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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忆一下生命最初读到的书是什么样子：不远处的峰峦在天幕下坐成一个“山”字，南行的候鸟在天空中排成硕大的“人”字，昂首的大公鸡在水泥地里踏出纷乱的“个”字，搬出凉席躺在树荫下乘凉的堂姐伸展手脚摆出一个“大”字……
我读的，是自然之书。而且，是被群山包裹的、与外面的世界隔着屏障的自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麦菜岭，没有人相信一个孩子是需要童书的。甚至以麦菜岭为轴心画一个圈，把方圆三里地的老人、小孩、青壮年都圈进来，也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孩子嘛，见着风就长，沾着泥巴就皮实了。至于读书，送到村小去，那个一边种田一边上课的民办老师自然会教的。就连村小，也难保每个小孩都有机会，都能读完。如果挨家挨户去翻箱倒柜，别说书，连纸片儿也难寻一张。肉都吃不起，干活尚且没工夫，谁还有那闲钱闲时买闲书？
读课本之外的书，是闲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奉行着这条铁律。
是的，即使在好些年以后，人们依然没有改变看法。在一个大雨即将来临的午后，人们都疯狂地往晒谷场奔跑，而我的大堂哥却一手捧着武侠小说，一手提着个箩筐低头慢悠悠地走，快撞上人了都不晓得避。我的大伯母气得呼天抢地，村民们看着我大堂哥那副不争气的样子，无不一脸鄙夷：“瞧瞧，学又没考到，还把人读傻了。”
我的父母最擅长在饭桌上行训育之职，万一我哪天考试不如意，他们一定会打开机关枪，轮番对我进行劈头盖脸的扫射：“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把学校发的書读好读实在？非要读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供你读书，指望你发发狠，你都读进牛屁眼去了。”他们是越说越气，越气越说，直到把我仅有的十余年人生犯下的所有罪过一一数落完，似乎还不能解气。我的头越伏越低。我半句不敢驳斥，也没有能力驳斥。唉，要是换了今天，我可要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才好。
可以想见，指望父母给我买课外书，那是天方夜谭。
六岁，我坐进了安在老祠堂中的村小，那里光线总是阴暗，一口天井吝啬地漏下一方日色。老师要去犁地的时候，就吩咐我们自习。我们咿咿呀呀读书的时候，住在祠堂里的鸡呀鸭呀鹅呀也“咯咯嘎嘎”地叫。狗也不甘寂寞，钻进钻出，时而抬头盯视着我们张开的缺了乳牙的嘴，仿佛想接住点什么好吃的。有多少人把读书当了一回事呢？那无非是把孩子熬大，熬一点儿算数认字的本领罢了。反正我们村子里多少代没出过一个秀才，没什么好盼望的。
期末考试的时候，下段村小的民办老师来监考，一点也不严肃，成天瞎编些顺口溜逗我们笑。他还用顺口溜取笑我掉乳牙后因缺钙而长期留下的那几块空地，取笑我因圆珠笔断水千方百计修理时沾的一手污迹。后来我才明白，那完全是我的试卷完成得太超乎他预料的缘故。
我跟着民办老师和小伙伴们，用一种唱歌的调式把课文诵念出来：“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桃花开了，梨花开了，苹果花也开了。”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知道得那么少。苹果花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能坐到月亮上去？还有大海，我单知道它是蓝蓝的，无边无际的。真实的大海有多大，比我们的村庄，比我们村庄周围密密丛丛的群山还要大吗？
在麦菜岭，我一定是个异数。那也许是一种自我觉醒或者命定的本能。当同龄的孩子还在馋嘴贪吃、偷奸耍滑混日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探索未知世界需要依靠书本和文字。
在课本之外，我挖空了心思去发掘任何有字的东西。我死皮赖脸从大一些的孩子手中借来脏兮兮的小人书，读到武则天在寒冬腊月醉令百花齐放，读到李逵背母进山愤杀四虎，读到托塔李天王之妻怀胎三年诞下哪吒……那时我刚刚识字不久，靠着连环画连猜带悟读懂他们的故事。如今想来，那些书籍真是贫瘠得可怜，而我却感觉开启了一个庞大的空间。
