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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上海尚处沦陷的苦难中，一本叫《古今》的杂志上，文载道（金性尧）写了一篇《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记的是朱朴（《古今》主编）与梁鸿志的千金文若的婚典盛况。我是20年前读到此文的，我惊诧于梅兰芳竟亦“周旋于众宾之间，仿佛万绿丛中的一枝，显出摇曳多姿之胜”。后来说与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或稍长的朋友，他们也惊诧，——这似乎与“蓄须明志”不符。
《梅兰芳》在全国热映，一股梅兰芳热四处兴起，很有一些人认为日本鬼子曾刀架在梅兰芳脖子上逼他演戏。我收集的旧资料中有关梅兰芳的图片和文字很是不少，我写《文化人结婚记》时，很是不明白当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为何要趟那道浑水（梁鸿志嫁女婚礼），后来有著名学者讥讽我的不理解为“见者惊异”：“一九四四年前后，巨奸梁鸿志嫁女于朱朴，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有人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来宾中竟有梅兰芳，见者惊异，蓄须明志的梅兰芳，怎会出席于这样的场合？这正好作一个好例，说明在险恶的环境中，梅所碰到大大小小的难关，是如何化解的。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这是处于当时那个日伪环伺时代正直的人处世的原则，时移事异，在今天看来就不免有些难于理解，是不足怪的。”
“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若以梅兰芳的底线来衡量另几位名伶，问题就来了。马连良、尚小云、荀慧生均于敌占时期登过台、唱过戏，据此而推论他们的大节，有简单化之嫌，更有扩大化之隐忧，——已有傅斯年“所有伪北大教员不予登用，不能给北大留下耻辱”的一刀切做法。教员是耻辱，教员所教育之学生也该是耻辱，推而广之，门房、役夫、摇铃的、做饭的，哪个不是戴罪之人。论及底线与大节，或许还真应该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之必要，不然的话，梅兰芳前面的“蓄须明志”及稍后参与“祝捷演出”，有何差别欤。也许，还须为普通人另设一底线——即有饭吃与没饭吃，常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真正具体轮到个人头上，难免或有颠倒“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话不中听，却多有事例为证——此处失节亦并非特指“卖国卖身”之大节焉。
谷林老人《检得旧刊说因由》，讲到俞平伯于沦陷时期北平的《艺文杂志》发表文章，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后，“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俞平伯说：“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此类投稿给刊物的平常小事，在朱自清的眼里都是大事，若设此为底线，怕没几个人能洗脱干净。朱自清是把小节视之为大节的知识分子，不然在美国救济粉中饿死的就不会仅止他一人了。俞平伯到底还有些家底，虽然一度曾穷困到“亦感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的地步，正如谷林所论：“此其所以尚可不写文章还能养亲而糊口欤？”沦陷八年之久，北平与上海不可能成为空城，留下来和走不了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谋生养家，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希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饱受非议的苏青说过一段很有力的话：“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既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续结婚十年·关于我——代序》）
