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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奔向亚特兰大”
《西域风情》总共拍了3个月，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我头发长得扎上了一个小辫儿，络腮胡子一大把——在新疆拍摄和生活条件都太艰苦，没地方也没时间理发，真不是为了“装13”。
回来后歇了大半年，1995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投拍一部中国奥运军团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大型纪录片《奔向亚特兰大》，因为我一直在体育组打工，所以我又进了这个组。《西域风情》拍了3个月，这个“亚特兰大”前期加后期一共6个月时间，简直折磨死我了。生活和拍摄条件比起在新疆好了很多，但是在制作和业务要求上难度更高，也相对更辛苦，也更磨炼人。
我参加这个摄制组，要感谢片子的项目运作人王讯，他是江苏台最早的体育解说员，对我很好，也是觉得我能力还行，就把我拉了进去。这个项目让我的电视业务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奔向亚特兰大》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有十多个，我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摄像和编导之一。它的题材很宏大，但其实是很常规的选题，只是拍摄起来比较辛苦，为了采访遍布全国的每一支国家集训队，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总行程跑了3万多千米。
我还记得这部片子一共拍了140多盘素材，其中绝大部分是我拍的。本来我的任务到前期拍摄结束就完了，没想到训练局的领导看完样片后要我剪片子。我把本子看了一遍有些发愁了，这个纪录片的撰稿人群体集中了当时中国体育界最顶尖的一群人，包括中国足球报社总编杨迎明、现在的中新社总编章新新、人民日报社的缪鲁、新华社的杨明、解放军报社社长孙晓青。因为这群大人物都是搞文字的，他们写的是很文学的稿子，往往不考虑画面。他们的稿子里经常有大段优美的文字旁征博引，写得像体育史一样，看起来很好，可我上哪儿找画面呢？虽然可以借用一些史料性的资料画面，但制作时间和经费都有限，怎么办？后来，我提出让每个撰稿人按电视要求改解说词。
年轻时我很为这事儿陶醉——我一个江苏台的临时工，让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名记们按我的要求改稿！多得瑟啊！就这样，我实际上负责了这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这部26集的片子都在北京做后期，整整一个月，我一大早进机房，一直忙到晚上12点，然后睡觉，第二天继续。一天除了吃两顿盒饭的时间，一直在昏天黑地地剪片子，想想那个时期真是熬得我够呛。
放到现在看，《奔向亚特兰大》除了具备一定的时效性和史料价值外，从整体制作水平来说还是很一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二年这部片子还获了一个什么奖，并且这部片子拍摄和制作的经历对我的业务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奔向亚特兰大》完成之后，我俨然成长为一个相当高级的临时工了。
在1996年5月，带着一身疲惫，我奔回南京，结婚去了。
文笔得到公认
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在这个新闻专题栏目组，拍摄、编辑、写稿、配音我都自己来，一个月忙下来工资有一千七八，比起当年干临时工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简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该栏目后不久，从临时工转正成了记者，从此结束了在江苏台低人一等的生活。
当上了体面的记者之后，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陆续做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报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种做名记的感觉。
那时，凡是有重大题材，主任几乎都点我去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当天，台里要推出一个30分钟的回顾本届奥运会的新闻综述。当时我们是一个社会新闻栏目，不是体育栏目，领导把这个活儿交给我的时候离闭幕已经没有几天了。
一分钟片子的解说词是220至250个字，30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写7000多字的稿子。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期，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都降低了，根据上面“要找美国的毛病”的要求，我疯了一样地找资料，把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交通混乱、比赛延时、裁判误判等属于“《新闻联播》后10分钟”的内容都翻了出来。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写解说词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知道要大干一场，写之前我喝了点儿小酒，小睡了一觉，晚上12点多起来，一直写到快天亮。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简直文思泉涌，就嫌手没有脑子快了，而且越写越觉得牛逼，自己都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最后，我一气呵成写了20多页。写完之后，取名为“召唤英雄”——亚特兰大奥运会会歌的名字。
