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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中日之战的惨败和战后的严重民族及社会危机震撼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使救亡图存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化而开始倾向于更深层次的改革：传统士大夫们也深受刺激．于深刻反思后迈向“实业救国”和“改良变革”的不同道路：一些新兴知识分子则趋向革命以图武装斗争而救国。空前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痛苦地觉醒，并且在中国知识界的发展中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关键词：甲午战争；民族危机；知识阶层；变革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Ment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bstract：The crushing defeat of Qing-China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onsequent grievous national crisis hasinfinitely shocked all individuals in the Chinese society．A consensusof all social strata has been gradually arrived at to seek for a properapproach to ensure China’s survival．This resulted on the one hand toa divergence within the ruling circle of the dynasty to become infavor of more profound political reforms．On the other hand．traditional scholar-literati turned to prescriptions of engaging inindustry and pursuing reforms，while other more progressiveintellectuals tended to advocate revolution．The unparalleled crisisforc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go through a toughprocess of self-rethinking and led to aJl evolution of the mindset of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First Sino-Japanese War,crisis，Chineseintellectuals，evolution
一、空前的国家民族危机
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71岁大清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在《马关条约》上缓缓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纸条约正式宣告了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的惨败对此时已经风雨飘渺的清王朝而言，不仅仅是又一次空前的政治危机，更重要的，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而深刻的心理冲击。
由此，中国丧失了对台湾诸岛等大片领土的主权，并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完全统治．使得日本由此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并把朝鲜作为它日后进一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战略基地。而日本要求的辽东半岛虽经各国调停而以赎买的方式而未割让，却又成为了之后日俄战争的根源。这次战争使中国的积弱和清政府的无奈暴露无遗。至1898年，通过一系列的条约或协议，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如旅顺，大连，威海，青岛，广州等都树起了各国的旗帜，重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也尽被攫取。中国的几乎全部领土也被相继划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使整个中国陷入被分解的危机。清政府本已日益窘迫的财政又突然面临战后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逼迫其除了大量举借外债之外毫无出路。此时各国答应给予清政府的债款，不仅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还都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并且规定不可提前还清．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权和财政权都长期落入了列强的控制。
二、深刻民族危机引发知识阶层的觉醒
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使整个清庭朝野上下陶醉在“同光中兴”的梦幻中。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与结局，却好不留情地打破了这看似美妙地梦幻。人民大众，知识分子，在朝官员，无不卷入挽救国家危亡的热潮之中。如果说义和团运动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一种简单排外情绪，那么这样巨大的战争创伤和亡国灭种的忧患便促使在苦难中挣扎着寻找中国明天的知识阶层们开始跳出“师夷长技”的局限，寻求更有效的出路。不甘沉沦的民族自尊心使得传统的知识阶层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去审视传统文化、封建体制和社会现实。
(一)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思变
这次战争首先对上至皇帝．满族宗室和军机大臣．下至地方督抚和一般官吏都产生了极深的震动。这次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一向在太后面前刻意乖顺的光绪皇帝第一次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以主战的姿态决心“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而就在此时，那些原本在帝后党争中处于弱势的帝党官员们，也在此时于众多官员的奏疏中发现了潜在的政治力量。一次国家的危机，可以为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领导权．从而为统治集团内部原有的党争又加入了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也恰好与维新思想产生了某种思想共鸣。正是在皇帝及这些官僚的支持和默许下，维新人士才能在各地展开关于变法的宣传活动来创造舆论环境。可见，甲午战败，苛刻条约，及后来的政治财政危机．直接导致了光绪帝和帝党官僚们走上了支持维新的道路。
在听闻《马关条约》的条款后，刘坤一、张之洞等立即表示了他们的深切的关注和强烈的不满。张之洞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闻和谈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显然利害，中外诸臣必已恳切陈奏，无待洞渎陈。……水师既不能再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众多在京官员也多次上奏，认为“今如此约，非惟不能图存，而反以速祸，非惟不能息事，而反以召戎。”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统治集团内分化出了在器物上“师夷”的洋务派，那么甲午战争则使其有分化出了一些希望在制度上“师夷”变革的维新者。如翰林张百熙的《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的《富强之策，铁路为先，请饬廷臣会议举办折》，以及顺天府尹胡熵菜曾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均提出了：“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以他们为首的各地官员在当年四月末呈奏的大量上书，则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请愿运动，开了清代官员大规模集体议政的先河。
(二)传统文人阶层的思想变革
