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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人无一不重视书房的设置，尽管各自经济状况迥异，但都讲究书房的高雅风致，力图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
唐代刘禹锡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明代的归有光，青少年时代曾埋首于一间极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却自得其乐：“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
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嘉靖年间的陈眉公自幼好学，28岁时放弃功名，结庐小昆山，得隐士之名。他对书画归属论述独到：一善趣：赏
鉴家、精舍、净几、风日清美、瓶花茶笋橙橘时、山水间……一落劫：人村汉手、质钱、献豪门、剪作练裙袜材、不肖子、换酒食、盗……
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晶画、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骚人墨客，工鉴别、善晶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
士人强调癖好，对于有癖好者持欣赏态度。
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袁中郎对此深论道：“稽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入耳。若真有所癖，将沉缅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
书画癖好乃至书斋设置，也多有讲究。
书斋陈设
书斋乃文人读书游息、进德修业、谈文论艺、集会结社之所。文人雅士彼此优游往来，情意笃厚者，往往登堂人室，明窗、曲几、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谈、把卷。
倪正父在《锄经堂》述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子弟读书第五。”
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著有《长物志》，将书斋内部空间分为：山斋、丈室、小室、卧室、佛堂、琴室、浴室、亭榭、楼阁等，建材、用色、形制、尺度等，多有记载。文人丈室中间可放置卧榻及禅椅之属。前庭广阔以承日色，留西窗以受斜阳。
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论述详细，除了长桌古砚，古琴鼎炉，还需在床头小几放置花瓶：“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悬挂字画唯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之，禽鸟人物不与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
书房文昌尤为重要。文昌星是主宰文人命运之星，“文昌位”是指文昌星坐临的方位。文昌位最适合作为书房或放置书桌，是读书效果最好的地方。文昌属
木，以堪舆学的观点来说，调整“木”气可以增加文昌运。绿色是文昌星主色，房间的颜色可以绿色为主，墙壁最好不要张贴花哨的壁纸，以免个性易浮躁不安，无法专心学习。书桌不能位于横梁下方或直接对着空调。今年可在东南桃花位上放置四支水养富贵竹，在西方文昌位上放置一杯清水，适时更换，可以直接催旺流年文昌运。在笔筒内放四支毛笔，或直接挂在书桌背后，有助思维清晰。
书房藏书也很重要，我国最早的一部住宅风水书《黄帝宅经》提出“藏书摆法，也有造化”，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书柜上中下层应该是思想、文化、技术等顺序。列书架一，上置《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经》《左传》等书；“释”则《金刚钞义》《楞严会解》《圆觉注疏》《华严合论》《法华玄解》等。“道”则《道德经新注指归》《西升经句解》《文始经外旨》《冲虚经四解》《南华经义海纂微》《仙家四书》《真仙通鉴》等编。“医”则《黄帝素问》《六气玄珠密语》《难经脉诀》《华佗内照》《巢氏病源》。闲散则《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词选》。
高子道：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
文房清玩
文房清玩是指文人书斋中一切文化用具及陈设的总称，除了笔、墨、纸、砚房四宝外，还有笔洗、笔筒、笔架、笔插、笔掭、砚滴、砚屏、砚匣、水丞、墨床、臂搁、镇纸、印章、印盒、山子等。
南宋赵希鹄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元代罗先登《文房图赞续篇》记有文房常用器具十八种。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称文房诸具计有五十余种。
书斋清供，以焚香晶茗为主，远眺山明水秀，怡情养性。
晚明画史名家陈继儒道：“余寒斋焚香点茶之外，最喜以古瓶插蜡梅、水仙。”文人雅兴，奇珍古董，铜罐、瓷瓶、漆盒都是营造氛围的佳器，赏玩皆有学问。
陈眉公《太平清话》中有言：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鼎彝令人古。
焚香与品茗两者相互为用，可以在各种闲隐生活中发挥作用，呼应不同的心境，营造出特别的生活氛围。“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这个味觉与嗅觉的感官之娱，并不是轻易能够参与的，这当中有极多细微的讲究门道，而这种种讲究正是一个感官世界不断开展的过程。
