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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元的忍耐、600元的将就、1400元的知足、3000元的“瞎混”
每月180元的群租房是谁在住？每月600元的群租房是谁的家？每月1400元的房租意味着什么？每月花3000元租房的，又是怎样的年轻人？
北京市关于人均不低于5平米、每室不超过2人的群租禁令动了谁的房子？无论是“苦根”还是白领，他们都是北京这部城市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人力部件，对北京，他们还不想说再见……
每月180元 草根中还有“苦根”
2年时间，1人运作，180多期读书会，50多次公益活动，5000多人从中受益，“平均每次有10多人参与读书会，最多的时候有36个人，讲座一般也有一二十人。”在北京，聂小军发起的“野地里读书馆”已经颇有名气。
四年前，19岁的聂小军刚刚放弃高考，只身来到北京“游学”。
“每月180块钱，有一张单人床，长度不到2米，还有一张桌子，也不大。” 在八大处的一片农民自建房里，这间用砖块和水泥砌起来的5平米“窝棚”，便是聂小军当年所要的“立锥之地”。
清晨5点多，他起床洗漱并开始做饭。桌子上有个直径大约20厘米的电炒锅，是花几十块钱买来的，“焖饭炒菜，用的都是它。”
为了省钱，聂小军每周只吃一次肉，蔬菜也是他头天晚上买的扫尾货，“白菜、韭菜、空心菜、油麦菜、黑木耳，都是1块钱搓堆卖的，我会一次性多买几样，这样节省时间。”
从2009年7月开始，聂小军在八大处与国家图书馆之间，每天两点一线地奔走了半年的时间。为省钱，除了阅览证和一些必要的文具，还有一只保温桶被他塞进了书包，“里面装的是早上没吃完的饭菜，带到国图去，午饭晚饭都吃它。”
为了省去打工的时间专心看书，聂小军只能每月向父母要钱，“有时500元，有时600元”；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他就从最容易的工作开始挣钱。“大学保安，书店店员，发过问卷，摆过地摊，”最终，半年的读书生活，让聂小军在一间公益图书室里谋到了一份2000元的工作，并由此开启了他自主创业做公益的道路。
来京4年，聂小军搬了7次家，但几乎每次都只选择几百元的群租房。
“第一次搬家，是因为工作单位提供了宿舍，省了房租。后来辞职了，就在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室，租了一间每月200元的床位，上下铺那种。然后又在北大东门附近找了一间租床位的宿舍，每月350元。”直到今年5月，聂小军才因为工作需要，搬进了每月1580元的小三层里，“10平米，俩人住。”
去年9月起，“野地里读书馆”开始正式实行会员制。“分半年和一年两种，前者会费200元，后者会费300元，一次性付清，会员期内可以免费参加活动。”然而，在会员制实施的10个月里，“最多的一次也只收了5000块钱，如果把所有会费收入再平均一下，恐怕每个月连1000块钱都不到。”作为草根中的最底层，这让聂小军十分为难。若不是依靠女友每月3000元的工资，以及朋友每月1000元的资助，他很难担负起如此高昂的房租。
“如果一个人的生存都保障不了，那么他就会沦为只为生存的奴隶。但我宁可搬回原来的‘窝棚’住，也不想放弃做公益。”
每月600元 租来进京的立锥之地
1米宽、2米长，一张破旧的铁架单人床是杨帅屋里最大的家具，上面放着一只大号行李箱。床头顶着墙壁，两侧被打隔断的木板包围，一张高约1米的二手课桌被垂直塞进了帆布衣柜与床尾之间的空当，衣柜一半是空的，背后则是隔间的另一面墙。环视四周，只有几件生活必须品摆在课桌上，能供人下脚的地方，只有门口处仅够开门的弧形区域，人必须坐在床上才能把门关好。
杨帅，吉林师范大学的在校生，将于2014年毕业，不久前刚刚得到北京某知名门户网站读书频道的实习机会，成为了一名原创小说编辑。“说白了就是发现民间的优秀写手，然后和他们签约，再指导他们写出公司想要的小说，最后放在网上供用户花钱下载。”
看到记者进门，杨帅一边合上笔记本电脑，一边往床头的方向错了错，招呼记者坐下。当他彻底把门关好时，整个房间似乎都被凝固了，一种憋闷的感觉油然而生，让人不禁大口呼吸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热吧？地方太小了，我把空调开开吧！”杨帅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微笑着，顺手打开了藏在门后的微型空调。
为了尽快入职，杨帅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选定了现在租住的隔间。“每月600元，走到公司也就10来分钟，虽然水电燃气费要所有房客平摊，网费也要自己单交，但将来有了工资，成本也就只占五分之一。”
