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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对教育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开明的政治应发挥其积极作用,遏制其消极作用。国家是教育最直接、最大的收益者,理应为教育埋单。政治应更自觉主动为教育服务:赋予教育更大的自主权,在教育系统去行政化,减少或取消各种检查、评比、评估等。
【关键词】政治决定教育 政治服务教育 以人为本
政治决定教育的领导权、受教育权,决定着教育目的的性质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这种影响是通过颁布教育法律、政策,制定制度,规定教育的内容,派遣和任免教育行政人员、校长,聘任教师,控制教育的拨款等等而实现的。然而,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是有限的,并不能够决定教育的一切,而只能从宏观层面间接地影响教育。而且,政治也决非万能,决不能用政治取代教育。
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并非从来就有
政治晚生于教育。在艺术、宗教、教育、经济、政治中,教育出现最早,而政治出现最晚;从与人类的关系远近来看,也是教育与人的关系最近,政治与人的关系最远。世界各国经历各种战乱、朝代和统治阶级的更替、国家的兴衰,但只有教育能够较为稳定的保存下来。历史也告诉我们,最早的学校并不是由政府举办的,更不是政治力量直接干预的结果,而是人们对知识的热切渴望和不断追求过程中连带产生的副产品①,所有的学校最早都是由民间自发兴办的。因此,真正的大学最早应该与政治无关,但其可以研究政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恰恰是因为政治集权的削弱,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历史机遇。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也是在西欧的“黑暗时代”结出的灿烂花朵。
教育对政治具有反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可以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民族的科学化水平;教育能为政治培养所需的人才;可以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可以通过传播思想、形成舆论作用于政治,使政治更加清明。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批判精神,揭示政治的专制,针砭时弊,为社会提供预警。再者,教育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就是要适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因此,政治不能违背这些规律,更不能取代教育,对它横加干涉;教育也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后来的教育要在以前教育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教育思想、制度、内容和方法都与以往的教育具有渊源关系;教育具有与政治制度发展的不同步性,即教育的滞后性(思想意识、教育内容、坚守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保守性)和超前性(教育的优先发展、教育先行、培养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面向未来等),因为教育还同时指向未来一定时期,有的国家的教育规划还考虑到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不总是良性的
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过分地强调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会使政治变成教育的桎梏。当然,开明的政治制度、政治环境、政党可以通过立法、拨款、制定好的政策体制机制,主动为教育服务,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开明的统治集团会自觉地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自觉地坚守以人为本、思想自由,自觉捍卫言论自由,自觉地促进社会的民主、公平、自由和人的解放。对教育进行宏观指导、微观放开,让教育自由、自主、和谐发展。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政治的作用或以政治取代教育,就势必会束缚教育的发展,使教育窒息、倒退、甚至摧残教育。文革期间,一味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是决定者,教育是适应者。为了搞政治运动,在没有战争和瘟疫的情况下,大面积的停课,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使我国教育几近崩溃边缘。
市场经济又导致学者学术功利化,学生的人生目标平庸化,使人受教育越多却离自然更远,远离激情与梦想,缺乏公共情怀、人文情怀和深刻的理性。政治决定论使一些学者、学生在“关注脚下”的同时,却将“仰望星空”抛于脑后。进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亲密到不分你我的境地,这种“零距离”接触使教育“失位”与“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大学由一座“灯塔”贬低为一面“镜子”。在市场需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与学者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对立起来,急功近利,偏离了学术的本质,影响了学校和学科的发展。
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人的真正解放、重视、承认教育的个体本位价值,这将会使我国教育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相信不久,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教育姹紫嫣红的新时代。
政治应更自觉、更主动地为教育服务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而言,教育不仅是生产劳动能力,还生产科技能力,促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实践民主理想的工具。因此,国家是教育最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国家应成为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无论教育如何采取多种渠道筹资,政府都不应推卸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义务和责任。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就应越大。我国教育发展纲要要求到2000年,教育的投入应占GDP的4%。然而,到2009年止,对教育的实际投资只有2.79%。②因此,我们的社会应善待教育,政治应更主动地为教育服务。
赋予教育更大的自主权,明晰教育的举办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国家除从宏观方面领导外,微观上应放开。除了保证对教育的投资、制定教育法律,为教育提供市场信息和政策咨询等服务之外,政府应对学校减少管理或不管,让学校自己管自己。西方国家对教育是采用法律约束,欧洲向来是尊重学术权力,美国政府是基本上不干预办学。让学校按教育自身规律和市场需求自主办学、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让学校保持学者治校、学术自由,让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在高等教育方面,让高等学校自主招生,自设专业,独立设立学术标准,确定课程目标和培养方向。如美国的专业设置是指导性的,而我国是指令性的,高校设置专业不能越雷池一步。③认识论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纽曼、洪堡、维布伦指出:应让大学按自身规律发展,条件是远离现实,保持象牙塔的宁静与寂寞,即不受外界的干扰,尤其不能在强势的政治和经济面前“失位”,“学术意味着超脱于政治”。“世界各地的国家及其官僚经常会窒息创造性。因此,没有政府知识会进行得更好”④。
