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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之后，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陈行甲告别官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开启了新的征程，专职从事公益，他将和一帮坦诚简单的人，共同开展一场大病救助的社会实验。
在中国社会，弃官从商的人有一大把，但弃官投身公益者屈指可数，如果再加上“有很好的政治前途”“放弃了被提拔机会”的限定语，原巴东县委书记、曾获得过“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陈行甲应该就是第一个如此有勇气的人了。
陈行甲的微信朋友圈，标记着2017年他在公众视线中的“沉”与“浮”。2016年12月2日，一篇《再见，我的巴东》的文章发出之后，昔日的“网红”竟不再“发声”。一晃就是近半年，2017年明6日，一篇《陈行甲：你好，我的下半场》的文章宣告了他的“回歸”，他告诉大家：中场休整结束，下半场公益人生开始了。
“公益新兵”知难而进
人生下半场专职从事公益，是陈行甲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一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成长的经历让我对服务于草根的公益有—种渴望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做的事；二是我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随着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正式施行，公益事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三是我看到了做事的空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急需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也需要有一批能够代表主旋律的个人和机构去参与，我多年在基层工作，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呼唤。所以，我来了。”在陈行甲看来，转场到公益领域，可以做的事隋很多，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应该成为公益人的宿命和使命。
在陈行甲自己定义的“中场休整”的那段时间，他和伙伴们在深圳成立了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这是在一个旧集装箱里起步的项目，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就从梦想照进了现实。不久之后，他又以一个“公益新兵”的身份，被阳光骨髓库和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发起人刘正琛请去当了“老板”。
2017年6月9日，陈行甲从刘正琛手中接过聘书，自带“网红流量”的他的这一次“举动”，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当日在接受采访时，陈行甲坦言，自己知道投身公益领域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人才、资金的问题，但自己并不会害怕这些困难，而且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困难都小于我最开始的预期，而我收获的感动和帮助都大于我的预期。”
对于未来，陈行甲说，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做下去。
“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
“做公益真是件得道多助的事情。如果说我在从事公益事业3年或5年之后，取得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我能想象，也会非常高兴；但没想到的是，我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看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陈行甲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一口气用了9个词来形容这一年来的感受：开启新征程、满怀信心、充满希望、充满干劲、新时代来了、开启新篇章、满怀激隋、温暖、幸福。他感觉现在的状态特别好，早上一起床就能做完全符合自己内心的事情。
陈行甲和刘正琛共同发起的联爱工程，愿景是“联合爱，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两个人已经合伙“包下”了河源市，在这个拥有360万人口的城市里，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病种，联合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探索解决因病致贫的规律性办法。在陈行甲的描述中，这是正在进行的大病救助的社会实验，“我们不是简单地找到富人筹钱，来为穷人的孩子付医药费，这件事情顶多占我全部工作的10%，我们是要建立数据库、摸索规律、形成指南，形成可复制的模式，推进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从根子上解决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陈行甲说，由于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他心里也是一点底都没有，“但是这种苦活、累活总要有人做。我是带着这种想法上路的。”
现在，陈行甲的忙碌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他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但他说，现在的忙是他自己完全可以控制把持的，他既没有助理也没有秘书，自己给自己安排每一天的日程。
用爱对抗无力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开启新征程，陈行甲经常是白天背着双肩包挤地铁去学校听课、参加各种公益论坛，晚上还要熬夜看资料。有时候，“无力”，是难免的。2017年6月，深圳一家名企的负责人找到陈行甲，想了解他的公益项目。陈行甲满怀期待地认真整理思路、准备材料，并细致地向对方作了介绍。两个小时后，当他起身告别时，对方仅仅表达了对他的尊敬，却并没有进一步了解项目的意思。回程时正赶上晚高峰，陈行甲背着重重的装有电脑和资料的包挤在地铁车厢的人群中，当终于有了座位并坐下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快要瘫了，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以前当市长时随手几百上千万的签字拨款的情景，还有当县委书记时被前呼后拥的景象，他有些恍惚，心里面在反问自己：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好在，这并非常态。陈行甲的手机里有些他至今舍不得删掉的信息，比如不相识的网友写给他的信。有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淳朴的年代，而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是由一个淳朴的年代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生于七十年代的陈行甲偶尔还会上网去看巴东人民写给他的留言，读到感人的字句，他会流下眼泪。已经有好几个朋友说过他泪点低，他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这算不得一个好标签，他在有意识地克服、有意识地改。但有一天，刘正琛发给他《我终于给自己招了，个老板》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后面，他还是流泪了。这一次的泪点，是刘正琛的一句话：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公益领域已经奋进了十五年的我，和我们团队50个全职同事，以及数以百计的志愿者，都会全力辅佐行甲。
