患。对于库尔德人，萨达姆采取“既拉又打、分而歼灭”的手段，当伊拉克政府军重点打击不妥协的库尔德民主党，俘虏近8000名巴尔扎尼武装分子后，萨达姆为减轻自身的国际舆论压力，同时也为了利用库尔德人充当炮灰，主动对库尔德爱国联盟提出一系列看似诱人的招降条件。1983年底，巴格达当局与库尔德爱国联盟签署停火协议。协议中，巴格达当局“承认库尔德爱国联盟的合法地位；允诺通过自由民主的选举在库尔德地区建立高度自治”，并承诺在今后每年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单列30％的预算，用于修复遭到战火破坏的库尔德人聚集区，作为回报，库尔德爱国联盟允诺“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抵抗外国侵略”。
但没过多久，塔拉巴尼发现自己被萨达姆耍了，巴格达既没有为库尔德人重建家园的打算，也没有任何同意库尔德人自治的意思。一怒之下，塔拉巴尼宣布中断与巴格达之间的对话，并与巴尔扎尼联手投入到反政府武装斗争中。看到如意算盘被识破，萨达姆不再玩弄政治手腕，索性对库尔德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并重创了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民主党。1984年，萨达姆将之前逮捕的近8000名库尔德民主党成员处决。到1988年夏两伊战争即将结束时，库尔德斯坦地区一半以上的村庄城镇被夷为平地，大部分居民被驱逐出家园，近50万库尔德人或被集中在巴格达政府设置的临时安置点里，或者被送进位于伊拉克西南部沙漠的集中营，另有约25万库尔德人逃往土耳其和伊朗。
在萨达姆镇压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过程中，发生在1988年夏的“科莱梅村惨案”最具代表性。据幸存者法克希尔(Fakhir)回忆，当年他随家人生活距土耳其边境约31英里的伊拉克北部科莱梅村(Koreme)里，年初的时候这里有150户库尔德家庭，但由于巴格达不断清剿库尔德人，科莱梅村的大部分居民都逃到附近的山里，但法克希尔一家则和一部分居民一起留在村里，因为夏收就要到了，他们不想让一年的劳动成为徒劳。此时，关于伊拉克军队大肆屠杀库尔德人的消息已零星传到科莱梅村民耳朵里，但他们并不太在意，因为之前他们已无数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却都安然无事，不幸的是，这一次“狼来了”的故事竟然成真了。
随着两伊战争接近尾声，萨达姆开始腾出手来收拾令其头疼不已的库尔德人，他密令其堂兄阿里·哈桑·阿尔·马吉德(Ali Hassan al－Majid，外号“化学阿里”)策划了旨在将伊拉克库尔德人完全清除的“安法尔”行动计划。在进攻前，伊拉克军队会首先出动战机进行轰炸并投掷化学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后，伊拉克陆军则进入库尔德村庄，将幸存的库尔德人全部赶到伊拉克西南部的集中营。1988年8月底，“安法尔”行动蔓延到科莱梅村，照例先到的是空袭的伊拉克军机，眼看形势与以往大不相同，8月25日至26日，科莱梅村民决定向土耳其逃命，但为时已晚，他们还没跑出村庄，就被伊拉克军队的直升机和大炮逼回村子，等待宰割。
当伊拉克士兵进入村子后，科莱梅村民立刻举手示意投降。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未像往常一样遭到伊拉克士兵的毒打，而是被分为三波——成年男子、妇女和老人。随后，一名伊拉克中尉命令将成年男子排队前往山的另一边，其他人则在原地等候发落。似乎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库尔德妇女们大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小孩的哭啼此起彼伏，伊拉克士兵努力使村民们安静下来，并解释他们只是想向这些被带走的居民进行问话。其中一名士兵甚至不解地问道：“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要伤害你们?”最终，33名库尔德成年男子被带到山的另一边，押送过程中，有人预感到什么，企图进行反抗，但最终被伊拉克士兵近乎真诚的安慰所平息，其中一名参与押解的伊拉克军官还掏出烟分给村民。抵达目的地后，负责押送的军官掏出步话机与总部取得联系，请求指示，此时33名男子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就在这名军官放下步话机后，他命令士兵对33名库尔德人进行扫射。在伊拉克士兵的AK－47步枪扫射下，大部分人当场死亡，另有一部分人受伤。在扫射完毕后，伊拉克士兵又对尚未在挣扎中的库尔德人进行补枪，确定所有人均被打死后，这队伊拉克士兵甚至没想到对尸体进行掩埋就返回科莱梅村。
尽管如此，在此次屠杀中，仍有6人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34岁的阿巴(Aba)在扫射过程中被子弹打中腿部，他装死并在草丛中躺了近24小时，被赶来的其他村民救起，但自此成了瘸子。而法克希尔则更为幸运，在伊拉克士兵扫射之前，由于自己长得比较年轻，一名伊拉克军人将他从这33人中带出来并送回小孩妇女一组。随后，法克希尔与其他人一起被押送到集中营。在抵达萨拉米亚集中营后，当地的伊拉克军官发现法克希尔虽然看起来年轻，但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日期是1973年(已经15岁)，吃惊地问道：“为什么你还活着?”并命令士兵将他带走。此时，一名老人大声呼喊：“不要带走这个孩子，萨达姆并没有要你一定置他于死地。”这名军官开始犹豫了，老人继续说道：“你放了他，萨达姆看不见，看在真主的份上，行行好吧!”于是，这名军官放过法克希尔，但恶狠狠地说：“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我可以放过你一次，但没有下一次。”
科莱梅村民虽然没有看到他们的男人被枪决，但山那边的枪声还是让他们明白了。他们迅速开始骚动，但在伊拉克士兵的威胁下不得不安静下来，并被迫跟随这些士兵开始迁徙。最终，他们与数千名其他村子的人被送进萨拉米亚集中营，这些库尔德人不仅没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连续好多天没有一点饮用水。后来，他们又被押解到杜胡克集中营，在那里他们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每天的食物也仅是几片面包。由于条件极其恶劣，许多怀孕的妇女流产，另有很多小孩死亡。一名怀孕的妇女曾向伊拉克士兵请求带其去看医生，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库尔德人来这里就是等死的”。不久后，又有一批库尔德人被伊拉克当局的卡车运走，并再也没有出现。 战争中的伊朗国家政经形势
同伊拉克相比，德黑兰将战争看作巩固革命政权、排除异己、推进“伊斯兰革命输出”理论的机会，当时伊朗国内有句响亮的口号，即“胜利前必须先进行革命”。正是在这种观点支配下，整个战争期间，德黑兰内部充满空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81年在讨论要不要跨过苏桑吉尔德沼泽，进入伊拉克本土时，以当时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为代表的世俗势力就与毛拉们产生激烈争吵，前者认为毛拉希望通过战争彻底控制整个国家的权力，继续作战只能对提高伊朗宗教神职集团的威望有帮助，而对伊朗国家利益没有太大帮助，而宗教势力则坚持“宁可被伊拉克击败，也不能让巴尼萨德尔成为伊朗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在之前的防御作战阶段，巴尼萨德尔依靠正规军职业军官的帮助，使伊朗在伊拉克突袭前面迅速站稳脚跟，同时也赢得国内民众的爱戴。与之类似的还有伊朗在战争期间惯用的“人海战术”，出于扩充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考虑，德黑兰的毛拉们总是习惯于在重大会战中让无论作战经验还是军事素质都比不上正规军的革命卫队充当主力，而这种偏见支配下的作战理论必然只能是不计成本的“人海战术”，用霍梅尼的话说：“胜利的取得不是靠长剑，而只能靠鲜血……”事实上，伊拉克的入侵确实激起伊朗民众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得伊朗军队的精神意志要远远高于对手。特别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其勇于献身、不畏生死的战斗精神是伊拉克军队不能比拟的(至少在1982年之前是这样)。这也是虽然伊朗军队装备补给困难，军事素质低下，但能迅速将伊拉克人赶出国土，并取得一个个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界普遍认为战争期间的伊朗民族凝聚力非常强，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德黑兰也经常被国内反对势力所困扰。库尔德人自1979年初就开始一系列反政府的分离运动，而左翼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则差点将伊朗拖入内战的漩涡，他们在1981年暗杀了1200多名伊朗宗教及政府领导人，作为报复，德黑兰处决了5000名MEK分子。1982年，随着伊朗攻入伊拉克受阻，MEK的反政府行动愈演愈烈，汽车炸弹成为德黑兰街头常见的场景。直到1985年，经过惨烈的激战、大规模清剿及威逼利诱后，德黑兰才最终将MEK的威胁基本消除。
除了上述有组织的反抗外，随着战事日渐胶着，伊朗国内的厌战情绪也在蔓延，这直接表现为1984年以后志愿参军的伊朗人越来越少。1987年萨达姆开始使用导弹攻击伊朗平民聚集区而德黑兰手足无措后，这种厌战情绪进一步提升。为弥补因厌战而导致的兵员缩水，德黑兰只能不断通过宗教宣传来尽可能地增强民众的信心与荣誉感。1987年，霍梅尼公开表示，伊朗年轻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加入“巴斯基”民兵，而这是对伊斯兰革命的最大支持，超过任何工作以及学习，父母无权阻拦或干涉。除此之外，任何为战争进行义务加班的工人，或者捐钱支援战争的平民，其名字都会出现在报纸上获得表彰。而对于那些不愿为战争付出金钱或劳动力的人，德黑兰同样会想尽办法逼迫他们就范，1985年，为弥补兵员不足，德黑兰开始将大量政府公务人员送上战场。1986年4月，德黑兰又制定一个将200万平民进行武装动员的计划，用伊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集中国家所有资源打赢这场战争”。
