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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许戈辉A=毕飞宇
健身是天性和本能
Q：作家给人的印象一般是文静甚至文弱的，你为什么会到健身房把自己练得满身肌肉？
A：我其实并不是为了肌肉才去健身，而是跟我的出身有关。我是六十年代乡村教师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家的天井就是学校的操场，所以从我会走路的那天起，我的人生就永远在操场上，就在跑。那就是我的生活，是我的本能，长在了我的肌体和血液里头。
Q：你是用体力运动对脑力运动进行一种调剂吗？
A：也是。这个身体对运动有很强的依赖性，当我长时间保持这种运动节奏的时候，如果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不给肌肉一个强刺激，它会不舒服的。必须让它饱和了、疲惫了，它才会过瘾。
Q：可你说过进健身房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锻炼，那是在于什么？
A：健身房里有许许多多人。在那里我一个星期就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而且他们不是来自于一个会议或者组织，而是身份、文化背景都完全不相似的人。
就好像我是一棵苹果树，长在苹果地里面，那没意思。我就特别喜欢那种，一块地二十年以后不知道会长出什么来的人生。我到健身房的时候跟那帮朋友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每个人都是悲观的
Q：《推拿》的主题可算剑走偏锋，为什么选择盲人这样一个题材？
A：写这个作品是个意外。因为受了伤去做推拿，我和推拿室里许多人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说，毕老师今晚我和我女朋友请你吃饭，我说好。结果开门以后楼道里黑咕隆咚的——灯坏了——因为房子里生活的都是盲人，灯什么时候坏的不知道，也没人修。我一看外面这么黑，就拉着他女朋友扶她下楼，但伸手不见五指一抹黑，所以我的脚就很犹豫。还没犹豫完呢，女孩手一拉我说毕老师我带你走，噔噔噔噔噔特别快，就把我从五楼带下来了。到了楼下的时候她说，毕老师你看你不如我吧。
刹那之间我感触特别多。因为在这个黑夜里头，明亮的两只眼睛归零了，一个盲人，看不见阳光的盲人，她因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养成了一种步行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她的眼睛。你看看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转换，在黑暗当中本来我是想帮助她的，她却来帮助了我，而且这个帮助过程如此有趣。如果你没有跟盲人打过交道，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你终身都体会不到。一刹那我就想写一个小说，就在这个点上，它来了。
Q：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灵感来的时候排山倒海，可真正要落笔又觉得很苍白，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世界。
A：有的时候会。但这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很顺利，90%我只用4个月就写完了，剩下的用了9个月，那九个月真是痛苦不堪。其实这10%的东西可以跟小说毫不相干，你完全可以不这么结尾，可是写作的人有时候很怪、很偏执，一旦有了一个愿望之后，就千方百计地渴望着在作品当中实现，有时候这种实现能够很顺利就达成，有时候就特别复杂、特别艰难。
Q：这么说来，写作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痛苦？
A：当然，但也不光是痛苦，状态好的时候，会发现写出来的东西是那么漂亮，我也会很吃惊，天呐我怎么那么有才啊！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刚刚写完，处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下，特别高兴，就会忍不住赞美自己。这个事情在我们家是经常发生的，我太太听我在家里自我赞美的时候都听不下去了。
Q：你太太的反应是什么，跟着应和还是打击？
A：打击，100%的打击。她知道我这个特点，在她看来这也不是什么毛病，就是我在特定状态下的一种轨迹。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杯又一杯的酒，一杯喝了，两杯喝了，七八杯的时候就扛不住，扛不住的时候就会有微醺的一个状态。你能要求一个喝多了的人讲话那么靠谱吗？让他享受去吧。
Q：《推拿》这本书有盲文版吗？我特别想知道盲人读了这本书以后的反响。它获奖的评语是“细腻深刻地揭示了盲人的内心世界”，但他们的内心世界真的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
A：这本书有盲文版，获奖前出版的。艺术的真实跟生活中的真实不是一个概念，艺术作品中的人物饱满、生动、可信就是真实，说白了就是写得好。相反这个人物如果很苍白，哪怕一切描述都是真实的，也没有意义。比方说我写一个人吝啬，反反复复说他吝啬，这有意义吗？但如果我这么写，他啃着烧饼，一个芝麻掉到桌子缝里去了，他不忍心看着芝麻损失了，假装生气“啪”一拍桌子，那个芝麻跳起来，他用指头蘸上吐沫然后把它摁住，再放到嘴里面。相对于吝啬的概念来讲，这一段生动有趣的行为更真实。
Q：作为作家，是不是特别在意别人能否理解他写作的本意？