可是，北京连日来的高温闷热，却让这个东北大男孩儿犯了难。
“女朋友前几天来看我，俩人睡在一起实在憋屈，所以才花2000块钱买了这个空调降温，不然我俩都得中暑。” 而当记者问起为何不再找个大一些的房子时，杨帅毫无犹豫地回答，“对房租的底线是1000元，但是现在很难找到这么便宜的大房子吧？”
其实，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杨帅并非没有想法。他告诉记者，自己2年前就立志要来现在的公司发展，但始终苦于没有机会。“听说最近是他们换了新的办公地点，规模扩大了，所以干活的人不够用了，这才让我来试试。”据杨帅透露，打电话的主管还曾向他承诺，如果实习期间表现优秀，可能会提前签订就业合同，而且“每月工资小4000块钱，足够让我在附近换个单间住了。”
如今，杨帅的脑子里只有努力实习。在他的工作日记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签约作家的名字。“在中关村，几乎每家和我们一样的公司，都在做电子出版，虽然和传统出版业相比占比不高，但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每月1400元 导购女孩的租房升级
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双人床并排放在一起，推拉门式的衣柜塞在床与墙板之间，拿衣服的时候必须跪坐在床上。床尾与墙壁间有一条很窄的缝隙，三个姑娘必须侧身蹭过去才能上床，甚至脚下的拖鞋都很难放平。 在宋家庄地铁站附近，小霞看上了这套十平米的次卧。“从这里走到地铁站只要几分钟，相对方便一些。每月租金1400元，仨人平摊下来，其实还算便宜。”她告诉记者，这间人均不足4平米的“新家”，“已经比原来的上下铺好多了。”
2011年的春节刚过，小霞便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由于只有初中文化，她并没有把工作起点定得很高，“只能先找个地方立住脚，然后再想别的。”于是，因为可以提供宿舍，小霞在海淀某高校食堂做起了保洁员。
“无非是洗洗涮涮，擦擦桌子扫扫地，桌椅歪了摆一摆。”但是，这样简单机械的工作却会耗费大量体力，两周下来，小霞的身体便有些吃不消了。“在家虽然也做农活，但时间相对自由。可在食堂里，早班6点经理就要点名，晚班过了10点半才能下班。”小霞的住处就在学校里面，步行不到5分钟。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很难适应。
一天，当班的经理告诉小霞和同事，他们所住的校内宿舍日后将不再免费，而要从每月工资中扣除50元作为房租。“我本来挣得就不多，爸妈年纪又都大了，我少花一点，他们就能少累一点。”于是，小霞想到了辞职。
当她找到经理说明情况时，对方的一番劝阻却又让她颇为纠结。
“经理告诉我，当时快要开学了，食堂的人手不够用，如果我实在不想交钱，他们可以提供另一个免费的宿舍。但是距离比较远，离学校得一两公里呢。”
一番纠结后，小霞搬进了免费宿舍。此时她才知道，这些房子是食堂承包方自己盖的，类似于农民自建的小平房。附近根本没有公交车，如果赶上早班，她只能5点起床，然后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学校洗漱。
后来，小霞还是辞职了。她先后做过餐馆服务员，发过传单，还给贩卖服装的个体户做过销售，直到今年初，才和表妹菲菲一起，成了西单某大型商场里的导购员。
小霞说，自己一直觉得很幸运，因为每次搬家都会遇到好“邻居”，彼此相处也非常融洽。只是过年时，“原本好几十人的屋里，忽然只有留下我们几个还要上班的，觉得好孤独。”
每月3000元 高级白领也群租
通透的玻璃，粉色的窗帘，7月的北京烈日炎炎，室内的温度却令人颇为舒适。陈诺坐在宽大的双人床上，一边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边起身将书桌前的椅子摆好，招呼记者坐下。床头柜上，两只玩具熊相互依偎在一起，很是抢眼，一旁的亲密合影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我男朋友，明年我们就要结婚了。”
在这间月租3000元的卧室里，陈诺和她的男朋友已经住了3年多。“我俩刚回国就叫上了另外2个朋友，一起租下了这套两居室。因为我和房东很早就认识，所以租金只有每月1000元。可后来北京房价一直再涨，房东也找我商量了好几次，希望也能跟着涨一涨，于是租金就慢慢儿变成了今天的3000块钱。”