与人力一样，经济实力也是战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两伊战争演变为持久的消耗战，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德黑兰除了依靠其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能力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条件。但与伊拉克在战前积累了足够雄厚的经济储备并能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不同，几近孤军作战的伊朗早在1979年战争爆发前的经济状况就出现大幅度衰退，而这种衰退随着战争的爆发更加雪上加霜。1979年，伊朗的外汇储备还有146亿美元，到1981年底，这一数据已锐减至10亿美元。为克服经济困难，德黑兰能做的只有尽可能提高石油产量。1981年，伊朗石油收入为120亿美元，1982年和1983升为190亿美元，但伊朗经济的这一短暂复苏很快随着伊拉克发动的“袭船战”而戛然而止，到1984、1985两年，伊朗的石油收入再次跌至120亿美元，1986年更是只有66亿美元。到1987年，几乎一半的伊朗人处于失业状态。而为了弥补因收入锐减导致的粮食进口短缺，德黑兰发动一场被称为“大重建”的大生产运动，动员包括民兵在内的所有伊朗民众节衣缩食，主动加班进行工农业生产，尽可能将对农副产品的进口压缩至最低限度。为刺激生产效率，德黑兰还有限度地允许部分国家企业进行自由贸易的尝试。
代价高昂而又徒劳的尝试
毫无疑问，两伊战争必将作为一场经典战争而载入史册，但这不是因为这场战争在战术让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作为一次代价高昂而又徒劳的尝试而成为反面典型。这场战争最令人感到讽刺的一个方面是伊拉克对战争的误判，原本一场有限冲突却被演变成为自二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耗时最长、最为血腥的持久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伊拉克没能在其外交目标和战争实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于伊拉克发动两伊战争的动机，一个最普遍的理解是萨达姆私欲膨胀，希望通过击溃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夺取伊朗部分领土(阿拉伯河和胡齐斯坦地区)从而攫取波斯湾主导权，但他的野心远远超出伊拉克军事实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换一句话说就是，伊拉克犯了一种典型的自不量力错误。而对于伊拉克战争动机的另一种解释则完全相反：萨达姆没有过高估计自身的军事实力，最初也曾努力将战争控制在小范围的武装冲突范畴，但这也给了伊朗重整旗鼓的机会，当伊朗军队再次羽翼丰满之时，战争规模的大小已不是伊拉克所能控制的了，因此伊拉克的错误不是因为自身军事实力不够，而是制定的战争目标过于保守。这两种理解都有站得住脚的论据，但不管怎么说，萨达姆并未达到其最初的战略目的。很显然，一个国家必须要在其外交目标和国家实力之间找到一个最大程度的平衡，必须首先在保证自身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寻求一定的政治成果而不是通过一场赌博似的小规模战争妄图实现不可能达到的政治目标。萨达姆当初发动战争，无非是德黑兰已经威胁到其自身统治地位，但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转移伊朗方面的压力，而不一定非要诉诸武力。 总的来讲，两伊战争证明即使是非常规战争，也会通过常规手段来终结。伊朗在1981～1982年的胜利不是靠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勇于献身，而是通过拨乱反正后建立起统一有序的军事指挥体制，这在之后的战争中再次得到验证：当伊朗军队因为内部权力争夺重新陷入混乱后，虽然仍然采用“人海战术”，伊朗士兵也仍旧不畏生死，但却屡屡被伊拉克击败。两伊战争也再度证明了制空权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制空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仅有制空权而没有足够的陆上力量配合，并不能完全赢得战争。两伊战争初期和中期，可以看到无数次伊朗空军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优势空袭伊拉克军队甚至伊拉克纵深国土，但这也只是给稳固的伊拉克陆上防线带来一些困扰，并没有为伊朗人打破进攻的僵局。还要指出的是，两伊战争数次越过战争“红线”，是二战后首次出现袭击商船的战争，也是二战后首次公开将居民区和重要经济目标作为导弹袭击对象的战争。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未来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很难保证未来的交战国不会再次打破战争的“道德红线”。此外，两伊战争还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各国都开始再次扩充军备，叙利亚、利比亚(更不用说伊朗)都开始研究化学武器，四处购买地对地导弹，甚至连沙特阿拉伯也向外寻求购买远程弹道导弹。
战争尾声
两伊战争没有胜者，伊朗虽然一度在军事上占据上风，但德黑兰始终没能推翻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伊朗推动的“革命输出”一度在中东令阿拉伯各国闻之色变，但也仅仅在黎巴嫩产生了一些现实影响，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也仅仅获得黎南部穷乡僻壤的控制权。伊朗的做法使其在中东陷入孤立，随着两伊战争接近尾声，其自身安全已经成为德黑兰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对德黑兰政权来说，战争是其凝聚国内民心，转移民众注意力的绝佳武器，这就好比当年法国大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初期一样，如果伊拉克在1988年之后继续向伊朗进犯，其实反而会激起伊朗民众的同仇敌忾，战争结果难以预料。但历史是没有假设的，1988年，德黑兰接受了联合国598号决议，在决定接受和平的同时，事实上也在调整其国际战略：保住革命政权，将称雄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目标降为维护1979年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国土完整，将“对外输出革命”降为“伊斯兰就是一个国家”。的确，霍梅尼理想中的伊斯兰世界并未完全在伊朗神职集团脑海中彻底消失，但也只能埋在心底，因为战争使他们明白，这一目标是伊朗国力远远不能达到的。
回到现实中的德黑兰政权，不得不面对两伊战争留下的烂摊子。战争使伊朗损失了200多万人口，还有相同数量的人沦为难民，大批社会基础设施被毁，大量劳动力从武装部队回到社会后却没有相应的工作岗位，伊朗还丧失了65％的石油产能，以至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对燃油进行配给，这场灾难性的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全部损失达1万亿美元，伊朗经济水平倒退了20年之久!除了艰难的国家重建外，德黑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课题——如何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为此，伊朗开始重新检讨过去因镇压受苏联支持的伊朗人民党(Tudeh)而闹僵的伊苏关系。1986年，伊朗开始恢复与苏联的双边贸易永久互惠谈判，随后双边关系开始逐渐升温，德黑兰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借助苏联对抗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除了苏联，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但这一势头到1989年2月即戛然而止，随着霍梅尼命令穆斯林追杀被认为亵渎《古兰经》的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后，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印象再次跌入深谷。直到今天，坚持独特国际观的伊朗依然遭到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的孤立，美国甚至将其列为“邪恶轴心国家”。
反观整个中东政治格局，两伊战争的影响并未随着停火而消失，虽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向在国内以战争胜利者自居，但事实上他面临的国内局势要比伊朗还糟糕。在8年的战争中，至少20万伊拉克人阵亡，40万人受伤，另有7万被俘。1980年，伊拉克还拥有3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1988年就已经成为负债800亿美元——近乎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面临破产，很多外国公司以及政府已不愿继续向巴格达提供贷款，这意味着战后重建困难重重。举个例子，据最乐观地推算，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至少需要2300亿美元，假设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全部用来投入重建，也至少需要20年。实际上，1988年以后，伊拉克每年石油收入130亿美元已经入不敷出——120亿美元用于国民所需物资的进口(其中30亿美元用于粮食进口)，武器进口额为50亿美元，偿还债务还需要50亿美元，这意味着巴格达每年仅需维持的预算支出要比收入高出1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重建无疑更是遥不可及。于是，崇拜武力的萨达姆选择了去抢夺昔日的盟友——科威特，进而引发了1991年海湾战争，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正如托尔斯泰说过的：“历史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看清楚。”两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战士们的尸骸已化作一抔黄土，但这片土地上的征伐与恶斗没有丝毫消退，也许历史应该告诉我们一个客观而真实的注解。
背景材料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
近年来，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每每向国际社会披露有关伊朗在扎格罗斯山区兴建秘密铀浓缩设施的照片时，总会附带提到这批照片提供者——以推翻伊朗政府为主要目标的神秘组织“人民圣战者”(MEK)。虽然伊朗敦促国际社会将MEK列入“恐怖组织”，但由于MEK在刺探伊朗核计划方面的独特作用，西方国家一直对其袒护有加。
