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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我到台湾访问，与台湾朋友在谈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态度与处置方法时，有朋友说：“蒋介石对杨虎城是很宽容的，让他出国就是了，是杨虎城非要回国才遭逮捕的。”
事实是这样吗?非也!
这次我在台湾的国史馆蒋中正特交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和历史事实，就能清楚揭开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真相。
设宴“款待”，指桑骂槐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其政治政策，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释放了一批要求抗日的人士，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丝毫没有减少。
张学良表面上恢复了“公权”，实际上继续被关押。蒋介石也表面上以宽厚的态度对待杨虎城及其部属，将与杨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意在消除其对抗情绪。
1937年3月间，蒋介石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3月29日，杨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宫云相等人作陪。
见面时杨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蒋答：“腰痛渐渐好了，不要紧……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虎城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着我走。他打不过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过日本，那还向日本投降吗?”
蒋介石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线上牺牲，他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么对得起长宫，怎么对得起部下?”蒋介石愈说声愈高，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汉卿，但显然是针对杨虎城的。
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给在座的人吃，并不断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介石的嘴边。蒋的语调渐渐缓和了下去，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表示：“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结束会谈出来后，杨虎城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出来后说，蒋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蒋介石要他提出意见。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无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介石问他经过这次事变，他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就抢着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虽然嘴上答应了蒋介石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他当时主要不想与蒋把关系搞僵，为的是要参加抗战。于是杨虎城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便可以此为由不出国了。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不断催逼杨尽早成行；在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
借刀杀人计划失败
在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尝试暗杀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人，找到在江苏镇江任职的褚龙吟(褚龙吟的父亲褚小毖在杨虎城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游说褚为他们以“报杀父之仇”为由暗杀杨虎城。
褚龙吟后来说：“陈立夫说：‘只要你肯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为了遮人耳目，顶多让你坐上5个月牢，由中央提请国府特赦，我个人出资，供你出洋留学。到哪一国去，你自行决定，回国以后的职位，我完全负责。’”
“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我答复：‘当然要报。’陈问：‘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我说：‘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陈又问：‘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尊?’我答：‘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这件事先不要谈，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5年以前，或者还说得下去，现在他举着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我偏要在这个时候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
此后，特务们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被他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之名杀害杨虎城，同样遭甄芝彦拒绝。
后来考虑到在当时就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极大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暗杀计划没有继续实施。
在南京当局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6月初，蒋介石与杨虎城两次在庐山见面。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
杨这时明白了蒋召他上庐山的用意，是怕世人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杨迟疑了一下回答：“顶好不提这事。”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随后国民政府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
爱国将领渴望回国抗日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航程中杨虎城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十分震惊。7月10日，他接连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告知卢沟桥战事情况。
杨在接到宋的电报时，心情又恨又喜又急。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又燃起战火，不知要有多少生灵涂炭；喜的是中央要抗日了，他所做的牺牲没有徒劳；急的是国难当头，他作为军人不能上战场杀敌。
他即刻向国内发去3封电报，要求由三藩市返国抗敌。蒋介石却要他先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参观，等中日宣战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杨虎城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但决心此行考察要以宣传抗日为主，以自己的力量所及为国内的抗战做出贡献，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杨虎城到达巴黎后，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
8月底，杨虎城由巴黎乘火车赴德国，并两次派人到苏联使馆打听签证情况，同时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映他“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入陕北解放区”的打算，希望疏通他去苏联的问题。
9月下旬，杨虎城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杨虎城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资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宋子文为什么会让杨虎城“自动返国”呢?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将杨虎城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呢?
1980年代在台湾发表的《杨虎城》一文中指称，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逮捕杨。作者故意将责任推给戴笠，而不提蒋介石。当时杨虎城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家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能决定关押的。而“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倒是关键。杨虎城在欧洲时打算通过苏联回国，此事相当机密，蒋介石又如何得知?
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介石身边的人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管道，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杨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是由宋子文发电报，以引诱和试探的口气让杨“自动返国”；第二步是当杨虎城响应“自动返国”的号召后，由宋亲自到香港去见杨，并由宋转交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杨的电报；第三步则是当杨虎城按照蒋命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按照这个计划。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翌日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杨虎城。11月28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不过，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虎城的，而是由宋子文转交。这就为日后蒋介石推卸逮捕杨虎城的责任留下了伏笔。
当时，杨虎城决定让部下王根僧和他一起去南昌。临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根僧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按常理应由宋子文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但这次他安排杨虎城孤身前往，明显是参与了蒋介石诱捕的阴谋。至于宋子文知情多少则是另一回事。
11月30日，在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声中，杨虎城乘机飞往长沙。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他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当晚，杨虎城乘火车从长沙转赴武昌，抵达武昌时，戴笠率百余人在车站“迎接”。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在机场又上演了与香港相同的伎俩，以飞机小只能乘3人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戴笠在武汉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便衣警卫20余人，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押解和看守杨虎城的工作。
据戴笠手下的干将沈醉后来说：“蒋介石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在戴笠执行逮捕杨虎城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报汇报请示。这些电文现也都存于国史馆中。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至此完全成功。
(摘自《参考消息》2009.3.10)B5
事实是这样吗?非也!