著名学者所说的“底线”，不适宜大多数人群；著名学者所说的“可不予计较”的“小节”，倒是应列入“底线”之一。欺人容易欺世难，齐白石在那八年不卖画给日本人，但卖给中国人后中国人又转卖（送）给日本人，他又能怎么着。我从小受的教育是直线教育，非黑即白，非忠即奸，不会绕弯子，看问题凭直觉，横看竖看我总觉得梅兰芳不该掺和“文化人结婚”这样的场合。虽说关于文化人结婚这等大事，在当时是上佳的新闻，在今日是上佳的资料，可是一旦将这样的报道置回历史现场，马上会引起的争论无疑就是“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的那些文人值不值得人们心怀“了解之同情”或“理解之同情”？此处先说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实是因了此文在腹内打稿的当口，再适时不过地读到了散木先生的大文《读〈年谱〉》，读的是《龙榆生先生年谱》。龙榆生是学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又非常不幸地在那场“历史大翻覆”中“卖身事伪”，终于成为像周作人一样的“惜其不识相”（夏敬观语）的文化名人，连累得一批真心喜欢他们学问的人在议论他们时，总要花费心思在“学问”与“道德”之间斟酌最适合的词句，以至于我在读此类文章时私心里常常忘记了基本事实而被作者煞费苦心经营出来的“鸣冤抱屈”之词句暗暗叫好。我们这一辈看过婚典场合里那些人的名字后，自会有惊诧之感，仅是胜利后被处决的即有梁鸿志（1946年11月9日枪决）和梅思平（1946年9月14日枪决）。
柳雨生的《文化人结婚记》刊在1943年4月号《杂志》，记的是周黎庵和穆丽娟婚典的大场面。一年后又另有文载道版“文化人结婚记”刊在《古今》第43、44合刊上（1944年4月），文章的题目却是《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记的是朱朴与梁鸿志的千金文若的婚典盛况。二文相比，文文比柳文要长出一倍还多。文载道喜欢把文章写得尽可能长，长有长的好处，这样的纪实文字就越详细史料价值越高。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朱朴迎娶的不是平民女子而是权倾一时的梁鸿志的千金，所以怎么瞧文载道的行文口吻都有献媚的味道，连题目也透着“讨好”之意。后人评说文载道文风学的是周作人，此说只看到了文字的表面，周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写此类品格的文字的。尽管我特别觉得这篇文章有用、有意思，可仍然认为这是文载道的一次大的败笔，替他惋惜。此文从不收入他的新旧集子里，也许他也意识到看到的人越少越好，但终于还是有好事者于六十多年后在网络上给抖搂出来了（详情见拙文《古今云物真悠悠——〈古今〉休刊特大号》）。对于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作，有人的态度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另有人该是“愧悔交加”亦未可知，乃或“悔则有之，却并不愧”也不奇怪。《杂志》的面目现在比较清楚了，不能算作汉奸刊物，而《古今》定性为汉奸刊物，似乎已成铁案。陈平原教授最近有篇文章提到《古今》，措词是“汉奸所办杂志《古今》”（《燕山柳色太凄迷》），直接把朱朴汉奸了。小汉奸娶大汉奸的女儿，可见这水有多浑。《古今》的创办者朱朴２０世纪20年代末便开始追随汪精卫，并经汪介绍认识了陈公博。1939年8月汪伪“六大”，朱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3月“国府还都”，朱朴被任命为交通部政务次长，后来还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朱朴的这些职务日后足够定重罪的。有一点应说明：办《古今》时，朱朴已辞掉了这些职务，可是在我们眼里，汉奸是终身制，一朝失足，百身难赎。要想知道朱朴不办《古今》以后的情形和他到香港以后的情形，过去是不大容易的，能看到的书刊很有限。我凑来几条资料，仍是大概的轮廓，再细的就寻不到了。一条来自朱朴的记叙，他在《胜利那天在北京》（1955年8月）中说道：“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上海结束了古今出版社的事务之后，举家迁往北京去。路过南京，到西流湾横庐去与（周）佛海道别；两人对饮了三杯白兰地之后，我下意识地似乎体会到将来的‘后会无期’，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感伤，而几乎下泪。……在北京，我实行过我的‘寓公’生活，饱食终日，悠然自得。当时我所交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字之交，如苦雨斋主人周知堂，以及瞿兑之，徐一士，谢刚主，王古鲁诸氏；第二类是书画同志，如百砚室主人许修直，以及陶北溟，邵厚夫诸位；第三类是酒肉朋友，这里面包括的人物可就多了，男男女女，纪不胜纪。”
