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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晁错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他父亲看到的危险,但晁错作出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选择。
晁错之“仁”
晁错,我们习惯于把他看成法家。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为人峭直刻深”,但我以为,法家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处世规则,他们往往有大仁大德,能大公无私,事情往往做得大模大样。不像儒家那样小恩小惠,小里小气。我读晁错给文帝上的有关徙民实边备胡的奏议,是深深地为之感动的。是的,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动了那么多的脑子,提出了那么多聪明的计划,但我为之感动的则是他为迁徙到边地的人民考虑得那么周到。他希望边地官吏能遵纪守法,对迁徙到边疆来的百姓,照顾其老弱,厚待其青壮,不去侵凌他们。他还假借所谓古代之法,要国家在迁徙百姓之前,先要察看地脉是否阴阳和顺,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审察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观察草木是否繁茂丰饶。还要先为之建好集镇,修筑城池,为百姓修好一间堂屋两间住房,关好门户,配置器物,让百姓到达后即有屋可住,有器可用。还要在新住区派驻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生老病死要关照,婚丧嫁娶要垂顾;甚至,死后,要让这些人的坟墓互相倚靠在一起。
他严厉斥责暴秦征伐罪人戍边的“谪戍”制度,他认为秦专任严刑峻法来强迫人当兵,甚至战死后家人没有一点优待,弄得人人都有背叛的心理。所以,他以为最好的制度不是“罚”,而是“赏”,显然他反对秦的恐怖政策,这是他与商鞅不同而近于人道的地方。他以古代三王为例,说明治国安民要本于“人情”,他说:
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
这里哪有一点“刻深”的味道呢?这简直是仁厚如孔子,公正如孟子啊!文帝十二年,晁错上疏请求减免农民租税,文帝下令减收租税之半;十三年,又“除民田租税”(《汉书·食货志》),谁说法家只是“切事情”呢?他们也“知人情”,体民情啊!
人格与“主义”
法家人物也往往能大公无私,晁错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范。司马迁说他“为国远虑,祸及近身”,并感慨地说,“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吴王刘濞列传》),又说他“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太史公自序》),著《汉书》的班固也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祸及近身”也好,“反受其咎”也好,这都是晁错主动的义无反顾的选择。就在他力倡削藩,引天下之矢集于一身时,他的父亲从老家颍川跑来,阻止儿子,我们看看这场父子间的对话。
父亲说:“皇上才即位(指景帝),你当权处理政事,便要侵削诸侯,疏离人家骨肉,引起别人对你纷纷指责,和诸侯们结下怨恨,你这是为的什么呢?”
儿子答道:“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不如此,就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父亲说:“你这样做,他刘家倒是安定了,而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赶紧回家等死吧!”
以晁错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他父亲看到的危险。但晁错作出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选择。他是坚定的,决绝的,几乎是义无反顾的,也可能是孤注一掷的。他可能还是太相信他身后的靠山汉景帝了吧。他就把宝押在这个看起来很贤明的君主身上了。在这一点上,倒是他的那位没有传下名字的老父亲比他更明白,更了然那必然的结局——回到老家后,这位可敬又可怜的老人惶恐不安,思前想后,决定饮药自杀。死前,他对人说:“我不忍心见到祸患降临到我身上。”
读《史》《汉》所载的这一段,我们不能不被晁错的人格与“主义”所感动,尤其是被他坚持“主义”而不惜生命的精神所感动。明代的李贽,就此议论道:“国而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不尊也。公而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焚书·晁错》)
衔冤孤魂
大约在晁错父亲自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汉景帝刘启果然出卖了晁错。他听信与晁错有宿怨的袁盎的谗言,在由另外三个小人出面上奏的要求腰斩晁错、诛杀其全部家族成员的奏章上,朱笔一挥,一个血淋淋的大字:“可!”要知道他毫不心跳毫不手软地斩草除根的,是他多年的师傅和最信任的大臣啊!十几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谋划国事,是最亲密的战友啊!刘启真是英雄!真是又厚又黑的大英雄!
而这一切发生时,晁错竟然被蒙在鼓里。景帝派中尉去召见晁错,骗晁错乘车去巡行中市。此时晁错的官职是内史,其职责即是掌管京畿,负责皇帝和首都的安全,巡行市区,也算是他的常规工作吧。晁错闻命,急急忙忙穿上朝服,登车启行。当车行至长安东市时,刽子手们突然变脸,将他推下车子,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可怜晁错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命归西。在忍君奸臣的合力谋划之下,汉初最有价值的头颅,滚落长安东市的尘埃之中。
接着,便是嗜血的小人们操纵着嗜血的国家机器,诛杀了晁错家族的男女老少。晁氏家族的血渗进了刘氏帝业的根基。
晁错死后,一个叫邓公的校尉,从战场归来,上书陈说前方军事情况,谒见景帝。景帝问他说:“你从军事前线来,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后,吴国和楚国罢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因为削减他的地盘而发怒,打着诛杀晁错的名义,但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我担心从此天下人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进言了。”景帝说:“那是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没法控制,所以才提议削减他们的土地,以便尊崇京师。这是万世的大利。计划才刚刚实行,竟然遭到杀戮,对内杜绝了忠臣的口,对外反而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以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景帝深深叹息一声,说:“你说得对,我对这件事也觉得悔恨。”好像是出于对晁错的补偿,景帝拜这位为晁错说了话的邓公为城阳中尉。
而晁错以及他家族的一门老小,早已成为衔冤的孤魂野鬼了!