MEK成立于1 965年，成员是德黑兰大学在校生，骨干是穆罕默德·哈尼菲尼吉德(Mohammad Hanifnejad)，赛义德·穆赫辛(Saied Mohsen)和阿里·阿斯加·巴迪扎德干(Ali－Asghar Badizadegan)。他们强烈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因为王室的腐败和暴虐令年轻人彻底失望。在最初几年里，这个小团体忙于理论创新，将什叶派宗教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到一起。 为抗议巴列维操办铺张的波斯建国2500年庆典，1971年8月，MEK展开一系列破坏行动，包括袭击德黑兰电气设施和劫机，结果多名MEK成员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有人说出秘密名单，导致另外66人也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伊朗秘密簧察组织“萨瓦克”采取就地处决和街头暗杀的方式，打死大部分MEK领导人，而该党的总书记马苏德·拉贾维(Massoud Rajavi)也被关进监狱。虽然遭到巴列维政府严厉镇压，但MEK的势力仍在壮大。1971年11月30日，他们绑架美国驻伊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Ⅱ)未遂。1972年5月，MEK打伤美国空军准将哈罗德·普赖斯(Harold prica)。1973年6月2日。MEK成员骑着摩托车。在德黑兰闹市区枪杀美国陆军中校路易斯·李·霍金斯(Louis LeeHawkins)。1976年5月，一辆载有美国罗克维尔公司雇员的汽车遭到MEK攻击，3名美国人遇难，袭击者设法逃到苏联。
在反抗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MEK与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宗教组织一度结成联盟。可是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掌握政权，却以“不信教”为由清洗MEK，数百名MEK成员在1979～1981年被杀，3000多人被捕。不得已，MEK于1981年6月20日举着伊朗新国旗举行示威，结果遭到革命卫队严厉镇压，大批人员伤亡，BBC记者巴吉尔·莫恩(Baqer Main)称MEK“已重新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1981年6月28日，一颗定时炸弹在伊斯兰共和党总部门口引爆，包括首席法官穆罕默德·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在内的70名高级官员，内阁部长和议员遇难，MEK在声明中称“对于这个政权的残暴行径，这是自然和必要的反应”。8月30日，深受民众爱戴的伊朗新当选总统穆罕默德一阿里·拉贾伊(Mohammad-Ali Rajai)和总理穆罕默德一贾瓦德-巴霍纳尔(Mohammad－Javad Bahonar)在又一起爆炸事件中遇难。MEK成员马苏德·克什米里(Massoud Kashmiri)被证实是爆炸案主犯。霍梅尼对此反应强烈。许多MEK成员被逮捕，随后不经审讯予以枪决。不仅如此，伊朗其他左翼组织也受到牵连，一时间伊朗国内弥漫着“血腥气氛”。
随着两伊战争的爆发，霍梅尼把注意力都转到同萨达姆作战，MEK开始绝路逢生。由于伊朗政府放松边界管制，MEK骨干成员纷纷流亡法国，这使得伊朗和法国关系恶化。198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同伊朗做了一笔交易，德黑兰帮助被黎巴嫩真主党扣押的法国人质获释，希拉克则迫使MEK总部迁出法国。法国记者多米尼克·洛伦兹(Dominique Lorentz)披露说，德黑兰还以此为威胁，要求希拉克支持伊朗的核计划。
万般无奈之下，1986年，MEK将总部迁往伊拉克，得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庇护。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显示，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前，MEK一直都接受伊拉克政府的财政和军事援助。MEK还有一个特殊机构，专门从海外伊朗侨民中募款。然而，MEK与萨达姆合流。却使其丧失国内大批支持者，因为伊朗社会认为MEK的行为无异于叛国。到1988年两伊战争即将结束之际，MEK已拥有7000名武装人员，武器均由伊拉克军队提供，他们称自己是“伊朗民族解放军”(NLA)。1988年7月26日，就在霍梅尼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6天后，NLA在伊拉克空军掩护下，占领伊朗边境小镇伊斯兰巴德·阿尔·阿尔卜(lslamabad－e Gharb)。但就在NLA向伊朗纵深推进时，伊拉克空军遭伊朗空军重创，无法继续提供掩护，伊朗革命卫队趁机反攻，NLA的供应线被切断。7月29日，NLA好不容易逃回伊拉克境内。MEK的战报显示，NLA伤亡约1400X，却使伊朗付出5.5万人的伤亡。与此相对的是。伊朗政府宣布在战斗中击毙4500名NLA成员和伊拉克士兵。此战震惊了德黑兰，伊朗政府立即对国内关押的MEK政治犯和左翼活动家进行清洗，约3万人被处死。前革命卫队指挥官哈辛一阿里·蒙塔泽里(Hosein-Ali Montazeri)回忆说，处决令来自霍梅尼，而具体执行者则是伊朗高级官员。
两伊战争结束后，MEK继续与萨达姆合作。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趁机起事，MEK为了报恩，全力协助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进行镇压。MEK领导人马苏德·拉贾维的妻子马里亚姆·拉贾维(Maryam Rajavi)说：“我们用共和国卫队提供的坦克碾压库尔德人。以便把子弹节省下来，用于对付伊朗革命卫队。”20世纪90年代。MEK成员多次渗透到伊朗境内实施暗杀，许多伊朗官员被害，其中包括埃文监狱典狱长阿沙多赫·拉贾维迪(Asadollah Lajeva rdi)和伊朗陆军准将阿里·萨亚德-希拉兹(Ali SayadShirazi)。
2003年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后，MEK在伊拉克境内的阿什拉夫营地也遭到轰炸，华盛顿认为该组织是萨达姆政权的重要支柱。4月1 5日，美国特种部队同MEK达成停火协定。MEK成员放下武器，美军承诺不会将他们遣返回伊朗，允许他们自主管理营地，并为其提供后勤支援。随后，6000名MEK战斗人员向美军投降，美军还缴获了2000余件各式武器，其中有19辆英国造“酋长”坦克。这件事引起美国舆论哗然，因为MEK早就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恐怖组织”，而美军同“恐怖组织”握手言欢更让人不齿。
其实美军收留MEK是有企图的，MEK将伊朗核计划细节透露给美国人，并警告说伊朗正加快其核武器研制步伐。鉴于MEK的威胁，伊朗曾想同美国达成暂时的妥协，即伊朗政府撤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并为西方国家开放核设施，以换取美军取缔MEK。但这一谈判最终被美国副总统切尼喊停。
平心而论，2003年联军入侵伊拉克后，MEK组织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2003年7月，在反恐专家让·路易斯·布吕吉埃(Jean－Louis Bruguiere)的指挥下，法国警方突袭了位于巴黎瓦兹河畔的MEK机关大楼，160名被怀疑是MEK成员的人遭逮捕。紧接着，欧洲各国也陆续展开行动，抓获10名MEK代理人。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声称：“MEK在伊拉克的基地被美军摧毁后，近来试图在法国重建大本营，所以我们必须先发制人。”但美国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认为法国此举是想取悦伊朗，“法国人为了石油，甘愿充当德黑兰的打手”。布朗巴克还向法国总统希拉克递交抗议信，要求法国立即释放被捕的MEK成员，但法国没做任何回应。 随着伊拉克政权逐渐被亲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控制，MEK在伊拉克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2009年元旦，美军将阿什拉夫营地管理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就在同一天，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宣布不允许MEK利用伊拉克土地从事反伊朗活动。1月23日，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穆瓦法·阿尔·鲁巴伊(Mowaffak aI－Rubaie)访问德黑兰，重申了马利基总理的态度。7月29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向迪亚拉省的MEK成员开火，8名MEK成员被打死，幸亏美军出面干预。才使MEK武装免于被围歼。
事实上，美国一心想袒护MEK，在美国国务院的斡旋下，欧盟已将MEK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去掉，使其获得正常的政治地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清楚，MEK的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主导着一个伊朗全国抵抗组织委员会(NcRl)，美国需要这样的同盟者。
伊朗的娃娃兵
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除了革命卫队的自杀式攻击外，最令外界感到不可理喻的就是伊朗国内的“巴斯基”娃娃兵了，他们大多来自什叶派家庭。入伍后装备低劣，几乎未接受完整训练就送上战场，他们最小的甚至只有12岁，多数人还没有加农炮架那么高，他们连钢盔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毛拉们授予的头带，每一名娃娃兵胸前都挂着塑料制成的钥匙，这种由霍梅尼亲自设计的塑料钥匙据说能保证孩子们在牺牲后升入天堂。这些娃娃兵在战争中极其勇敢，对死亡熟视无睹，给对手伊拉克人带来近乎绝望的恐惧。一名伊拉克军官回忆说：“他们往往成百上千，一看就毫无作战经验，但他们冲锋起来非常勇猛，甚至雷场也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我们的士兵大都18岁或19岁。我曾数次听到他们对于战争的抱怨，很多伊拉克年轻士兵甚至被战场残酷的场面吓哭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军官的皮鞭下战斗的……但看到这些比他们还小的伊朗士兵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伊朗人真的后继无人了，但当我们看到这些伊朗娃娃兵坚毅的表情，看到他们前仆后继的冲锋，看到他们手中拿着的手雷时，我们不得不停止嘲笑，开始射击，疯狂射击!”
