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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进米缸的老鼠
从无法生活下去的被辞退驿卒到明王朝掘墓人,李自成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极富悲剧色彩。随着甲申年脚步的临近,李自成越来越兴奋地意识到,大明的江山就要成为自家的产业了。但正如一部著名影片的台词说的那样,他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猜到故事的结尾。甲申年的李自成猜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明帝国的掘墓人,将坐上金銮殿上那把高贵的龙椅,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只能坐一天。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这一年,21岁的崇祯一方面任命素有能臣之称的杨鹤为三边总督,运用剿抚并重的方式处理民变,另一方面却宣布加派辽饷。更多的农民卖儿鬻女后仍然无路可走,他们被政府这根绳子越来越紧地勒住了脖子,任何挣扎都力不从心,只能纷纷揭竿而起。
有人说,一个人的才华是掩盖不了的,——除非由他自己来掩盖,否则,它就会像装在布袋里的锥子一样,早晚会崭露锋利的头角。驿卒李自成本是个任人宰割呵斥的小角色,在帝国亿万兆民中,他的存在并不比一只蚂蚁更重要。但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后,他变得重要起来。与其他农民军首领相比,李自成的个人素质明显高出一筹。就连官方修订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因此,他才会很快从众多农民军将领中脱颖而出,由闯将而闯王,由闯王而挥师京城。
但是,李自成不可能意识得到,攻下京城其实才走完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他还有许多甚至比打下北京城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和他的兄弟们都以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享受和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他们以为打天下坐天下也如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那样简单而顺理成章:既然此前的几千个日子都过着刀头舔血、担惊受怕的苦日子,现在皇帝已死,大明已灭,紫禁城都在咱们手中了,不正该好好过几天舒心日子吗?
郭沫若在那篇影响巨大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的悲剧作了这样的总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入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可以说,刚入城时的农民军还有严格的军纪,对民众基本保持了秋毫不犯的良好作风,与抢劫民间、杀良冒功的左良玉之辈的政府军相比,农民军更受民众拥护。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以貌似正义之举的拷掠百官为开端,大顺农民军这支刚进城时曾令京师吏民不胜欢欣的队伍很快就裂变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嗜血狂。他们抢掠、拷打的对象,很快从高级官员扩大到一般富户,再进一步扩大到了寻常百姓。
《甲申传信录》说,大顺军队刚进京师时,初入民舍,还只是借借锅灶和床榻之类的生活用品,很快,他们闯进居民家中,声称“借汝女妻作伴”。——面对这些刀鲜剑亮的征服者,倒霉的居民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由此,这支原本深受民众拥护的军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失掉了民心。至于后来吴三桂向清朝借兵,以致清军入关,这是历史的插曲,——可以断言,没有清军入关,失掉了民心的李自成的江山也坐不长。
何况,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占据京师的李自成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说没做好的事情还有四件:第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政府军的王牌,它还守卫在山海关,还处于东摇西摆的骑墙状态,而吴襄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一家都在李自成手中,这正是招降王牌军的王牌,李自成做了,却做砸了;第二,虎视关外的清军随时可能入关,是战是和,李自成完全没有考虑;第三,即便南京政府为了谁续大统而忙于内讧,一时间不可能派军队北伐,但农民军与南朝的势不两立是必然的,李自成应该趁着南朝的混乱南征;第四,农民军一下子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地盘,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稳定政权。以上四件,任何一件都比拷掠百官追索金银重要十倍百倍,可惜的是,人在深宫的李自成没能看到,他的谋士们和将军们也没能看到。他们只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叫做北京的花花世界。
