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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来势汹汹。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并号召在全球范围内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创造畅通无阻的环境。其中特别关注了也门。3月下旬，联合国呼吁也门尽快实现“人道主义停火”，集中力量对抗新冠病毒疫情，并希望能将此作为结束也门冲突、实现和平的契机。但是，4月26日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宣布自治，与受国际社会承认的哈迪政府公开决裂，标志着也门内战出现新战线。国际社会的期望落空，也门局势在疫情冲击之下加速恶化。
也门内战爆发初期，以哈迪为首的中央政府受胡塞武装逼迫退守南方，与当地分离主义势力结盟，得到沙特和阿联酋两国支持。战局陷入长期僵持后，南方分离主义势力逐渐认识到哈迪政府的软弱无能，对其丧失信心，并欲借机实现自治。双方矛盾分歧逐渐显露。2017年，分离势力领袖祖贝迪联合南部部落、地方军政领导等组建“南方过渡委员会”。2018年初，该委员会与哈迪政府在临时首都亚丁发生冲突，随后在沙特、阿联酋的斡旋下达成和解。2019年8月，该委员会又占领亚丁，夺取军营、驱逐政府要员，再次遭沙特、阿联酋联手施压，被迫与哈迪政府签订《利雅得协议》，约定权力共享。但和也门此前多数协议一样，这些权力分配条款迟迟不能落实。南方过渡委员会希望破灭，早有重新诉诸武力之意，只是苦于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疫情为其提供了恰当的时机。
4月10日，也门南部报告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引发民众恐慌。随后，亚丁地区又爆发洪灾，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公共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南方过渡委员会带头指责政府“抗疫不力”、腐败无能、管理不善，遂打着“自救”的旗号宣布自治。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直接促成的第一场“政变”，而且标志着也门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与哈迪政府的和谈努力彻底失败、反胡塞阵营分崩离析，也门内战从两个阵营的对抗演化为多方势力的竞争和冲突。
目前也门存在三个并行的权力中心。一是名义上享有合法性的哈迪政府，但其自内战开始便流亡在外，在也门的实际控制区不断缩水;二是被称为叛军的胡塞武装，成立民族救国政府，占据着首都萨那和西北部人口稠密区，实力持续壮大;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占领临时首都亚丁及东南沿海部分省份，成立自治机构，谋划推动独立公投。
三方互不相让，混战一团，不仅不利于协调行动抗击疫情，反而均把疫情视为压制对手、扩张影响力的良机。如前所述，南方过渡委员会借抗疫需求增加自治合法性。哈迪政府则高调支持联合国的停火倡议，要求叛军及分裂分子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意图借此时机恢复政府权威，重建治理体系。胡塞武装一方面趁哈迪政府与南方势力内讧之机，加紧攻城略地;另一方面以组织抗疫、运送药品和民生物资为由，要求联军放松海陆空封锁。
2020年2月27日，也门萨那遭沙尘暴袭击，城市陷入昏暗之中。
也门冲突的根源虽然在于国内各派别权力分配不平衡、历史遗留矛盾未能有效解决，但随着沙特、阿联酋牵头组建多国联军强力介入，外部势力逐渐成为战局发展的长期主导力量。沙特、阿联酋两国负责调解反胡塞阵营内部的矛盾，努力维持哈迪政府的合法地位，目标是压制什叶派胡塞武装，阻止伊朗影响力向阿拉伯半岛南部延伸。但沙、阿在也門的战略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沙特作为也门邻国，全力支持哈迪政府军反攻北方，以确保自己边境安全;阿联酋则重点经营也门南部，意在以此为基地和跳板，将势力范围拓展到非洲之角，并不愿在也门战场上无谓纠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阿联酋陆续从也门撤出军队，仅留下部分特种部队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在南部关键省份和红海、亚丁湾沿岸重要港口的既得利益则交由代理人守护。于是，沙特成为哈迪政府的唯一支持者，也是目前平息也门冲突的主要责任方，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国际舆论压力和财政压力。
但今年初以来，沙特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下行的双重打击，自顾不暇，干涉也门的意愿进一步下降。尤其从4月开始，沙特情况加速恶化。一方面，新冠病毒传播进入爆发期，每日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乃大势所趋。长期看，全球石油供需关系逆转，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形成，油价很难再回巅峰时代;短期看，疫情造成交通停摆、工业生产停滞，对石油的需求急剧下降。加之沙特与俄罗斯大打价格战，使油价进一步探底。4月中旬，主要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但未达预期效果，油价继续震荡下行，目前尚不到沙特维持预算平衡所需的价格的一半。沙特收入锐减，财政吃紧，被迫增发千亿里亚尔债券以缓解压力。