那么是什么让尚未成年的伊朗孩子们甘愿自我牺牲呢?他们是不是被伊朗当局洗脑了?他们真的是自愿吗?对于这些疑问，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娃娃兵的回答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答案。1988年，只有14岁的艾哈迈德在法奥战役中被炮弹震晕，被伊拉克人俘虏，在面对西方“人权观察员”的提问时这样回答：“1982年，我们重新夺回了霍拉姆沙赫尔，当时我就决定要上战场，冲到战斗的第一线去!因为我要保卫我的祖国。就是这样!”当“人权观察员”刻意把他的思路往“殉教”方面引诱时，小艾哈迈德的回答是：“我其实不是纯正的宗教信徒，所以对殉教我没有太多想法。是的，对于很多什叶派教徒来说，殉教是一种光荣。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伊玛目的故事，但我上战场不是为了宗教，是为了保卫伊朗!我想。我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出于这一原因才敢于与伊拉克人开战的。”心有不甘的西方代表又用挑逗性的语言。试图让小艾哈迈德说出是有人胁迫自己上战场的，但小艾哈迈德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就我来说，我的父母当然不希望我上前线。事实上，我的老师也不愿意我这样做。但我心意已决，对许多父母来说，没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参战。有一次在电视上，我还看到其中一位朋友的母亲诉说她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孩子，并祈祷他能平安归来。对于这些，我们不是没有一点感动。但我们已决定为了保卫伊朗而不惜献出生命。当我第一次离家前往附近一个民兵招募站应征时，一位军官认为我太小拒绝了，当时我只有12岁。第二年，我再次前往要求参军，还是那名军官告诉我伊朗政府有规定，参加民兵组织必须年满15岁，我对他撒了谎，说我已经15岁了。但他不相信。要看我的身份证……后来他再次开始赶我走，但我恳求他让我参军。这个时候，还有很多跟我情况类似的孩子也一起向他哀求，大概有100多人，他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当我们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时，不管是谁，保卫国家的冲动永远是高涨的。所以不用毛拉们来学校做宣讲，也不需要看电视里的征兵广告，我们自愿上战场。我已经14岁了，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了，所以我决定参军，就这么简单。”
当然，不是所有的伊朗娃娃兵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奔赴前线的。在小艾哈迈德被关押的监狱里，另一名伊朗娃娃兵赛米尔(samir)对战争的概念则完全相反。“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游戏。”他对伊拉克审讯军官说：“在电视上。我看到跟我一样大的少年穿着军装，手里端着枪。头上系着‘巴斯基’民兵特有的头带，第一感觉很酷!这个少年不断地说参加‘巴斯基’，为霍梅尼、为自由而战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他还说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不是真正的宗教信徒，接下来，他邀请我们参加‘巴斯基’与其并肩战斗。说实话，对于殉教，我们的理解很模糊，是的，至少我是这样的。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可以向你的朋友证明你已经长大了!但事实上，我们真的还只是个孩子。”
“在学校里，经常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毛拉不期而至，对于他们，老师其实也很不满，但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也不想为此失去工作。这些毛拉告诉我们，伊斯兰革命是如何光荣，告诉我们霍梅尼是如何把我们从美国人手里解救了出来。随后，他还会高呼口号，什么打倒美国人、打倒以色列，打倒萨达姆等等。这些毛拉还会告诉我们，殉教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我不想为了任何人牺牲自己，我只想呆在学校。我的父母也希望我呆在学校，不想让我参加战争。我记得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哭。父亲虽然什么也没说，但看得出来非常难过。我母亲央求我不要去参军，不停地亲吻我的额头。我父亲不得不将她拉走并让我离开家。我本打算留下的，但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这刺激了我。在训练营里，我很快学会了怎样用枪，怎样投掷手雷，但也仅是如此我们就被送上了战场。”
那么，小赛米尔是如何看待伊朗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呢?虽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赛米尔本身的经历告诉世人，国家宣传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出征前，我们都会被授予一个红色的头带并在德黑兰列队接受检阅，我记得我两次登上电视镜头……站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毛拉，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不断呼喊口号反对美国，反对以色列，反对法国，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敌人一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喊完口号后，毛拉会继续对我们说为宗教献身是何等光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跟着他们一起喊口号。说实话，对于美国人，我真没觉得有多么令我憎恨不已。何况，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伊朗人住在美国，住在欧洲。”
回顾自己的经历，赛米尔觉得一切都值得吗，在他看来，年轻人上战场是否是保卫祖国的唯一途径呢?“我不敢肯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娃娃兵是伊朗军队一个重要的武器，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害怕。我们这些娃娃兵从伊拉克手里夺取了很多军事要地。事实上，最初时伊拉克人对我们一定是感到很恐惧的。你可以试想—下，面对一群不大的孩子，咬牙切齿的向你发起冲锋，你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中很多人都死于伊拉克人的机枪下或者地雷，但没有人会因此停止冲锋的脚步，所有人都杀红了眼，所有人都明白，终点只有两个，一个是生命的尽头，一个是对方的阵地。……对于被俘，我是很高兴的。尽管战俘营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总比死亡要强。如果我有孩子。我绝不会让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上战场。我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对武器充满新奇和热爱的孩子，如果你给我一把真枪，我一定会很高兴，但是如果你要我拿着这把武器去战斗去杀人，我真的不愿意。”
当战争逐渐从两伊国家政权之间的博弈演变为两个民族间的全方位对立后，这种对抗就不单单是萨达姆和霍梅尼之间“掰手腕”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在忽视民意的情况下打一场经年累月的战争，但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如果忽视了民族承受力的底线，即使在战争中占据上风，也未必能将战场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果实(例如美国在越南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客观而言，萨达姆对这一点很清楚，可以说他从未幻想过伊拉克人民会为了维持其统治而甘愿承受如此大的牺牲，但他坚信如果将战争归结于国家利益，伊拉克民众是会主动团结到他的周围。从很大程度上看，两伊战争的爆发是萨达姆和霍梅尼执政理念的不同及对宗教理解各异的结果，或者简单地说也馋杂了两人之间的恩怨。如果从这个层面理解，对萨达姆来说，要取得伊拉克民众特别是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民众的支持必然非常艰难。
萨达姆让人民感受不到战争
为了使伊拉克人甘愿追随自己对伊朗开战，萨达姆像很多独裁者一样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大搞个人崇拜。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萨达姆本人就善于展示“个人魅力”，到了战争期间，这种行为达到新的顶峰。从每天早上读报开始，到去上班的路上，再到跟家人晚饭时打开的电视机，萨达姆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会见外国领导人，亲切接见小朋友，参加军队建设研讨会，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等等。当时在中东地区甚至流传了一个笑话——伊拉克的人口数量不是1300万，而是2600万，其中130073-是伊拉克普通民众，另外1300万是萨达姆的相片!
