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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赵赵的新书《穿“动物园”的女编辑》，赵赵和石康又坐在了一起。
他们俩认识已经超过了十年，石康直接，赵赵刻薄，他们共同在酒吧里耍贫逗乐，是能聚在一起“混”上一天的老朋友。现在，一个已婚，不再混夜店，愿意有个伴儿在家安生呆着；一个拒绝进入婚姻，保持常换常新的年轻状态。
但不管是谁，对自由的求取都未减少，包括婚姻，也包括写作。
刻薄的背后
如今一坐到一起便话密到不透风的两人，初见时却“相谈不欢”？石康直接，赵赵刻薄，还好，多年相处下来，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对方的表达方式，并且同意，刻薄是一种友善的表示。
赵赵：我知道你最初是因为《晃晃悠悠》，后来写了一篇书评发在《南方周末》上。等我从广州回北京的时候有媒体托我采访你，算是第一次见面。
石康：我还记得是在一个叫“幸福花园”的酒吧。
赵赵：对，但当时没有相谈甚欢—应该说不太欢。你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想象中你应该是小个儿、很帅，结果长这样……而且你完全不会说话，尤其是见着生人，老控制不住，那次采访结束我要走，你跟我说，咱们都在北京，以后可以一起玩，想要上床也可以。我当时就傻了。
石康：是吗？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赵赵：我当时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就没有留你的电话。结果过了不久又有一家媒体让我采访你，还好我留着现在我丈夫的电话，就管他要了你的电话，又见了一次面，后来经常一起玩，才慢慢熟起来。
石康：我就记得当时唐大年（赵赵的先生）和杨葵同时喜欢上了你，他俩老拉着我约上你一块去酒吧玩，最可气是张弛见到你之后也喜欢上你了。他们仨老找你玩，我属于被迫的，后来有天我发现奇怪了，怎么这段时间老去“幸福花园”？他们都不回答我。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你跟唐大年好上了，就是因为在幸福花园瞎聊。
赵赵：你别在这儿胡说啊，不过你这人就这样，经常说话得罪人，把人逼得绝交。我觉得你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知道说话的底限在哪儿，比如见了个女孩，直接就说人家胖，很伤人。还好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跟你计较了。
石康：但如果让别人不舒服了，我马上就能道歉。这可能跟我没有长时间从事过社会工作有关，我的工作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都是跟朋友在一起，说话很随便，我到外面面对记者，说话也很随便，但后来发现记者有一个筛选功能，你说得很随便的话他不会写到稿子里，那我就胡说了，包括拍照，图片编辑会挑一张我比较顺眼的照片上版面，那也就胡拍吧！
赵赵：其实我也有点刻薄，但我对生人不会，刻薄为什么会给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一种准确，因为说中了才会让人觉得心里疼。刻薄就是放大了你的缺点。
石康：平常人看来刻薄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它更多时候是善意的，能做到刻薄的人，很多都是友善的，它还需要一种幽默感、一点文化、一点同情心，跟刻薄相对的，是粗口、谩骂、蛮不讲理。
混和懒的真面目
都是北京人，都没有太大生活压力，石康和赵赵，一个标榜自己“混”，一个强调自己“懒”，在这个时代，混与懒，可都是奢侈的事儿。
赵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点。北京女孩大多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大大咧咧。
石康：这是因为北京姑娘家在北京，有一些优势，譬如没有那么大压力，可以不工作，大不了回家啃老。你要找一个外地姑娘，就得付房租；你要找一北京姑娘，就不用付房租。我不算典型的北京男生，但相比那些描述中的上海小男人，名声要好一些。北京男生好的一面是有意思、大度。坏的一面是依赖父母，不能埋头苦干。
赵赵：有点眼高手低，嘴好使，但行为有点跟不上。
石康：总觉得要么就干大事要么就不干，很多人就这么高不成低不就了半辈子。我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
赵赵：你挺爱想的，要不然怎么会《奋斗》之后这么多年什么都不写。
石康：对，老想着写个大的，赚很多钱，一直在想，一直没写，天天混着。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自己的需求，想赚钱你就必须得接受压力，但本质上你可以不写。没有谁约束你，真正约束你的是你想赚钱的念头。就像我这四年，没有压力，那就不写。