弃子
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后,上了一封按劾诸侯罪过、乘机削夺其土地的奏札,一下子就弄得天下汹汹滔滔,“诸侯喧哗”,仅十几天的工夫,就激起吴楚七国的叛乱,其口号即是“诛晁错,清君侧”。景帝与晁错商量如何退兵,晁错以为,把数百万大军交给大臣,不可信,很危险,不如景帝带兵出战,而自己留守京师。正商议未定,大将军窦婴推荐了与晁错宿怨极深的袁盎来见景帝。袁盎对景帝说,他有一个退敌的好主意:“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具备中人以下智商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意——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已苦心孤诣地准备了三十多年,他岂能真是为了一个晁错?其次,就算景帝弄昏自己的脑壳,昏到相信晁错一死,吴楚叛乱“兵毋血刃而罢”,下一步怎么走?以后中央的威权何在?景帝将不帝,帝国将不国,当初刘邦天下不归于一不歇手,难道仅仅四代,便重蹈东周覆辙?
但是,早就“成竹在胸”的景帝还是接受了袁盎的献“计”;而晁错也就此踏上了一条他根本预见不了其最终结局的不归之路。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景帝玩弄晁错的全过程。首先,他利用晁错的忠诚和远见,“假错为之用”,让他承当“削藩”的倡导者和设计师的角色,使之成为众矢之的,并利用他的奏札激化矛盾,促使必反的吴楚等国早日爆发,从而能够有充足的理由动用武力收拾他们。当这一目的实现后,再用晁错的脑袋笼络未反的诸侯,孤立吴楚,使中央具有绝对的优势。景帝的这一连环妙计,平心而论,还真叫人佩服!
而晁错,至死都没明白,自己只是这招棋中一个可怜的弃子。
晁错之“仁”
晁错,我们习惯于把他看成法家。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为人峭直刻深”,但我以为,法家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处世规则,他们往往有大仁大德,能大公无私,事情往往做得大模大样。不像儒家那样小恩小惠,小里小气。我读晁错给文帝上的有关徙民实边备胡的奏议,是深深地为之感动的。是的,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动了那么多的脑子,提出了那么多聪明的计划,但我为之感动的则是他为迁徙到边地的人民考虑得那么周到。他希望边地官吏能遵纪守法,对迁徙到边疆来的百姓,照顾其老弱,厚待其青壮,不去侵凌他们。他还假借所谓古代之法,要国家在迁徙百姓之前,先要察看地脉是否阴阳和顺,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审察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观察草木是否繁茂丰饶。还要先为之建好集镇,修筑城池,为百姓修好一间堂屋两间住房,关好门户,配置器物,让百姓到达后即有屋可住,有器可用。还要在新住区派驻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生老病死要关照,婚丧嫁娶要垂顾;甚至,死后,要让这些人的坟墓互相倚靠在一起。
他严厉斥责暴秦征伐罪人戍边的“谪戍”制度,他认为秦专任严刑峻法来强迫人当兵,甚至战死后家人没有一点优待,弄得人人都有背叛的心理。所以,他以为最好的制度不是“罚”,而是“赏”,显然他反对秦的恐怖政策,这是他与商鞅不同而近于人道的地方。他以古代三王为例,说明治国安民要本于“人情”,他说:
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
这里哪有一点“刻深”的味道呢?这简直是仁厚如孔子,公正如孟子啊!文帝十二年,晁错上疏请求减免农民租税,文帝下令减收租税之半;十三年,又“除民田租税”(《汉书·食货志》),谁说法家只是“切事情”呢?他们也“知人情”,体民情啊!
人格与“主义”
法家人物也往往能大公无私,晁错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范。司马迁说他“为国远虑,祸及近身”,并感慨地说,“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吴王刘濞列传》),又说他“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太史公自序》),著《汉书》的班固也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祸及近身”也好,“反受其咎”也好,这都是晁错主动的义无反顾的选择。就在他力倡削藩,引天下之矢集于一身时,他的父亲从老家颍川跑来,阻止儿子,我们看看这场父子间的对话。
父亲说:“皇上才即位(指景帝),你当权处理政事,便要侵削诸侯,疏离人家骨肉,引起别人对你纷纷指责,和诸侯们结下怨恨,你这是为的什么呢?”