这次我在台湾的国史馆蒋中正特交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和历史事实，就能清楚揭开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真相。
设宴“款待”，指桑骂槐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其政治政策，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释放了一批要求抗日的人士，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丝毫没有减少。
张学良表面上恢复了“公权”，实际上继续被关押。蒋介石也表面上以宽厚的态度对待杨虎城及其部属，将与杨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意在消除其对抗情绪。
1937年3月间，蒋介石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3月29日，杨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宫云相等人作陪。
见面时杨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蒋答：“腰痛渐渐好了，不要紧……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虎城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着我走。他打不过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过日本，那还向日本投降吗?”
蒋介石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线上牺牲，他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么对得起长宫，怎么对得起部下?”蒋介石愈说声愈高，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汉卿，但显然是针对杨虎城的。
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给在座的人吃，并不断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介石的嘴边。蒋的语调渐渐缓和了下去，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表示：“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结束会谈出来后，杨虎城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出来后说，蒋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蒋介石要他提出意见。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无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介石问他经过这次事变，他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就抢着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虽然嘴上答应了蒋介石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他当时主要不想与蒋把关系搞僵，为的是要参加抗战。于是杨虎城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便可以此为由不出国了。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不断催逼杨尽早成行；在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
借刀杀人计划失败
在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尝试暗杀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人，找到在江苏镇江任职的褚龙吟(褚龙吟的父亲褚小毖在杨虎城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游说褚为他们以“报杀父之仇”为由暗杀杨虎城。
褚龙吟后来说：“陈立夫说：‘只要你肯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为了遮人耳目，顶多让你坐上5个月牢，由中央提请国府特赦，我个人出资，供你出洋留学。到哪一国去，你自行决定，回国以后的职位，我完全负责。’”
“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我答复：‘当然要报。’陈问：‘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我说：‘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陈又问：‘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尊?’我答：‘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这件事先不要谈，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5年以前，或者还说得下去，现在他举着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我偏要在这个时候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
此后，特务们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被他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之名杀害杨虎城，同样遭甄芝彦拒绝。
后来考虑到在当时就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极大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暗杀计划没有继续实施。
在南京当局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6月初，蒋介石与杨虎城两次在庐山见面。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
杨这时明白了蒋召他上庐山的用意，是怕世人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杨迟疑了一下回答：“顶好不提这事。”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随后国民政府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
爱国将领渴望回国抗日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航程中杨虎城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十分震惊。7月10日，他接连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告知卢沟桥战事情况。
杨在接到宋的电报时，心情又恨又喜又急。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又燃起战火，不知要有多少生灵涂炭；喜的是中央要抗日了，他所做的牺牲没有徒劳；急的是国难当头，他作为军人不能上战场杀敌。
他即刻向国内发去3封电报，要求由三藩市返国抗敌。蒋介石却要他先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参观，等中日宣战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杨虎城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但决心此行考察要以宣传抗日为主，以自己的力量所及为国内的抗战做出贡献，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杨虎城到达巴黎后，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
8月底，杨虎城由巴黎乘火车赴德国，并两次派人到苏联使馆打听签证情况，同时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映他“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入陕北解放区”的打算，希望疏通他去苏联的问题。
9月下旬，杨虎城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杨虎城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资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宋子文为什么会让杨虎城“自动返国”呢?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将杨虎城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呢?
1980年代在台湾发表的《杨虎城》一文中指称，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逮捕杨。作者故意将责任推给戴笠，而不提蒋介石。当时杨虎城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家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能决定关押的。而“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倒是关键。杨虎城在欧洲时打算通过苏联回国，此事相当机密，蒋介石又如何得知?
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介石身边的人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管道，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杨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是由宋子文发电报，以引诱和试探的口气让杨“自动返国”；第二步是当杨虎城响应“自动返国”的号召后，由宋亲自到香港去见杨，并由宋转交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杨的电报；第三步则是当杨虎城按照蒋命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按照这个计划。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翌日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杨虎城。11月28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不过，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虎城的，而是由宋子文转交。这就为日后蒋介石推卸逮捕杨虎城的责任留下了伏笔。
当时，杨虎城决定让部下王根僧和他一起去南昌。临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根僧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按常理应由宋子文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但这次他安排杨虎城孤身前往，明显是参与了蒋介石诱捕的阴谋。至于宋子文知情多少则是另一回事。
11月30日，在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声中，杨虎城乘机飞往长沙。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他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当晚，杨虎城乘火车从长沙转赴武昌，抵达武昌时，戴笠率百余人在车站“迎接”。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在机场又上演了与香港相同的伎俩，以飞机小只能乘3人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戴笠在武汉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便衣警卫20余人，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押解和看守杨虎城的工作。
据戴笠手下的干将沈醉后来说：“蒋介石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在戴笠执行逮捕杨虎城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报汇报请示。这些电文现也都存于国史馆中。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至此完全成功。
(摘自《参考消息》2009.3.10)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