赵赵：我也是懒，能不工作就不工作。开始因为身体不好，坐着地铁经常晕倒，为了找一个不用按时上班的工作，就从房地产公司跳到唱片公司，薪水是之前的三分之一，还是懒，老想不上班才好，正好别人找我写剧本，就彻底不工作了。
石康：我也几乎没有上过班。如果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我愿意多付一倍代价、少赚一半工资。
赵赵：钱是赚不完的，够花就行了。
石康：没错儿，尤其是跟赚得多的人比，咱们赚的都不值一提。
赵赵：我刚认识你那段时间特别勤快，同时给三家杂志工作，四处写专栏，但认识你们之后就被影响了。朋友圈子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大。你还算是勤奋的，我丈夫特别懒，我跟着他也变懒了，有空宁可淘宝也不愿意干正经事儿。
石康：你这本新书里写的不是“动物园”吗？
赵赵：这本书说的是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但我其实很少去。还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动物园刚刚兴起，还露天呢，我在那里买了件银色的裙子，第二天上班，收获无数讽刺的目光，估计是大家觉得太像夜店上班的，当时太年轻，什么都敢穿，但这件事还是让我有伤痕了，就不怎么去了。我印象中的动批就是衣服很年轻、全是一次性。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迷淘宝，反正谁淘宝也比不过我，自从前年我在淘宝上买了辆车，就没人敢跟我比了。
我喜欢逛淘宝，喜欢下流社会，就像我写过一个作家叫败败，她说：“我们作家不就是赚得少点儿，人穷一点儿，作派酸一点儿，你们也不能这么挤对我们呀。”一说起文人大家老有一个固有概念，就是跟穷酸挂钩，其实咱们现在也算体面吧。
石康：我不喜欢消费，总觉得消费很累，我的钱都是乱花的，吃穿都没什么花费，就是买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连超市我都很少去，除了为了做饭必须去买菜。我一直自己做饭，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从来不用小时工，自己擦地，这些琐事给我信心：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一个人生活，我都能过得很好。
写作的青春期
京味儿文化给了他们共同的底蕴，即便他们都认为地域性的东西终将暗淡，却也不能改变这是他们的作品中鲜明的一部分。但写作到底是为了迎合读者还是为了自我表达，赵赵和石康讨论了半天也没有达成统一。
石康：因为咱俩都是北京人，总被问到“京味儿”的问题。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地域性的东西都会慢慢变淡的。和地域有关的气质没办法去保护或恪守，作者还是为读者写作，读者不爱看，你就没办法再写下去。本质上，读者是写作者的衣食父母，青春期的时候你可以说我随便写，你爱看不看；岁数大了，我想明白我的整个生活来源都是从读者付我的版税里来的，那读者关心什么，我就写什么。
赵赵：这么说来我还在青春期。我总觉得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梳理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能有人从中找到共鸣当然是好，但很难全面迎合读者，很难明白读者到底想要什么。
石康：读者关心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猜出来的，再加上看一些统计报告、社会事件，把大家可能关心的事儿尽量写出来。我写作是为了挣钱，我也相信每个作家都是努力为读者写作，争取把书写好，让很多人爱看，如果没有人爱看，是因为他没有写好。我现在会尽量猜读者喜欢什么，尽量满足读者的需求。
赵赵：我看到很多网络写手，每天在网上更新一万字，读者会给他反馈，希望这个人物的命运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作者就根据读者的要求修改他原本的想法。
石康：我不会对着那么少的读者写，我是面对各种阶层的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去写。
赵赵：那把话说回来，大家现在不关注京味儿，是因为写得不好。对我来说，写作时并没有刻意用京味语言，我只是在写我熟悉的生活，用我熟悉的语言，就像我平时说话那样。局限性也是一种特点。
石康：所有地域性的东西，无论是北京话、东北话、四川话，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信息的融合发生改变，最终让大家更容易听明白彼此在说什么，让交流更快地进行。地域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地域性能为整个文化提供什么新鲜的内容。地域性的语言和特色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最终看的都是表达的内容和写作者主观的方式。
