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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远帆，人民日报社挂职干部，现任河北省滦平县路南营村第一书记，我所在的这个村是国家级贫困县下辖的贫困村。
大学毕业后，我就到人民日报社，在总编室要闻一版工作了。在人民日报的四年，我的工作要求我对基层情况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们常说，“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既要站在天安门上考虑问题，又要在田间地头想问题”，同时我也非常愿意帮助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走向小康。所以，我参加了报社挂职干部的评选，最后被选派到路南营村担任了扶贫的第一书记。
适应期
其实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心理上和工作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首先从心理上说，一开始驻村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认知还是存在于我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而且，村里的老百姓也好，村干部也好，对我这个年轻人不是特别的信任。怎么让老百姓理解，如何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政策解释清楚，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工作上，我刚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方向，放不开手脚。一方面，老百姓觉得你可能是个领导，不会说实话；另一方面，在实际去解决一些老百姓家里的困难的时候，又找不到门路，没有方法和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困难问题解决的进度。还有在工作中如何和村干部、镇干部和谐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前三个月，基本上是我的一个适应期。在这期间，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全村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标准的452户贫困户，每家每户都走了一遍，心里有一本很清楚的账。心里有数之后，再和村干部、镇干部交流，请教经验，毕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村里的情况更了解，基层经验也更丰富。
就这样，从小事开始入手，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比如和人民日报社和光大银行达成战略合作，为村子搭建农产品的电商销售平台；联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的团委，给大屯镇的中心学校捐书。在2016年的时候捐了6800多册书，2017年的时候又捐了5000多册书，基本上解决了入学儿童在课余时间的阅读问题，也得到了村民的肯定，接下来的工作也好做了。
改变
每天的工作中，有很多事儿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深的，是在我到任之后的第四天。2016年8月13号，我们村里有一个女村民，她原先有癫痫，那天犯病之后没有去正规医院，而是请所谓的赤脚医生到家里来输液，最后因为输液过度导致死亡。类似这样的生病不去正规医院的情况，在村子里有很多。农村的老百姓对于医疗常识的缺乏让我很震惊，这是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年的时间，我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带领路南营村的全村老百姓脱贫。但是在前三个月跑了一遍下来后，我发现老百姓对于生产生活最大的需求是：既想守着家门口，还想要有一定的收入。但是现实情况是，整个路南营村因为是水源涵养地，不能种植高产量的经济作物的，老百姓只能种玉米，一年—亩地挣不了多少钱。
所以调研后，我认为有必要把当地老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我就瞄准了一个省级的农业产业园区，通过和他们洽谈，加上县里面政策的扶持，创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叫“一地生四金”。
所谓“一地生四金”，就是“流转土地挣租金，入园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分股金和户企联营挣现金”。我们鼓励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用土地租金做一个保底收入；建立农业产业园区，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这样流转土地的农民除了租金，还能有一份收入；把扶贫资金入股园区，政府做担保提供低息补贴；由园区提供技术，老百姓在家里面种植作物，最后再由园区统一派技术人员来收割，老百姓从产量的销售额中得到现金的分成。
这样一来，2015年路南营村的人年均纯收入是2500块钱，2016年底基本上可以达到4100块钱的人均年纯收入，扶贫的效益可以说非常明显。
此外，通过报社和社会捐款，路南营小学还筹集了130万元用于重建，将于2018年春天动工；2017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也圆满完成，群眾家庭的厕所、厨房得到彻底改善。
困难
在扶贫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困难，比如村民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因为不理解，导致了村民不配合。比如在“一地生四金”的模式中，老百姓不理解他对于土地既有承包权也有经营权，他没有想过把承包权自己留下，经营权交给别人，而是把地当做命根子一样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一些老人。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首先是我们一线的扶贫干部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政策讲解不到位，没有跟老百姓解释清楚。第二是村里的信息公开不够明确，比如流转土地，评选贫困户、低保户的信息公开。
除此之外，村民对于村干部有时会产生抵触，存在偏见。这是我们的政府在最基层的组织一一村一级，遇到的塔西佗陷阱。
打个比方说，我们在村里会遇到这种情况，有老百姓拉住我，说杨书记你给我们家危房改改吧。但是危房改造它是有相关评定等级的，要是符合情况，那没问题，该报手续的报手续。但是如果不符合情况，他就会说，那些危房改造的指标，不都是让你们那些村干部给吞了嘛，这种情况不少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准确，没有充分地了解到老百姓的情况。如果我们对他这家情况很了解，那我们当时就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们家谁谁谁在哪打工，你一年大概挣多少钱，你们家这个情况不符合危房改造的序列，我相信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多数老百姓还是会理解的！