除了个人崇拜，为防止伊拉克人民因不堪战争重负而倒戈，萨达姆还竭尽所能使民众感受不到战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都会集中所有国家资源投入到战争中去，但萨达姆在战争期间却不惜重金努力在国内营造祥和气氛。在巴格达，所有计划中的城市建设项目依旧在建，即使面临伊朗空袭的危险，整个城市夜晚也不闭灯，唯一能让人感觉到战争存在的就是每天聚集在政府门前要求为失去丈夫作出补偿的“战争寡妇”和大量涌入伊拉克找活干的外国劳工。据统计，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之初的1980年投入在公共建设上的经费为210亿美元，两年后，这一数字竟然不降反升，提高到215亿美元。
当然，尽管萨达姆努力使国内民众感觉不到战争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对于人口只有1300万的国家来说，每个月数千人的伤亡(巴格达官方公布的伤亡数据是每个月1200余人)毕竟难以承受。为此，萨达姆特别提高军人及军属的待遇，例如军人及其家属可免费得到国家补贴的小汽车及一块可以用来无息贷款建房子的土地等等。除了大幅提升军人待遇，萨达姆也明白要维系其在国内的稳固统治，就必须将军队牢牢抓在手中。为此，在战争初期，他就将原本负责军队指挥权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转化成他个人的总指挥部。萨达姆这一手的确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也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军队指挥官(无论是旅长还是营长)几乎不敢自作主张，遇有突发状况都要经集团军向巴格达直接请示，很多情况下错失良机。
伊朗入侵下的伊拉克
1982年中期，随着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萨达姆在国内施行的“黄油加枪炮”政策难以为继，由于伊朗的炮弹不断砸在自己的国土上，伊拉克财政的支柱性产业——石油出口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伊朗的铁杆盟友叙利亚宣布关闭经由其领土的伊拉克一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后，伊拉克的石油收入直接损失50亿美元。1980年，伊拉克的外汇储备曾高达350亿美元，到1983年底，这一数据已锐减至30亿美元。伊拉克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缩减开支，相应的对公共设施投资也从1982年巅峰时期的215亿美元减少到1983年的122亿美元。到1984～1987年期间，这一投入已变为平均每年仅100～110亿美元了。
1986年以后，随着两伊战略优势逐渐向巴格达倾斜，萨达姆仿佛看到取胜的希望，他决定倾伊拉克之国力对伊朗进行致命一击。在他的倡议下，所有伊拉克民众都被迫为战争买单——或者捐钱，或者献血，或者参加义务劳动。萨达姆还倡议妇女多生孩子，要求“每个家庭至少生5个以上的孩子……4个或以下孩子的家庭将受到惩罚”。但讽刺的是，当伊拉克军队再次进入伊朗成为“侵略者”时，伊拉克士兵原本因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而萌生的强烈战斗意志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萨达姆一再以“代表阿拉伯世界惩罚波斯人”为口号对军队进行激励，但效果显然并不明显。
在战前，萨达姆曾宣称两伊之间的斗争并非因为他跟霍梅尼的个人恩怨，也不是为了伊拉克一己之私，而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抵抗“叛教徒”(多为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一贯视什叶派为背叛正统的宗教异端)入侵。而在20世纪80年代，德黑兰的“革命输出战略”确实让很多阿拉伯王室感到担忧。于是很自然的，萨达姆这种“替天行道”的悖论反而变得顺理成章。早在1980年夏，科威特便公开站在巴格达一方，1980年萨达姆访问沙特时，更是因为发动了对伊朗的“圣战”而受到沙特国王哈立德的高规格接待和诚挚的拥抱。而在战争爆发后，这两个国家也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外援国，到1981年底，沙特共向伊拉克提供价值100亿美元的援助，而科威特的援助也高达50亿美元。整个战争期间，仅这两个国家向伊拉克提供的援助就达500亿美元，另外还有数量惊人的无息贷款。
除了援助，沙特和科威特还在两伊“袭船战”期间向伊拉克提供本国港口的使用权，允许伊拉克商船靠泊本国港口。在国际舞台上，沙特也俨然成为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毫无疑问，在两伊战争期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对伊拉克成功顶住伊朗的进攻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援助及后勤支援，萨达姆或许早在1985～1986年就完蛋了。
镇压国内异己
在安抚国内民众和笼络外国盟友的同时，萨达姆在战争期间还在国内对反对自己及复兴社会党的势力进行疯狂镇压。即便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萨达姆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巩固独裁统治的行动中。1982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通过决议，确认萨达姆对整个国家的完全控制，与此同时，萨达姆还在复兴社会党内安插大批亲信，并将自认为持有异议的高级军官(多达300名)清除出军队。而被视为“第五纵队”的国内什叶派势力，萨达姆也毫不手软，1983年春，他下令逮捕90多名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革命运动(SCIRI)领袖阿尔－哈利姆(Al－Halim)的家族成员，对其中16人执行枪决。 不过，最让萨达姆放心不下的国内异己势力当属叛服不定的北部库尔德族武装。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势力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马苏德·巴尔扎尼(Msa’ud Barzani)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KDP)，另一个则是贾拉尔·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PUK)。1983年，伊朗军队杀进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地区后，库尔德人立即在国家安全层面成为巴格达的心腹大患。对于库尔德人，萨达姆采取“既拉又打、分而歼灭”的手段，当伊拉克政府军重点打击不妥协的库尔德民主党，俘虏近8000名巴尔扎尼武装分子后，萨达姆为减轻自身的国际舆论压力，同时也为了利用库尔德人充当炮灰，主动对库尔德爱国联盟提出一系列看似诱人的招降条件。1983年底，巴格达当局与库尔德爱国联盟签署停火协议。协议中，巴格达当局“承认库尔德爱国联盟的合法地位；允诺通过自由民主的选举在库尔德地区建立高度自治”，并承诺在今后每年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单列30％的预算，用于修复遭到战火破坏的库尔德人聚集区，作为回报，库尔德爱国联盟允诺“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抵抗外国侵略”。
但没过多久，塔拉巴尼发现自己被萨达姆耍了，巴格达既没有为库尔德人重建家园的打算，也没有任何同意库尔德人自治的意思。一怒之下，塔拉巴尼宣布中断与巴格达之间的对话，并与巴尔扎尼联手投入到反政府武装斗争中。看到如意算盘被识破，萨达姆不再玩弄政治手腕，索性对库尔德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并重创了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民主党。1984年，萨达姆将之前逮捕的近8000名库尔德民主党成员处决。到1988年夏两伊战争即将结束时，库尔德斯坦地区一半以上的村庄城镇被夷为平地，大部分居民被驱逐出家园，近50万库尔德人或被集中在巴格达政府设置的临时安置点里，或者被送进位于伊拉克西南部沙漠的集中营，另有约25万库尔德人逃往土耳其和伊朗。
在萨达姆镇压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过程中，发生在1988年夏的“科莱梅村惨案”最具代表性。据幸存者法克希尔(Fakhir)回忆，当年他随家人生活距土耳其边境约31英里的伊拉克北部科莱梅村(Koreme)里，年初的时候这里有150户库尔德家庭，但由于巴格达不断清剿库尔德人，科莱梅村的大部分居民都逃到附近的山里，但法克希尔一家则和一部分居民一起留在村里，因为夏收就要到了，他们不想让一年的劳动成为徒劳。此时，关于伊拉克军队大肆屠杀库尔德人的消息已零星传到科莱梅村民耳朵里，但他们并不太在意，因为之前他们已无数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却都安然无事，不幸的是，这一次“狼来了”的故事竟然成真了。
随着两伊战争接近尾声，萨达姆开始腾出手来收拾令其头疼不已的库尔德人，他密令其堂兄阿里·哈桑·阿尔·马吉德(Ali Hassan al－Majid，外号“化学阿里”)策划了旨在将伊拉克库尔德人完全清除的“安法尔”行动计划。在进攻前，伊拉克军队会首先出动战机进行轰炸并投掷化学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后，伊拉克陆军则进入库尔德村庄，将幸存的库尔德人全部赶到伊拉克西南部的集中营。1988年8月底，“安法尔”行动蔓延到科莱梅村，照例先到的是空袭的伊拉克军机，眼看形势与以往大不相同，8月25日至26日，科莱梅村民决定向土耳其逃命，但为时已晚，他们还没跑出村庄，就被伊拉克军队的直升机和大炮逼回村子，等待宰割。
当伊拉克士兵进入村子后，科莱梅村民立刻举手示意投降。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未像往常一样遭到伊拉克士兵的毒打，而是被分为三波——成年男子、妇女和老人。随后，一名伊拉克中尉命令将成年男子排队前往山的另一边，其他人则在原地等候发落。似乎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库尔德妇女们大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小孩的哭啼此起彼伏，伊拉克士兵努力使村民们安静下来，并解释他们只是想向这些被带走的居民进行问话。其中一名士兵甚至不解地问道：“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要伤害你们?”最终，33名库尔德成年男子被带到山的另一边，押送过程中，有人预感到什么，企图进行反抗，但最终被伊拉克士兵近乎真诚的安慰所平息，其中一名参与押解的伊拉克军官还掏出烟分给村民。抵达目的地后，负责押送的军官掏出步话机与总部取得联系，请求指示，此时33名男子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就在这名军官放下步话机后，他命令士兵对33名库尔德人进行扫射。在伊拉克士兵的AK－47步枪扫射下，大部分人当场死亡，另有一部分人受伤。在扫射完毕后，伊拉克士兵又对尚未在挣扎中的库尔德人进行补枪，确定所有人均被打死后，这队伊拉克士兵甚至没想到对尸体进行掩埋就返回科莱梅村。
