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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台画史》是中国第一部专题记载女性画家之史书，由清代女史学家汤漱玉撰写。载入《玉台画史》的223位女性皆为有才之人，处于明清时期的女才人更是占到142人，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这个时期的女才人数量达到高峰呢？接下来，笔者就她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反传统思想、生活与社会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
一、反传统思想
首先，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经济活跃，导致政治、思想上的解放。比如，李赞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云：“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其肯定了人性的平等，主张女性要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追求个性化的发展。再如，施闰章的《黄氏皆令小传》并不只是突出黄媛介的才华，而是反复强调其才未害德，甚至具备德才兼备的品德。黄媛介嫁与丈夫后不久，其夫便因病辞世，满身才华的黄媛介并没有改嫁，反而开始鬻画为生，养家糊口，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成立。
再次，明代，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与阳明心学及李贽等人的反传统思想促进了女性的才学与创作，使其空前繁荣。清代，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数量也是前代不能企及的。妇女文献学家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不仅收录了明清女作家约3885人，还收录各种体裁的作品集约4741部，另外还有合刻的集子54部、总集129部。虽说以上罗列的均为文学创作方面，但是也不乏女才人在绘画领域大展身手。这点在汤漱玉的《玉台画史》中有所体现。其中，明代擅画女子有104人，包括宫掖4人、名媛59人、姬侍9人、名妓32人;清代擅画女子有72人，包括名媛43人、姬侍5人、名妓4人、别录20人。由此可知，明清时期擅画女子共为176人（未包括未纳入者），在《玉台画史》中占将近四分之三。
从上面的资料来看，明清时期，女才人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绘画上都占相当大的比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反传统思想的影响。
二、女性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
（一）女性的生活环境
从《玉台画史》中明清时期女才人的区域分布来看，她们大都分布于江浙一带，地理位置特殊，经济的发达、文化思想的進步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生活保障和良好的学习条件。从侧面来讲，江浙一带的文学气息与文化环境要比全国其他地区浓厚，逐渐趋于世俗化。比如，虽然明代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但是一般文人在择妻或与异性交往时会优先选择琴棋书画精通的女性。这也就证明了当时的女子要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当时，名父之女与名士之妻大都会请先生到家里教女儿学习书画，这些有名的闺阁才女家境殷实，经济基础较好，不用为柴米油盐担忧，不用饱受寒冻之苦。像仇英之女仇珠、戴进之女戴氏，其成长在翰墨飘香的家庭里，可从小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与艺术修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琴棋书画、诵诗风雅等事情上，甚至能饱览大量家中收藏的书画作品。比如，常州恽氏恽南田一族就以“恽女之画”闻名于世，时人有称：“画家今日重南田，闺秀尤夸得祖传。”
（二）女性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方面，闺阁画家除了与父兄、丈夫切磋才艺以外，还会请当地的先生来家里进行指点。比如，倪仁吉《凝香阁诗稿》记载：“承先大夫授书时甫十岁，益见视犹小男也。”
除此之外，还有像袁枚这样的名士才子鼓励女子创作，解放她们的思想。袁枚曾提出：“第目论者动谓诗文非女子所宜……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谁非女子之作？”由此可见，袁枚很重视女性文学创作。当时，像袁枚这样的才子不仅广收女弟子，与她们互相唱和、广游四方，还会集会结社，“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之处，皆敛衽扱地，以弟子礼见”。
另外，名妓画家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在文人士大夫与名妓的交往中体现出来。晚明开放与多元的文化氛围以及享乐主义无疑带动了妓业的繁盛和名妓的群起。晚明政治腐败，一些博闻强识的才士之子并不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批文人士子不得志，以至于隐居山林或寻求其他方式解脱自己。这时，名妓的美色与才华便成了这些文人消遣娱乐的对象。这里的名妓可不似往日倚门卖笑的普通妓女，其才艺突出，具备个人魅力，甚至引领时代风骚。比如，明末清初诗人尤侗在余怀《板桥杂记》的序言中说：“今曼翁纸上有妓，而艮翁笔下故无妓也。”她们不仅可以成为文人士子的人生知己，还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释放。
这些名妓也会通过与文人的雅集结社来增进绘画、书法诗文方面的见识，这也是名妓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以诗词著称的晚明名妓王微与士子茅元仪密切交往，陈继儒《微道人生圹记》记载：“修微姓王，广陵人。自幼有洁癖、山水癖、书癖。自伤七岁父见背，致飘落无所依，眉妩间尝有恨色。”由此可见，王微出身并不好，自小飘零，无所依靠，作为一代名妓，她在诗文书法方面的成就颇高，在与茅元仪、许誉卿、谭元春、汪汝谦等士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收益颇多，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文风格。再来看王微的品德，钱谦益《草衣道人王微传》云：“颍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其赞誉了王微的政治气节。王微这样的名妓不仅有才华，还有很好的品德，就连钱谦益这样的大文人也会忍不住连连夸赞。还有一代名妓马湘兰，她有着极深的绘画造诣，《兰竹风姿图》是其水墨画代表作之一，项元汴留有隶书题跋“森森君子节，奕奕古人风”，这既是对马湘兰绘画水平的赞扬，也是对其人品的称赞。
所以，从文人与名妓的交往来看，当时的名妓会以优秀才艺和良好品德吸引不得志的才子进行娱乐消遣，同时会在文学、绘画上得到名士才子的指点传授。
三、结语
《玉台画史》共载有223位女才人，而处于明清时期的女才人就占到142人，其大都分布于江浙一带。江浙一带地理位置特殊，经济的发达、文化思想的进步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生活保障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受特定历史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反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她们的文学、绘画创作可以达到一定高度，使得这个时期的女才人数量达到高峰。