还有，在精准扶贫的时候，有时也会遇到一些谎报家庭情况的行为。
比如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整个河北省进行了一次建档立卡回头看的专项行动，对现有系统中的贫困户家庭情况进行复查。
在复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户不符合条件了，但是他们家一再强调、软磨硬泡地跟我说一定要当贫困户。而且据村民们说，经常可以在棋牌室看到他，玩的数目还不小。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杜绝的。
这样就需要我们对每家每户的情况必须彻彻底底、详详细细地了解清楚，排挤掉在政策范围下面可操作的灰色空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以上面的宏观政策一概而论，这对于村干部的应变能力要求很高。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以下几个做法：第一，所有村两委班子成员周一到周五必须坐班，记录下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每十天到镇里相应的地点统一反馈，解决问题，回来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答复。第二，我们在村部张贴了党员先锋榜，让每一个老百姓给党员打分，包括脱贫工作、日常行为等。第三，坚决打击歪风邪气，村里面不能有不劳而获的思想，必须得有一起向前奔跑的精神头。
形式主义
说句实话，其实我们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
横向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分管的业务口，纵向来说，每个干部都有下包的村子，村里大大小小的工作都必须兼顾到，而且必须完成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量。
确实，可能在工作中需要填的表会多一些，需要录入系统的数据多一些，需要应对的调研多一些等等。
打个比方来说，你像我那个村，各级领导的调研是非常多的，但是说变成形式主义，我觉得不恰当，只能说是有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辩证地看。
首先，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这是我们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在部分地方的确存在时间紧、体量大的问题。工作任务繁重，难免会没有办法一一针对，对症下药。
第二，对于信息填表录入等被认为形式主义的问题，应该采取更为主动的介入意识，比如说建立村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动态信息管理库，在面对上级要求的信息汇总上报时，不至于出现赶时间完不成的情况。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被认为流于形式，还是没有握紧“精准”这把尺子，没有对贫困户的脱贫需求加以实际化的考量。
只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村情和贫困户家庭情况出发，才会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这样形式主义的评价也会随之削减。（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大学毕业后，我就到人民日报社，在总编室要闻一版工作了。在人民日报的四年，我的工作要求我对基层情况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们常说，“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既要站在天安门上考虑问题，又要在田间地头想问题”，同时我也非常愿意帮助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走向小康。所以，我参加了报社挂职干部的评选，最后被选派到路南营村担任了扶贫的第一书记。
适应期
其实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心理上和工作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首先从心理上说，一开始驻村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认知还是存在于我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而且，村里的老百姓也好，村干部也好，对我这个年轻人不是特别的信任。怎么让老百姓理解，如何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政策解释清楚，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工作上，我刚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方向，放不开手脚。一方面，老百姓觉得你可能是个领导，不会说实话；另一方面，在实际去解决一些老百姓家里的困难的时候，又找不到门路，没有方法和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困难问题解决的进度。还有在工作中如何和村干部、镇干部和谐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前三个月，基本上是我的一个适应期。在这期间，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全村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标准的452户贫困户，每家每户都走了一遍，心里有一本很清楚的账。心里有数之后，再和村干部、镇干部交流，请教经验，毕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村里的情况更了解，基层经验也更丰富。
就这样，从小事开始入手，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比如和人民日报社和光大银行达成战略合作，为村子搭建农产品的电商销售平台；联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的团委，给大屯镇的中心学校捐书。在2016年的时候捐了6800多册书，2017年的时候又捐了5000多册书，基本上解决了入学儿童在课余时间的阅读问题，也得到了村民的肯定，接下来的工作也好做了。
改变