朱朴1957年5月与曹聚仁同行回到内地，受到了规格很高的待遇，留下来的人好像倒没有享受过。5月16日朱朴记“十二时，誉老以国画院院长名义邀我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旧欧美同学会）午餐，陪客有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国画院副院长于非，暨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惠孝同，吴镜汀，朱丹，启功诸先生，都是当代名画家（只有齐白石与陈半丁二位老先生因病未到），跻跻跄跄，颇极一时之盛”。朱朴念旧，除了寻游旧迹，饱览宫藏古画，暇时便走访《古今》旧友，在《北京十日》中他记着：5月11日“驱车前往西城八道湾拜访周启明先生，相见惊喜，恍如隔世。原来他近患高血压症，三月前几濒于危，现虽已好转，可是医生仍严嘱他见客谈话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因此略谈后即行告辞，约他日再来”。5月19日“得徐一士先生书，即往宣外校场四条拜访，他亦患高血压症，似较知堂老人更为严重。相见兴奋，畅谈不尽。我在他那里获知老友王古鲁，瞿兑之，周黎庵，金性尧诸位的近况并地址，更为欣喜”。自北京再到上海，朱朴遂有《上海一周》之日记。5月21日记有“打了一个电话给（吴）湖帆，一个给（周）黎庵，他们听了电话后又惊又喜，都立刻说晚上来看我。下午六时，黎庵先来，相见兴奋，一时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不久，有人叩门，以为是湖帆来了，开门一看，不料却是（瞿）兑之；原来他刚才遇见湖帆，湖帆告诉了他，所以他就捷足先来了。最后，等到七时有余，湖帆才姗姗而来；大腹便便，好像一只航空母舰！与十年前相较，几乎判若两人。可是，风趣天真，固依然如故也。他们未能免俗，硬要为我‘洗尘’，却之不恭，就一同去老正兴馆。这里的菜都是我平昔所最爱吃的家乡菜，今晚所点的如生扁炒头、红烧甲鱼、蛤蜊鲫鱼汤等，真是百吃不厌，可称得是天下无敌，举世无二，这决不是海外各处同名的所谓老正兴馆，所可同日而语的。餐毕，他们三人抢着付账，结果则由湖帆包办了”。朱朴也许是《古今》人物谱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两篇结婚记都详细记录了前来贺婚的贵客，朱朴婚典嘉宾名单可堪玩味的地方更多一些，能够出席如此错综背景的场合，表明的是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态度？最典型的是梅兰芳，人们多知道他彼时的“蓄须明志”，但却不知道他竟也出席了这种沸沸扬扬的大场合。(尚不止一二回。另见朱朴《朴园日记》1944年10月27日有云：“晨赴中行，得悉今日系冯幼老寿辰，下午五时往贺，便访其邻居梅思平。久不见思平矣，容光焕发，益转丰腴，心宽体胖，信不诬也。晚在冯宅饮寿酒，同席有吴震老梅畹华等多人，甚为热闹。饭后有余兴，由畹华之子女清唱，首由小九(葆玖)唱《金锁记》一段，继由小七(葆玥)唱《乌盆记》一段，俱博得热烈掌声。小九仅十一岁，容貌举止，无一不酷肖畹华，将来克传衣钵者，舍此子莫属也。小七年十三，具铁嗓，他日其将为女刘鸿声乎？一笑。今晚操琴者为王幼卿，名伶凤卿之子，夙工青衣，亦有声于艺坛者也。”）梅兰芳似乎并不忌讳与汪伪头面人物一道抛头露面，这就不容易让人理解了。婚典前两个月的订婚（周黎庵称“如此盛会，诚近年来海上所罕见云”），梅兰芳也到场了（周黎庵云“更有可述者，则梅畹华博士亦翩然莅止，拥护左右者，梅党元勋冯耿光与珍重阁主人赵叔雍两氏也”）。订婚嘉礼的证明人为周佛海，本来结婚大典的证婚人也是周佛海，——“但这天周氏因在京政务羁身，不克赶来，特托梅思平氏代表主持”。文载道这样描述三月三日的梅兰芳——“周旋于众宾之间，仿佛万绿丛中的一枝，显出摇曳多姿之胜，犹忆去岁甲午五旬同庚，博士也躬往参加于魏家花园，但是日相见之下，风神却依然如此俊朗明彻，变成了‘众矢之的’，无怪当年萧伯纳翁要请教他的驻颜术了。”梁鸿志也曾说“目前‘梅’姓之杰出者，在政界有思平先生，在艺界有畹华博士”。
