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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笔者曾撰《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一文,讨论中共在福建事变中的成败得失,其中论及蒋介石敉平事变的军事行动。前些日子,有幸读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蒋介石日记,对其事变一段自是倍感兴趣。很幸运,蒋日记中对福建事变记载颇详,不仅有针对事变决策的具体内容,更有决策的变化过程,读来颇生感叹。总体而言,日记所呈现的历史流变和我当年文章的脉络尚无扞格,个别地方更证实了笔者当年凭借既有史料做的推断。不过,能够通过日记真切体触到一颗鲜活心灵的搏动,终究可以为死的历史添上更多的活力。
(一)
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反蒋事变爆发,蒋介石遭受重大打击,对此,其日记记载颇详。11月10日日记提到:“陈铭枢欲在闽捣乱心切。”对陈和福建方面的异动已有注意。12日日记记有:“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此时,他还寄希望于通过笼络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稳定福建,消弭事变于无形。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陈铭枢作为老长官对十九路军的影响力。11月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报,蒋当夜“几不成寐”;而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此时,经过长期变乱纷争,国民政府稍显喘息向好之机,衡诸大势,蒋自认其内外应付方策都进入关键的实施时期,雅不欲内部再生事端。因此,东南方再掀波澜,其心理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此时兵力总计5师10旅,每师四五千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对蒋而言,这样的实力尚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事变正式发动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判断:“于此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对展开“讨逆”军事行动有充分信心。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更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据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在事变爆发后立即制订对闽作战计划,要求入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中共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并迅速向南进展。
事起福建,但蒋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两广的态度和中共的动向。事变后,两广方面与福建各怀心思,加上闽方抛弃国民党正统的决绝行动,更使两广对闽望而却步,这使蒋暂时了却一大心病,应对红军威胁成为蒋介石平定闽变首先顾虑的重要环节,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但在抽调十个师左右兵力用于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在江西保持强厚兵力,留赣及赣浙边境部队达十数个师之多,兵力数倍于红军。蒋并要求向福建进兵时,江西方面部队应大力配合,以攻为守,主动向赣闽边境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对浙江后方地区多有部署,日记中留有加强江浙一带军事防御部署的记载,1934年1月初,叮嘱顾祝同、熊式辉“注意预备逆军窜浙之预防”。蒋介石用兵向主谨慎,虽少出奇之举,但战场上应该注意的各个环节他绝不会随意忽略。
以往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研究中,都强调福建事变期间中共应该向江浙一带出兵,通过扰乱对手后方,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在蒋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蒋内心竟十分期望闽方攻浙。因此,事变期间他指示属下“宣传逆匪进攻浙边庆元、泰顺、龙泉消息”,颇有点欲擒故纵的意思。南京入闽军的关键一路也绕道闽西北进发,实际是其针对闽浙边境进退攻守的活棋。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及蒋在江浙一带所作部署看,蒋介石诱对手出击的想法应非毫无成算,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勿论浙江,十九路军出闽西北与蒋决战尚无信心;而以红军当时的力量,挺进到江浙一带这一南京政府的纵深区域,在不具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应该说也相当巨大。其实,红军出江浙的想法并无确凿史料证明当时已经提出,而据此所作的种种论断未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战争是对垒双方的棋局,好点为双方所必争,也为双方所必守,复盘者判断优劣,恐怕不能一厢情愿地做单方面的推断吧。
(二)