我就像一个撑着独木舟的人，明明势孤力薄，偏生就一副泛舟大海的野心。我不知道自己能划多远，能看见一个多么宽阔的未来，只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推着我不停地往前划。那时候，父亲一边种地，一边在电影院挣一份低到不能再低的工资，母亲则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经营农田、豢养家禽家畜，他们为我规划的未来，就是考出去，做一个吃商品粮的人。他们希望我完全遵循课本和老师画定的轨迹，以考试为最高目标。从我们的村庄去往山外，要翻过一座蜿蜒陡峻的石罗岭，我一边默默地念书，一边幻想着有一天站到峰顶去。
离开村小到中心小学时，一个名叫彩英的腼腆女孩成为我的同桌。她的父亲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办公室里零零星星地散放着《故事会》或《作文》杂志。彩英不是很喜欢看，却不声不响地实现着我的愿望，一本接一本地递到我手中。就像蒙台居说的那样：“再没有比读书更廉价的娱乐，更持久的满足了。”
彼时的语文老师，在教习作文时完全奉行天意，从不指明方向，也不管我们写了几行，写的什么。我开始了最初的模仿之旅，在《作文》杂志上学到的那些句子、段落，慢慢发芽、分杈，长出了我自己的作文样式。老师喜欢将它们当作范文来读，而我，除了迎接一些羡慕的目光，还需要面对一些坏孩子的嘘声。
我进入初中的那年秋天，王群以一个横空出世的青春期女生形象，出赣州城入山区，坐进了我们的课堂。在一群干瘦的乡村孩子中间，她显得鹤立鸡群，身材高大丰满，穿着时尚大方，散发一种令人自惭形秽的气息。她还擅长交际，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老师同学可以迅速打得火热。我从不以为她会把我这样穿着寒酸的丑小鸭放在眼里，然而在放学的路上，她却招手喊住了我：“到我家来玩吧，有很多好看的书。”我被俘虏了，乖乖地随她走进她寄住的亲戚家，《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天哪，我梦想中的挨挨挤挤花花绿绿的书，却属于一个并不怎么用功学习的人。王群慷慨地抽出两本塞进我的书包说：“看完再来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会对我这样好，而在往后的日子里，她换取的无非是新环境下的一份友谊或者作业上的帮助。
那段时间，我从王群的家里得到的精神上的饱足，远超此前的十余年。那些书籍，为少年的我和未来必将通往的路径，冥冥中建立了一种连接。并且，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原来，它并不完全来自家境、长相和物质的丰富。
我还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我听班主任骄傲地介绍过她，这是全校分配到的唯一的本科毕业生。她引领着我读西方的书籍，写日记，甚至写诗歌。她将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班级的黑板报上，还放任我每次写作文都信马由缰。从幼稚少年走向懵懂青春的三年时光，我仿佛驾着小舟驶入了更远的前方，那是我寻觅的大海吗？似乎水汽氤氲，目光仍旧有一些模糊，但分明能看到一束光，从海的上空向我投射过来。大约，就是在那时候，我隐约望见了出路。许多年以后，我在编一本叫作《瑞金文学》的当地民刊，向当年的语文老师约稿。她的文字敏感而清丽，比许多自诩已经在文学圈混得不错的人都要干净、深刻，我读着，忽然想哭。
我知道，能够为你的生命种下丰沛灵魂或将大海的宽广指给你看的，除了书籍，还有前行路途中遇见的某些重要的人。这一生，她都是一个尽职的语文老师，从青年走到中年，还将走到老年。她有当作家的潜质和能力，而最后是我——她的学生成了一个作家。
再后来，我以一名作家的身份，被邀请到一所颇大的学校给家长们做讲座，谈带领孩子阅读的重要性。许多年轻的妈妈举起手来，迫切地想要一份秘笈。我忽然想起儿时凭直觉接收并领悟到的自然之书，时间以充满魔性的笔尖写下了故事的预言和接续。
我无法将整个海洋向人们搬出来，世界之深邃和宽阔，唯有读书，才能填充它。
编辑/胡雅琳
朝颜，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散文》《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获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作品入选《21世纪年度散文选》《中国随笔精选》等选本。