在教育界去行政化。现在我国学校都是实行科层体制,官本位充斥教育的各个方面。首先是校长官员化,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连学术官员的院长(系主任)都有相应的级别,甚至中学、小学、后勤总公司,都赋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且,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全方位的介入教育,直接插手学校事务,造成学校对权威的依附,致使学校的理想异化、朝拜权力、朝拜金钱。而且,用行政化削弱学术化,由行政腐败导致学术腐败,把行政官员的话当圣旨。这样严重地影响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束缚了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思维。当学术与政治关系是恶性共存时,当政治领域倾向于个人权力,产生个人崇拜,权力成为个人服务工具时,权力和腐败就会媾合在一起,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发展产生恶劣影响,甚至会误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⑤
减少或取消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评估。我国对学校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都是项目化,有项目才能获得资源,这样,学校就和行政机关一样必须跑项目、跑资金。如本科院校的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国家教学名师、专业教学团队等,高职院校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省级示范性院校、精品课程、精品专业、重点实习实训基地、学科带头人等。而且,每个项目都要通过立项评估、中期检验、验收合格评估等等。不完全统计,仅对高校就有50多种评估,如果加上政府机关的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档案检查、计划生育…等等,不少于80多种,使很多学校都忙于应付各种检查、评比、评估。这样势必消耗学校领导人的精力、时间和财力,无暇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内部管理。而且由于校领导为了争取各种项目,势必造成“权力寻租”,难怪社会上称之为“评估经济”。因此,以北师大肖川教授为代表的很多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期待政府官员退出学术界”⑥。
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决定作用不是从来就有,政治对高等教育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当政治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时,要变革的是政治而不是教育。国家是教育的直接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对教育具有“社会责任”,政治(或政府)应更自觉、更主动地为教育服务。(作者为湖南环境生物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号:XJK08(GD062))
注释
①谢安邦编:《比较高等教育》,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②《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学》,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③G.卡斯帕尔:《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④雷小生:“论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成人教育》,2009年第17期,第6页。
⑤类延村:“学术自由视野的学者使命与社会价值塑造”,《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页。
⑥肖川:《教育的力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
【关键词】政治决定教育 政治服务教育 以人为本
政治决定教育的领导权、受教育权,决定着教育目的的性质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这种影响是通过颁布教育法律、政策,制定制度,规定教育的内容,派遣和任免教育行政人员、校长,聘任教师,控制教育的拨款等等而实现的。然而,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是有限的,并不能够决定教育的一切,而只能从宏观层面间接地影响教育。而且,政治也决非万能,决不能用政治取代教育。
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并非从来就有
政治晚生于教育。在艺术、宗教、教育、经济、政治中,教育出现最早,而政治出现最晚;从与人类的关系远近来看,也是教育与人的关系最近,政治与人的关系最远。世界各国经历各种战乱、朝代和统治阶级的更替、国家的兴衰,但只有教育能够较为稳定的保存下来。历史也告诉我们,最早的学校并不是由政府举办的,更不是政治力量直接干预的结果,而是人们对知识的热切渴望和不断追求过程中连带产生的副产品①,所有的学校最早都是由民间自发兴办的。因此,真正的大学最早应该与政治无关,但其可以研究政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恰恰是因为政治集权的削弱,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历史机遇。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也是在西欧的“黑暗时代”结出的灿烂花朵。
教育对政治具有反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可以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民族的科学化水平;教育能为政治培养所需的人才;可以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可以通过传播思想、形成舆论作用于政治,使政治更加清明。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批判精神,揭示政治的专制,针砭时弊,为社会提供预警。再者,教育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就是要适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因此,政治不能违背这些规律,更不能取代教育,对它横加干涉;教育也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后来的教育要在以前教育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教育思想、制度、内容和方法都与以往的教育具有渊源关系;教育具有与政治制度发展的不同步性,即教育的滞后性(思想意识、教育内容、坚守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保守性)和超前性(教育的优先发展、教育先行、培养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面向未来等),因为教育还同时指向未来一定时期,有的国家的教育规划还考虑到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不总是良性的
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过分地强调政治对教育的决定作用,会使政治变成教育的桎梏。当然,开明的政治制度、政治环境、政党可以通过立法、拨款、制定好的政策体制机制,主动为教育服务,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开明的统治集团会自觉地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自觉地坚守以人为本、思想自由,自觉捍卫言论自由,自觉地促进社会的民主、公平、自由和人的解放。对教育进行宏观指导、微观放开,让教育自由、自主、和谐发展。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政治的作用或以政治取代教育,就势必会束缚教育的发展,使教育窒息、倒退、甚至摧残教育。文革期间,一味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是决定者,教育是适应者。为了搞政治运动,在没有战争和瘟疫的情况下,大面积的停课,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使我国教育几近崩溃边缘。