1933年12月底,南京政府基本完成对福建的攻击部署,对闽战事一触即发。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到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两个师,而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共八个师,其中包括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这样的精锐部队,实际兵力和战斗力居于压倒优势。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次日,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闽军与南京政府军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闽方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已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上述电文、战报,展现出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我们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日记中透露:“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如果闽方按军事常规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必。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蒋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千的“喜惧交集”。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此种心态,或以为是蒋多虑之征,但其实应属人之常情。每一个有机会在命运的歧途上作出抉择者,此种“喜惧交集”的心态,应该都并不陌生。在滚滚推进的历史逻辑庞大的车轮下,意外发现这一点略显苍白的人性之花,笔者其实也是“喜惧交集”,所惧者无他,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论史者常常事后先验赋予历史的完美、理性和意义。
(三)
古田不守,福州外围防御据点尽失,南京政府军开始向福州推进。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海军早在12月下旬就先后占领长门、马尾两福州要塞,时时威胁福州安全。1月9日,南京政府海军在厦门市长黄强配合下接收厦门,威胁漳州地区,对十九路军后方形成巨大威胁。四面楚歌声中,十九路军撤出福州,向闽南退却。16日南京政府军进占福州。
在进攻福州外围据点同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部署从闽西北插向十九路军后方,阻断闽粤联系。福建和粤方的关系,是蒋在事变发生后最担心的问题,尽快结束事变,以免夜长梦多,是蒋解决闽变的重要方针。1月7日,鉴于水口已下,蒋介石考虑:“卫第五纵队挺进闽南计划是否实施,当注意之。”次日,电卫立煌令其分兵南下永泰,“但须隐秘中央军兵力队号为要”。永泰地处福州西南部的位置,严重威胁着十九路军的退路,蒋对永泰的高度关注,可谓用心深长。12日夜,在确知十九路军将全线后撤时,蒋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进。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余主力再向仙游沙溪急进,以行截击”。以上材料隐约显露出蒋展开超越追击的思路,几年前笔者正是由此判断蒋应有进取闽南拦截十九军的腹案。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种猜测。1月4日,战事尚未打响,他在日记中标列的注意事项就有“进取闽南利害之研究”。10日,蒋明确记有:“逆军如向闽南撤退,则第五路仍照原计划向永春、漳州急进。”1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我军已占永泰,此心为之大慰,从此必可如计截击,在莆田海滨歼敌,使之片甲不返也。”
由于蒋在准备围点打援、诱敌实施歼灭战同时,已有展开追击战的伏案,因此,当十九路军沿着沿海公路南撤时,南京政府军从侧翼对十九路军展开所谓“行动之艰苦与神速,俱达极点”的超越追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四路大军以莆田、仙游、安溪、同安、漳州等为目标,直插十九路军后方。南京政府军快速推进,全线溃退的十九路军不断遭到追击部队的堵击,狼狈不堪。17日,南京政府军先头部队已进至仙游,次日,主力部队到达。南京政府追兵和夺路而逃的十九路军在仙游、涂岭一带激烈交锋,虽然南京政府军未能在此完全堵截十九路军并予以消灭,但卫立煌报告的十九路军“蒙受巨创,士气沮丧,致入于不堪再战之境地”当非虚言。1月19日,蒋在日记中“定廿一日至廿二日对莆田、沙溪逆军解决”。20日,莆田被南京政府军占领,十九路军大部纷纷向泉州退却。随后,南京政府军由厦门嵩屿登陆,由此对泉州一带的十九路军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蔡廷锴见大势已去,被迫离开部队,所部随即向蒋介石请降,轰轰烈烈的福建事变从大规模交战开始到失败不过半个月时间,此情此景,确如军事发动前蒋对汪精卫所言:闽乱不逾一月,必可敉平。
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超越追击,大胆、凶狠,和其此时对垒红军的稳扎稳打恰成鲜明对照,让我们感受到了通常表现得谨慎小心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蒋的这一选择,和其对对手及环境的判断密切相关。就实力和战斗力而言,他有拿得住十九路军的把握,而环伺一旁甚至正窥其后方的红军的存在,也使其不能不尽速结束战争。更重要的,十九路军和红军在国内政治生态上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关系网络,面对红军时蒋政治上几无顾忌,可以从容控制节奏,而对十九路军则不得不防范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呼应,必须防患于未然,快刀斩乱麻。因此,在同一时段,面对不同的对手,蒋介石完成了由碉堡龟行到超越追击的转换,其间既体现出兵无常形的道理,也是政治风云诡谲多变的写照。