仍旧要感谢文载道的详笔，那天吴湖帆、刘承干、夏敬观、唐生明与夫人“标准美人”徐来、丁默村夫人、周佛海夫人杨淑慧、陈公博夫人李励庄、金雄白、周化人、樊仲云等人，都出现在名单上，使得后人对历史现场有了立体的感觉。是不是小节，该不该设为底线，简而言之，梅兰芳到底该不该参加梁鸿志之女的婚宴？
《梅兰芳》在全国热映，一股梅兰芳热四处兴起，很有一些人认为日本鬼子曾刀架在梅兰芳脖子上逼他演戏。我收集的旧资料中有关梅兰芳的图片和文字很是不少，我写《文化人结婚记》时，很是不明白当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为何要趟那道浑水（梁鸿志嫁女婚礼），后来有著名学者讥讽我的不理解为“见者惊异”：“一九四四年前后，巨奸梁鸿志嫁女于朱朴，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有人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来宾中竟有梅兰芳，见者惊异，蓄须明志的梅兰芳，怎会出席于这样的场合？这正好作一个好例，说明在险恶的环境中，梅所碰到大大小小的难关，是如何化解的。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这是处于当时那个日伪环伺时代正直的人处世的原则，时移事异，在今天看来就不免有些难于理解，是不足怪的。”
“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若以梅兰芳的底线来衡量另几位名伶，问题就来了。马连良、尚小云、荀慧生均于敌占时期登过台、唱过戏，据此而推论他们的大节，有简单化之嫌，更有扩大化之隐忧，——已有傅斯年“所有伪北大教员不予登用，不能给北大留下耻辱”的一刀切做法。教员是耻辱，教员所教育之学生也该是耻辱，推而广之，门房、役夫、摇铃的、做饭的，哪个不是戴罪之人。论及底线与大节，或许还真应该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之必要，不然的话，梅兰芳前面的“蓄须明志”及稍后参与“祝捷演出”，有何差别欤。也许，还须为普通人另设一底线——即有饭吃与没饭吃，常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真正具体轮到个人头上，难免或有颠倒“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话不中听，却多有事例为证——此处失节亦并非特指“卖国卖身”之大节焉。
谷林老人《检得旧刊说因由》，讲到俞平伯于沦陷时期北平的《艺文杂志》发表文章，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后，“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俞平伯说：“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此类投稿给刊物的平常小事，在朱自清的眼里都是大事，若设此为底线，怕没几个人能洗脱干净。朱自清是把小节视之为大节的知识分子，不然在美国救济粉中饿死的就不会仅止他一人了。俞平伯到底还有些家底，虽然一度曾穷困到“亦感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的地步，正如谷林所论：“此其所以尚可不写文章还能养亲而糊口欤？”沦陷八年之久，北平与上海不可能成为空城，留下来和走不了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谋生养家，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希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饱受非议的苏青说过一段很有力的话：“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既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续结婚十年·关于我——代序》）