对于香晶的讲求已成文人之普遍行为，论及闲赏之著作，多有涉及于此者，如张应文之《清秘藏》、高濂之《遵生八笺》、毛晋之《香国》、屠隆之《香笺》、项元汴之《蕉窗九录》……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从文人雅士到僧道医巫，均热衷香道文化。古代的香席活动强调四种品德：“净心契道，晶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有些人误读了香文化的内涵，视香文化为迷信。
要想识香、懂香，若不知道香文化的历史，不认识各种香料及香方，当然无法下手；要想真正玩香、品香，不了解香料的生产、炮制与配伍，不熟悉各种香器、香具的制作与使用，自然难以做到，而要说香、评香，就更需要深刻理解香文化与宗教、香文化与文人、香文化与大众等多方面的关系，理解香文化与其他意识形态产物的关系。
文房题名
文人的书房讲究题名，或以书房周围的山石花木为题以梅香命名的沧浪亭的“闻纱香室”；以梧桐命名的畅园的“桐花书屋”。
有的书房命名凸显着主人的人生态度：苏州留园中一书房名曰“汲古得绠处”，典出《荀子·荣辱》中的“短绠不可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留园中还有一书斋叫“还我读书处”，取意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鲁迅移居上海，居住大陆新村，是洋人越出租界区域建造的住宅，近乎“半租界”。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称自己的书房为“且介亭”，在此写成了《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
书斋名称通常是文人的自况，是主人的自我寄托和自我标签。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小引》中说：“昔人论文说诗之作，多冠以斋室之美名，以志撰述之得地。赏奇乐志，两美能并。” 朱亚夫、王明洪著《书斋文化》，集斋名之大成。著名书法家苏局仙的书斋名“水石居”，是以“水清石坚自励”，“以表吾之坚贞亮节之心迹”。“江南猫王”陈莲涛画室题名“师竹斋”，是因为“竹本虚心，可以为师”。国画大师朱屺瞻的斋名有“梅花草堂”、“养菖蒲室”、“修竹吾庐”等，皆为不畏严寒、蓬勃生长的花草。米芾藏有晋代王羲之、谢安等人的书法真迹，又觅得一只王羲之的古砚叫做“紫金石砚”，他常用来题古圣贤的画像，绘山水画，因名其居曰“宝晋斋”。
明代另一位藏书家赵琦美有书两万多册，其书室为“脉望馆”。出典据《仙经》云：“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主人以蠹虫啃书所升华之物——“脉望”，来比喻自己嗜书之癖，令人称绝。宋代文学家叶梦得命其藏书楼为“绌史阁”。“绌史”取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序》“灿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暗指书楼专藏经史典籍。
宋代学者尤袤酷爱读书，曾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近代学者章钰是个读书迷，对此“四当”格言十分欣赏，乃命其书室为“四当斋”。
唐代刘禹锡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明代的归有光，青少年时代曾埋首于一间极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却自得其乐：“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
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嘉靖年间的陈眉公自幼好学，28岁时放弃功名，结庐小昆山，得隐士之名。他对书画归属论述独到：一善趣：赏
鉴家、精舍、净几、风日清美、瓶花茶笋橙橘时、山水间……一落劫：人村汉手、质钱、献豪门、剪作练裙袜材、不肖子、换酒食、盗……
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晶画、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骚人墨客，工鉴别、善晶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
士人强调癖好，对于有癖好者持欣赏态度。
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袁中郎对此深论道：“稽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入耳。若真有所癖，将沉缅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
书画癖好乃至书斋设置，也多有讲究。
书斋陈设
书斋乃文人读书游息、进德修业、谈文论艺、集会结社之所。文人雅士彼此优游往来，情意笃厚者，往往登堂人室，明窗、曲几、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谈、把卷。
倪正父在《锄经堂》述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子弟读书第五。”
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著有《长物志》，将书斋内部空间分为：山斋、丈室、小室、卧室、佛堂、琴室、浴室、亭榭、楼阁等，建材、用色、形制、尺度等，多有记载。文人丈室中间可放置卧榻及禅椅之属。前庭广阔以承日色，留西窗以受斜阳。
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论述详细，除了长桌古砚，古琴鼎炉，还需在床头小几放置花瓶：“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悬挂字画唯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之，禽鸟人物不与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