日记非信史,不少的日记、回忆更往往成为误导史学研究者的工具,但如果日记的主人不是完全藏起自己的内心纯以假象示人的话,我们倒是常常可以从日记中感受到其他历史资料中难以体触到的心灵搏动。尤其像蒋介石,这样一种地位、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种经历,几十年的坚持,流露出来的,一定会有许多许多。
(一)
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反蒋事变爆发,蒋介石遭受重大打击,对此,其日记记载颇详。11月10日日记提到:“陈铭枢欲在闽捣乱心切。”对陈和福建方面的异动已有注意。12日日记记有:“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此时,他还寄希望于通过笼络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稳定福建,消弭事变于无形。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陈铭枢作为老长官对十九路军的影响力。11月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报,蒋当夜“几不成寐”;而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此时,经过长期变乱纷争,国民政府稍显喘息向好之机,衡诸大势,蒋自认其内外应付方策都进入关键的实施时期,雅不欲内部再生事端。因此,东南方再掀波澜,其心理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此时兵力总计5师10旅,每师四五千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对蒋而言,这样的实力尚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事变正式发动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判断:“于此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对展开“讨逆”军事行动有充分信心。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更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据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在事变爆发后立即制订对闽作战计划,要求入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中共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并迅速向南进展。
事起福建,但蒋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两广的态度和中共的动向。事变后,两广方面与福建各怀心思,加上闽方抛弃国民党正统的决绝行动,更使两广对闽望而却步,这使蒋暂时了却一大心病,应对红军威胁成为蒋介石平定闽变首先顾虑的重要环节,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但在抽调十个师左右兵力用于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在江西保持强厚兵力,留赣及赣浙边境部队达十数个师之多,兵力数倍于红军。蒋并要求向福建进兵时,江西方面部队应大力配合,以攻为守,主动向赣闽边境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对浙江后方地区多有部署,日记中留有加强江浙一带军事防御部署的记载,1934年1月初,叮嘱顾祝同、熊式辉“注意预备逆军窜浙之预防”。蒋介石用兵向主谨慎,虽少出奇之举,但战场上应该注意的各个环节他绝不会随意忽略。
以往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研究中,都强调福建事变期间中共应该向江浙一带出兵,通过扰乱对手后方,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在蒋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蒋内心竟十分期望闽方攻浙。因此,事变期间他指示属下“宣传逆匪进攻浙边庆元、泰顺、龙泉消息”,颇有点欲擒故纵的意思。南京入闽军的关键一路也绕道闽西北进发,实际是其针对闽浙边境进退攻守的活棋。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及蒋在江浙一带所作部署看,蒋介石诱对手出击的想法应非毫无成算,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勿论浙江,十九路军出闽西北与蒋决战尚无信心;而以红军当时的力量,挺进到江浙一带这一南京政府的纵深区域,在不具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应该说也相当巨大。其实,红军出江浙的想法并无确凿史料证明当时已经提出,而据此所作的种种论断未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战争是对垒双方的棋局,好点为双方所必争,也为双方所必守,复盘者判断优劣,恐怕不能一厢情愿地做单方面的推断吧。
(二)