和一帮坦诚简单的人，一起做单纯正确的事，陈行甲感觉自己一点儿都不孤单。现在的他，已度过了与公益事业的蜜月期，“人生没有长久的蜜月，但只要找到心灵安放的地方，爱是可以一直持续的。”陈行甲说，他向往自己将来也能达到语言学家周有光的那种状态，用一辈子的时间，活出别人几辈子的感觉。（资料来源：《小康》）
在中国社会，弃官从商的人有一大把，但弃官投身公益者屈指可数，如果再加上“有很好的政治前途”“放弃了被提拔机会”的限定语，原巴东县委书记、曾获得过“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陈行甲应该就是第一个如此有勇气的人了。
陈行甲的微信朋友圈，标记着2017年他在公众视线中的“沉”与“浮”。2016年12月2日，一篇《再见，我的巴东》的文章发出之后，昔日的“网红”竟不再“发声”。一晃就是近半年，2017年明6日，一篇《陈行甲：你好，我的下半场》的文章宣告了他的“回歸”，他告诉大家：中场休整结束，下半场公益人生开始了。
“公益新兵”知难而进
人生下半场专职从事公益，是陈行甲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一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成长的经历让我对服务于草根的公益有—种渴望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做的事；二是我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随着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正式施行，公益事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三是我看到了做事的空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急需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也需要有一批能够代表主旋律的个人和机构去参与，我多年在基层工作，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呼唤。所以，我来了。”在陈行甲看来，转场到公益领域，可以做的事隋很多，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应该成为公益人的宿命和使命。
在陈行甲自己定义的“中场休整”的那段时间，他和伙伴们在深圳成立了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这是在一个旧集装箱里起步的项目，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就从梦想照进了现实。不久之后，他又以一个“公益新兵”的身份，被阳光骨髓库和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发起人刘正琛请去当了“老板”。
2017年6月9日，陈行甲从刘正琛手中接过聘书，自带“网红流量”的他的这一次“举动”，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当日在接受采访时，陈行甲坦言，自己知道投身公益领域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人才、资金的问题，但自己并不会害怕这些困难，而且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困难都小于我最开始的预期，而我收获的感动和帮助都大于我的预期。”
对于未来，陈行甲说，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做下去。
“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
“做公益真是件得道多助的事情。如果说我在从事公益事业3年或5年之后，取得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我能想象，也会非常高兴；但没想到的是，我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看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陈行甲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一口气用了9个词来形容这一年来的感受：开启新征程、满怀信心、充满希望、充满干劲、新时代来了、开启新篇章、满怀激隋、温暖、幸福。他感觉现在的状态特别好，早上一起床就能做完全符合自己内心的事情。
陈行甲和刘正琛共同发起的联爱工程，愿景是“联合爱，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两个人已经合伙“包下”了河源市，在这个拥有360万人口的城市里，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病种，联合政府、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探索解决因病致贫的规律性办法。在陈行甲的描述中，这是正在进行的大病救助的社会实验，“我们不是简单地找到富人筹钱，来为穷人的孩子付医药费，这件事情顶多占我全部工作的10%，我们是要建立数据库、摸索规律、形成指南，形成可复制的模式，推进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从根子上解决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陈行甲说，由于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他心里也是一点底都没有，“但是这种苦活、累活总要有人做。我是带着这种想法上路的。”
现在，陈行甲的忙碌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他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但他说，现在的忙是他自己完全可以控制把持的，他既没有助理也没有秘书，自己给自己安排每一天的日程。
用爱对抗无力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开启新征程，陈行甲经常是白天背着双肩包挤地铁去学校听课、参加各种公益论坛，晚上还要熬夜看资料。有时候，“无力”，是难免的。2017年6月，深圳一家名企的负责人找到陈行甲，想了解他的公益项目。陈行甲满怀期待地认真整理思路、准备材料，并细致地向对方作了介绍。两个小时后，当他起身告别时，对方仅仅表达了对他的尊敬，却并没有进一步了解项目的意思。回程时正赶上晚高峰，陈行甲背着重重的装有电脑和资料的包挤在地铁车厢的人群中，当终于有了座位并坐下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快要瘫了，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以前当市长时随手几百上千万的签字拨款的情景，还有当县委书记时被前呼后拥的景象，他有些恍惚，心里面在反问自己：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好在，这并非常态。陈行甲的手机里有些他至今舍不得删掉的信息，比如不相识的网友写给他的信。有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淳朴的年代，而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是由一个淳朴的年代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生于七十年代的陈行甲偶尔还会上网去看巴东人民写给他的留言，读到感人的字句，他会流下眼泪。已经有好几个朋友说过他泪点低，他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这算不得一个好标签，他在有意识地克服、有意识地改。但有一天，刘正琛发给他《我终于给自己招了，个老板》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后面，他还是流泪了。这一次的泪点，是刘正琛的一句话：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公益领域已经奋进了十五年的我，和我们团队50个全职同事，以及数以百计的志愿者，都会全力辅佐行甲。
和一帮坦诚简单的人，一起做单纯正确的事，陈行甲感觉自己一点儿都不孤单。现在的他，已度过了与公益事业的蜜月期，“人生没有长久的蜜月，但只要找到心灵安放的地方，爱是可以一直持续的。”陈行甲说，他向往自己将来也能达到语言学家周有光的那种状态，用一辈子的时间，活出别人几辈子的感觉。（资料来源：《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