甲午的失败，把士大夫们心头最后的一点文化上的自尊也彻底击碎了。中国在传统上对日本有过深远的文化影响，近代来也 同样遭受西方的冲击，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就几乎彻底地打败了中国。这样的现实促使传统知识分子们去更深刻地思考．并基本上取得了三点共识：第一．同时败于西方和东方的残酷事实不仅需要做军事层面的检讨，更要去认真分析和反思其文化传统；第二，中国要由弱变强，需要更大力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民间资本企业；第三，只停留在器物层面地向西方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救亡图存的现代化步伐必须要通过更深层的变革。
洋务时期，当时的学者根据儒家固有观念，择善固执地承认开放革新的必要．并提出以儒学为本去掌握西方知识．从而创立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现代化。甲午战败迫使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们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这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层面的相应诉求，直接促使了之后的戊戌变法。短暂地戊戌变法取得的实际政治效果极为有限．但却反过来对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对传统文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使文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滞后，开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药方，那么，甲午战争则使他们逐渐超越“用”的层面，对“体”也产生思考。他们开始认真地诘问自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应该研究的学问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知识界对于自身文化和传统的反思不断加深，去对千年来渐为政治和教育正统的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以及于此紧密联系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进行审视和检讨。而维新派也通过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纸及开办学堂等方式，较为广泛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了一定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这些思想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启示等方面拥有大而广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士人们的传统伦理观．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样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儒家传统中“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观念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局限性及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制约性。他们受变革新思想的影响．总结了洋务运动来的经验并对研究了日本的近代化．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业救国”主张．将投资近代企业不仅仅视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新方式．同时也作为除传统为官从政之外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的新途径。这其中的典型人物张謇，就是在甲午的刺激下深刻思考了国家与个人的前途之后．放弃了官职而回到南通兴办企业。以他为代表，战后不久，曾是传统官僚的文人们积极投入实体经济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投资近代工业的高潮。资料显示，1895至1911的十五年中所创办的工矿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额．超过了1858至1894期间的五倍：在1895年之后的五年问．有十家规模型棉纺工厂建立．其创办人中就有七人为在职或退职的官僚。传统儒家挂念中的“本末”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轻视甚至反对“利”，将其置于“德”和“义”之后。而此时大量官员弃政从商．弃“本”而逐“利”．不可不视为此时文人们传统价值观改变的显著体现。
更多的文人们，则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思索通过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变革来改变深处危机的困境．为中国寻找未来的途径。严酷的事实使他们逐渐领悟到，“中国之败，全因不西化之故……根本未变，大制未新”。一种思潮慢慢形成．认为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有限引进西方科技和机器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改革中国而走向富强，还必须改造和变革政治体制，从而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导入到了制度层面。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导向之下．许多原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并将其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发生了向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
三、承前启后的思想铺垫
两千年来，中国特有的君主专制制度和自然经济体系以及传统文化中保守禁锢的一面．使中国面临近代的巨大冲击时变得异常的痛苦和不知所措。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求变，涌现出魏源，严复等近代思想家去把眼光投向西方，并且审视和思考中国的传统体制和文化。洋务运动虽使西方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得以较广泛的传播，然而其所带来的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却是极为有限并停留在表面的。身处于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引导下的传统文人们并没有对西方思想产生积极的兴趣，也毫不怀疑孔孟之学的无比崇高性。如清朝中央及各省政府于1861至1894年问设立的用以教授外语或机械技术的新式学堂几乎都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文人们都不屑学习西学。当时的著名儒家学者如朱次琦，陈澧或朱一新等所写作的著作，也几乎只在讨论传统儒学而没有任何西学的踪迹可循。而此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地接受了西方知识．其大多数中小学校在187o年代就都把西学教育放在显著位置．并拥有大量西文原著和翻译作品。或许也正是中日知识界对于西学不同的态度，导致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两国的不同作用．并且将这个作用反映在甲午战争的成败之上。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方的思想和观念突然开始更广的传播开来，开始占据中国知识界的显著位置，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待西学态度的转折点也恰恰就是出现在中国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之下。甲午的惨败促使传统文人们的思考逐渐超越了洋务时期所侧重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层面．更多地集中到研究西方政治理念和经验以改革中国的方向上．希望通过变革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并最终促使了维新思想的成型。戊戌变法的无果而终，却使得有识之士去更加深刻地审视相对温和的维新改良思想并最终将其抛弃．从而寻求彻底变革的产生了革命的思想。孙中山正是在甲午战争清军节节败退的时候，于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的纲领。清政府于19o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并推翻了儒学为知识界唯一正统的地位。这不仅仅标致着整个中国知识文化阶层的观念和价值根基被改变，使他们的思想由传统儒家四书五经的局限中转变到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去。