赵赵：一个作家用熟悉的语言写东西，才会生动，接近于好。不能要求他用什么语言，用他最接近于好的语言写作最重要的。比如说所谓“京味儿”的贫，我的贫跟我从小一直听相声有关，那时没有别的娱乐，就是听唱片，每天翻来覆去听，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语言方式。没有什么相声是我没听过的，基本都能背下来。
石康：我是因为小时候住胡同，永远是大人们在一堆儿侃大山，几个小孩搬一板凳围着一个小桌子，要么玩牌，要么就是相互讽刺对方，没别的事儿干。一说说三四个小时，纯粹是练出来，就是穷的。要是那时候有辆自行车，能打个棒球或者踢个足球，就不会光练了嘴了，今天也就绝对不是这样了。
结婚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从晃晃悠悠中回归正常的家庭，赵赵嫁了唐大年，说婚后就不再出来混夜店，而是想有一个伴儿，在家安生呆着；只有石康抗拒着婚姻，试图保持“常换常新”的状态。
石康：当年咱们一起玩的这些人，大部分都过上了所谓正常的生活，只有我保持了以前的那种“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经过理智权衡的，正常的生活我尝试过，都失败了，还不如回到“混”状态中去。
赵赵：还是你审美的问题！找女孩不找聊得来的，就找年轻的，想聊天了只好又来找哥们儿。
石康：因为小女孩省事，她们来找我，我只要答应就行了，但岁数大的女人往往麻烦，她们往往自以为有魅力，就是能吸引一个或者很多人的，但为什么要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你并不需要那么多男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你抓住它就行了，不需要更多，其他都是麻烦。
赵赵：还是因为你心态年轻、甚至幼稚，才跟小女孩处得来；成熟一点的女人可能会觉得你幼稚。我喜欢的女人，首先要独立，其次要有点儿自嘲精神。其实自嘲精神和独立是相辅相成的，最起码，得有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
石康：女人必须有工作，绝对不能在家待着，除非她像我一样是个自由职业者。赚钱不重要，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和外界联系的通道，如果她割断这个通道只保持跟我的联系，麻烦就来了，她没别的事儿干，只能时刻盯着你，问你干吗去了。女人还是应该通过工作让自己和其他人产生联系，保持生活不那么封闭。
赵赵：这也是你选择不进入婚姻的原因吧。我觉得婚姻对自由当然有约束，但最大的约束还是你自己，外界的因素并不重要。婚姻就是一个名头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不想受约束的时候，有婚姻又能怎样？
石康：我倒看不出结婚和没结婚有什么特别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财产权利。你和一个女孩在一起，没结婚，分开了，不用分一半财产给她；结婚了，就要交出一半财产，其他的没有任何差别。
赵赵：我觉得结婚是不想在外面乱跑了，想在家待着了，但是在家待着需要有一个跟你作伴的人，这个人最好跟你聊得来，使你不会因为枯燥又想冲出去。结婚是一种状态，我结婚后，有个朋友说，咱们怎么都不出来混夜店了？我说，都有主了还混个什么劲儿？没主的才出去找，还有无尽的可能性；有主的，就想踏实在家呆着。
石康：很多有主的也想换人。人的需求从本质上说是无限的，你今天喜欢高的，明天喜欢矮的，今天喜欢依赖型的，明天喜欢独立型的，这很正常。当你都想欣赏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没有任何约束在自己身上。我相信如果有条件，人都是喜欢千姿百态的，之所以忠诚，多数是因为没有条件。
赵赵：也可能是到了某个年龄，懒得再去寻找千姿百态了。恋爱太耗费精力，结婚有时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石康：岁数大了，恋爱的感觉的确会消减，但我还是觉得常换会让生活更加活跃一点。天天面对同一个人，很不舒服。
赵赵：新鲜感会给人带来年轻的感觉—所以你还处在千姿百态的青春，而我已经步入中老年了。
赵赵
北京人，曾做过秘书、文案、企宣、电视编导、编辑，现为自由作家。供职唱片公司期间，曾为陈明、杨钰莹、屠洪纲、毛宁等歌手创作歌曲。现已出版《命犯桃花》《花不棱登》《内衣》《动什么别动感情》等多部作品。有一本很精准的星座书上说，她生日那天出生的人，注定靠写字和写歌挣钱。
石康
北京人，编剧，作家。大学在联大航天工程学院电子系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研究生在哈工大管理学院读技术经济专业，理科硕士。毕业后编程一年，1993年写作至今。先后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一塌糊涂》《奋斗》等。曾以数百万版税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九位。
去哪儿玩
石康：我向你推荐美国自驾游，那里是最舒服的，地方非常大，风景、地貌都不一样，很漂亮很干净，让人很开心。
赵赵：那我就向你推荐欧洲自驾游，因为欧洲很美、生活闲适，景色、人文也很丰富。