我读的，是自然之书。而且，是被群山包裹的、与外面的世界隔着屏障的自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麦菜岭，没有人相信一个孩子是需要童书的。甚至以麦菜岭为轴心画一个圈，把方圆三里地的老人、小孩、青壮年都圈进来，也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孩子嘛，见着风就长，沾着泥巴就皮实了。至于读书，送到村小去，那个一边种田一边上课的民办老师自然会教的。就连村小，也难保每个小孩都有机会，都能读完。如果挨家挨户去翻箱倒柜，别说书，连纸片儿也难寻一张。肉都吃不起，干活尚且没工夫，谁还有那闲钱闲时买闲书？
读课本之外的书，是闲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奉行着这条铁律。
是的，即使在好些年以后，人们依然没有改变看法。在一个大雨即将来临的午后，人们都疯狂地往晒谷场奔跑，而我的大堂哥却一手捧着武侠小说，一手提着个箩筐低头慢悠悠地走，快撞上人了都不晓得避。我的大伯母气得呼天抢地，村民们看着我大堂哥那副不争气的样子，无不一脸鄙夷：“瞧瞧，学又没考到，还把人读傻了。”
我的父母最擅长在饭桌上行训育之职，万一我哪天考试不如意，他们一定会打开机关枪，轮番对我进行劈头盖脸的扫射：“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把学校发的書读好读实在？非要读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书？”“供你读书，指望你发发狠，你都读进牛屁眼去了。”他们是越说越气，越气越说，直到把我仅有的十余年人生犯下的所有罪过一一数落完，似乎还不能解气。我的头越伏越低。我半句不敢驳斥，也没有能力驳斥。唉，要是换了今天，我可要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才好。
可以想见，指望父母给我买课外书，那是天方夜谭。
六岁，我坐进了安在老祠堂中的村小，那里光线总是阴暗，一口天井吝啬地漏下一方日色。老师要去犁地的时候，就吩咐我们自习。我们咿咿呀呀读书的时候，住在祠堂里的鸡呀鸭呀鹅呀也“咯咯嘎嘎”地叫。狗也不甘寂寞，钻进钻出，时而抬头盯视着我们张开的缺了乳牙的嘴，仿佛想接住点什么好吃的。有多少人把读书当了一回事呢？那无非是把孩子熬大，熬一点儿算数认字的本领罢了。反正我们村子里多少代没出过一个秀才，没什么好盼望的。
期末考试的时候，下段村小的民办老师来监考，一点也不严肃，成天瞎编些顺口溜逗我们笑。他还用顺口溜取笑我掉乳牙后因缺钙而长期留下的那几块空地，取笑我因圆珠笔断水千方百计修理时沾的一手污迹。后来我才明白，那完全是我的试卷完成得太超乎他预料的缘故。
我跟着民办老师和小伙伴们，用一种唱歌的调式把课文诵念出来：“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桃花开了，梨花开了，苹果花也开了。”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知道得那么少。苹果花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能坐到月亮上去？还有大海，我单知道它是蓝蓝的，无边无际的。真实的大海有多大，比我们的村庄，比我们村庄周围密密丛丛的群山还要大吗？
在麦菜岭，我一定是个异数。那也许是一种自我觉醒或者命定的本能。当同龄的孩子还在馋嘴贪吃、偷奸耍滑混日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探索未知世界需要依靠书本和文字。
在课本之外，我挖空了心思去发掘任何有字的东西。我死皮赖脸从大一些的孩子手中借来脏兮兮的小人书，读到武则天在寒冬腊月醉令百花齐放，读到李逵背母进山愤杀四虎，读到托塔李天王之妻怀胎三年诞下哪吒……那时我刚刚识字不久，靠着连环画连猜带悟读懂他们的故事。如今想来，那些书籍真是贫瘠得可怜，而我却感觉开启了一个庞大的空间。