陈诺告诉记者，自己也是普通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在英国留学这几年，虽然也在勤工俭学，尽量挣些零花钱，但父母的经济压力也并不算小。“而且和那些刚毕业的本科生相比，我几乎没什么年龄优势，既要玩儿命工作，还要抓紧时间结婚。所以，我必须好好算计着花，尽快把首付的钱攒出来。”说到这儿，陈诺不禁叹了一口气。
为攒钱，陈诺和男友一致认为，必须要在房租上下功夫。
“工作这些年，攒钱的任务一直是他的，我的工资主要用来维持生活。在生活成本里，房租一向是大头。虽然我的收入并不算少，但几次涨价，房租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了。”陈诺担心，如果房租继续上涨，自己的收入就很难维持正常过日子了。“那时候，我就只能考虑辞职回家了，毕竟我们四川的生活轻松不少。”
如今，陈诺在公司已是项目主管，月薪万元左右，男朋友也即将升任经理，月薪将突破2万元。但他们为了攒钱，却依然要合租在这套50平米的两居室里，“我和男朋友的工作都很忙，有时候都要加班到夜里，回来其实也就是睡个觉，如果条件太好了，平白增加成本不说，还没什么实际的用处。”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陈国强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北京大学教授
人才将与群租房一起消失
加强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监管，希望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管理者的这种初衷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搞一刀切，丝毫不顾及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从目前北漂人群的生存现状来看，他们对低价房屋的需求是刚性的。如果全面禁止群租房，势必会导致符合规定的房源紧张，继而使房租上涨，北漂人群要么提高自己的居住成本，要么搬离到更远的郊区，只有这两条路。
由于生存压力变大，从长远来看，劳动者可能会要求提高薪资待遇，这就会间接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从而导致整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城市的消费能力不足，城市的活力不足，甚至企业招聘都会受到影响。“原来招5个，现在招3个，工作机会在减少，有潜力的年轻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北京。”
在陈国强看来，管理者不能只靠简单“堵”的办法解决群租房问题，一定要疏堵结合。如果不在增加房屋供给上多动脑筋，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
以高校的学生宿舍为例，有能力的企业可以租下一栋楼，能力差的企业可以租下几间房，没能力的企业可以只租一间房，最后将这些空间合理地分配给员工。这一方面能够解决他们的基本住宿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根治群租房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如何让这些宿舍更规范，这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研究制定相应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并且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毕竟“这是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控制社会成本的好办法。”
记者手记
脆弱的“生存法则”
如果没有那间自建房，聂小军不会成为一名公益创业者。如果没有那张单人床，杨帅很难靠努力实习留在北京。如果没有廉价的宿舍，小霞早已回到湖北老家种地。如果没有熟识的房东，陈诺只能再拖几年才能结婚。
群租客，一群用坚韧与奋斗书写青春的人。为生存，他们频繁搬家。为梦想，他们蜗居一室。他们离不开这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北京也离不开这群吃苦耐劳的年轻人。服务北京，他们只需一张可以酣睡的床铺；奉献北京，他们只要一个能够安身的空间。北京与群租客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对方。
