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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为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中日两国从援助箱包上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似乎联结成了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而这种连带感在近代以降的东亚史上却并不多见。问题是，疫情过后这种命运连带感还能维系多久？借马场公彦的话来说，“进入二0一0年以后，日中关系可以说呈现出战后最差状态”，两国“还处在年轻且不成熟的关系中，如此观点才更合乎两国国民的现实感觉”（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苑崇利等译）。尤其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民族主义声势日盛的当下，对两国而言，与什么样的彼此“共结来缘”，仍旧是一项紧要的议题。子安宣邦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试图回应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因为“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作为一位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之所以要开始这项阅读“中国论”的工作，一方面是因其认识到，“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因此，近代以降日本的涉华言论、知识曾以何种形式、路径得以生产，又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对华观念与决策都亟待学人予以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观察崛起中的中国，可以倒逼他重思竹内好以降沿袭至今的中国形象、中国研究是否可靠。在学术思想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子安痛感日本的亚洲主义抑或中国主义“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和思想性机能”。
我愿将子安在本书中的基本立场表述为“亚洲主义”。在他看来，“‘亚洲主义’是将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及亚洲诸民族的变革予以共时性或者联动性思考的活动者的立场”。而在近代以降群星闪耀的日本中国学家、以中国为活动现场的新闻家/革命家、以中国为题材或对象的评论家/小说家中，择取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结构篇章，作者基本的判断基准便是其定义的“亚洲主义”。我一直认为，“国际中国学”在其研究对象上存在一个不甚为学界关注的层面，即：海外中国学家（汉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言论和创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佐藤春夫、林房雄、保田与重郎等皆是这一层面所涵盖的对象，战时他们曾共有介入中日关系时局的政治激情;当然，战后中日复交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井上靖等左翼人士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遗忘。有趣的是，思想史家、本书作者子安宣邦在书中亦以“日本的言论家”身份自认，每章结尾都以史家笔法论及研究对象之当下意义，并不掩饰以学术介入当下中日关系未来的意图。
在子安看来，现实层面里，中日两国的疏远实则是一个战争遗留问题。因为“这场发生在大陆但从未被称为‘战争’的战争，却是以太平洋战争的战败而被终结的。不过那是日美之间的了断，而非日中之间的了断”。然而，“中日”“日美”多重双边框架的叠合所形成的视差，让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后产生了“俱往矣”的错觉。事实上，就像子安所敏锐察知的那样，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本质性了断始终处于被延宕的状态，而近几十年来两国如火如荼的经贸往来更让人们对此习焉不察。《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各章节自二0一一年九月起，在《现代思想》杂志连载一年;而这一年适逢辛亥百年，这也是理解子安“读‘中国论”’系列文章的重要思想语境。在这一时点上，子安找到了重建两国已然失去的“本质性联系”的契机，因为参与、介入了辛亥革命的多是留学或流亡日本的中国人，以及日本的“大陆浪人”，北一辉即为个中翘楚，他“身处核心层而经历了这场革命，这在日本人的中国革命体验中是很罕见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策略便是分裂中国，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政策也是以“北袁南孙”二元对立图示为前提制定的，彼邦的“亚细亚主义者”们亦误以为援助孙文即是援助了中国革命。而让日本政界始料未及的是，日俄联手分裂中国的外部威胁反倒成为中国内部统一的推动力，这种对华外交政策是身处革命漩涡中心的北一辉所无法容忍的。他不断告诫日方切勿将中国革命视为“孙文革命”，应直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改由宋教仁了解“革命中国的真正理想与诉求”，据此修正其对华观念与政策——因为“日本有着与中国的国家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连带的光荣”。
较之于具象化的论述，毋宁说子安更为强调北一辉之中国革命观的生成机制。要言之，即在场、实感、见证。如其所言，“实地观察了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从这场革命中感受到了一些倒逼日本大陆政策改变的气氛，他的确是实地感受了中国革命之为何物的”。对实感主义、现场主义的推崇同样表现在对辛亥革命时进入北京城、“终其一生都始终将危机与变革中的中国作为其报道现场”的日本记者橘朴之评价上。他试图将《支那社会研究》作为“探究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橘樸在危机与变革中的中国所发出的历史证言”。在子安那里，橘朴正是“亚洲主义者”的完美代表。有趣的是，竹内好却不这么看。在一九六三年编辑、出版《亚洲主义》一书时，竹内好以橘朴“其人”远胜“其文”为由，终未收录其著。而就是这个不受竹内好待见的记者，却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临终前，拿着战略地图对中国的前途做了一个令人大为震惊的预测——中共军队终将征服全中国。在日本刚宣布投降、中国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之时，能对中国未来大势明见万里，这得益于橘朴长期在华的活动、报道经验。自一九一二年起立志穷毕生之力报道中国始，他便长期活跃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现场——中国。而现场主义、实感主义所要求文体必然是强调即时性、见证性、批判性甚至战斗性的状况论、形势论，是“将状况视为自己思想、实践现场的评论，是包括了状况判断和方向提示之原理与原则的‘思想性’文章”，而非与中国保持距离，仅将其作为观察、剖析对象的稳健深邃的学术论述，这是橘朴与另一位记者——尾崎秀实相通的表述方式。如果说橘朴是以对中国未来的精准预测结束了“以中国为现场”的记者生涯，那么尾崎则是通过在“西安事变”翌日发表的一篇对中国政局前景之精准预测在日本一举成名，最终成为近卫文磨内阁“嘱托”（近于高级顾问），为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卓越情报人士、在军国主义政权中枢发挥积极影响奠定了基础。更值得铭记的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头条刊出了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形成的客观基础》。文中，作为一位知性的国际主义战士，尾崎要求日方“完全承认中国以民族自立实现国家复兴并能对其予以支持”，在武汉会战硝烟甫定、中日关系走到十字路口的节点上对日本自身的变革与重组提出的真诚建言，是弥足珍视的。
