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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吹响了对华竞争的号角
最近，中美关系迎来一轮“心理震荡”。它源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2月18日向国会提交的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13日向国会所作上任以来第二个国情咨文演说。
在上述报告和演说中，美国首次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头号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还宣布开启“重建美国文化和经济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也是美国不管喜欢与否必须投入的“新的竞争时代”。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的安全战略划分为“应对威胁”和“进行竞争”两个层面：“我们面临恐怖主义组织、跨国犯罪网络以及在世界各地传播暴力和邪恶的其他组织”——这是在“威胁”层面；“我们还面临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寻求挑战美国的影响力”——这是在“竞争”层面。
在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看来，美国应对“威胁”的努力仍需要中国等国的配合，所以特朗普强调“我们将努力与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一种良好的伙伴关系”。但他又毫不讳言，“我们的对手是很厉害的”，“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必须整合国力”，“动用一切参与竞争”。
尽管存在明显的内在逻辑矛盾，美国对华竞争的号角毕竟正式吹响了。
美国政界和战略界其实早就涌动着一股将竞争目标锁定中国的潜流。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曾掀起一場对华政策辩论，其中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前国务院官员阿什利·特利斯在外交学会联合发表的报告《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提出，“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现在对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带来了新的威胁，而且可能对美国在全球的实力造成重大挑战，因此华盛顿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国力量的崛起进行制衡，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
这份学术报告在当时为对华接触派所“不齿”，如今却构成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底色，很多判断如出一辙。另可被提及的是以共和党保守派智囊自居的白邦瑞写的《百年马拉松》一书。在书中，白揣测中国一边唱着与美国互利共赢的调门，一边“秘密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外交目标”，实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长期大战略”。还有特朗普曾经的“亲密战友”、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他在离开权力中枢后四处散布“中国竞争”论调。
过去几十年，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政府，都在阐述对华政策时少量使用过局部意义上的“挑战者”“对手”和“竞争者”字眼。但像特朗普政府这样大张旗鼓摆开与中国竞争的架式，还是第一次。美国历届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把中国直接推上“竞争”的前台，原因是复杂的。
从主观层面讲，美国两党轮替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战略局促和摇摆是根本原因。
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几年，美国仍然处在全球扩张弧中，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的战略思维被“单极霸权”迷梦、“民主和平”论调和经济繁荣表象所左右，更看重来自日本、德国的“经济挑战”，同时沉醉于用市场变革引导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宏愿”，没有把中国这个全球贸易体系的“插班生”真放在眼里。
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确曾想本着共和党的传统思路设置竞争对手，把中国界定为“首要战略挑战”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初稿都写好了，却因当年9.11事件的发生不得不推翻重写，中国“侥幸”成了美国的反恐伙伴。打垮阿富汗塔利班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又被共和党内的“新保守主义自大狂”们主导，无名发动伊拉克战争，企图利用反恐战果改造中东，最终掉入自己挖掘的战略陷阱。
民主党奥巴马时期的对外政策被收拾中东残局和在中东欧一线应对因北约东扩而同俄罗斯重新激化的地缘矛盾的紧迫需要牵着走，从“非敌非友”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伙伴”的角度审视中国，等认识到中国崛起无可阻挡、确定“亚太再平衡”时，却已时日无多，来不及落实其顶层设计了。
进入特朗普时期，美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又缺乏明确的对外战略谋划，只能打着“美国优先”旗号，重祭共和党老旧的地缘战略竞争思维，重拾里根主义“以实力求和平”理念，在建制派与“另类右翼”主张、“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观点的揉杂当中寻觅通向未来的道路。
从客观层面看，一来中国长期处在上升崛起的“爬坡阶段”，实力虽快速增长，但各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显著，不足以唤起美国足够的“忧患意识”；二来中国对韬光养晦和和谐周边政策的成功贯彻牵制了美国对华遏制思维的发展，延迟了美国国内战略共识的形成。
中国要堪当这“竞争”
竞争意识是美国战略思维和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上，历来有通过设立竞争“假想敌”激发内部调整力、创新力的传统，这也是美国全球优势地位生生不息的源泉之一。
过去百多年，有机会成为美国“竞争者”的国家屈指可数，先后是全球殖民时代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二战后的苏联，冷战后的日本、德国。这其中，真正堪称美国全球竞争对手的，也即能从制度、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全方位威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又只有苏联。然而，苏联领导集团在与美国的冷战中走上了全球争霸道路，严重忽视甚至错置了内部机制体制建设，摒弃了造福农工劳苦大众的初心，写就了以错误方式进行错误竞争导致自身败亡的历史教训。
冷战后美国陷入单极世界的迷思，在相当程度上与失去竞争对手的“孤独”有关，也在客观上造就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张狂与疏忽，酿成了美国过度介入全球矛盾而透支实力、步入衰落轨道的重大失误，收缩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不过，这种收缩不是全局意义上的，从一些非关键领域有选择地退出是为了重新积聚实力，图谋更长远的霸权未来。