（河北科技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校级）“汤漱玉—《玉台画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灿（1993—），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一、反传统思想
首先，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经济活跃，导致政治、思想上的解放。比如，李赞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云：“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其肯定了人性的平等，主张女性要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追求个性化的发展。再如，施闰章的《黄氏皆令小传》并不只是突出黄媛介的才华，而是反复强调其才未害德，甚至具备德才兼备的品德。黄媛介嫁与丈夫后不久，其夫便因病辞世，满身才华的黄媛介并没有改嫁，反而开始鬻画为生，养家糊口，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成立。
再次，明代，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与阳明心学及李贽等人的反传统思想促进了女性的才学与创作，使其空前繁荣。清代，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数量也是前代不能企及的。妇女文献学家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不仅收录了明清女作家约3885人，还收录各种体裁的作品集约4741部，另外还有合刻的集子54部、总集129部。虽说以上罗列的均为文学创作方面，但是也不乏女才人在绘画领域大展身手。这点在汤漱玉的《玉台画史》中有所体现。其中，明代擅画女子有104人，包括宫掖4人、名媛59人、姬侍9人、名妓32人;清代擅画女子有72人，包括名媛43人、姬侍5人、名妓4人、别录20人。由此可知，明清时期擅画女子共为176人（未包括未纳入者），在《玉台画史》中占将近四分之三。
从上面的资料来看，明清时期，女才人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绘画上都占相当大的比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反传统思想的影响。
二、女性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
（一）女性的生活环境
从《玉台画史》中明清时期女才人的区域分布来看，她们大都分布于江浙一带，地理位置特殊，经济的发达、文化思想的進步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生活保障和良好的学习条件。从侧面来讲，江浙一带的文学气息与文化环境要比全国其他地区浓厚，逐渐趋于世俗化。比如，虽然明代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但是一般文人在择妻或与异性交往时会优先选择琴棋书画精通的女性。这也就证明了当时的女子要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当时，名父之女与名士之妻大都会请先生到家里教女儿学习书画，这些有名的闺阁才女家境殷实，经济基础较好，不用为柴米油盐担忧，不用饱受寒冻之苦。像仇英之女仇珠、戴进之女戴氏，其成长在翰墨飘香的家庭里，可从小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与艺术修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琴棋书画、诵诗风雅等事情上，甚至能饱览大量家中收藏的书画作品。比如，常州恽氏恽南田一族就以“恽女之画”闻名于世，时人有称：“画家今日重南田，闺秀尤夸得祖传。”
（二）女性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方面，闺阁画家除了与父兄、丈夫切磋才艺以外，还会请当地的先生来家里进行指点。比如，倪仁吉《凝香阁诗稿》记载：“承先大夫授书时甫十岁，益见视犹小男也。”
除此之外，还有像袁枚这样的名士才子鼓励女子创作，解放她们的思想。袁枚曾提出：“第目论者动谓诗文非女子所宜……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谁非女子之作？”由此可见，袁枚很重视女性文学创作。当时，像袁枚这样的才子不仅广收女弟子，与她们互相唱和、广游四方，还会集会结社，“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之处，皆敛衽扱地，以弟子礼见”。
另外，名妓画家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在文人士大夫与名妓的交往中体现出来。晚明开放与多元的文化氛围以及享乐主义无疑带动了妓业的繁盛和名妓的群起。晚明政治腐败，一些博闻强识的才士之子并不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批文人士子不得志，以至于隐居山林或寻求其他方式解脱自己。这时，名妓的美色与才华便成了这些文人消遣娱乐的对象。这里的名妓可不似往日倚门卖笑的普通妓女，其才艺突出，具备个人魅力，甚至引领时代风骚。比如，明末清初诗人尤侗在余怀《板桥杂记》的序言中说：“今曼翁纸上有妓，而艮翁笔下故无妓也。”她们不仅可以成为文人士子的人生知己，还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释放。
这些名妓也会通过与文人的雅集结社来增进绘画、书法诗文方面的见识，这也是名妓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以诗词著称的晚明名妓王微与士子茅元仪密切交往，陈继儒《微道人生圹记》记载：“修微姓王，广陵人。自幼有洁癖、山水癖、书癖。自伤七岁父见背，致飘落无所依，眉妩间尝有恨色。”由此可见，王微出身并不好，自小飘零，无所依靠，作为一代名妓，她在诗文书法方面的成就颇高，在与茅元仪、许誉卿、谭元春、汪汝谦等士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收益颇多，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文风格。再来看王微的品德，钱谦益《草衣道人王微传》云：“颍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其赞誉了王微的政治气节。王微这样的名妓不仅有才华，还有很好的品德，就连钱谦益这样的大文人也会忍不住连连夸赞。还有一代名妓马湘兰，她有着极深的绘画造诣，《兰竹风姿图》是其水墨画代表作之一，项元汴留有隶书题跋“森森君子节，奕奕古人风”，这既是对马湘兰绘画水平的赞扬，也是对其人品的称赞。
所以，从文人与名妓的交往来看，当时的名妓会以优秀才艺和良好品德吸引不得志的才子进行娱乐消遣，同时会在文学、绘画上得到名士才子的指点传授。
三、结语
《玉台画史》共载有223位女才人，而处于明清时期的女才人就占到142人，其大都分布于江浙一带。江浙一带地理位置特殊，经济的发达、文化思想的进步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生活保障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受特定历史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反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她们的文学、绘画创作可以达到一定高度，使得这个时期的女才人数量达到高峰。
（河北科技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校级）“汤漱玉—《玉台画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灿（1993—），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