到了奥运会闭幕当天，我的这部专题片如期推出。结果，我和我的同事，包括绝大多数时候都麻木不仁的审片领导都看得相当激动——事实上，那段片子无论什么时候看，我都会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玩儿画面也行
1996年至1998年前后，江苏台有两个栏目互相较着劲，一个是《21点》，专门做人物专题的，一个是我所在的《都市传真》，专门做新闻事件。这两个栏目的领导都是广院科班出身的，而且还是同学，是当时江苏台最有希望、最有朝气的学院派代表，各自领着一帮江苏台年轻有为、不甘于混吃等死的人在做节目，其中很多都是没有身份但有点儿想法的临时工。
我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当年《21点》的主任陈辉现在是江苏台副台长（也当过我的主任），《都市传真》的主任张红生现在是江苏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当年他们带领的那帮人现在大多在台里已成为师长、旅长级别的人物了。
从实力上说，《都市传真》的整体编导能力相对要弱一点儿，《21点》文艺一些，电视表现手法也比较多。两个栏目的主任同在一个办公室，我的主任常常当着《21点》主任的面骂我：“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写那么多词儿？每次都写十几页干什么？做电视，要多用同期声！懂不懂？”我不敢辩解，连声说：“好好好，我去改。”每到这时，《21点》的主任总是跟我的主任说：“你知足吧，我那边的人就是不会写稿子，稿子从来没有人能写到第3页！”那帮人都受了当时央视《生活空间》的影响，爱用长镜头，基本都是同期声，一条片子写不了两句词儿，感觉特纪实、特文艺那种。我心里想：我们是新闻节目，我不是文艺编导，搞那一套干吗？ 1998年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也是那年的第一场雪。下雪那晚，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做一条片子。挂掉电话后，我觉得机会来了，要改变一下领导对我的成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拍片了。我拍了很多阁楼上积满了雪的小窗户、静静的雪花在空中缓缓飘落的空镜头。整条片子有10分钟，没有一句解说词，只有画面、现场声和音乐，再加上简短的字幕，但是整个城市在这场大雪之后的变化和现状都体现出来了。我用字幕交代：几点几分某菜市场，然后完全用画面和同期声记录买菜的人、当天蔬菜的供应和菜价的情况。接着字幕再交代：几点几分某学校，学生正常到校……等等。
那片子在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在十几年前还是挺让人耳目一新的。我的领导看了之后很喜欢，也有点儿惊讶，后来把这条片子送去评奖。不过，毕竟不是什么重大题材，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没评上。对这样的结果，主任平时经常骂我的劲头又出来了：“他们懂个屁！”
报道轰动一时
1997年的“五一”节，我正和家里人在包饺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小孩儿被继母虐待，已经被打得送医院抢救去了。我立刻喊上摄像，火速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
那个被打的孩子才6岁，被打得肠子都断成了3截，肚子上插了好几根管子，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别懂事儿，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着什么话都不说，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泪。从小孩儿的外婆那里得知，孩子叫鲍洋，是双胞胎中的一个。父母离婚后鲍洋跟了爸爸，结果那个靠女人过活的男人又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女人，那个女人经常虐待鲍洋，最后把孩子打成了肠穿孔。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于南京老城南的一个四合院。邻居们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惨遭遇——继母有时连水都不给喝，孩子渴极了就喝雨水或者邻居放在院子里的盆里的脏水，而且三天两头挨打，等等。采访结束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台里剪片了，同时向主任报告采访的情况。《都市传真》的一档专题新闻，从前期到后期完成大约要五六天时间，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刻调整播出计划，要求我两天内务必拿出片子。
熬了两夜，片子终于赶在5月3日晚上播出了，没有想到片子播出后一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善良的中国观众大概最受不了这种报道。从节目播完一直到晚上12点，台里的总值班电话和新闻热线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所有电话都愤怒地谴责那个继母——后来了解到那个女人还不是继母，因为当时她根本没有和小孩儿的爸爸结婚。
当时还没有什么收视率一说，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观众的电话，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错了偶尔会来几个电话，以至于那天突然接到那么多电话，值班的领导都震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主任又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要跟踪报道下去，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两路记者给我。
这个系列报道一共做了4期，整个报道放到现在来看也算是成功的。我的主任平时审片总以骂我为乐事，可那次在审那条片子时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连载完）