更要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志中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即知识是远为更加丰富而多元的，而非他们所习以为常的单一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在他们由古代向近代．进而由近代向现在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甲午战争；民族危机；知识阶层；变革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Ment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bstract：The crushing defeat of Qing-China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onsequent grievous national crisis hasinfinitely shocked all individuals in the Chinese society．A consensusof all social strata has been gradually arrived at to seek for a properapproach to ensure China’s survival．This resulted on the one hand toa divergence within the ruling circle of the dynasty to become infavor of more profound political reforms．On the other hand．traditional scholar-literati turned to prescriptions of engaging inindustry and pursuing reforms，while other more progressiveintellectuals tended to advocate revolution．The unparalleled crisisforc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go through a toughprocess of self-rethinking and led to aJl evolution of the mindset of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First Sino-Japanese War,crisis，Chineseintellectuals，evolution
一、空前的国家民族危机
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71岁大清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在《马关条约》上缓缓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纸条约正式宣告了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的惨败对此时已经风雨飘渺的清王朝而言，不仅仅是又一次空前的政治危机，更重要的，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而深刻的心理冲击。
由此，中国丧失了对台湾诸岛等大片领土的主权，并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完全统治．使得日本由此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并把朝鲜作为它日后进一步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战略基地。而日本要求的辽东半岛虽经各国调停而以赎买的方式而未割让，却又成为了之后日俄战争的根源。这次战争使中国的积弱和清政府的无奈暴露无遗。至1898年，通过一系列的条约或协议，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如旅顺，大连，威海，青岛，广州等都树起了各国的旗帜，重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也尽被攫取。中国的几乎全部领土也被相继划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使整个中国陷入被分解的危机。清政府本已日益窘迫的财政又突然面临战后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逼迫其除了大量举借外债之外毫无出路。此时各国答应给予清政府的债款，不仅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还都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并且规定不可提前还清．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权和财政权都长期落入了列强的控制。
二、深刻民族危机引发知识阶层的觉醒
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使整个清庭朝野上下陶醉在“同光中兴”的梦幻中。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与结局，却好不留情地打破了这看似美妙地梦幻。人民大众，知识分子，在朝官员，无不卷入挽救国家危亡的热潮之中。如果说义和团运动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一种简单排外情绪，那么这样巨大的战争创伤和亡国灭种的忧患便促使在苦难中挣扎着寻找中国明天的知识阶层们开始跳出“师夷长技”的局限，寻求更有效的出路。不甘沉沦的民族自尊心使得传统的知识阶层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去审视传统文化、封建体制和社会现实。
(一)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思变
这次战争首先对上至皇帝．满族宗室和军机大臣．下至地方督抚和一般官吏都产生了极深的震动。这次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一向在太后面前刻意乖顺的光绪皇帝第一次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以主战的姿态决心“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而就在此时，那些原本在帝后党争中处于弱势的帝党官员们，也在此时于众多官员的奏疏中发现了潜在的政治力量。一次国家的危机，可以为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领导权．从而为统治集团内部原有的党争又加入了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也恰好与维新思想产生了某种思想共鸣。正是在皇帝及这些官僚的支持和默许下，维新人士才能在各地展开关于变法的宣传活动来创造舆论环境。可见，甲午战败，苛刻条约，及后来的政治财政危机．直接导致了光绪帝和帝党官僚们走上了支持维新的道路。
在听闻《马关条约》的条款后，刘坤一、张之洞等立即表示了他们的深切的关注和强烈的不满。张之洞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闻和谈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显然利害，中外诸臣必已恳切陈奏，无待洞渎陈。……水师既不能再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众多在京官员也多次上奏，认为“今如此约，非惟不能图存，而反以速祸，非惟不能息事，而反以召戎。”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统治集团内分化出了在器物上“师夷”的洋务派，那么甲午战争则使其有分化出了一些希望在制度上“师夷”变革的维新者。如翰林张百熙的《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的《富强之策，铁路为先，请饬廷臣会议举办折》，以及顺天府尹胡熵菜曾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均提出了：“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以他们为首的各地官员在当年四月末呈奏的大量上书，则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请愿运动，开了清代官员大规模集体议政的先河。
(二)传统文人阶层的思想变革
甲午的失败，把士大夫们心头最后的一点文化上的自尊也彻底击碎了。中国在传统上对日本有过深远的文化影响，近代来也 同样遭受西方的冲击，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就几乎彻底地打败了中国。这样的现实促使传统知识分子们去更深刻地思考．并基本上取得了三点共识：第一．同时败于西方和东方的残酷事实不仅需要做军事层面的检讨，更要去认真分析和反思其文化传统；第二，中国要由弱变强，需要更大力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民间资本企业；第三，只停留在器物层面地向西方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救亡图存的现代化步伐必须要通过更深层的变革。