书房文昌尤为重要。文昌星是主宰文人命运之星，“文昌位”是指文昌星坐临的方位。文昌位最适合作为书房或放置书桌，是读书效果最好的地方。文昌属
木，以堪舆学的观点来说，调整“木”气可以增加文昌运。绿色是文昌星主色，房间的颜色可以绿色为主，墙壁最好不要张贴花哨的壁纸，以免个性易浮躁不安，无法专心学习。书桌不能位于横梁下方或直接对着空调。今年可在东南桃花位上放置四支水养富贵竹，在西方文昌位上放置一杯清水，适时更换，可以直接催旺流年文昌运。在笔筒内放四支毛笔，或直接挂在书桌背后，有助思维清晰。
书房藏书也很重要，我国最早的一部住宅风水书《黄帝宅经》提出“藏书摆法，也有造化”，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书柜上中下层应该是思想、文化、技术等顺序。列书架一，上置《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经》《左传》等书；“释”则《金刚钞义》《楞严会解》《圆觉注疏》《华严合论》《法华玄解》等。“道”则《道德经新注指归》《西升经句解》《文始经外旨》《冲虚经四解》《南华经义海纂微》《仙家四书》《真仙通鉴》等编。“医”则《黄帝素问》《六气玄珠密语》《难经脉诀》《华佗内照》《巢氏病源》。闲散则《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词选》。
高子道：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
文房清玩
文房清玩是指文人书斋中一切文化用具及陈设的总称，除了笔、墨、纸、砚房四宝外，还有笔洗、笔筒、笔架、笔插、笔掭、砚滴、砚屏、砚匣、水丞、墨床、臂搁、镇纸、印章、印盒、山子等。
南宋赵希鹄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元代罗先登《文房图赞续篇》记有文房常用器具十八种。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称文房诸具计有五十余种。
书斋清供，以焚香晶茗为主，远眺山明水秀，怡情养性。
晚明画史名家陈继儒道：“余寒斋焚香点茶之外，最喜以古瓶插蜡梅、水仙。”文人雅兴，奇珍古董，铜罐、瓷瓶、漆盒都是营造氛围的佳器，赏玩皆有学问。
陈眉公《太平清话》中有言：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鼎彝令人古。
焚香与品茗两者相互为用，可以在各种闲隐生活中发挥作用，呼应不同的心境，营造出特别的生活氛围。“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这个味觉与嗅觉的感官之娱，并不是轻易能够参与的，这当中有极多细微的讲究门道，而这种种讲究正是一个感官世界不断开展的过程。
对于香晶的讲求已成文人之普遍行为，论及闲赏之著作，多有涉及于此者，如张应文之《清秘藏》、高濂之《遵生八笺》、毛晋之《香国》、屠隆之《香笺》、项元汴之《蕉窗九录》……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从文人雅士到僧道医巫，均热衷香道文化。古代的香席活动强调四种品德：“净心契道，晶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有些人误读了香文化的内涵，视香文化为迷信。
要想识香、懂香，若不知道香文化的历史，不认识各种香料及香方，当然无法下手；要想真正玩香、品香，不了解香料的生产、炮制与配伍，不熟悉各种香器、香具的制作与使用，自然难以做到，而要说香、评香，就更需要深刻理解香文化与宗教、香文化与文人、香文化与大众等多方面的关系，理解香文化与其他意识形态产物的关系。
文房题名
文人的书房讲究题名，或以书房周围的山石花木为题以梅香命名的沧浪亭的“闻纱香室”；以梧桐命名的畅园的“桐花书屋”。
有的书房命名凸显着主人的人生态度：苏州留园中一书房名曰“汲古得绠处”，典出《荀子·荣辱》中的“短绠不可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留园中还有一书斋叫“还我读书处”，取意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鲁迅移居上海，居住大陆新村，是洋人越出租界区域建造的住宅，近乎“半租界”。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称自己的书房为“且介亭”，在此写成了《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
书斋名称通常是文人的自况，是主人的自我寄托和自我标签。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小引》中说：“昔人论文说诗之作，多冠以斋室之美名，以志撰述之得地。赏奇乐志，两美能并。” 朱亚夫、王明洪著《书斋文化》，集斋名之大成。著名书法家苏局仙的书斋名“水石居”，是以“水清石坚自励”，“以表吾之坚贞亮节之心迹”。“江南猫王”陈莲涛画室题名“师竹斋”，是因为“竹本虚心，可以为师”。国画大师朱屺瞻的斋名有“梅花草堂”、“养菖蒲室”、“修竹吾庐”等，皆为不畏严寒、蓬勃生长的花草。米芾藏有晋代王羲之、谢安等人的书法真迹，又觅得一只王羲之的古砚叫做“紫金石砚”，他常用来题古圣贤的画像，绘山水画，因名其居曰“宝晋斋”。
明代另一位藏书家赵琦美有书两万多册，其书室为“脉望馆”。出典据《仙经》云：“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主人以蠹虫啃书所升华之物——“脉望”，来比喻自己嗜书之癖，令人称绝。宋代文学家叶梦得命其藏书楼为“绌史阁”。“绌史”取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序》“灿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暗指书楼专藏经史典籍。
宋代学者尤袤酷爱读书，曾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近代学者章钰是个读书迷，对此“四当”格言十分欣赏，乃命其书室为“四当斋”。