“奔向亚特兰大”
《西域风情》总共拍了3个月，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我头发长得扎上了一个小辫儿，络腮胡子一大把——在新疆拍摄和生活条件都太艰苦，没地方也没时间理发，真不是为了“装13”。
回来后歇了大半年，1995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投拍一部中国奥运军团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大型纪录片《奔向亚特兰大》，因为我一直在体育组打工，所以我又进了这个组。《西域风情》拍了3个月，这个“亚特兰大”前期加后期一共6个月时间，简直折磨死我了。生活和拍摄条件比起在新疆好了很多，但是在制作和业务要求上难度更高，也相对更辛苦，也更磨炼人。
我参加这个摄制组，要感谢片子的项目运作人王讯，他是江苏台最早的体育解说员，对我很好，也是觉得我能力还行，就把我拉了进去。这个项目让我的电视业务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奔向亚特兰大》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有十多个，我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摄像和编导之一。它的题材很宏大，但其实是很常规的选题，只是拍摄起来比较辛苦，为了采访遍布全国的每一支国家集训队，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总行程跑了3万多千米。
我还记得这部片子一共拍了140多盘素材，其中绝大部分是我拍的。本来我的任务到前期拍摄结束就完了，没想到训练局的领导看完样片后要我剪片子。我把本子看了一遍有些发愁了，这个纪录片的撰稿人群体集中了当时中国体育界最顶尖的一群人，包括中国足球报社总编杨迎明、现在的中新社总编章新新、人民日报社的缪鲁、新华社的杨明、解放军报社社长孙晓青。因为这群大人物都是搞文字的，他们写的是很文学的稿子，往往不考虑画面。他们的稿子里经常有大段优美的文字旁征博引，写得像体育史一样，看起来很好，可我上哪儿找画面呢？虽然可以借用一些史料性的资料画面，但制作时间和经费都有限，怎么办？后来，我提出让每个撰稿人按电视要求改解说词。
年轻时我很为这事儿陶醉——我一个江苏台的临时工，让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名记们按我的要求改稿！多得瑟啊！就这样，我实际上负责了这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这部26集的片子都在北京做后期，整整一个月，我一大早进机房，一直忙到晚上12点，然后睡觉，第二天继续。一天除了吃两顿盒饭的时间，一直在昏天黑地地剪片子，想想那个时期真是熬得我够呛。
放到现在看，《奔向亚特兰大》除了具备一定的时效性和史料价值外，从整体制作水平来说还是很一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二年这部片子还获了一个什么奖，并且这部片子拍摄和制作的经历对我的业务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奔向亚特兰大》完成之后，我俨然成长为一个相当高级的临时工了。
在1996年5月，带着一身疲惫，我奔回南京，结婚去了。
文笔得到公认
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在这个新闻专题栏目组，拍摄、编辑、写稿、配音我都自己来，一个月忙下来工资有一千七八，比起当年干临时工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简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该栏目后不久，从临时工转正成了记者，从此结束了在江苏台低人一等的生活。
当上了体面的记者之后，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陆续做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报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种做名记的感觉。
那时，凡是有重大题材，主任几乎都点我去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当天，台里要推出一个30分钟的回顾本届奥运会的新闻综述。当时我们是一个社会新闻栏目，不是体育栏目，领导把这个活儿交给我的时候离闭幕已经没有几天了。
一分钟片子的解说词是220至250个字，30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写7000多字的稿子。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期，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都降低了，根据上面“要找美国的毛病”的要求，我疯了一样地找资料，把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交通混乱、比赛延时、裁判误判等属于“《新闻联播》后10分钟”的内容都翻了出来。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写解说词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知道要大干一场，写之前我喝了点儿小酒，小睡了一觉，晚上12点多起来，一直写到快天亮。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简直文思泉涌，就嫌手没有脑子快了，而且越写越觉得牛逼，自己都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最后，我一气呵成写了20多页。写完之后，取名为“召唤英雄”——亚特兰大奥运会会歌的名字。