在此情况下，沙特急于以“体面的方式”摆脱也门战争的负担，所以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和平倡议。4月初即宣布单方面停火，到期后又决定顺延，承诺在全面停火实现前仅保留防御性行动;同时，对哈迪政府的支持也有所动摇，开始直接与胡塞武装对话。沙特的态度和做法向也门冲突各方传递了明确的“退出”信号。但在尚无具体政治解决方案的此时此刻，外部干涉力度减弱留下了显而易见的权力真空，刺激各方加紧争夺，成为诱发冲突加剧的主要外因。
连续数年的战乱已经使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全球最严重”级别上不断刷新纪录，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内战派别分裂又带来叠加效应，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首先，也门的医疗体系损毁严重，无力应对新冠病毒传播。据联合国专家称，也门约90%的医疗设施和服务集中在胡塞武装控制区，而胡塞方面的统计则显示，这些设施中有93%左右已不同程度受损、不能正常使用。目前，也门72%的人口缺医少药，65%的人没有清洁用水，数万人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300多万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拥挤度日。霍乱、白喉、猪流感等传染病已肆虐全国，新冠病毒更是雪上加霜。截至5月底，也门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4例，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实际情况被严重低估。
其次，疫情带来全球大封锁，国际人道救援受阻。也门有2400万人口依赖援助物资;约16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威胁，迫切需要粮食进口。但全球供应链中断，停航断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援助物资更加匮乏。同时，以“无国界医生”为代表的国际人道组织受到航线削减、全球紧急事件暴增等现实因素影响，也被迫重新部署援助，减少了在也门的相关人员。
其三，主要捐助国受疫情拖累，捐赠或将缩水。美国、欧盟是对也门捐助的大户，但也恰恰是全球第二波疫情暴发的“震中”，社会经济遭到冲击，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支出激增，能够用于对外援助的资金减少。3月中旬，美国已将对联合国也门专项援助从8500万美元降至1200万美元。未来若全球生产和服务业不能快速恢复，各国都将面临经济寒冬、被迫埋首自救。外援资金池枯竭，也门恐将面临更加绝望的境地。
出现“内战中的内战”
也门内战爆发初期，以哈迪为首的中央政府受胡塞武装逼迫退守南方，与当地分离主义势力结盟，得到沙特和阿联酋两国支持。战局陷入长期僵持后，南方分离主义势力逐渐认识到哈迪政府的软弱无能，对其丧失信心，并欲借机实现自治。双方矛盾分歧逐渐显露。2017年，分离势力领袖祖贝迪联合南部部落、地方军政领导等组建“南方过渡委员会”。2018年初，该委员会与哈迪政府在临时首都亚丁发生冲突，随后在沙特、阿联酋的斡旋下达成和解。2019年8月，该委员会又占领亚丁，夺取军营、驱逐政府要员，再次遭沙特、阿联酋联手施压，被迫与哈迪政府签订《利雅得协议》，约定权力共享。但和也门此前多数协议一样，这些权力分配条款迟迟不能落实。南方过渡委员会希望破灭，早有重新诉诸武力之意，只是苦于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疫情为其提供了恰当的时机。
4月10日，也门南部报告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引发民众恐慌。随后，亚丁地区又爆发洪灾，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公共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南方过渡委员会带头指责政府“抗疫不力”、腐败无能、管理不善，遂打着“自救”的旗号宣布自治。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直接促成的第一场“政变”，而且标志着也门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与哈迪政府的和谈努力彻底失败、反胡塞阵营分崩离析，也门内战从两个阵营的对抗演化为多方势力的竞争和冲突。
目前也门存在三个并行的权力中心。一是名义上享有合法性的哈迪政府，但其自内战开始便流亡在外，在也门的实际控制区不断缩水;二是被称为叛军的胡塞武装，成立民族救国政府，占据着首都萨那和西北部人口稠密区，实力持续壮大;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占领临时首都亚丁及东南沿海部分省份，成立自治机构，谋划推动独立公投。