石康：但欧洲因为签证原因只能去一个月，飞到法兰克福就要10个小时，玩一个月就回来太不值得，我这么怕坐飞机的人，怎么也得玩半年才行。所以，还是美国自驾游好。
他们俩认识已经超过了十年，石康直接，赵赵刻薄，他们共同在酒吧里耍贫逗乐，是能聚在一起“混”上一天的老朋友。现在，一个已婚，不再混夜店，愿意有个伴儿在家安生呆着；一个拒绝进入婚姻，保持常换常新的年轻状态。
但不管是谁，对自由的求取都未减少，包括婚姻，也包括写作。
刻薄的背后
如今一坐到一起便话密到不透风的两人，初见时却“相谈不欢”？石康直接，赵赵刻薄，还好，多年相处下来，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对方的表达方式，并且同意，刻薄是一种友善的表示。
赵赵：我知道你最初是因为《晃晃悠悠》，后来写了一篇书评发在《南方周末》上。等我从广州回北京的时候有媒体托我采访你，算是第一次见面。
石康：我还记得是在一个叫“幸福花园”的酒吧。
赵赵：对，但当时没有相谈甚欢—应该说不太欢。你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想象中你应该是小个儿、很帅，结果长这样……而且你完全不会说话，尤其是见着生人，老控制不住，那次采访结束我要走，你跟我说，咱们都在北京，以后可以一起玩，想要上床也可以。我当时就傻了。
石康：是吗？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赵赵：我当时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就没有留你的电话。结果过了不久又有一家媒体让我采访你，还好我留着现在我丈夫的电话，就管他要了你的电话，又见了一次面，后来经常一起玩，才慢慢熟起来。
石康：我就记得当时唐大年（赵赵的先生）和杨葵同时喜欢上了你，他俩老拉着我约上你一块去酒吧玩，最可气是张弛见到你之后也喜欢上你了。他们仨老找你玩，我属于被迫的，后来有天我发现奇怪了，怎么这段时间老去“幸福花园”？他们都不回答我。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你跟唐大年好上了，就是因为在幸福花园瞎聊。
赵赵：你别在这儿胡说啊，不过你这人就这样，经常说话得罪人，把人逼得绝交。我觉得你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知道说话的底限在哪儿，比如见了个女孩，直接就说人家胖，很伤人。还好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跟你计较了。
石康：但如果让别人不舒服了，我马上就能道歉。这可能跟我没有长时间从事过社会工作有关，我的工作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都是跟朋友在一起，说话很随便，我到外面面对记者，说话也很随便，但后来发现记者有一个筛选功能，你说得很随便的话他不会写到稿子里，那我就胡说了，包括拍照，图片编辑会挑一张我比较顺眼的照片上版面，那也就胡拍吧！
赵赵：其实我也有点刻薄，但我对生人不会，刻薄为什么会给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一种准确，因为说中了才会让人觉得心里疼。刻薄就是放大了你的缺点。
石康：平常人看来刻薄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它更多时候是善意的，能做到刻薄的人，很多都是友善的，它还需要一种幽默感、一点文化、一点同情心，跟刻薄相对的，是粗口、谩骂、蛮不讲理。
混和懒的真面目
都是北京人，都没有太大生活压力，石康和赵赵，一个标榜自己“混”，一个强调自己“懒”，在这个时代，混与懒，可都是奢侈的事儿。
赵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点。北京女孩大多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大大咧咧。
石康：这是因为北京姑娘家在北京，有一些优势，譬如没有那么大压力，可以不工作，大不了回家啃老。你要找一个外地姑娘，就得付房租；你要找一北京姑娘，就不用付房租。我不算典型的北京男生，但相比那些描述中的上海小男人，名声要好一些。北京男生好的一面是有意思、大度。坏的一面是依赖父母，不能埋头苦干。
赵赵：有点眼高手低，嘴好使，但行为有点跟不上。
石康：总觉得要么就干大事要么就不干，很多人就这么高不成低不就了半辈子。我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
赵赵：你挺爱想的，要不然怎么会《奋斗》之后这么多年什么都不写。
石康：对，老想着写个大的，赚很多钱，一直在想，一直没写，天天混着。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自己的需求，想赚钱你就必须得接受压力，但本质上你可以不写。没有谁约束你，真正约束你的是你想赚钱的念头。就像我这四年，没有压力，那就不写。
赵赵：我也是懒，能不工作就不工作。开始因为身体不好，坐着地铁经常晕倒，为了找一个不用按时上班的工作，就从房地产公司跳到唱片公司，薪水是之前的三分之一，还是懒，老想不上班才好，正好别人找我写剧本，就彻底不工作了。