尽管如此，在此次屠杀中，仍有6人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34岁的阿巴(Aba)在扫射过程中被子弹打中腿部，他装死并在草丛中躺了近24小时，被赶来的其他村民救起，但自此成了瘸子。而法克希尔则更为幸运，在伊拉克士兵扫射之前，由于自己长得比较年轻，一名伊拉克军人将他从这33人中带出来并送回小孩妇女一组。随后，法克希尔与其他人一起被押送到集中营。在抵达萨拉米亚集中营后，当地的伊拉克军官发现法克希尔虽然看起来年轻，但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日期是1973年(已经15岁)，吃惊地问道：“为什么你还活着?”并命令士兵将他带走。此时，一名老人大声呼喊：“不要带走这个孩子，萨达姆并没有要你一定置他于死地。”这名军官开始犹豫了，老人继续说道：“你放了他，萨达姆看不见，看在真主的份上，行行好吧!”于是，这名军官放过法克希尔，但恶狠狠地说：“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我可以放过你一次，但没有下一次。”
科莱梅村民虽然没有看到他们的男人被枪决，但山那边的枪声还是让他们明白了。他们迅速开始骚动，但在伊拉克士兵的威胁下不得不安静下来，并被迫跟随这些士兵开始迁徙。最终，他们与数千名其他村子的人被送进萨拉米亚集中营，这些库尔德人不仅没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连续好多天没有一点饮用水。后来，他们又被押解到杜胡克集中营，在那里他们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每天的食物也仅是几片面包。由于条件极其恶劣，许多怀孕的妇女流产，另有很多小孩死亡。一名怀孕的妇女曾向伊拉克士兵请求带其去看医生，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库尔德人来这里就是等死的”。不久后，又有一批库尔德人被伊拉克当局的卡车运走，并再也没有出现。 战争中的伊朗国家政经形势
同伊拉克相比，德黑兰将战争看作巩固革命政权、排除异己、推进“伊斯兰革命输出”理论的机会，当时伊朗国内有句响亮的口号，即“胜利前必须先进行革命”。正是在这种观点支配下，整个战争期间，德黑兰内部充满空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81年在讨论要不要跨过苏桑吉尔德沼泽，进入伊拉克本土时，以当时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为代表的世俗势力就与毛拉们产生激烈争吵，前者认为毛拉希望通过战争彻底控制整个国家的权力，继续作战只能对提高伊朗宗教神职集团的威望有帮助，而对伊朗国家利益没有太大帮助，而宗教势力则坚持“宁可被伊拉克击败，也不能让巴尼萨德尔成为伊朗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在之前的防御作战阶段，巴尼萨德尔依靠正规军职业军官的帮助，使伊朗在伊拉克突袭前面迅速站稳脚跟，同时也赢得国内民众的爱戴。与之类似的还有伊朗在战争期间惯用的“人海战术”，出于扩充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考虑，德黑兰的毛拉们总是习惯于在重大会战中让无论作战经验还是军事素质都比不上正规军的革命卫队充当主力，而这种偏见支配下的作战理论必然只能是不计成本的“人海战术”，用霍梅尼的话说：“胜利的取得不是靠长剑，而只能靠鲜血……”事实上，伊拉克的入侵确实激起伊朗民众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得伊朗军队的精神意志要远远高于对手。特别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其勇于献身、不畏生死的战斗精神是伊拉克军队不能比拟的(至少在1982年之前是这样)。这也是虽然伊朗军队装备补给困难，军事素质低下，但能迅速将伊拉克人赶出国土，并取得一个个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界普遍认为战争期间的伊朗民族凝聚力非常强，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德黑兰也经常被国内反对势力所困扰。库尔德人自1979年初就开始一系列反政府的分离运动，而左翼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则差点将伊朗拖入内战的漩涡，他们在1981年暗杀了1200多名伊朗宗教及政府领导人，作为报复，德黑兰处决了5000名MEK分子。1982年，随着伊朗攻入伊拉克受阻，MEK的反政府行动愈演愈烈，汽车炸弹成为德黑兰街头常见的场景。直到1985年，经过惨烈的激战、大规模清剿及威逼利诱后，德黑兰才最终将MEK的威胁基本消除。
除了上述有组织的反抗外，随着战事日渐胶着，伊朗国内的厌战情绪也在蔓延，这直接表现为1984年以后志愿参军的伊朗人越来越少。1987年萨达姆开始使用导弹攻击伊朗平民聚集区而德黑兰手足无措后，这种厌战情绪进一步提升。为弥补因厌战而导致的兵员缩水，德黑兰只能不断通过宗教宣传来尽可能地增强民众的信心与荣誉感。1987年，霍梅尼公开表示，伊朗年轻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加入“巴斯基”民兵，而这是对伊斯兰革命的最大支持，超过任何工作以及学习，父母无权阻拦或干涉。除此之外，任何为战争进行义务加班的工人，或者捐钱支援战争的平民，其名字都会出现在报纸上获得表彰。而对于那些不愿为战争付出金钱或劳动力的人，德黑兰同样会想尽办法逼迫他们就范，1985年，为弥补兵员不足，德黑兰开始将大量政府公务人员送上战场。1986年4月，德黑兰又制定一个将200万平民进行武装动员的计划，用伊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集中国家所有资源打赢这场战争”。
与人力一样，经济实力也是战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两伊战争演变为持久的消耗战，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德黑兰除了依靠其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能力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条件。但与伊拉克在战前积累了足够雄厚的经济储备并能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不同，几近孤军作战的伊朗早在1979年战争爆发前的经济状况就出现大幅度衰退，而这种衰退随着战争的爆发更加雪上加霜。1979年，伊朗的外汇储备还有146亿美元，到1981年底，这一数据已锐减至10亿美元。为克服经济困难，德黑兰能做的只有尽可能提高石油产量。1981年，伊朗石油收入为120亿美元，1982年和1983升为190亿美元，但伊朗经济的这一短暂复苏很快随着伊拉克发动的“袭船战”而戛然而止，到1984、1985两年，伊朗的石油收入再次跌至120亿美元，1986年更是只有66亿美元。到1987年，几乎一半的伊朗人处于失业状态。而为了弥补因收入锐减导致的粮食进口短缺，德黑兰发动一场被称为“大重建”的大生产运动，动员包括民兵在内的所有伊朗民众节衣缩食，主动加班进行工农业生产，尽可能将对农副产品的进口压缩至最低限度。为刺激生产效率，德黑兰还有限度地允许部分国家企业进行自由贸易的尝试。
代价高昂而又徒劳的尝试
毫无疑问，两伊战争必将作为一场经典战争而载入史册，但这不是因为这场战争在战术让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作为一次代价高昂而又徒劳的尝试而成为反面典型。这场战争最令人感到讽刺的一个方面是伊拉克对战争的误判，原本一场有限冲突却被演变成为自二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耗时最长、最为血腥的持久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伊拉克没能在其外交目标和战争实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于伊拉克发动两伊战争的动机，一个最普遍的理解是萨达姆私欲膨胀，希望通过击溃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夺取伊朗部分领土(阿拉伯河和胡齐斯坦地区)从而攫取波斯湾主导权，但他的野心远远超出伊拉克军事实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换一句话说就是，伊拉克犯了一种典型的自不量力错误。而对于伊拉克战争动机的另一种解释则完全相反：萨达姆没有过高估计自身的军事实力，最初也曾努力将战争控制在小范围的武装冲突范畴，但这也给了伊朗重整旗鼓的机会，当伊朗军队再次羽翼丰满之时，战争规模的大小已不是伊拉克所能控制的了，因此伊拉克的错误不是因为自身军事实力不够，而是制定的战争目标过于保守。这两种理解都有站得住脚的论据，但不管怎么说，萨达姆并未达到其最初的战略目的。很显然，一个国家必须要在其外交目标和国家实力之间找到一个最大程度的平衡，必须首先在保证自身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寻求一定的政治成果而不是通过一场赌博似的小规模战争妄图实现不可能达到的政治目标。萨达姆当初发动战争，无非是德黑兰已经威胁到其自身统治地位，但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转移伊朗方面的压力，而不一定非要诉诸武力。 总的来讲，两伊战争证明即使是非常规战争，也会通过常规手段来终结。伊朗在1981～1982年的胜利不是靠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勇于献身，而是通过拨乱反正后建立起统一有序的军事指挥体制，这在之后的战争中再次得到验证：当伊朗军队因为内部权力争夺重新陷入混乱后，虽然仍然采用“人海战术”，伊朗士兵也仍旧不畏生死，但却屡屡被伊拉克击败。两伊战争也再度证明了制空权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制空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仅有制空权而没有足够的陆上力量配合，并不能完全赢得战争。两伊战争初期和中期，可以看到无数次伊朗空军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优势空袭伊拉克军队甚至伊拉克纵深国土，但这也只是给稳固的伊拉克陆上防线带来一些困扰，并没有为伊朗人打破进攻的僵局。还要指出的是，两伊战争数次越过战争“红线”，是二战后首次出现袭击商船的战争，也是二战后首次公开将居民区和重要经济目标作为导弹袭击对象的战争。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未来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很难保证未来的交战国不会再次打破战争的“道德红线”。此外，两伊战争还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各国都开始再次扩充军备，叙利亚、利比亚(更不用说伊朗)都开始研究化学武器，四处购买地对地导弹，甚至连沙特阿拉伯也向外寻求购买远程弹道导弹。
战争尾声
两伊战争没有胜者，伊朗虽然一度在军事上占据上风，但德黑兰始终没能推翻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伊朗推动的“革命输出”一度在中东令阿拉伯各国闻之色变，但也仅仅在黎巴嫩产生了一些现实影响，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也仅仅获得黎南部穷乡僻壤的控制权。伊朗的做法使其在中东陷入孤立，随着两伊战争接近尾声，其自身安全已经成为德黑兰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对德黑兰政权来说，战争是其凝聚国内民心，转移民众注意力的绝佳武器，这就好比当年法国大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初期一样，如果伊拉克在1988年之后继续向伊朗进犯，其实反而会激起伊朗民众的同仇敌忾，战争结果难以预料。但历史是没有假设的，1988年，德黑兰接受了联合国598号决议，在决定接受和平的同时，事实上也在调整其国际战略：保住革命政权，将称雄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目标降为维护1979年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国土完整，将“对外输出革命”降为“伊斯兰就是一个国家”。的确，霍梅尼理想中的伊斯兰世界并未完全在伊朗神职集团脑海中彻底消失，但也只能埋在心底，因为战争使他们明白，这一目标是伊朗国力远远不能达到的。