1933年12月底,南京政府基本完成对福建的攻击部署,对闽战事一触即发。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到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两个师,而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共八个师,其中包括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这样的精锐部队,实际兵力和战斗力居于压倒优势。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次日,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闽军与南京政府军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闽方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已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上述电文、战报,展现出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我们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日记中透露:“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如果闽方按军事常规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必。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蒋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千的“喜惧交集”。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此种心态,或以为是蒋多虑之征,但其实应属人之常情。每一个有机会在命运的歧途上作出抉择者,此种“喜惧交集”的心态,应该都并不陌生。在滚滚推进的历史逻辑庞大的车轮下,意外发现这一点略显苍白的人性之花,笔者其实也是“喜惧交集”,所惧者无他,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论史者常常事后先验赋予历史的完美、理性和意义。
(三)
古田不守,福州外围防御据点尽失,南京政府军开始向福州推进。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海军早在12月下旬就先后占领长门、马尾两福州要塞,时时威胁福州安全。1月9日,南京政府海军在厦门市长黄强配合下接收厦门,威胁漳州地区,对十九路军后方形成巨大威胁。四面楚歌声中,十九路军撤出福州,向闽南退却。16日南京政府军进占福州。
在进攻福州外围据点同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部署从闽西北插向十九路军后方,阻断闽粤联系。福建和粤方的关系,是蒋在事变发生后最担心的问题,尽快结束事变,以免夜长梦多,是蒋解决闽变的重要方针。1月7日,鉴于水口已下,蒋介石考虑:“卫第五纵队挺进闽南计划是否实施,当注意之。”次日,电卫立煌令其分兵南下永泰,“但须隐秘中央军兵力队号为要”。永泰地处福州西南部的位置,严重威胁着十九路军的退路,蒋对永泰的高度关注,可谓用心深长。12日夜,在确知十九路军将全线后撤时,蒋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进。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余主力再向仙游沙溪急进,以行截击”。以上材料隐约显露出蒋展开超越追击的思路,几年前笔者正是由此判断蒋应有进取闽南拦截十九军的腹案。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种猜测。1月4日,战事尚未打响,他在日记中标列的注意事项就有“进取闽南利害之研究”。10日,蒋明确记有:“逆军如向闽南撤退,则第五路仍照原计划向永春、漳州急进。”1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我军已占永泰,此心为之大慰,从此必可如计截击,在莆田海滨歼敌,使之片甲不返也。”
由于蒋在准备围点打援、诱敌实施歼灭战同时,已有展开追击战的伏案,因此,当十九路军沿着沿海公路南撤时,南京政府军从侧翼对十九路军展开所谓“行动之艰苦与神速,俱达极点”的超越追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四路大军以莆田、仙游、安溪、同安、漳州等为目标,直插十九路军后方。南京政府军快速推进,全线溃退的十九路军不断遭到追击部队的堵击,狼狈不堪。17日,南京政府军先头部队已进至仙游,次日,主力部队到达。南京政府追兵和夺路而逃的十九路军在仙游、涂岭一带激烈交锋,虽然南京政府军未能在此完全堵截十九路军并予以消灭,但卫立煌报告的十九路军“蒙受巨创,士气沮丧,致入于不堪再战之境地”当非虚言。1月19日,蒋在日记中“定廿一日至廿二日对莆田、沙溪逆军解决”。20日,莆田被南京政府军占领,十九路军大部纷纷向泉州退却。随后,南京政府军由厦门嵩屿登陆,由此对泉州一带的十九路军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蔡廷锴见大势已去,被迫离开部队,所部随即向蒋介石请降,轰轰烈烈的福建事变从大规模交战开始到失败不过半个月时间,此情此景,确如军事发动前蒋对汪精卫所言:闽乱不逾一月,必可敉平。
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超越追击,大胆、凶狠,和其此时对垒红军的稳扎稳打恰成鲜明对照,让我们感受到了通常表现得谨慎小心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蒋的这一选择,和其对对手及环境的判断密切相关。就实力和战斗力而言,他有拿得住十九路军的把握,而环伺一旁甚至正窥其后方的红军的存在,也使其不能不尽速结束战争。更重要的,十九路军和红军在国内政治生态上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关系网络,面对红军时蒋政治上几无顾忌,可以从容控制节奏,而对十九路军则不得不防范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呼应,必须防患于未然,快刀斩乱麻。因此,在同一时段,面对不同的对手,蒋介石完成了由碉堡龟行到超越追击的转换,其间既体现出兵无常形的道理,也是政治风云诡谲多变的写照。
日记非信史,不少的日记、回忆更往往成为误导史学研究者的工具,但如果日记的主人不是完全藏起自己的内心纯以假象示人的话,我们倒是常常可以从日记中感受到其他历史资料中难以体触到的心灵搏动。尤其像蒋介石,这样一种地位、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种经历,几十年的坚持,流露出来的,一定会有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