窃以为,李自成身上,更多的混合了流氓无产者、江湖好汉和下级军官的特质,形成了他粗放又狭隘、率真又任性的性格。也就是说,他本身基本不具备一个成大业者的素质,他至多只能领导一支打家劫舍的农民军队伍。他适合与士卒称兄道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当一个草莽英雄,却没有开创一个王朝、治理一个国家的才干和胸襟。甚至,如果不是箭在弦上,他也许并不曾想过要称帝。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两件蹊跷之事:其一,李自成兵临城下,攻陷北京已指日可待时,却主动向瓮中之鳖崇祯提出议和,条件仅是分国而王。这说明,他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接受朝廷的高层次招安,他毕竟不愿意背负弑君的恶名;虽然明朝原本也是由农民军首领朱元璋打下的,但与朱元璋相比,这位相隔两百多年的另一代农民军领袖,却没有朱元璋那样大的野心和魄力。其二,李自成在北京一共呆了42天,之前的41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穿上龙袍称孤道寡,但他没这么干,而是在被清军打败后,必须撤离北京的最后一天,他才草率地宣布登基。这一行为不像有预谋的政治活动,倒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破罐子破摔。
野史记载的一个故事,更形象地白描了李自成的草莽英雄形象:
李自成最重要的谋士牛金星劝说他在甲申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仪式。祭告上天,这是历代帝王登基之前都要走的过场。为了走好这一过场,牛金星请李自成在宫中演习一番,李自成很不情愿,但勉强同意了。演习要求李自成不慌不忙,表现出稳重庄严的样子,但李自成根本没耐心,他很快就厌烦了,几把脱下过于夸张的皇袍,取下沉重的头冠,有些恼怒地对目瞪口呆的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转身就离开了演习现场。经过御膳房时,还顺手抓起一块生肉放进嘴里大口啃食起来。
接下来的故事人所共知:李自成亲征吴三桂,两军于山海关激战时,满洲铁骑横空杀出,自成大败,逃回北京。甲申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登基即位。次日凌晨,这位真正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的草莽英雄怆然撤离北京。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李自成是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一只老鼠偶然掉进了盛米的缸子,先是惊,继是喜,接着就是疯狂大吃,等到把米缸里的米吃得差不多了时,才猛然发现要跳出空荡荡的米缸已经十分困难,它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坐以待毙。——要么在米吃完之后饿死,要么被闻声赶来的米缸主人打死。第二,这个故事说的其实既不是老鼠,也不是李自成,而是人类身上固有的劣根性。
抹布韩一良的清廉秀
崇祯从他的木匠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这个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有点沉不住气,他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的确,其时大明政府组织早已溃烂: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本人也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掌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吏部尚书),一方面不断发表讲话,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责备下属不得力和高调空泛地发号召,这几乎是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最常用的两套手法,可惜,责备下属不得力不仅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也使得君臣关系空前紧张;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既显出圣上济世乏才,也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这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终明一世,作为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给事中是个惹人注目的职务。按例,当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给事中数人,论级别,他们区区七品,相当于县处级。但作为独立的言官,他们却有权弹劾包括首辅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对皇帝的批示,给事中如果认为有失当之处,也可以封驳。万历临终前,被托孤的顾命大臣中,除了大学士和几个部长外,兵科给事中杨涟也赫然在列。对给事中的重视,表明了这种体制的创立者希望能够对文武百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高效、廉洁地运转。然而,定制度的是人,坏制度的也是人。到了晚明时期,本身以监督百官、劝谏皇帝为职责的给事中,竟然被时人讥为“抹布”,——抹布者,只要他人干净,而不管自己污秽之谓也。自己贪赃枉法之余,还要去指斥别的官员。晚明时期,固然也出过如杨涟、魏大中这样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却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辈。甚至沦为皇帝或权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谁就咬谁。从掌握的史料来看,韩一良属于另一种,那就是把自己包装成直臣,企图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达到一己之私——升官。