每天的工作中，有很多事儿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深的，是在我到任之后的第四天。2016年8月13号，我们村里有一个女村民，她原先有癫痫，那天犯病之后没有去正规医院，而是请所谓的赤脚医生到家里来输液，最后因为输液过度导致死亡。类似这样的生病不去正规医院的情况，在村子里有很多。农村的老百姓对于医疗常识的缺乏让我很震惊，这是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年的时间，我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带领路南营村的全村老百姓脱贫。但是在前三个月跑了一遍下来后，我发现老百姓对于生产生活最大的需求是：既想守着家门口，还想要有一定的收入。但是现实情况是，整个路南营村因为是水源涵养地，不能种植高产量的经济作物的，老百姓只能种玉米，一年—亩地挣不了多少钱。
所以调研后，我认为有必要把当地老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我就瞄准了一个省级的农业产业园区，通过和他们洽谈，加上县里面政策的扶持，创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叫“一地生四金”。
所谓“一地生四金”，就是“流转土地挣租金，入园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分股金和户企联营挣现金”。我们鼓励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用土地租金做一个保底收入；建立农业产业园区，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这样流转土地的农民除了租金，还能有一份收入；把扶贫资金入股园区，政府做担保提供低息补贴；由园区提供技术，老百姓在家里面种植作物，最后再由园区统一派技术人员来收割，老百姓从产量的销售额中得到现金的分成。
这样一来，2015年路南营村的人年均纯收入是2500块钱，2016年底基本上可以达到4100块钱的人均年纯收入，扶贫的效益可以说非常明显。
此外，通过报社和社会捐款，路南营小学还筹集了130万元用于重建，将于2018年春天动工；2017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也圆满完成，群眾家庭的厕所、厨房得到彻底改善。
困难
在扶贫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困难，比如村民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因为不理解，导致了村民不配合。比如在“一地生四金”的模式中，老百姓不理解他对于土地既有承包权也有经营权，他没有想过把承包权自己留下，经营权交给别人，而是把地当做命根子一样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一些老人。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首先是我们一线的扶贫干部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政策讲解不到位，没有跟老百姓解释清楚。第二是村里的信息公开不够明确，比如流转土地，评选贫困户、低保户的信息公开。
除此之外，村民对于村干部有时会产生抵触，存在偏见。这是我们的政府在最基层的组织一一村一级，遇到的塔西佗陷阱。
打个比方说，我们在村里会遇到这种情况，有老百姓拉住我，说杨书记你给我们家危房改改吧。但是危房改造它是有相关评定等级的，要是符合情况，那没问题，该报手续的报手续。但是如果不符合情况，他就会说，那些危房改造的指标，不都是让你们那些村干部给吞了嘛，这种情况不少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准确，没有充分地了解到老百姓的情况。如果我们对他这家情况很了解，那我们当时就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们家谁谁谁在哪打工，你一年大概挣多少钱，你们家这个情况不符合危房改造的序列，我相信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多数老百姓还是会理解的！
还有，在精准扶贫的时候，有时也会遇到一些谎报家庭情况的行为。
比如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整个河北省进行了一次建档立卡回头看的专项行动，对现有系统中的贫困户家庭情况进行复查。
在复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户不符合条件了，但是他们家一再强调、软磨硬泡地跟我说一定要当贫困户。而且据村民们说，经常可以在棋牌室看到他，玩的数目还不小。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杜绝的。
这样就需要我们对每家每户的情况必须彻彻底底、详详细细地了解清楚，排挤掉在政策范围下面可操作的灰色空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以上面的宏观政策一概而论，这对于村干部的应变能力要求很高。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以下几个做法：第一，所有村两委班子成员周一到周五必须坐班，记录下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每十天到镇里相应的地点统一反馈，解决问题，回来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答复。第二，我们在村部张贴了党员先锋榜，让每一个老百姓给党员打分，包括脱贫工作、日常行为等。第三，坚决打击歪风邪气，村里面不能有不劳而获的思想，必须得有一起向前奔跑的精神头。
形式主义
说句实话，其实我们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
横向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分管的业务口，纵向来说，每个干部都有下包的村子，村里大大小小的工作都必须兼顾到，而且必须完成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量。
确实，可能在工作中需要填的表会多一些，需要录入系统的数据多一些，需要应对的调研多一些等等。
打个比方来说，你像我那个村，各级领导的调研是非常多的，但是说变成形式主义，我觉得不恰当，只能说是有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辩证地看。
首先，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这是我们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在部分地方的确存在时间紧、体量大的问题。工作任务繁重，难免会没有办法一一针对，对症下药。
第二，对于信息填表录入等被认为形式主义的问题，应该采取更为主动的介入意识，比如说建立村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动态信息管理库，在面对上级要求的信息汇总上报时，不至于出现赶时间完不成的情况。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被认为流于形式，还是没有握紧“精准”这把尺子，没有对贫困户的脱贫需求加以实际化的考量。
只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村情和贫困户家庭情况出发，才会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这样形式主义的评价也会随之削减。（资料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