作为一位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之所以要开始这项阅读“中国论”的工作，一方面是因其认识到，“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因此，近代以降日本的涉华言论、知识曾以何种形式、路径得以生产，又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对华观念与决策都亟待学人予以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观察崛起中的中国，可以倒逼他重思竹内好以降沿袭至今的中国形象、中国研究是否可靠。在学术思想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子安痛感日本的亚洲主义抑或中国主义“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和思想性机能”。
我愿将子安在本书中的基本立场表述为“亚洲主义”。在他看来，“‘亚洲主义’是将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及亚洲诸民族的变革予以共时性或者联动性思考的活动者的立场”。而在近代以降群星闪耀的日本中国学家、以中国为活动现场的新闻家/革命家、以中国为题材或对象的评论家/小说家中，择取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结构篇章，作者基本的判断基准便是其定义的“亚洲主义”。我一直认为，“国际中国学”在其研究对象上存在一个不甚为学界关注的层面，即：海外中国学家（汉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言论和创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佐藤春夫、林房雄、保田与重郎等皆是这一层面所涵盖的对象，战时他们曾共有介入中日关系时局的政治激情;当然，战后中日复交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井上靖等左翼人士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遗忘。有趣的是，思想史家、本书作者子安宣邦在书中亦以“日本的言论家”身份自认，每章结尾都以史家笔法论及研究对象之当下意义，并不掩饰以学术介入当下中日关系未来的意图。
在子安看来，现实层面里，中日两国的疏远实则是一个战争遗留问题。因为“这场发生在大陆但从未被称为‘战争’的战争，却是以太平洋战争的战败而被终结的。不过那是日美之间的了断，而非日中之间的了断”。然而，“中日”“日美”多重双边框架的叠合所形成的视差，让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后产生了“俱往矣”的错觉。事实上，就像子安所敏锐察知的那样，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本质性了断始终处于被延宕的状态，而近几十年来两国如火如荼的经贸往来更让人们对此习焉不察。《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各章节自二0一一年九月起，在《现代思想》杂志连载一年;而这一年适逢辛亥百年，这也是理解子安“读‘中国论”’系列文章的重要思想语境。在这一时点上，子安找到了重建两国已然失去的“本质性联系”的契机，因为参与、介入了辛亥革命的多是留学或流亡日本的中国人，以及日本的“大陆浪人”，北一辉即为个中翘楚，他“身处核心层而经历了这场革命，这在日本人的中国革命体验中是很罕见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策略便是分裂中国，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政策也是以“北袁南孙”二元对立图示为前提制定的，彼邦的“亚细亚主义者”们亦误以为援助孙文即是援助了中国革命。而让日本政界始料未及的是，日俄联手分裂中国的外部威胁反倒成为中国内部统一的推动力，这种对华外交政策是身处革命漩涡中心的北一辉所无法容忍的。他不断告诫日方切勿将中国革命视为“孙文革命”，应直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改由宋教仁了解“革命中国的真正理想与诉求”，据此修正其对华观念与政策——因为“日本有着与中国的国家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连带的光荣”。
较之于具象化的论述，毋宁说子安更为强调北一辉之中国革命观的生成机制。要言之，即在场、实感、见证。如其所言，“实地观察了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从这场革命中感受到了一些倒逼日本大陆政策改变的气氛，他的确是实地感受了中国革命之为何物的”。对实感主义、现场主义的推崇同样表现在对辛亥革命时进入北京城、“终其一生都始终将危机与变革中的中国作为其报道现场”的日本记者橘朴之评价上。他试图将《支那社会研究》作为“探究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橘樸在危机与变革中的中国所发出的历史证言”。在子安那里，橘朴正是“亚洲主义者”的完美代表。有趣的是，竹内好却不这么看。在一九六三年编辑、出版《亚洲主义》一书时，竹内好以橘朴“其人”远胜“其文”为由，终未收录其著。而就是这个不受竹内好待见的记者，却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临终前，拿着战略地图对中国的前途做了一个令人大为震惊的预测——中共军队终将征服全中国。在日本刚宣布投降、中国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之时，能对中国未来大势明见万里，这得益于橘朴长期在华的活动、报道经验。自一九一二年起立志穷毕生之力报道中国始，他便长期活跃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现场——中国。而现场主义、实感主义所要求文体必然是强调即时性、见证性、批判性甚至战斗性的状况论、形势论，是“将状况视为自己思想、实践现场的评论，是包括了状况判断和方向提示之原理与原则的‘思想性’文章”，而非与中国保持距离，仅将其作为观察、剖析对象的稳健深邃的学术论述，这是橘朴与另一位记者——尾崎秀实相通的表述方式。如果说橘朴是以对中国未来的精准预测结束了“以中国为现场”的记者生涯，那么尾崎则是通过在“西安事变”翌日发表的一篇对中国政局前景之精准预测在日本一举成名，最终成为近卫文磨内阁“嘱托”（近于高级顾问），为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卓越情报人士、在军国主义政权中枢发挥积极影响奠定了基础。更值得铭记的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头条刊出了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形成的客观基础》。文中，作为一位知性的国际主义战士，尾崎要求日方“完全承认中国以民族自立实现国家复兴并能对其予以支持”，在武汉会战硝烟甫定、中日关系走到十字路口的节点上对日本自身的变革与重组提出的真诚建言，是弥足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