山西澄城人韩一良,于崇祯上台那一年出任户科给事中。正当救治心切的崇祯不断发布上谕,倡导“文臣不爱钱”的优良作风时,他上了一道奏章,准确地搔到了圣上的痒处。——通过察言观色并审时度势来估测圣上的好恶,以此作为进言的前提,言官的准则沦落至此,已完全失却了当初设立它的意义。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大为欢喜,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章,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只差点就要搞一个英模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去巡讲了。现场会上,崇祯深情地指出,一良乃忠诚耿直之臣,可以提拔为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眼看韩一良的清官秀就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丰厚的回报,老是被崇祯批评的组织部长王永光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都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取出韩的奏章,亲自朗诵,当读到文中的精彩部分“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时,崇祯掩卷长叹,随即厉声追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支吾着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哪能轻易授给这种人!此后,韩一良不仅右佥都御史没做成不说,本来担任的户科给事中也被罢免。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韩一良即是如此。
朱元璋在打下万里江山,为他和子孙后代设计帝国机制时,这个阴损刻薄的安徽老农民把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如果官员们都清廉如玉,最终的结果只能像大清官海瑞那样,虽然身为政府高级公务员,死后却连安葬自身遗体的积蓄也没有。显然,让恪尽职守的公务员都做海瑞,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因而,大明两百多年间,官员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资之外,——所谓工资基本不动——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有的当然是贪墨之所得。面对这个结构性腐败的帝国,崇祯力图用道德的方式来唤醒官员群体的自觉意识,让他们通过道德的洁化,进而自觉做清官,显然,崇祯把他的官员们的觉悟设定得高了一些。而韩一良这样的官场油子,他洞若观火地窥测到了崇祯内心的好恶,因而投其所好地搞了一场清廉秀,不过,倘若不是王部长给韩一良下烂药,崇祯显然会把这个投机政客提拔到副部长的级别上。一封数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个官员从县处级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级,与其责怪韩一良们的机心,不如说崇祯以德治国的企图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对帝国的文官系统益发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同是作秀,古人要比今人更困难,尤其是摊上一个别有用心的同事时更是如此。不比今天,步行上回班,春天种棵树都可以毫无风险地大秀特秀;第二,做人要厚道,做皇帝也要厚道,太过于咄咄逼人的皇帝,臣工们就会想出其他软办法来忽悠你。
从无法生活下去的被辞退驿卒到明王朝掘墓人,李自成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极富悲剧色彩。随着甲申年脚步的临近,李自成越来越兴奋地意识到,大明的江山就要成为自家的产业了。但正如一部著名影片的台词说的那样,他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猜到故事的结尾。甲申年的李自成猜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明帝国的掘墓人,将坐上金銮殿上那把高贵的龙椅,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只能坐一天。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这一年,21岁的崇祯一方面任命素有能臣之称的杨鹤为三边总督,运用剿抚并重的方式处理民变,另一方面却宣布加派辽饷。更多的农民卖儿鬻女后仍然无路可走,他们被政府这根绳子越来越紧地勒住了脖子,任何挣扎都力不从心,只能纷纷揭竿而起。
有人说,一个人的才华是掩盖不了的,——除非由他自己来掩盖,否则,它就会像装在布袋里的锥子一样,早晚会崭露锋利的头角。驿卒李自成本是个任人宰割呵斥的小角色,在帝国亿万兆民中,他的存在并不比一只蚂蚁更重要。但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后,他变得重要起来。与其他农民军首领相比,李自成的个人素质明显高出一筹。就连官方修订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因此,他才会很快从众多农民军将领中脱颖而出,由闯将而闯王,由闯王而挥师京城。
但是,李自成不可能意识得到,攻下京城其实才走完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他还有许多甚至比打下北京城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和他的兄弟们都以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享受和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他们以为打天下坐天下也如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那样简单而顺理成章:既然此前的几千个日子都过着刀头舔血、担惊受怕的苦日子,现在皇帝已死,大明已灭,紫禁城都在咱们手中了,不正该好好过几天舒心日子吗?