石康：我也几乎没有上过班。如果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我愿意多付一倍代价、少赚一半工资。
赵赵：钱是赚不完的，够花就行了。
石康：没错儿，尤其是跟赚得多的人比，咱们赚的都不值一提。
赵赵：我刚认识你那段时间特别勤快，同时给三家杂志工作，四处写专栏，但认识你们之后就被影响了。朋友圈子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大。你还算是勤奋的，我丈夫特别懒，我跟着他也变懒了，有空宁可淘宝也不愿意干正经事儿。
石康：你这本新书里写的不是“动物园”吗？
赵赵：这本书说的是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但我其实很少去。还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动物园刚刚兴起，还露天呢，我在那里买了件银色的裙子，第二天上班，收获无数讽刺的目光，估计是大家觉得太像夜店上班的，当时太年轻，什么都敢穿，但这件事还是让我有伤痕了，就不怎么去了。我印象中的动批就是衣服很年轻、全是一次性。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迷淘宝，反正谁淘宝也比不过我，自从前年我在淘宝上买了辆车，就没人敢跟我比了。
我喜欢逛淘宝，喜欢下流社会，就像我写过一个作家叫败败，她说：“我们作家不就是赚得少点儿，人穷一点儿，作派酸一点儿，你们也不能这么挤对我们呀。”一说起文人大家老有一个固有概念，就是跟穷酸挂钩，其实咱们现在也算体面吧。
石康：我不喜欢消费，总觉得消费很累，我的钱都是乱花的，吃穿都没什么花费，就是买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连超市我都很少去，除了为了做饭必须去买菜。我一直自己做饭，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从来不用小时工，自己擦地，这些琐事给我信心：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一个人生活，我都能过得很好。
写作的青春期
京味儿文化给了他们共同的底蕴，即便他们都认为地域性的东西终将暗淡，却也不能改变这是他们的作品中鲜明的一部分。但写作到底是为了迎合读者还是为了自我表达，赵赵和石康讨论了半天也没有达成统一。
石康：因为咱俩都是北京人，总被问到“京味儿”的问题。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地域性的东西都会慢慢变淡的。和地域有关的气质没办法去保护或恪守，作者还是为读者写作，读者不爱看，你就没办法再写下去。本质上，读者是写作者的衣食父母，青春期的时候你可以说我随便写，你爱看不看；岁数大了，我想明白我的整个生活来源都是从读者付我的版税里来的，那读者关心什么，我就写什么。
赵赵：这么说来我还在青春期。我总觉得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梳理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能有人从中找到共鸣当然是好，但很难全面迎合读者，很难明白读者到底想要什么。
石康：读者关心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猜出来的，再加上看一些统计报告、社会事件，把大家可能关心的事儿尽量写出来。我写作是为了挣钱，我也相信每个作家都是努力为读者写作，争取把书写好，让很多人爱看，如果没有人爱看，是因为他没有写好。我现在会尽量猜读者喜欢什么，尽量满足读者的需求。
赵赵：我看到很多网络写手，每天在网上更新一万字，读者会给他反馈，希望这个人物的命运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作者就根据读者的要求修改他原本的想法。
石康：我不会对着那么少的读者写，我是面对各种阶层的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去写。
赵赵：那把话说回来，大家现在不关注京味儿，是因为写得不好。对我来说，写作时并没有刻意用京味语言，我只是在写我熟悉的生活，用我熟悉的语言，就像我平时说话那样。局限性也是一种特点。
石康：所有地域性的东西，无论是北京话、东北话、四川话，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信息的融合发生改变，最终让大家更容易听明白彼此在说什么，让交流更快地进行。地域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地域性能为整个文化提供什么新鲜的内容。地域性的语言和特色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最终看的都是表达的内容和写作者主观的方式。
赵赵：一个作家用熟悉的语言写东西，才会生动，接近于好。不能要求他用什么语言，用他最接近于好的语言写作最重要的。比如说所谓“京味儿”的贫，我的贫跟我从小一直听相声有关，那时没有别的娱乐，就是听唱片，每天翻来覆去听，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语言方式。没有什么相声是我没听过的，基本都能背下来。