洋务时期，当时的学者根据儒家固有观念，择善固执地承认开放革新的必要．并提出以儒学为本去掌握西方知识．从而创立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现代化。甲午战败迫使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们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这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层面的相应诉求，直接促使了之后的戊戌变法。短暂地戊戌变法取得的实际政治效果极为有限．但却反过来对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对传统文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使文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滞后，开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药方，那么，甲午战争则使他们逐渐超越“用”的层面，对“体”也产生思考。他们开始认真地诘问自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应该研究的学问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知识界对于自身文化和传统的反思不断加深，去对千年来渐为政治和教育正统的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以及于此紧密联系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进行审视和检讨。而维新派也通过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纸及开办学堂等方式，较为广泛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了一定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这些思想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启示等方面拥有大而广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士人们的传统伦理观．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样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儒家传统中“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观念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局限性及对近代工业发展的制约性。他们受变革新思想的影响．总结了洋务运动来的经验并对研究了日本的近代化．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业救国”主张．将投资近代企业不仅仅视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新方式．同时也作为除传统为官从政之外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的新途径。这其中的典型人物张謇，就是在甲午的刺激下深刻思考了国家与个人的前途之后．放弃了官职而回到南通兴办企业。以他为代表，战后不久，曾是传统官僚的文人们积极投入实体经济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投资近代工业的高潮。资料显示，1895至1911的十五年中所创办的工矿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额．超过了1858至1894期间的五倍：在1895年之后的五年问．有十家规模型棉纺工厂建立．其创办人中就有七人为在职或退职的官僚。传统儒家挂念中的“本末”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轻视甚至反对“利”，将其置于“德”和“义”之后。而此时大量官员弃政从商．弃“本”而逐“利”．不可不视为此时文人们传统价值观改变的显著体现。
更多的文人们，则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思索通过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变革来改变深处危机的困境．为中国寻找未来的途径。严酷的事实使他们逐渐领悟到，“中国之败，全因不西化之故……根本未变，大制未新”。一种思潮慢慢形成．认为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有限引进西方科技和机器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改革中国而走向富强，还必须改造和变革政治体制，从而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导入到了制度层面。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导向之下．许多原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并将其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发生了向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
三、承前启后的思想铺垫
两千年来，中国特有的君主专制制度和自然经济体系以及传统文化中保守禁锢的一面．使中国面临近代的巨大冲击时变得异常的痛苦和不知所措。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求变，涌现出魏源，严复等近代思想家去把眼光投向西方，并且审视和思考中国的传统体制和文化。洋务运动虽使西方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得以较广泛的传播，然而其所带来的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却是极为有限并停留在表面的。身处于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引导下的传统文人们并没有对西方思想产生积极的兴趣，也毫不怀疑孔孟之学的无比崇高性。如清朝中央及各省政府于1861至1894年问设立的用以教授外语或机械技术的新式学堂几乎都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文人们都不屑学习西学。当时的著名儒家学者如朱次琦，陈澧或朱一新等所写作的著作，也几乎只在讨论传统儒学而没有任何西学的踪迹可循。而此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地接受了西方知识．其大多数中小学校在187o年代就都把西学教育放在显著位置．并拥有大量西文原著和翻译作品。或许也正是中日知识界对于西学不同的态度，导致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两国的不同作用．并且将这个作用反映在甲午战争的成败之上。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方的思想和观念突然开始更广的传播开来，开始占据中国知识界的显著位置，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待西学态度的转折点也恰恰就是出现在中国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之下。甲午的惨败促使传统文人们的思考逐渐超越了洋务时期所侧重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层面．更多地集中到研究西方政治理念和经验以改革中国的方向上．希望通过变革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并最终促使了维新思想的成型。戊戌变法的无果而终，却使得有识之士去更加深刻地审视相对温和的维新改良思想并最终将其抛弃．从而寻求彻底变革的产生了革命的思想。孙中山正是在甲午战争清军节节败退的时候，于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的纲领。清政府于19o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并推翻了儒学为知识界唯一正统的地位。这不仅仅标致着整个中国知识文化阶层的观念和价值根基被改变，使他们的思想由传统儒家四书五经的局限中转变到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去。更要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志中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即知识是远为更加丰富而多元的，而非他们所习以为常的单一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在他们由古代向近代．进而由近代向现在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