郭沫若在那篇影响巨大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的悲剧作了这样的总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入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可以说,刚入城时的农民军还有严格的军纪,对民众基本保持了秋毫不犯的良好作风,与抢劫民间、杀良冒功的左良玉之辈的政府军相比,农民军更受民众拥护。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以貌似正义之举的拷掠百官为开端,大顺农民军这支刚进城时曾令京师吏民不胜欢欣的队伍很快就裂变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嗜血狂。他们抢掠、拷打的对象,很快从高级官员扩大到一般富户,再进一步扩大到了寻常百姓。
《甲申传信录》说,大顺军队刚进京师时,初入民舍,还只是借借锅灶和床榻之类的生活用品,很快,他们闯进居民家中,声称“借汝女妻作伴”。——面对这些刀鲜剑亮的征服者,倒霉的居民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由此,这支原本深受民众拥护的军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失掉了民心。至于后来吴三桂向清朝借兵,以致清军入关,这是历史的插曲,——可以断言,没有清军入关,失掉了民心的李自成的江山也坐不长。
何况,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占据京师的李自成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说没做好的事情还有四件:第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政府军的王牌,它还守卫在山海关,还处于东摇西摆的骑墙状态,而吴襄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一家都在李自成手中,这正是招降王牌军的王牌,李自成做了,却做砸了;第二,虎视关外的清军随时可能入关,是战是和,李自成完全没有考虑;第三,即便南京政府为了谁续大统而忙于内讧,一时间不可能派军队北伐,但农民军与南朝的势不两立是必然的,李自成应该趁着南朝的混乱南征;第四,农民军一下子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地盘,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稳定政权。以上四件,任何一件都比拷掠百官追索金银重要十倍百倍,可惜的是,人在深宫的李自成没能看到,他的谋士们和将军们也没能看到。他们只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叫做北京的花花世界。
窃以为,李自成身上,更多的混合了流氓无产者、江湖好汉和下级军官的特质,形成了他粗放又狭隘、率真又任性的性格。也就是说,他本身基本不具备一个成大业者的素质,他至多只能领导一支打家劫舍的农民军队伍。他适合与士卒称兄道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当一个草莽英雄,却没有开创一个王朝、治理一个国家的才干和胸襟。甚至,如果不是箭在弦上,他也许并不曾想过要称帝。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两件蹊跷之事:其一,李自成兵临城下,攻陷北京已指日可待时,却主动向瓮中之鳖崇祯提出议和,条件仅是分国而王。这说明,他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接受朝廷的高层次招安,他毕竟不愿意背负弑君的恶名;虽然明朝原本也是由农民军首领朱元璋打下的,但与朱元璋相比,这位相隔两百多年的另一代农民军领袖,却没有朱元璋那样大的野心和魄力。其二,李自成在北京一共呆了42天,之前的41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穿上龙袍称孤道寡,但他没这么干,而是在被清军打败后,必须撤离北京的最后一天,他才草率地宣布登基。这一行为不像有预谋的政治活动,倒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破罐子破摔。
野史记载的一个故事,更形象地白描了李自成的草莽英雄形象:
李自成最重要的谋士牛金星劝说他在甲申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仪式。祭告上天,这是历代帝王登基之前都要走的过场。为了走好这一过场,牛金星请李自成在宫中演习一番,李自成很不情愿,但勉强同意了。演习要求李自成不慌不忙,表现出稳重庄严的样子,但李自成根本没耐心,他很快就厌烦了,几把脱下过于夸张的皇袍,取下沉重的头冠,有些恼怒地对目瞪口呆的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转身就离开了演习现场。经过御膳房时,还顺手抓起一块生肉放进嘴里大口啃食起来。
接下来的故事人所共知:李自成亲征吴三桂,两军于山海关激战时,满洲铁骑横空杀出,自成大败,逃回北京。甲申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登基即位。次日凌晨,这位真正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的草莽英雄怆然撤离北京。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李自成是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一只老鼠偶然掉进了盛米的缸子,先是惊,继是喜,接着就是疯狂大吃,等到把米缸里的米吃得差不多了时,才猛然发现要跳出空荡荡的米缸已经十分困难,它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坐以待毙。——要么在米吃完之后饿死,要么被闻声赶来的米缸主人打死。第二,这个故事说的其实既不是老鼠,也不是李自成,而是人类身上固有的劣根性。
抹布韩一良的清廉秀