儿子答道:“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不如此,就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父亲说:“你这样做,他刘家倒是安定了,而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赶紧回家等死吧!”
以晁错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他父亲看到的危险。但晁错作出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选择。他是坚定的,决绝的,几乎是义无反顾的,也可能是孤注一掷的。他可能还是太相信他身后的靠山汉景帝了吧。他就把宝押在这个看起来很贤明的君主身上了。在这一点上,倒是他的那位没有传下名字的老父亲比他更明白,更了然那必然的结局——回到老家后,这位可敬又可怜的老人惶恐不安,思前想后,决定饮药自杀。死前,他对人说:“我不忍心见到祸患降临到我身上。”
读《史》《汉》所载的这一段,我们不能不被晁错的人格与“主义”所感动,尤其是被他坚持“主义”而不惜生命的精神所感动。明代的李贽,就此议论道:“国而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不尊也。公而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焚书·晁错》)
衔冤孤魂
大约在晁错父亲自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汉景帝刘启果然出卖了晁错。他听信与晁错有宿怨的袁盎的谗言,在由另外三个小人出面上奏的要求腰斩晁错、诛杀其全部家族成员的奏章上,朱笔一挥,一个血淋淋的大字:“可!”要知道他毫不心跳毫不手软地斩草除根的,是他多年的师傅和最信任的大臣啊!十几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谋划国事,是最亲密的战友啊!刘启真是英雄!真是又厚又黑的大英雄!
而这一切发生时,晁错竟然被蒙在鼓里。景帝派中尉去召见晁错,骗晁错乘车去巡行中市。此时晁错的官职是内史,其职责即是掌管京畿,负责皇帝和首都的安全,巡行市区,也算是他的常规工作吧。晁错闻命,急急忙忙穿上朝服,登车启行。当车行至长安东市时,刽子手们突然变脸,将他推下车子,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可怜晁错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命归西。在忍君奸臣的合力谋划之下,汉初最有价值的头颅,滚落长安东市的尘埃之中。
接着,便是嗜血的小人们操纵着嗜血的国家机器,诛杀了晁错家族的男女老少。晁氏家族的血渗进了刘氏帝业的根基。
晁错死后,一个叫邓公的校尉,从战场归来,上书陈说前方军事情况,谒见景帝。景帝问他说:“你从军事前线来,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后,吴国和楚国罢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因为削减他的地盘而发怒,打着诛杀晁错的名义,但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我担心从此天下人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进言了。”景帝说:“那是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没法控制,所以才提议削减他们的土地,以便尊崇京师。这是万世的大利。计划才刚刚实行,竟然遭到杀戮,对内杜绝了忠臣的口,对外反而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以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景帝深深叹息一声,说:“你说得对,我对这件事也觉得悔恨。”好像是出于对晁错的补偿,景帝拜这位为晁错说了话的邓公为城阳中尉。
而晁错以及他家族的一门老小,早已成为衔冤的孤魂野鬼了!
弃子
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后,上了一封按劾诸侯罪过、乘机削夺其土地的奏札,一下子就弄得天下汹汹滔滔,“诸侯喧哗”,仅十几天的工夫,就激起吴楚七国的叛乱,其口号即是“诛晁错,清君侧”。景帝与晁错商量如何退兵,晁错以为,把数百万大军交给大臣,不可信,很危险,不如景帝带兵出战,而自己留守京师。正商议未定,大将军窦婴推荐了与晁错宿怨极深的袁盎来见景帝。袁盎对景帝说,他有一个退敌的好主意:“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具备中人以下智商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意——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已苦心孤诣地准备了三十多年,他岂能真是为了一个晁错?其次,就算景帝弄昏自己的脑壳,昏到相信晁错一死,吴楚叛乱“兵毋血刃而罢”,下一步怎么走?以后中央的威权何在?景帝将不帝,帝国将不国,当初刘邦天下不归于一不歇手,难道仅仅四代,便重蹈东周覆辙?
但是,早就“成竹在胸”的景帝还是接受了袁盎的献“计”;而晁错也就此踏上了一条他根本预见不了其最终结局的不归之路。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景帝玩弄晁错的全过程。首先,他利用晁错的忠诚和远见,“假错为之用”,让他承当“削藩”的倡导者和设计师的角色,使之成为众矢之的,并利用他的奏札激化矛盾,促使必反的吴楚等国早日爆发,从而能够有充足的理由动用武力收拾他们。当这一目的实现后,再用晁错的脑袋笼络未反的诸侯,孤立吴楚,使中央具有绝对的优势。景帝的这一连环妙计,平心而论,还真叫人佩服!
而晁错,至死都没明白,自己只是这招棋中一个可怜的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