回到现实中的德黑兰政权，不得不面对两伊战争留下的烂摊子。战争使伊朗损失了200多万人口，还有相同数量的人沦为难民，大批社会基础设施被毁，大量劳动力从武装部队回到社会后却没有相应的工作岗位，伊朗还丧失了65％的石油产能，以至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对燃油进行配给，这场灾难性的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全部损失达1万亿美元，伊朗经济水平倒退了20年之久!除了艰难的国家重建外，德黑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课题——如何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为此，伊朗开始重新检讨过去因镇压受苏联支持的伊朗人民党(Tudeh)而闹僵的伊苏关系。1986年，伊朗开始恢复与苏联的双边贸易永久互惠谈判，随后双边关系开始逐渐升温，德黑兰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借助苏联对抗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除了苏联，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但这一势头到1989年2月即戛然而止，随着霍梅尼命令穆斯林追杀被认为亵渎《古兰经》的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后，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印象再次跌入深谷。直到今天，坚持独特国际观的伊朗依然遭到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的孤立，美国甚至将其列为“邪恶轴心国家”。
反观整个中东政治格局，两伊战争的影响并未随着停火而消失，虽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向在国内以战争胜利者自居，但事实上他面临的国内局势要比伊朗还糟糕。在8年的战争中，至少20万伊拉克人阵亡，40万人受伤，另有7万被俘。1980年，伊拉克还拥有3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1988年就已经成为负债800亿美元——近乎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面临破产，很多外国公司以及政府已不愿继续向巴格达提供贷款，这意味着战后重建困难重重。举个例子，据最乐观地推算，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至少需要2300亿美元，假设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全部用来投入重建，也至少需要20年。实际上，1988年以后，伊拉克每年石油收入130亿美元已经入不敷出——120亿美元用于国民所需物资的进口(其中30亿美元用于粮食进口)，武器进口额为50亿美元，偿还债务还需要50亿美元，这意味着巴格达每年仅需维持的预算支出要比收入高出1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重建无疑更是遥不可及。于是，崇拜武力的萨达姆选择了去抢夺昔日的盟友——科威特，进而引发了1991年海湾战争，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正如托尔斯泰说过的：“历史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看清楚。”两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战士们的尸骸已化作一抔黄土，但这片土地上的征伐与恶斗没有丝毫消退，也许历史应该告诉我们一个客观而真实的注解。
背景材料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
近年来，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每每向国际社会披露有关伊朗在扎格罗斯山区兴建秘密铀浓缩设施的照片时，总会附带提到这批照片提供者——以推翻伊朗政府为主要目标的神秘组织“人民圣战者”(MEK)。虽然伊朗敦促国际社会将MEK列入“恐怖组织”，但由于MEK在刺探伊朗核计划方面的独特作用，西方国家一直对其袒护有加。
MEK成立于1 965年，成员是德黑兰大学在校生，骨干是穆罕默德·哈尼菲尼吉德(Mohammad Hanifnejad)，赛义德·穆赫辛(Saied Mohsen)和阿里·阿斯加·巴迪扎德干(Ali－Asghar Badizadegan)。他们强烈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因为王室的腐败和暴虐令年轻人彻底失望。在最初几年里，这个小团体忙于理论创新，将什叶派宗教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到一起。 为抗议巴列维操办铺张的波斯建国2500年庆典，1971年8月，MEK展开一系列破坏行动，包括袭击德黑兰电气设施和劫机，结果多名MEK成员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有人说出秘密名单，导致另外66人也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伊朗秘密簧察组织“萨瓦克”采取就地处决和街头暗杀的方式，打死大部分MEK领导人，而该党的总书记马苏德·拉贾维(Massoud Rajavi)也被关进监狱。虽然遭到巴列维政府严厉镇压，但MEK的势力仍在壮大。1971年11月30日，他们绑架美国驻伊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Ⅱ)未遂。1972年5月，MEK打伤美国空军准将哈罗德·普赖斯(Harold prica)。1973年6月2日。MEK成员骑着摩托车。在德黑兰闹市区枪杀美国陆军中校路易斯·李·霍金斯(Louis LeeHawkins)。1976年5月，一辆载有美国罗克维尔公司雇员的汽车遭到MEK攻击，3名美国人遇难，袭击者设法逃到苏联。
在反抗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MEK与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宗教组织一度结成联盟。可是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掌握政权，却以“不信教”为由清洗MEK，数百名MEK成员在1979～1981年被杀，3000多人被捕。不得已，MEK于1981年6月20日举着伊朗新国旗举行示威，结果遭到革命卫队严厉镇压，大批人员伤亡，BBC记者巴吉尔·莫恩(Baqer Main)称MEK“已重新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1981年6月28日，一颗定时炸弹在伊斯兰共和党总部门口引爆，包括首席法官穆罕默德·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在内的70名高级官员，内阁部长和议员遇难，MEK在声明中称“对于这个政权的残暴行径，这是自然和必要的反应”。8月30日，深受民众爱戴的伊朗新当选总统穆罕默德一阿里·拉贾伊(Mohammad-Ali Rajai)和总理穆罕默德一贾瓦德-巴霍纳尔(Mohammad－Javad Bahonar)在又一起爆炸事件中遇难。MEK成员马苏德·克什米里(Massoud Kashmiri)被证实是爆炸案主犯。霍梅尼对此反应强烈。许多MEK成员被逮捕，随后不经审讯予以枪决。不仅如此，伊朗其他左翼组织也受到牵连，一时间伊朗国内弥漫着“血腥气氛”。
随着两伊战争的爆发，霍梅尼把注意力都转到同萨达姆作战，MEK开始绝路逢生。由于伊朗政府放松边界管制，MEK骨干成员纷纷流亡法国，这使得伊朗和法国关系恶化。198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同伊朗做了一笔交易，德黑兰帮助被黎巴嫩真主党扣押的法国人质获释，希拉克则迫使MEK总部迁出法国。法国记者多米尼克·洛伦兹(Dominique Lorentz)披露说，德黑兰还以此为威胁，要求希拉克支持伊朗的核计划。
万般无奈之下，1986年，MEK将总部迁往伊拉克，得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庇护。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显示，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前，MEK一直都接受伊拉克政府的财政和军事援助。MEK还有一个特殊机构，专门从海外伊朗侨民中募款。然而，MEK与萨达姆合流。却使其丧失国内大批支持者，因为伊朗社会认为MEK的行为无异于叛国。到1988年两伊战争即将结束之际，MEK已拥有7000名武装人员，武器均由伊拉克军队提供，他们称自己是“伊朗民族解放军”(NLA)。1988年7月26日，就在霍梅尼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6天后，NLA在伊拉克空军掩护下，占领伊朗边境小镇伊斯兰巴德·阿尔·阿尔卜(lslamabad－e Gharb)。但就在NLA向伊朗纵深推进时，伊拉克空军遭伊朗空军重创，无法继续提供掩护，伊朗革命卫队趁机反攻，NLA的供应线被切断。7月29日，NLA好不容易逃回伊拉克境内。MEK的战报显示，NLA伤亡约1400X，却使伊朗付出5.5万人的伤亡。与此相对的是。伊朗政府宣布在战斗中击毙4500名NLA成员和伊拉克士兵。此战震惊了德黑兰，伊朗政府立即对国内关押的MEK政治犯和左翼活动家进行清洗，约3万人被处死。前革命卫队指挥官哈辛一阿里·蒙塔泽里(Hosein-Ali Montazeri)回忆说，处决令来自霍梅尼，而具体执行者则是伊朗高级官员。
两伊战争结束后，MEK继续与萨达姆合作。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趁机起事，MEK为了报恩，全力协助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进行镇压。MEK领导人马苏德·拉贾维的妻子马里亚姆·拉贾维(Maryam Rajavi)说：“我们用共和国卫队提供的坦克碾压库尔德人。以便把子弹节省下来，用于对付伊朗革命卫队。”20世纪90年代。MEK成员多次渗透到伊朗境内实施暗杀，许多伊朗官员被害，其中包括埃文监狱典狱长阿沙多赫·拉贾维迪(Asadollah Lajeva rdi)和伊朗陆军准将阿里·萨亚德-希拉兹(Ali SayadShirazi)。
2003年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后，MEK在伊拉克境内的阿什拉夫营地也遭到轰炸，华盛顿认为该组织是萨达姆政权的重要支柱。4月1 5日，美国特种部队同MEK达成停火协定。MEK成员放下武器，美军承诺不会将他们遣返回伊朗，允许他们自主管理营地，并为其提供后勤支援。随后，6000名MEK战斗人员向美军投降，美军还缴获了2000余件各式武器，其中有19辆英国造“酋长”坦克。这件事引起美国舆论哗然，因为MEK早就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恐怖组织”，而美军同“恐怖组织”握手言欢更让人不齿。
其实美军收留MEK是有企图的，MEK将伊朗核计划细节透露给美国人，并警告说伊朗正加快其核武器研制步伐。鉴于MEK的威胁，伊朗曾想同美国达成暂时的妥协，即伊朗政府撤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并为西方国家开放核设施，以换取美军取缔MEK。但这一谈判最终被美国副总统切尼喊停。