著名学者所说的“底线”，不适宜大多数人群；著名学者所说的“可不予计较”的“小节”，倒是应列入“底线”之一。欺人容易欺世难，齐白石在那八年不卖画给日本人，但卖给中国人后中国人又转卖（送）给日本人，他又能怎么着。我从小受的教育是直线教育，非黑即白，非忠即奸，不会绕弯子，看问题凭直觉，横看竖看我总觉得梅兰芳不该掺和“文化人结婚”这样的场合。虽说关于文化人结婚这等大事，在当时是上佳的新闻，在今日是上佳的资料，可是一旦将这样的报道置回历史现场，马上会引起的争论无疑就是“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的那些文人值不值得人们心怀“了解之同情”或“理解之同情”？此处先说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实是因了此文在腹内打稿的当口，再适时不过地读到了散木先生的大文《读〈年谱〉》，读的是《龙榆生先生年谱》。龙榆生是学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又非常不幸地在那场“历史大翻覆”中“卖身事伪”，终于成为像周作人一样的“惜其不识相”（夏敬观语）的文化名人，连累得一批真心喜欢他们学问的人在议论他们时，总要花费心思在“学问”与“道德”之间斟酌最适合的词句，以至于我在读此类文章时私心里常常忘记了基本事实而被作者煞费苦心经营出来的“鸣冤抱屈”之词句暗暗叫好。我们这一辈看过婚典场合里那些人的名字后，自会有惊诧之感，仅是胜利后被处决的即有梁鸿志（1946年11月9日枪决）和梅思平（1946年9月14日枪决）。
柳雨生的《文化人结婚记》刊在1943年4月号《杂志》，记的是周黎庵和穆丽娟婚典的大场面。一年后又另有文载道版“文化人结婚记”刊在《古今》第43、44合刊上（1944年4月），文章的题目却是《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记的是朱朴与梁鸿志的千金文若的婚典盛况。二文相比，文文比柳文要长出一倍还多。文载道喜欢把文章写得尽可能长，长有长的好处，这样的纪实文字就越详细史料价值越高。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朱朴迎娶的不是平民女子而是权倾一时的梁鸿志的千金，所以怎么瞧文载道的行文口吻都有献媚的味道，连题目也透着“讨好”之意。后人评说文载道文风学的是周作人，此说只看到了文字的表面，周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写此类品格的文字的。尽管我特别觉得这篇文章有用、有意思，可仍然认为这是文载道的一次大的败笔，替他惋惜。此文从不收入他的新旧集子里，也许他也意识到看到的人越少越好，但终于还是有好事者于六十多年后在网络上给抖搂出来了（详情见拙文《古今云物真悠悠——〈古今〉休刊特大号》）。对于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作，有人的态度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另有人该是“愧悔交加”亦未可知，乃或“悔则有之，却并不愧”也不奇怪。《杂志》的面目现在比较清楚了，不能算作汉奸刊物，而《古今》定性为汉奸刊物，似乎已成铁案。陈平原教授最近有篇文章提到《古今》，措词是“汉奸所办杂志《古今》”（《燕山柳色太凄迷》），直接把朱朴汉奸了。小汉奸娶大汉奸的女儿，可见这水有多浑。《古今》的创办者朱朴２０世纪20年代末便开始追随汪精卫，并经汪介绍认识了陈公博。1939年8月汪伪“六大”，朱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3月“国府还都”，朱朴被任命为交通部政务次长，后来还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朱朴的这些职务日后足够定重罪的。有一点应说明：办《古今》时，朱朴已辞掉了这些职务，可是在我们眼里，汉奸是终身制，一朝失足，百身难赎。要想知道朱朴不办《古今》以后的情形和他到香港以后的情形，过去是不大容易的，能看到的书刊很有限。我凑来几条资料，仍是大概的轮廓，再细的就寻不到了。一条来自朱朴的记叙，他在《胜利那天在北京》（1955年8月）中说道：“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上海结束了古今出版社的事务之后，举家迁往北京去。路过南京，到西流湾横庐去与（周）佛海道别；两人对饮了三杯白兰地之后，我下意识地似乎体会到将来的‘后会无期’，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感伤，而几乎下泪。……在北京，我实行过我的‘寓公’生活，饱食终日，悠然自得。当时我所交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字之交，如苦雨斋主人周知堂，以及瞿兑之，徐一士，谢刚主，王古鲁诸氏；第二类是书画同志，如百砚室主人许修直，以及陶北溟，邵厚夫诸位；第三类是酒肉朋友，这里面包括的人物可就多了，男男女女，纪不胜纪。”