但是，当群租房被一纸禁令封杀，当群租客的生存法则崩溃，北京还能用什么留住这些不可或缺的人？
本刊记者 张 晨
（文中部分人物姓名为化名）
每月180元的群租房是谁在住？每月600元的群租房是谁的家？每月1400元的房租意味着什么？每月花3000元租房的，又是怎样的年轻人？
北京市关于人均不低于5平米、每室不超过2人的群租禁令动了谁的房子？无论是“苦根”还是白领，他们都是北京这部城市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人力部件，对北京，他们还不想说再见……
每月180元 草根中还有“苦根”
2年时间，1人运作，180多期读书会，50多次公益活动，5000多人从中受益，“平均每次有10多人参与读书会，最多的时候有36个人，讲座一般也有一二十人。”在北京，聂小军发起的“野地里读书馆”已经颇有名气。
四年前，19岁的聂小军刚刚放弃高考，只身来到北京“游学”。
“每月180块钱，有一张单人床，长度不到2米，还有一张桌子，也不大。” 在八大处的一片农民自建房里，这间用砖块和水泥砌起来的5平米“窝棚”，便是聂小军当年所要的“立锥之地”。
清晨5点多，他起床洗漱并开始做饭。桌子上有个直径大约20厘米的电炒锅，是花几十块钱买来的，“焖饭炒菜，用的都是它。”
为了省钱，聂小军每周只吃一次肉，蔬菜也是他头天晚上买的扫尾货，“白菜、韭菜、空心菜、油麦菜、黑木耳，都是1块钱搓堆卖的，我会一次性多买几样，这样节省时间。”
从2009年7月开始，聂小军在八大处与国家图书馆之间，每天两点一线地奔走了半年的时间。为省钱，除了阅览证和一些必要的文具，还有一只保温桶被他塞进了书包，“里面装的是早上没吃完的饭菜，带到国图去，午饭晚饭都吃它。”
为了省去打工的时间专心看书，聂小军只能每月向父母要钱，“有时500元，有时600元”；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他就从最容易的工作开始挣钱。“大学保安，书店店员，发过问卷，摆过地摊，”最终，半年的读书生活，让聂小军在一间公益图书室里谋到了一份2000元的工作，并由此开启了他自主创业做公益的道路。
来京4年，聂小军搬了7次家，但几乎每次都只选择几百元的群租房。
“第一次搬家，是因为工作单位提供了宿舍，省了房租。后来辞职了，就在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室，租了一间每月200元的床位，上下铺那种。然后又在北大东门附近找了一间租床位的宿舍，每月350元。”直到今年5月，聂小军才因为工作需要，搬进了每月1580元的小三层里，“10平米，俩人住。”
去年9月起，“野地里读书馆”开始正式实行会员制。“分半年和一年两种，前者会费200元，后者会费300元，一次性付清，会员期内可以免费参加活动。”然而，在会员制实施的10个月里，“最多的一次也只收了5000块钱，如果把所有会费收入再平均一下，恐怕每个月连1000块钱都不到。”作为草根中的最底层，这让聂小军十分为难。若不是依靠女友每月3000元的工资，以及朋友每月1000元的资助，他很难担负起如此高昂的房租。
“如果一个人的生存都保障不了，那么他就会沦为只为生存的奴隶。但我宁可搬回原来的‘窝棚’住，也不想放弃做公益。”
每月600元 租来进京的立锥之地
1米宽、2米长，一张破旧的铁架单人床是杨帅屋里最大的家具，上面放着一只大号行李箱。床头顶着墙壁，两侧被打隔断的木板包围，一张高约1米的二手课桌被垂直塞进了帆布衣柜与床尾之间的空当，衣柜一半是空的，背后则是隔间的另一面墙。环视四周，只有几件生活必须品摆在课桌上，能供人下脚的地方，只有门口处仅够开门的弧形区域，人必须坐在床上才能把门关好。
杨帅，吉林师范大学的在校生，将于2014年毕业，不久前刚刚得到北京某知名门户网站读书频道的实习机会，成为了一名原创小说编辑。“说白了就是发现民间的优秀写手，然后和他们签约，再指导他们写出公司想要的小说，最后放在网上供用户花钱下载。”
看到记者进门，杨帅一边合上笔记本电脑，一边往床头的方向错了错，招呼记者坐下。当他彻底把门关好时，整个房间似乎都被凝固了，一种憋闷的感觉油然而生，让人不禁大口呼吸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热吧？地方太小了，我把空调开开吧！”杨帅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微笑着，顺手打开了藏在门后的微型空调。
为了尽快入职，杨帅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选定了现在租住的隔间。“每月600元，走到公司也就10来分钟，虽然水电燃气费要所有房客平摊，网费也要自己单交，但将来有了工资，成本也就只占五分之一。”
可是，北京连日来的高温闷热，却让这个东北大男孩儿犯了难。
