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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学语言）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从未有人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总结。本文实际上是一篇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发展史论，研究了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的全过程，划分出五个发展阶段，对各阶段的特点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的三个来源，着重探讨了翻译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文言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这两种关系，本文从事实出发，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的21世纪，回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现实眼光和历史眼光来研讨中国语文的转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140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与中国文明模式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如中国现代化是命定的也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一样，中国的语文转向，同样是命定的、唯一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从清末开始，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文言转向白话，由语言封闭转向大开放、大吸收，是中国语文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百余年的语文新潮，波涛壮阔、汹涌澎湃。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确立了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新的话语体系、新的书写体系、新的思维模式，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无论怎么评价其意义都不算过分。语文转向涉及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潮起潮落，有主流也有逆流，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世界上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完美事物。药能治病，而药都有毒。语文转向给中国语文造就了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是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呢？尤其是在跨语际交流、跨文化对话中语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汉语怎么由弱势语言变为强势语言呢？这些都牵动许多人的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比较安定了，文化人的日子比较好过了。于是，旧文化的“乡愁”不由得袭来。有人赞美文言，贬抑白话，提倡读经，主张回归传统，以此作为拯救传统的妙方。回归传统并不就是复古，并不等于保守，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语文生态环境有诸多不满，眼看英语独霸天下，汉语地位今不如古，语言污染日益严重，语文滑坡之势几乎无法逆转。中年以上的文化人，“语文忧患意识”“母语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乡愁加新愁，会合为一个主张，这就是现代诗人王耀文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问题》中提出的：重建汉语自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中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汉语汉文由“尊严”的“丧失”到地位的逐渐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解构到重建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挫折、扭曲，但复兴并非梦想，这是毋庸置疑的。语文地位的复兴，取决于国力、取决于经济地位；而汉语本身必须在大开放、大吸收的同时，也应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研究140多年来语文转向的经验教训，探讨语文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前的语文发展方向问题，对于实现下列目标，即“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虽然早已形成，早已取得法定的正宗地位，但它是不是十分成熟了呢？这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961年，赵元任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他的结论是：“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在当前或者今后，为了汉语的正确，为了汉语的尊严，我们应该做出哪些“绝对的规定”？这也是语文工作者应该探讨的问题。其实，百余年的语文转向，已有不少“绝对的规定”，如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普通话基础方言的规定、普通话的规范与大力推广、汉字形音义的规范、《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等，正是这一系列规定保证了中国语文的大转向。
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的21世纪，回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现实眼光和历史眼光来研讨中国语文的转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140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与中国文明模式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如中国现代化是命定的也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一样，中国的语文转向，同样是命定的、唯一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从清末开始，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文言转向白话，由语言封闭转向大开放、大吸收，是中国语文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百余年的语文新潮，波涛壮阔、汹涌澎湃。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确立了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新的话语体系、新的书写体系、新的思维模式，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无论怎么评价其意义都不算过分。语文转向涉及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潮起潮落，有主流也有逆流，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世界上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完美事物。药能治病，而药都有毒。语文转向给中国语文造就了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是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呢？尤其是在跨语际交流、跨文化对话中语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汉语怎么由弱势语言变为强势语言呢？这些都牵动许多人的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比较安定了，文化人的日子比较好过了。于是，旧文化的“乡愁”不由得袭来。有人赞美文言，贬抑白话，提倡读经，主张回归传统，以此作为拯救传统的妙方。回归传统并不就是复古，并不等于保守，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语文生态环境有诸多不满，眼看英语独霸天下，汉语地位今不如古，语言污染日益严重，语文滑坡之势几乎无法逆转。中年以上的文化人，“语文忧患意识”“母语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乡愁加新愁，会合为一个主张，这就是现代诗人王耀文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问题》中提出的：重建汉语自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中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汉语汉文由“尊严”的“丧失”到地位的逐渐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解构到重建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挫折、扭曲，但复兴并非梦想，这是毋庸置疑的。语文地位的复兴，取决于国力、取决于经济地位；而汉语本身必须在大开放、大吸收的同时，也应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研究140多年来语文转向的经验教训，探讨语文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前的语文发展方向问题，对于实现下列目标，即“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虽然早已形成，早已取得法定的正宗地位，但它是不是十分成熟了呢？这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961年，赵元任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他的结论是：“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在当前或者今后，为了汉语的正确，为了汉语的尊严，我们应该做出哪些“绝对的规定”？这也是语文工作者应该探讨的问题。其实，百余年的语文转向，已有不少“绝对的规定”，如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普通话基础方言的规定、普通话的规范与大力推广、汉字形音义的规范、《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等，正是这一系列规定保证了中国语文的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