朱朴1957年5月与曹聚仁同行回到内地，受到了规格很高的待遇，留下来的人好像倒没有享受过。5月16日朱朴记“十二时，誉老以国画院院长名义邀我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旧欧美同学会）午餐，陪客有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国画院副院长于非，暨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惠孝同，吴镜汀，朱丹，启功诸先生，都是当代名画家（只有齐白石与陈半丁二位老先生因病未到），跻跻跄跄，颇极一时之盛”。朱朴念旧，除了寻游旧迹，饱览宫藏古画，暇时便走访《古今》旧友，在《北京十日》中他记着：5月11日“驱车前往西城八道湾拜访周启明先生，相见惊喜，恍如隔世。原来他近患高血压症，三月前几濒于危，现虽已好转，可是医生仍严嘱他见客谈话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因此略谈后即行告辞，约他日再来”。5月19日“得徐一士先生书，即往宣外校场四条拜访，他亦患高血压症，似较知堂老人更为严重。相见兴奋，畅谈不尽。我在他那里获知老友王古鲁，瞿兑之，周黎庵，金性尧诸位的近况并地址，更为欣喜”。自北京再到上海，朱朴遂有《上海一周》之日记。5月21日记有“打了一个电话给（吴）湖帆，一个给（周）黎庵，他们听了电话后又惊又喜，都立刻说晚上来看我。下午六时，黎庵先来，相见兴奋，一时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不久，有人叩门，以为是湖帆来了，开门一看，不料却是（瞿）兑之；原来他刚才遇见湖帆，湖帆告诉了他，所以他就捷足先来了。最后，等到七时有余，湖帆才姗姗而来；大腹便便，好像一只航空母舰！与十年前相较，几乎判若两人。可是，风趣天真，固依然如故也。他们未能免俗，硬要为我‘洗尘’，却之不恭，就一同去老正兴馆。这里的菜都是我平昔所最爱吃的家乡菜，今晚所点的如生扁炒头、红烧甲鱼、蛤蜊鲫鱼汤等，真是百吃不厌，可称得是天下无敌，举世无二，这决不是海外各处同名的所谓老正兴馆，所可同日而语的。餐毕，他们三人抢着付账，结果则由湖帆包办了”。朱朴也许是《古今》人物谱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两篇结婚记都详细记录了前来贺婚的贵客，朱朴婚典嘉宾名单可堪玩味的地方更多一些，能够出席如此错综背景的场合，表明的是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态度？最典型的是梅兰芳，人们多知道他彼时的“蓄须明志”，但却不知道他竟也出席了这种沸沸扬扬的大场合。(尚不止一二回。另见朱朴《朴园日记》1944年10月27日有云：“晨赴中行，得悉今日系冯幼老寿辰，下午五时往贺，便访其邻居梅思平。久不见思平矣，容光焕发，益转丰腴，心宽体胖，信不诬也。晚在冯宅饮寿酒，同席有吴震老梅畹华等多人，甚为热闹。饭后有余兴，由畹华之子女清唱，首由小九(葆玖)唱《金锁记》一段，继由小七(葆玥)唱《乌盆记》一段，俱博得热烈掌声。小九仅十一岁，容貌举止，无一不酷肖畹华，将来克传衣钵者，舍此子莫属也。小七年十三，具铁嗓，他日其将为女刘鸿声乎？一笑。今晚操琴者为王幼卿，名伶凤卿之子，夙工青衣，亦有声于艺坛者也。”）梅兰芳似乎并不忌讳与汪伪头面人物一道抛头露面，这就不容易让人理解了。婚典前两个月的订婚（周黎庵称“如此盛会，诚近年来海上所罕见云”），梅兰芳也到场了（周黎庵云“更有可述者，则梅畹华博士亦翩然莅止，拥护左右者，梅党元勋冯耿光与珍重阁主人赵叔雍两氏也”）。订婚嘉礼的证明人为周佛海，本来结婚大典的证婚人也是周佛海，——“但这天周氏因在京政务羁身，不克赶来，特托梅思平氏代表主持”。文载道这样描述三月三日的梅兰芳——“周旋于众宾之间，仿佛万绿丛中的一枝，显出摇曳多姿之胜，犹忆去岁甲午五旬同庚，博士也躬往参加于魏家花园，但是日相见之下，风神却依然如此俊朗明彻，变成了‘众矢之的’，无怪当年萧伯纳翁要请教他的驻颜术了。”梁鸿志也曾说“目前‘梅’姓之杰出者，在政界有思平先生，在艺界有畹华博士”。
仍旧要感谢文载道的详笔，那天吴湖帆、刘承干、夏敬观、唐生明与夫人“标准美人”徐来、丁默村夫人、周佛海夫人杨淑慧、陈公博夫人李励庄、金雄白、周化人、樊仲云等人，都出现在名单上，使得后人对历史现场有了立体的感觉。是不是小节，该不该设为底线，简而言之，梅兰芳到底该不该参加梁鸿志之女的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