“女朋友前几天来看我，俩人睡在一起实在憋屈，所以才花2000块钱买了这个空调降温，不然我俩都得中暑。” 而当记者问起为何不再找个大一些的房子时，杨帅毫无犹豫地回答，“对房租的底线是1000元，但是现在很难找到这么便宜的大房子吧？”
其实，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杨帅并非没有想法。他告诉记者，自己2年前就立志要来现在的公司发展，但始终苦于没有机会。“听说最近是他们换了新的办公地点，规模扩大了，所以干活的人不够用了，这才让我来试试。”据杨帅透露，打电话的主管还曾向他承诺，如果实习期间表现优秀，可能会提前签订就业合同，而且“每月工资小4000块钱，足够让我在附近换个单间住了。”
如今，杨帅的脑子里只有努力实习。在他的工作日记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签约作家的名字。“在中关村，几乎每家和我们一样的公司，都在做电子出版，虽然和传统出版业相比占比不高，但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每月1400元 导购女孩的租房升级
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双人床并排放在一起，推拉门式的衣柜塞在床与墙板之间，拿衣服的时候必须跪坐在床上。床尾与墙壁间有一条很窄的缝隙，三个姑娘必须侧身蹭过去才能上床，甚至脚下的拖鞋都很难放平。 在宋家庄地铁站附近，小霞看上了这套十平米的次卧。“从这里走到地铁站只要几分钟，相对方便一些。每月租金1400元，仨人平摊下来，其实还算便宜。”她告诉记者，这间人均不足4平米的“新家”，“已经比原来的上下铺好多了。”
2011年的春节刚过，小霞便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由于只有初中文化，她并没有把工作起点定得很高，“只能先找个地方立住脚，然后再想别的。”于是，因为可以提供宿舍，小霞在海淀某高校食堂做起了保洁员。
“无非是洗洗涮涮，擦擦桌子扫扫地，桌椅歪了摆一摆。”但是，这样简单机械的工作却会耗费大量体力，两周下来，小霞的身体便有些吃不消了。“在家虽然也做农活，但时间相对自由。可在食堂里，早班6点经理就要点名，晚班过了10点半才能下班。”小霞的住处就在学校里面，步行不到5分钟。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很难适应。
一天，当班的经理告诉小霞和同事，他们所住的校内宿舍日后将不再免费，而要从每月工资中扣除50元作为房租。“我本来挣得就不多，爸妈年纪又都大了，我少花一点，他们就能少累一点。”于是，小霞想到了辞职。
当她找到经理说明情况时，对方的一番劝阻却又让她颇为纠结。
“经理告诉我，当时快要开学了，食堂的人手不够用，如果我实在不想交钱，他们可以提供另一个免费的宿舍。但是距离比较远，离学校得一两公里呢。”
一番纠结后，小霞搬进了免费宿舍。此时她才知道，这些房子是食堂承包方自己盖的，类似于农民自建的小平房。附近根本没有公交车，如果赶上早班，她只能5点起床，然后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学校洗漱。
后来，小霞还是辞职了。她先后做过餐馆服务员，发过传单，还给贩卖服装的个体户做过销售，直到今年初，才和表妹菲菲一起，成了西单某大型商场里的导购员。
小霞说，自己一直觉得很幸运，因为每次搬家都会遇到好“邻居”，彼此相处也非常融洽。只是过年时，“原本好几十人的屋里，忽然只有留下我们几个还要上班的，觉得好孤独。”
每月3000元 高级白领也群租
通透的玻璃，粉色的窗帘，7月的北京烈日炎炎，室内的温度却令人颇为舒适。陈诺坐在宽大的双人床上，一边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边起身将书桌前的椅子摆好，招呼记者坐下。床头柜上，两只玩具熊相互依偎在一起，很是抢眼，一旁的亲密合影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我男朋友，明年我们就要结婚了。”
在这间月租3000元的卧室里，陈诺和她的男朋友已经住了3年多。“我俩刚回国就叫上了另外2个朋友，一起租下了这套两居室。因为我和房东很早就认识，所以租金只有每月1000元。可后来北京房价一直再涨，房东也找我商量了好几次，希望也能跟着涨一涨，于是租金就慢慢儿变成了今天的3000块钱。”
陈诺告诉记者，自己也是普通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在英国留学这几年，虽然也在勤工俭学，尽量挣些零花钱，但父母的经济压力也并不算小。“而且和那些刚毕业的本科生相比，我几乎没什么年龄优势，既要玩儿命工作，还要抓紧时间结婚。所以，我必须好好算计着花，尽快把首付的钱攒出来。”说到这儿，陈诺不禁叹了一口气。