崇祯从他的木匠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这个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有点沉不住气,他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的确,其时大明政府组织早已溃烂: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本人也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掌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吏部尚书),一方面不断发表讲话,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责备下属不得力和高调空泛地发号召,这几乎是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最常用的两套手法,可惜,责备下属不得力不仅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也使得君臣关系空前紧张;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既显出圣上济世乏才,也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这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终明一世,作为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给事中是个惹人注目的职务。按例,当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给事中数人,论级别,他们区区七品,相当于县处级。但作为独立的言官,他们却有权弹劾包括首辅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对皇帝的批示,给事中如果认为有失当之处,也可以封驳。万历临终前,被托孤的顾命大臣中,除了大学士和几个部长外,兵科给事中杨涟也赫然在列。对给事中的重视,表明了这种体制的创立者希望能够对文武百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高效、廉洁地运转。然而,定制度的是人,坏制度的也是人。到了晚明时期,本身以监督百官、劝谏皇帝为职责的给事中,竟然被时人讥为“抹布”,——抹布者,只要他人干净,而不管自己污秽之谓也。自己贪赃枉法之余,还要去指斥别的官员。晚明时期,固然也出过如杨涟、魏大中这样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却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辈。甚至沦为皇帝或权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谁就咬谁。从掌握的史料来看,韩一良属于另一种,那就是把自己包装成直臣,企图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达到一己之私——升官。
山西澄城人韩一良,于崇祯上台那一年出任户科给事中。正当救治心切的崇祯不断发布上谕,倡导“文臣不爱钱”的优良作风时,他上了一道奏章,准确地搔到了圣上的痒处。——通过察言观色并审时度势来估测圣上的好恶,以此作为进言的前提,言官的准则沦落至此,已完全失却了当初设立它的意义。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大为欢喜,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章,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只差点就要搞一个英模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去巡讲了。现场会上,崇祯深情地指出,一良乃忠诚耿直之臣,可以提拔为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眼看韩一良的清官秀就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丰厚的回报,老是被崇祯批评的组织部长王永光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都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取出韩的奏章,亲自朗诵,当读到文中的精彩部分“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时,崇祯掩卷长叹,随即厉声追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支吾着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哪能轻易授给这种人!此后,韩一良不仅右佥都御史没做成不说,本来担任的户科给事中也被罢免。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韩一良即是如此。
朱元璋在打下万里江山,为他和子孙后代设计帝国机制时,这个阴损刻薄的安徽老农民把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如果官员们都清廉如玉,最终的结果只能像大清官海瑞那样,虽然身为政府高级公务员,死后却连安葬自身遗体的积蓄也没有。显然,让恪尽职守的公务员都做海瑞,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因而,大明两百多年间,官员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资之外,——所谓工资基本不动——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有的当然是贪墨之所得。面对这个结构性腐败的帝国,崇祯力图用道德的方式来唤醒官员群体的自觉意识,让他们通过道德的洁化,进而自觉做清官,显然,崇祯把他的官员们的觉悟设定得高了一些。而韩一良这样的官场油子,他洞若观火地窥测到了崇祯内心的好恶,因而投其所好地搞了一场清廉秀,不过,倘若不是王部长给韩一良下烂药,崇祯显然会把这个投机政客提拔到副部长的级别上。一封数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个官员从县处级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级,与其责怪韩一良们的机心,不如说崇祯以德治国的企图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对帝国的文官系统益发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同是作秀,古人要比今人更困难,尤其是摊上一个别有用心的同事时更是如此。不比今天,步行上回班,春天种棵树都可以毫无风险地大秀特秀;第二,做人要厚道,做皇帝也要厚道,太过于咄咄逼人的皇帝,臣工们就会想出其他软办法来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