A：对，我觉得特别重要。实际上我的命运跟《推拿》里面所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这个故事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误解推进的。我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来写，是因为从盲人朋友那儿得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渴望理解，一个是人跟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也就是误解。人生的悲剧也许不是最后的死亡，而在于就算天天厮守在一块，也无法真的了解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悲观主义者，他可能在面对人生的具体细节时体现出乐观的倾向，但从宏观上来讲，他都是悲观的。我甚至认为可能未必是作家们，每个人，只要他有正常的灵魂，都是悲观的。我的依据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常会讲：我想开了。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三个字，是多么的无奈，一定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让人想开，其实想得开本身就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东西。
“怕老婆”的家庭船长
Q：所以你一方面沉浸在那个悲观的、深刻的世界里，一方面生活在要乐观面对的现实中，这两种生活能够随时转换吗？
A：我喜欢那种悲剧性的东西，在书房里绞尽脑汁，慢慢、慢慢地想象，连带着我自己也很沉痛。但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体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快乐的，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疯子。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内心有悲剧的冲动，比如去看《泰坦尼克号》，谁都知道它是一个悲剧，会看得人痛不欲生，但在那样一种悲痛当中能唤起美感，唤起对电影这个艺术品最强的欣赏。我写那么多的悲剧，我也很压抑很沉痛，但那只是我自己选择的心灵的历程。
Q：据说你在写作《玉米》进入状态的时候，全家都小心翼翼、蹑手蹑脚——连你当时只有四岁的儿子都知道不可常碰书房的门。那么在生活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丈夫和父亲？
A：怕老婆，其实倒也不是怕，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也都是双方的初恋情人。到了这个年龄，我可能不会刻意去哄她高兴，但她如果不高兴，我一定想办法帮她分析一下，把她从不高兴里面拔出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船长，方向不能偏离，我得让自己放松，然后让太太和儿子放松，放轻松才能够面对生活、面对竞争。
Q：那么对太太呢，你们共同成长起来，在她有困扰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她？
A：在我跟太太的关系里，我觉得我对她的帮助不大，她对我的帮助大。应当这样讲，认识这么多年以来，她没有剥削我，而我始终在剥削她。比方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写的时候很有激情，很多字都是混乱的，永远都是她帮我誊写，有的字我都不认识，但她认识。这么多年来为我做饭、洗衣服，家务基本上都是她。
Q：太太是否会有抱怨？
A：她当然抱怨，没有人会不抱怨，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抱怨的生活是没意思的，也看不到一个人的价值。其实她也不喜欢做饭、不喜欢洗衣服、不喜欢拖地，可是为了这个家，她能支撑，这才是意义所在吧！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生活了一辈子，能够看到她的这种付出，要知道这才是最需要珍惜的。
Q：我一直觉得作家和画家是最自由的，能够主宰并有能力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你属于作家里特潇洒的那一类，据说你从来不签出版合同是吧？
A：我从来都不签，这个说起来就得怪张艺谋，完全是他把我给害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我在写作前签合同的惟一的一次，经历过那次之后，我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你怎么诱惑我，说印多少，给多少钱，说多好听，我永远不签。
Q：几年前张艺谋上我节目，谈到他在整个导演生涯中，最痛苦的阶段就是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莫非是你没能提供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还是有其他原因？
A：当时是许许多多问题被捆在一块，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个电影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讲，都太仓促了，都没有做好准备。电影是1994年拍的，在那之前我都没去过上海，张艺谋给了我一本书，我翻了翻就去做了，所以年轻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啊。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都急于要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它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我也是这个失败里的一个部分。
Q：就是这个教训让你日后再也不签约来写书？
A：不签约，坚决不签约。为了完成合同去进行艺术创作，起码对我们小说这个行当来讲，我觉得是不可取的。你不能一定要在合同要求的那个时间范围里把作品完成，就像我刚才讲的《推拿》，最后写了13个月，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我有一纸合同在身，到了第12个月我必须要交稿，也许就差一个月，但这个小说很可能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