石康：我是因为小时候住胡同，永远是大人们在一堆儿侃大山，几个小孩搬一板凳围着一个小桌子，要么玩牌，要么就是相互讽刺对方，没别的事儿干。一说说三四个小时，纯粹是练出来，就是穷的。要是那时候有辆自行车，能打个棒球或者踢个足球，就不会光练了嘴了，今天也就绝对不是这样了。
结婚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从晃晃悠悠中回归正常的家庭，赵赵嫁了唐大年，说婚后就不再出来混夜店，而是想有一个伴儿，在家安生呆着；只有石康抗拒着婚姻，试图保持“常换常新”的状态。
石康：当年咱们一起玩的这些人，大部分都过上了所谓正常的生活，只有我保持了以前的那种“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经过理智权衡的，正常的生活我尝试过，都失败了，还不如回到“混”状态中去。
赵赵：还是你审美的问题！找女孩不找聊得来的，就找年轻的，想聊天了只好又来找哥们儿。
石康：因为小女孩省事，她们来找我，我只要答应就行了，但岁数大的女人往往麻烦，她们往往自以为有魅力，就是能吸引一个或者很多人的，但为什么要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你并不需要那么多男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你抓住它就行了，不需要更多，其他都是麻烦。
赵赵：还是因为你心态年轻、甚至幼稚，才跟小女孩处得来；成熟一点的女人可能会觉得你幼稚。我喜欢的女人，首先要独立，其次要有点儿自嘲精神。其实自嘲精神和独立是相辅相成的，最起码，得有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
石康：女人必须有工作，绝对不能在家待着，除非她像我一样是个自由职业者。赚钱不重要，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和外界联系的通道，如果她割断这个通道只保持跟我的联系，麻烦就来了，她没别的事儿干，只能时刻盯着你，问你干吗去了。女人还是应该通过工作让自己和其他人产生联系，保持生活不那么封闭。
赵赵：这也是你选择不进入婚姻的原因吧。我觉得婚姻对自由当然有约束，但最大的约束还是你自己，外界的因素并不重要。婚姻就是一个名头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不想受约束的时候，有婚姻又能怎样？
石康：我倒看不出结婚和没结婚有什么特别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财产权利。你和一个女孩在一起，没结婚，分开了，不用分一半财产给她；结婚了，就要交出一半财产，其他的没有任何差别。
赵赵：我觉得结婚是不想在外面乱跑了，想在家待着了，但是在家待着需要有一个跟你作伴的人，这个人最好跟你聊得来，使你不会因为枯燥又想冲出去。结婚是一种状态，我结婚后，有个朋友说，咱们怎么都不出来混夜店了？我说，都有主了还混个什么劲儿？没主的才出去找，还有无尽的可能性；有主的，就想踏实在家呆着。
石康：很多有主的也想换人。人的需求从本质上说是无限的，你今天喜欢高的，明天喜欢矮的，今天喜欢依赖型的，明天喜欢独立型的，这很正常。当你都想欣赏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没有任何约束在自己身上。我相信如果有条件，人都是喜欢千姿百态的，之所以忠诚，多数是因为没有条件。
赵赵：也可能是到了某个年龄，懒得再去寻找千姿百态了。恋爱太耗费精力，结婚有时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石康：岁数大了，恋爱的感觉的确会消减，但我还是觉得常换会让生活更加活跃一点。天天面对同一个人，很不舒服。
赵赵：新鲜感会给人带来年轻的感觉—所以你还处在千姿百态的青春，而我已经步入中老年了。
赵赵
北京人，曾做过秘书、文案、企宣、电视编导、编辑，现为自由作家。供职唱片公司期间，曾为陈明、杨钰莹、屠洪纲、毛宁等歌手创作歌曲。现已出版《命犯桃花》《花不棱登》《内衣》《动什么别动感情》等多部作品。有一本很精准的星座书上说，她生日那天出生的人，注定靠写字和写歌挣钱。
石康
北京人，编剧，作家。大学在联大航天工程学院电子系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研究生在哈工大管理学院读技术经济专业，理科硕士。毕业后编程一年，1993年写作至今。先后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一塌糊涂》《奋斗》等。曾以数百万版税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九位。
去哪儿玩
石康：我向你推荐美国自驾游，那里是最舒服的，地方非常大，风景、地貌都不一样，很漂亮很干净，让人很开心。
赵赵：那我就向你推荐欧洲自驾游，因为欧洲很美、生活闲适，景色、人文也很丰富。
石康：但欧洲因为签证原因只能去一个月，飞到法兰克福就要10个小时，玩一个月就回来太不值得，我这么怕坐飞机的人，怎么也得玩半年才行。所以，还是美国自驾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