把思维放进更长的时间轴里，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足够的文明传承、制度威力、发展潜力和战略纵深从而成长为新的全球性大国，人类历史上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形成两个经济规模超十万亿美元的单一国家比肩而立的既成事实，美国把竞争的主要目标锁定中国也是迟早之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特朗普这样一个敢说敢干的“特例”总统，就成了历史选中宣布美国对外战略进入对华竞争“新时代”的那个人。 2012年前后，笔者就曾提出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是“竞合关系”——一种既合作又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边合作边竞争的关系。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笔者在就此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醒道，“中美双方谁都不想也无力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取代对方，然而竞争性的海洋战略、竞争性的货币政策、竞争性的产业关系和竞争性的舆论环境等仍完全大有潜质将两国关系从正常轨道上带偏出去”。
历史还是以出人意料之快的步伐前行。如果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时美国最高领导人还是带着“恩赐”的心态出席现代中国的“成人礼”，那么时隔不到十年中美关系便开始发生竞争性强于合作性的转折，不能不说与这些年特别是近五年中国在内外政策方面展现的进取和所取得的发展正相关。
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在最强成员之间的竞争当中酝酿着跨越式增长的最大动能——只要这种竞争保持在良性意义上。能在历经百年激荡和数十年卧薪尝胆后成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价值，首先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个历史相迭加的成就，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借鉴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实现自身实力快速积累的成功，中国理应为此感到自豪。中国要能把这种自豪转化为在更高水准上继续破浪前行、成长为名副其实世界强国的动力，以及与世界先进力量共同引领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机遇。
中美要进行怎样的竞争
特朗普及其政府将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有着强烈的国内政治需要，并非发布全面遏制中国的“宣言”，更何况特朗普政府仍然专业人员配备不足，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起围堵中国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中美处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内，相互利益深度交融，彼此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既有的对话合作仍会是两国关系基本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美国的确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否则不能解释目前其举国上下弥漫着的战略沮丧和焦虑情绪从何而来。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基调在美国国内得到了共和党建制派和战略界大多数人的称赞，说明美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正在超越接触派与遏制派的分歧，形成新的共识，开启的是对华话语系统全面更新、对华政策长期调整的进程。
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归传统竞争轨道，将是一个漫长的跨政府任期的进程，我们的目光不能仅限于特朗普和他的政府，还需具备大历史的线性思维。
我们所要进行的中美竞争，首先是经贸、科技领域的竞争。特朗普明确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把“促进美国的繁荣”确定为美国的战略支柱，说明他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这种认识将成为“特朗普主义”的重要“遗产”被后续美国政府继承。经济、科技竞争将成为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轴，所激发的美国国内经济制度再调整、再创新和再工业化进程将会延续，以“对等”为名进行的对华贸易调查、设限、惩罚、国际诉讼措施将更加常态化，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遭遇的门槛不会调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始终存在，财政金融货币领域的竞争更加直接。经济、科技层面的竞争意识也会渗透到信息、人文领域，中国人去美国学习、工作的渠道不会那么通畅了，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也会前所未有地出现意识形态自我保护现象。
竞争也会在战略安全范畴和军事、网络空间加剧进行。特朗普政府已经提出“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尽管有关战略尚未正式出台，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地缘战略统筹，要将有限的军事资源用于“中東—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太平洋”一线的防卫，以不从中东撤出为前提继续强化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也就划定了未来中美在战略安全意义上的博弈主场。美国会继续强化自己在相关地带的军事部署，同时更有意识地调动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这三个关键盟友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也会因此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
在亚洲热点问题上，美国仍然攥着一手牌。从朝鲜半岛局势、中日关系、东海争议到台湾、南海、缅北问题，再到中印边界争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利用亚洲内部矛盾牵制中国的思维，也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责任压力”，让亚洲的棘手问题变成中国的负担，台湾问题则是美国手中的“最后一张牌”。
美国的国防战略是在假想敌目标之下不断推陈出新的。在中国的“竞争对手”身份确定之前，美国的国防战略早在2009年前后就已为应对中国的军力增长“量身打造”了“空海一体战”战略，也要将中国逐步拉入全球战略稳定博弈与谈判，特别是在限制中程弹道导道方面，其背后是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导设计的非常细致的竞争理论和实践框架支撑。要与这样一支军队竞争，我们同样需要非常细致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我们所要进行的竞争，也会在国际体系层面上展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营等，事实上改良着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运作范式，美国也在通过对双边协议的强调、盟友集团的强化和多边机制的撤出，推动着二战后国际规则的“重组”，未来将是脱胎换骨出新的更具全球治理效能的均衡、共享、普惠型国际机制，还是在现行体系基础上分别加上中美各自的“外挂”，引发更深层次的竞争对抗，目前还无法给出准确答案。需要引起警觉的是，美国国内与中国竞争的共识会不会带动其全球伙伴们形成对华竞争的“共识”？
永远不要忘记，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竞争。如果竞争能够激发制度创新，促使一个国家及其人民迈上更高的文明台阶，那么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拥抱这竞争。但是竞争也可能开启“故事的另一面”，引诱其参与主体走入国家主义的极端，踏上战略铺排与透支的轨道，使其最普通的人民承受恶性竞争的苦果，最终激活各种潜藏的社会矛盾，成就对手的“不战而胜”——那可是我们最需要避免走入的真正意义上的“新冷战”隧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