市场经济又导致学者学术功利化,学生的人生目标平庸化,使人受教育越多却离自然更远,远离激情与梦想,缺乏公共情怀、人文情怀和深刻的理性。政治决定论使一些学者、学生在“关注脚下”的同时,却将“仰望星空”抛于脑后。进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亲密到不分你我的境地,这种“零距离”接触使教育“失位”与“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大学由一座“灯塔”贬低为一面“镜子”。在市场需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与学者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对立起来,急功近利,偏离了学术的本质,影响了学校和学科的发展。
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人的真正解放、重视、承认教育的个体本位价值,这将会使我国教育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相信不久,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教育姹紫嫣红的新时代。
政治应更自觉、更主动地为教育服务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而言,教育不仅是生产劳动能力,还生产科技能力,促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实践民主理想的工具。因此,国家是教育最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国家应成为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无论教育如何采取多种渠道筹资,政府都不应推卸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义务和责任。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就应越大。我国教育发展纲要要求到2000年,教育的投入应占GDP的4%。然而,到2009年止,对教育的实际投资只有2.79%。②因此,我们的社会应善待教育,政治应更主动地为教育服务。
赋予教育更大的自主权,明晰教育的举办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国家除从宏观方面领导外,微观上应放开。除了保证对教育的投资、制定教育法律,为教育提供市场信息和政策咨询等服务之外,政府应对学校减少管理或不管,让学校自己管自己。西方国家对教育是采用法律约束,欧洲向来是尊重学术权力,美国政府是基本上不干预办学。让学校按教育自身规律和市场需求自主办学、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让学校保持学者治校、学术自由,让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在高等教育方面,让高等学校自主招生,自设专业,独立设立学术标准,确定课程目标和培养方向。如美国的专业设置是指导性的,而我国是指令性的,高校设置专业不能越雷池一步。③认识论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纽曼、洪堡、维布伦指出:应让大学按自身规律发展,条件是远离现实,保持象牙塔的宁静与寂寞,即不受外界的干扰,尤其不能在强势的政治和经济面前“失位”,“学术意味着超脱于政治”。“世界各地的国家及其官僚经常会窒息创造性。因此,没有政府知识会进行得更好”④。
在教育界去行政化。现在我国学校都是实行科层体制,官本位充斥教育的各个方面。首先是校长官员化,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连学术官员的院长(系主任)都有相应的级别,甚至中学、小学、后勤总公司,都赋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且,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全方位的介入教育,直接插手学校事务,造成学校对权威的依附,致使学校的理想异化、朝拜权力、朝拜金钱。而且,用行政化削弱学术化,由行政腐败导致学术腐败,把行政官员的话当圣旨。这样严重地影响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束缚了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思维。当学术与政治关系是恶性共存时,当政治领域倾向于个人权力,产生个人崇拜,权力成为个人服务工具时,权力和腐败就会媾合在一起,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发展产生恶劣影响,甚至会误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⑤
减少或取消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评估。我国对学校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都是项目化,有项目才能获得资源,这样,学校就和行政机关一样必须跑项目、跑资金。如本科院校的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国家教学名师、专业教学团队等,高职院校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省级示范性院校、精品课程、精品专业、重点实习实训基地、学科带头人等。而且,每个项目都要通过立项评估、中期检验、验收合格评估等等。不完全统计,仅对高校就有50多种评估,如果加上政府机关的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档案检查、计划生育…等等,不少于80多种,使很多学校都忙于应付各种检查、评比、评估。这样势必消耗学校领导人的精力、时间和财力,无暇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内部管理。而且由于校领导为了争取各种项目,势必造成“权力寻租”,难怪社会上称之为“评估经济”。因此,以北师大肖川教授为代表的很多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期待政府官员退出学术界”⑥。
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决定作用不是从来就有,政治对高等教育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当政治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时,要变革的是政治而不是教育。国家是教育的直接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对教育具有“社会责任”,政治(或政府)应更自觉、更主动地为教育服务。(作者为湖南环境生物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号:XJK08(GD062))
注释
①谢安邦编:《比较高等教育》,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②《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学》,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③G.卡斯帕尔:《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④雷小生:“论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成人教育》,2009年第17期,第6页。
⑤类延村:“学术自由视野的学者使命与社会价值塑造”,《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页。
⑥肖川:《教育的力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