到了奥运会闭幕当天，我的这部专题片如期推出。结果，我和我的同事，包括绝大多数时候都麻木不仁的审片领导都看得相当激动——事实上，那段片子无论什么时候看，我都会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玩儿画面也行
1996年至1998年前后，江苏台有两个栏目互相较着劲，一个是《21点》，专门做人物专题的，一个是我所在的《都市传真》，专门做新闻事件。这两个栏目的领导都是广院科班出身的，而且还是同学，是当时江苏台最有希望、最有朝气的学院派代表，各自领着一帮江苏台年轻有为、不甘于混吃等死的人在做节目，其中很多都是没有身份但有点儿想法的临时工。
我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当年《21点》的主任陈辉现在是江苏台副台长（也当过我的主任），《都市传真》的主任张红生现在是江苏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当年他们带领的那帮人现在大多在台里已成为师长、旅长级别的人物了。
从实力上说，《都市传真》的整体编导能力相对要弱一点儿，《21点》文艺一些，电视表现手法也比较多。两个栏目的主任同在一个办公室，我的主任常常当着《21点》主任的面骂我：“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写那么多词儿？每次都写十几页干什么？做电视，要多用同期声！懂不懂？”我不敢辩解，连声说：“好好好，我去改。”每到这时，《21点》的主任总是跟我的主任说：“你知足吧，我那边的人就是不会写稿子，稿子从来没有人能写到第3页！”那帮人都受了当时央视《生活空间》的影响，爱用长镜头，基本都是同期声，一条片子写不了两句词儿，感觉特纪实、特文艺那种。我心里想：我们是新闻节目，我不是文艺编导，搞那一套干吗？ 1998年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也是那年的第一场雪。下雪那晚，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做一条片子。挂掉电话后，我觉得机会来了，要改变一下领导对我的成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拍片了。我拍了很多阁楼上积满了雪的小窗户、静静的雪花在空中缓缓飘落的空镜头。整条片子有10分钟，没有一句解说词，只有画面、现场声和音乐，再加上简短的字幕，但是整个城市在这场大雪之后的变化和现状都体现出来了。我用字幕交代：几点几分某菜市场，然后完全用画面和同期声记录买菜的人、当天蔬菜的供应和菜价的情况。接着字幕再交代：几点几分某学校，学生正常到校……等等。
那片子在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在十几年前还是挺让人耳目一新的。我的领导看了之后很喜欢，也有点儿惊讶，后来把这条片子送去评奖。不过，毕竟不是什么重大题材，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没评上。对这样的结果，主任平时经常骂我的劲头又出来了：“他们懂个屁！”
报道轰动一时
1997年的“五一”节，我正和家里人在包饺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小孩儿被继母虐待，已经被打得送医院抢救去了。我立刻喊上摄像，火速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
那个被打的孩子才6岁，被打得肠子都断成了3截，肚子上插了好几根管子，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别懂事儿，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着什么话都不说，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泪。从小孩儿的外婆那里得知，孩子叫鲍洋，是双胞胎中的一个。父母离婚后鲍洋跟了爸爸，结果那个靠女人过活的男人又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女人，那个女人经常虐待鲍洋，最后把孩子打成了肠穿孔。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于南京老城南的一个四合院。邻居们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惨遭遇——继母有时连水都不给喝，孩子渴极了就喝雨水或者邻居放在院子里的盆里的脏水，而且三天两头挨打，等等。采访结束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台里剪片了，同时向主任报告采访的情况。《都市传真》的一档专题新闻，从前期到后期完成大约要五六天时间，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刻调整播出计划，要求我两天内务必拿出片子。
熬了两夜，片子终于赶在5月3日晚上播出了，没有想到片子播出后一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善良的中国观众大概最受不了这种报道。从节目播完一直到晚上12点，台里的总值班电话和新闻热线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所有电话都愤怒地谴责那个继母——后来了解到那个女人还不是继母，因为当时她根本没有和小孩儿的爸爸结婚。
当时还没有什么收视率一说，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观众的电话，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错了偶尔会来几个电话，以至于那天突然接到那么多电话，值班的领导都震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主任又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要跟踪报道下去，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两路记者给我。
这个系列报道一共做了4期，整个报道放到现在来看也算是成功的。我的主任平时审片总以骂我为乐事，可那次在审那条片子时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