我就像一个撑着独木舟的人，明明势孤力薄，偏生就一副泛舟大海的野心。我不知道自己能划多远，能看见一个多么宽阔的未来，只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推着我不停地往前划。那时候，父亲一边种地，一边在电影院挣一份低到不能再低的工资，母亲则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经营农田、豢养家禽家畜，他们为我规划的未来，就是考出去，做一个吃商品粮的人。他们希望我完全遵循课本和老师画定的轨迹，以考试为最高目标。从我们的村庄去往山外，要翻过一座蜿蜒陡峻的石罗岭，我一边默默地念书，一边幻想着有一天站到峰顶去。
离开村小到中心小学时，一个名叫彩英的腼腆女孩成为我的同桌。她的父亲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办公室里零零星星地散放着《故事会》或《作文》杂志。彩英不是很喜欢看，却不声不响地实现着我的愿望，一本接一本地递到我手中。就像蒙台居说的那样：“再没有比读书更廉价的娱乐，更持久的满足了。”
彼时的语文老师，在教习作文时完全奉行天意，从不指明方向，也不管我们写了几行，写的什么。我开始了最初的模仿之旅，在《作文》杂志上学到的那些句子、段落，慢慢发芽、分杈，长出了我自己的作文样式。老师喜欢将它们当作范文来读，而我，除了迎接一些羡慕的目光，还需要面对一些坏孩子的嘘声。
我进入初中的那年秋天，王群以一个横空出世的青春期女生形象，出赣州城入山区，坐进了我们的课堂。在一群干瘦的乡村孩子中间，她显得鹤立鸡群，身材高大丰满，穿着时尚大方，散发一种令人自惭形秽的气息。她还擅长交际，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老师同学可以迅速打得火热。我从不以为她会把我这样穿着寒酸的丑小鸭放在眼里，然而在放学的路上，她却招手喊住了我：“到我家来玩吧，有很多好看的书。”我被俘虏了，乖乖地随她走进她寄住的亲戚家，《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天哪，我梦想中的挨挨挤挤花花绿绿的书，却属于一个并不怎么用功学习的人。王群慷慨地抽出两本塞进我的书包说：“看完再来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会对我这样好，而在往后的日子里，她换取的无非是新环境下的一份友谊或者作业上的帮助。
那段时间，我从王群的家里得到的精神上的饱足，远超此前的十余年。那些书籍，为少年的我和未来必将通往的路径，冥冥中建立了一种连接。并且，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原来，它并不完全来自家境、长相和物质的丰富。
我还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我听班主任骄傲地介绍过她，这是全校分配到的唯一的本科毕业生。她引领着我读西方的书籍，写日记，甚至写诗歌。她将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班级的黑板报上，还放任我每次写作文都信马由缰。从幼稚少年走向懵懂青春的三年时光，我仿佛驾着小舟驶入了更远的前方，那是我寻觅的大海吗？似乎水汽氤氲，目光仍旧有一些模糊，但分明能看到一束光，从海的上空向我投射过来。大约，就是在那时候，我隐约望见了出路。许多年以后，我在编一本叫作《瑞金文学》的当地民刊，向当年的语文老师约稿。她的文字敏感而清丽，比许多自诩已经在文学圈混得不错的人都要干净、深刻，我读着，忽然想哭。
我知道，能够为你的生命种下丰沛灵魂或将大海的宽广指给你看的，除了书籍，还有前行路途中遇见的某些重要的人。这一生，她都是一个尽职的语文老师，从青年走到中年，还将走到老年。她有当作家的潜质和能力，而最后是我——她的学生成了一个作家。
再后来，我以一名作家的身份，被邀请到一所颇大的学校给家长们做讲座，谈带领孩子阅读的重要性。许多年轻的妈妈举起手来，迫切地想要一份秘笈。我忽然想起儿时凭直觉接收并领悟到的自然之书，时间以充满魔性的笔尖写下了故事的预言和接续。
我无法将整个海洋向人们搬出来，世界之深邃和宽阔，唯有读书，才能填充它。
编辑/胡雅琳
朝颜，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散文》《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获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作品入选《21世纪年度散文选》《中国随笔精选》等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