为攒钱，陈诺和男友一致认为，必须要在房租上下功夫。
“工作这些年，攒钱的任务一直是他的，我的工资主要用来维持生活。在生活成本里，房租一向是大头。虽然我的收入并不算少，但几次涨价，房租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了。”陈诺担心，如果房租继续上涨，自己的收入就很难维持正常过日子了。“那时候，我就只能考虑辞职回家了，毕竟我们四川的生活轻松不少。”
如今，陈诺在公司已是项目主管，月薪万元左右，男朋友也即将升任经理，月薪将突破2万元。但他们为了攒钱，却依然要合租在这套50平米的两居室里，“我和男朋友的工作都很忙，有时候都要加班到夜里，回来其实也就是睡个觉，如果条件太好了，平白增加成本不说，还没什么实际的用处。”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陈国强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北京大学教授
人才将与群租房一起消失
加强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监管，希望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管理者的这种初衷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搞一刀切，丝毫不顾及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从目前北漂人群的生存现状来看，他们对低价房屋的需求是刚性的。如果全面禁止群租房，势必会导致符合规定的房源紧张，继而使房租上涨，北漂人群要么提高自己的居住成本，要么搬离到更远的郊区，只有这两条路。
由于生存压力变大，从长远来看，劳动者可能会要求提高薪资待遇，这就会间接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从而导致整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城市的消费能力不足，城市的活力不足，甚至企业招聘都会受到影响。“原来招5个，现在招3个，工作机会在减少，有潜力的年轻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北京。”
在陈国强看来，管理者不能只靠简单“堵”的办法解决群租房问题，一定要疏堵结合。如果不在增加房屋供给上多动脑筋，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
以高校的学生宿舍为例，有能力的企业可以租下一栋楼，能力差的企业可以租下几间房，没能力的企业可以只租一间房，最后将这些空间合理地分配给员工。这一方面能够解决他们的基本住宿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根治群租房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如何让这些宿舍更规范，这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研究制定相应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并且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毕竟“这是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控制社会成本的好办法。”
记者手记
脆弱的“生存法则”
如果没有那间自建房，聂小军不会成为一名公益创业者。如果没有那张单人床，杨帅很难靠努力实习留在北京。如果没有廉价的宿舍，小霞早已回到湖北老家种地。如果没有熟识的房东，陈诺只能再拖几年才能结婚。
群租客，一群用坚韧与奋斗书写青春的人。为生存，他们频繁搬家。为梦想，他们蜗居一室。他们离不开这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北京也离不开这群吃苦耐劳的年轻人。服务北京，他们只需一张可以酣睡的床铺；奉献北京，他们只要一个能够安身的空间。北京与群租客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对方。
但是，当群租房被一纸禁令封杀，当群租客的生存法则崩溃，北京还能用什么留住这些不可或缺的人？
本刊记者 张 晨
（文中部分人物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