平心而论，2003年联军入侵伊拉克后，MEK组织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2003年7月，在反恐专家让·路易斯·布吕吉埃(Jean－Louis Bruguiere)的指挥下，法国警方突袭了位于巴黎瓦兹河畔的MEK机关大楼，160名被怀疑是MEK成员的人遭逮捕。紧接着，欧洲各国也陆续展开行动，抓获10名MEK代理人。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声称：“MEK在伊拉克的基地被美军摧毁后，近来试图在法国重建大本营，所以我们必须先发制人。”但美国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认为法国此举是想取悦伊朗，“法国人为了石油，甘愿充当德黑兰的打手”。布朗巴克还向法国总统希拉克递交抗议信，要求法国立即释放被捕的MEK成员，但法国没做任何回应。 随着伊拉克政权逐渐被亲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控制，MEK在伊拉克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2009年元旦，美军将阿什拉夫营地管理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就在同一天，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宣布不允许MEK利用伊拉克土地从事反伊朗活动。1月23日，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穆瓦法·阿尔·鲁巴伊(Mowaffak aI－Rubaie)访问德黑兰，重申了马利基总理的态度。7月29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向迪亚拉省的MEK成员开火，8名MEK成员被打死，幸亏美军出面干预。才使MEK武装免于被围歼。
事实上，美国一心想袒护MEK，在美国国务院的斡旋下，欧盟已将MEK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去掉，使其获得正常的政治地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清楚，MEK的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主导着一个伊朗全国抵抗组织委员会(NcRl)，美国需要这样的同盟者。
伊朗的娃娃兵
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除了革命卫队的自杀式攻击外，最令外界感到不可理喻的就是伊朗国内的“巴斯基”娃娃兵了，他们大多来自什叶派家庭。入伍后装备低劣，几乎未接受完整训练就送上战场，他们最小的甚至只有12岁，多数人还没有加农炮架那么高，他们连钢盔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毛拉们授予的头带，每一名娃娃兵胸前都挂着塑料制成的钥匙，这种由霍梅尼亲自设计的塑料钥匙据说能保证孩子们在牺牲后升入天堂。这些娃娃兵在战争中极其勇敢，对死亡熟视无睹，给对手伊拉克人带来近乎绝望的恐惧。一名伊拉克军官回忆说：“他们往往成百上千，一看就毫无作战经验，但他们冲锋起来非常勇猛，甚至雷场也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我们的士兵大都18岁或19岁。我曾数次听到他们对于战争的抱怨，很多伊拉克年轻士兵甚至被战场残酷的场面吓哭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军官的皮鞭下战斗的……但看到这些比他们还小的伊朗士兵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伊朗人真的后继无人了，但当我们看到这些伊朗娃娃兵坚毅的表情，看到他们前仆后继的冲锋，看到他们手中拿着的手雷时，我们不得不停止嘲笑，开始射击，疯狂射击!”
那么是什么让尚未成年的伊朗孩子们甘愿自我牺牲呢?他们是不是被伊朗当局洗脑了?他们真的是自愿吗?对于这些疑问，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娃娃兵的回答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答案。1988年，只有14岁的艾哈迈德在法奥战役中被炮弹震晕，被伊拉克人俘虏，在面对西方“人权观察员”的提问时这样回答：“1982年，我们重新夺回了霍拉姆沙赫尔，当时我就决定要上战场，冲到战斗的第一线去!因为我要保卫我的祖国。就是这样!”当“人权观察员”刻意把他的思路往“殉教”方面引诱时，小艾哈迈德的回答是：“我其实不是纯正的宗教信徒，所以对殉教我没有太多想法。是的，对于很多什叶派教徒来说，殉教是一种光荣。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伊玛目的故事，但我上战场不是为了宗教，是为了保卫伊朗!我想。我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出于这一原因才敢于与伊拉克人开战的。”心有不甘的西方代表又用挑逗性的语言。试图让小艾哈迈德说出是有人胁迫自己上战场的，但小艾哈迈德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就我来说，我的父母当然不希望我上前线。事实上，我的老师也不愿意我这样做。但我心意已决，对许多父母来说，没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参战。有一次在电视上，我还看到其中一位朋友的母亲诉说她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孩子，并祈祷他能平安归来。对于这些，我们不是没有一点感动。但我们已决定为了保卫伊朗而不惜献出生命。当我第一次离家前往附近一个民兵招募站应征时，一位军官认为我太小拒绝了，当时我只有12岁。第二年，我再次前往要求参军，还是那名军官告诉我伊朗政府有规定，参加民兵组织必须年满15岁，我对他撒了谎，说我已经15岁了。但他不相信。要看我的身份证……后来他再次开始赶我走，但我恳求他让我参军。这个时候，还有很多跟我情况类似的孩子也一起向他哀求，大概有100多人，他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当我们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时，不管是谁，保卫国家的冲动永远是高涨的。所以不用毛拉们来学校做宣讲，也不需要看电视里的征兵广告，我们自愿上战场。我已经14岁了，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了，所以我决定参军，就这么简单。”
当然，不是所有的伊朗娃娃兵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奔赴前线的。在小艾哈迈德被关押的监狱里，另一名伊朗娃娃兵赛米尔(samir)对战争的概念则完全相反。“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游戏。”他对伊拉克审讯军官说：“在电视上。我看到跟我一样大的少年穿着军装，手里端着枪。头上系着‘巴斯基’民兵特有的头带，第一感觉很酷!这个少年不断地说参加‘巴斯基’，为霍梅尼、为自由而战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他还说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不是真正的宗教信徒，接下来，他邀请我们参加‘巴斯基’与其并肩战斗。说实话，对于殉教，我们的理解很模糊，是的，至少我是这样的。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可以向你的朋友证明你已经长大了!但事实上，我们真的还只是个孩子。”
“在学校里，经常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毛拉不期而至，对于他们，老师其实也很不满，但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也不想为此失去工作。这些毛拉告诉我们，伊斯兰革命是如何光荣，告诉我们霍梅尼是如何把我们从美国人手里解救了出来。随后，他还会高呼口号，什么打倒美国人、打倒以色列，打倒萨达姆等等。这些毛拉还会告诉我们，殉教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我不想为了任何人牺牲自己，我只想呆在学校。我的父母也希望我呆在学校，不想让我参加战争。我记得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哭。父亲虽然什么也没说，但看得出来非常难过。我母亲央求我不要去参军，不停地亲吻我的额头。我父亲不得不将她拉走并让我离开家。我本打算留下的，但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这刺激了我。在训练营里，我很快学会了怎样用枪，怎样投掷手雷，但也仅是如此我们就被送上了战场。”
那么，小赛米尔是如何看待伊朗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呢?虽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赛米尔本身的经历告诉世人，国家宣传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出征前，我们都会被授予一个红色的头带并在德黑兰列队接受检阅，我记得我两次登上电视镜头……站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毛拉，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不断呼喊口号反对美国，反对以色列，反对法国，当然还有我们主要的敌人一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喊完口号后，毛拉会继续对我们说为宗教献身是何等光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跟着他们一起喊口号。说实话，对于美国人，我真没觉得有多么令我憎恨不已。何况，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伊朗人住在美国，住在欧洲。”
回顾自己的经历，赛米尔觉得一切都值得吗，在他看来，年轻人上战场是否是保卫祖国的唯一途径呢?“我不敢肯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娃娃兵是伊朗军队一个重要的武器，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害怕。我们这些娃娃兵从伊拉克手里夺取了很多军事要地。事实上，最初时伊拉克人对我们一定是感到很恐惧的。你可以试想—下，面对一群不大的孩子，咬牙切齿的向你发起冲锋，你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中很多人都死于伊拉克人的机枪下或者地雷，但没有人会因此停止冲锋的脚步，所有人都杀红了眼，所有人都明白，终点只有两个，一个是生命的尽头，一个是对方的阵地。……对于被俘，我是很高兴的。尽管战俘营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总比死亡要强。如果我有孩子。我绝不会让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上战场。我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对武器充满新奇和热爱的孩子，如果你给我一把真枪，我一定会很高兴，但是如果你要我拿着这把武器去战斗去杀人，我真的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