三方互不相让，混战一团，不仅不利于协调行动抗击疫情，反而均把疫情视为压制对手、扩张影响力的良机。如前所述，南方过渡委员会借抗疫需求增加自治合法性。哈迪政府则高调支持联合国的停火倡议，要求叛军及分裂分子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意图借此时机恢复政府权威，重建治理体系。胡塞武装一方面趁哈迪政府与南方势力内讧之机，加紧攻城略地;另一方面以组织抗疫、运送药品和民生物资为由，要求联军放松海陆空封锁。
外部干涉力度减弱
也门冲突的根源虽然在于国内各派别权力分配不平衡、历史遗留矛盾未能有效解决，但随着沙特、阿联酋牵头组建多国联军强力介入，外部势力逐渐成为战局发展的长期主导力量。沙特、阿联酋两国负责调解反胡塞阵营内部的矛盾，努力维持哈迪政府的合法地位，目标是压制什叶派胡塞武装，阻止伊朗影响力向阿拉伯半岛南部延伸。但沙、阿在也門的战略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沙特作为也门邻国，全力支持哈迪政府军反攻北方，以确保自己边境安全;阿联酋则重点经营也门南部，意在以此为基地和跳板，将势力范围拓展到非洲之角，并不愿在也门战场上无谓纠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阿联酋陆续从也门撤出军队，仅留下部分特种部队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在南部关键省份和红海、亚丁湾沿岸重要港口的既得利益则交由代理人守护。于是，沙特成为哈迪政府的唯一支持者，也是目前平息也门冲突的主要责任方，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国际舆论压力和财政压力。
但今年初以来，沙特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下行的双重打击，自顾不暇，干涉也门的意愿进一步下降。尤其从4月开始，沙特情况加速恶化。一方面，新冠病毒传播进入爆发期，每日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乃大势所趋。长期看，全球石油供需关系逆转，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形成，油价很难再回巅峰时代;短期看，疫情造成交通停摆、工业生产停滞，对石油的需求急剧下降。加之沙特与俄罗斯大打价格战，使油价进一步探底。4月中旬，主要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但未达预期效果，油价继续震荡下行，目前尚不到沙特维持预算平衡所需的价格的一半。沙特收入锐减，财政吃紧，被迫增发千亿里亚尔债券以缓解压力。
在此情况下，沙特急于以“体面的方式”摆脱也门战争的负担，所以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和平倡议。4月初即宣布单方面停火，到期后又决定顺延，承诺在全面停火实现前仅保留防御性行动;同时，对哈迪政府的支持也有所动摇，开始直接与胡塞武装对话。沙特的态度和做法向也门冲突各方传递了明确的“退出”信号。但在尚无具体政治解决方案的此时此刻，外部干涉力度减弱留下了显而易见的权力真空，刺激各方加紧争夺，成为诱发冲突加剧的主要外因。
人道主义灾难深重
连续数年的战乱已经使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全球最严重”级别上不断刷新纪录，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内战派别分裂又带来叠加效应，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首先，也门的医疗体系损毁严重，无力应对新冠病毒传播。据联合国专家称，也门约90%的医疗设施和服务集中在胡塞武装控制区，而胡塞方面的统计则显示，这些设施中有93%左右已不同程度受损、不能正常使用。目前，也门72%的人口缺医少药，65%的人没有清洁用水，数万人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300多万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拥挤度日。霍乱、白喉、猪流感等传染病已肆虐全国，新冠病毒更是雪上加霜。截至5月底，也门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4例，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实际情况被严重低估。
其次，疫情带来全球大封锁，国际人道救援受阻。也门有2400万人口依赖援助物资;约16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威胁，迫切需要粮食进口。但全球供应链中断，停航断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援助物资更加匮乏。同时，以“无国界医生”为代表的国际人道组织受到航线削减、全球紧急事件暴增等现实因素影响，也被迫重新部署援助，减少了在也门的相关人员。
其三，主要捐助国受疫情拖累，捐赠或将缩水。美国、欧盟是对也门捐助的大户，但也恰恰是全球第二波疫情暴发的“震中”，社会经济遭到冲击，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支出激增，能够用于对外援助的资金减少。3月中旬，美国已将对联合国也门专项援助从8500万美元降至1200万美元。未来若全球生产和服务业不能快速恢复，各国都将面临经济寒冬、被迫埋首自救。外援资金池枯竭，也门恐将面临更加绝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